制度创新与区域现代化
制度创新在推动区域现代化进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从本质上来讲,区域现代化进程本身就是在主动或被动的制度创新下,激发出技术、理念和思维等方面的创新,从而形成持续性的社会发展活力,进而实现经济社会的现代化变革的过程。从中国实践来看,改革开放就是最大的制度创新,激发了中央和地方两个层面的积极性,调动了社会各个层面的创新活力。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国际地位迅速提升,这归因于持续不断的制度创新:改革开放初期的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确立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实现了农村改革与发展的“第一次飞跃”;1979年设立深圳经济特区,为国际资本、技术、信息走向全国搭建了桥梁,为全国经济体制改革探索了道路、提供了经验;1992年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全面开展了所有制改革,为多种所有制长期共存、平等竞争提供了制度保障,释放了经济活力。
一、 制度创新与区域现代化相关理论
1. 对制度和制度创新的认识
(1) 制度的内涵与功能
制度构成了人们的行为规则,为人类社会的秩序奠定了基础。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起,社会学就开始关注对制度的研究,认为制度是围绕某种社会需要建立起来的、具有较强稳定性的一套规范、价值标准、地位和角色的组合,包括家庭制度、教育制度、宗教制度、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军事制度等等。(1)
而经济学领域对制度的研究形成了制度经济学。旧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凡勃伦(1899)认为,制度“实质上就是个人或社会对有关的某些关系或者作用的一种思维习惯”(2),包括了惯例、习俗、行为规范、权利和财产的原则。另一位代表人物康芒斯则将制度定义为“集体行动控制个体行动”,集体行动的种类既包含无组织的习俗,也包含有组织的机构,康芒斯创造性地将组织与规则一起纳入了制度范畴。新制度经济学将制度视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其开创者之一诺斯认为,制度是一种“规范人的行为的规则”,通过设定一系列制约,形成人们在经济、社会、政治等各方面合作的激励结构,换言之,制度提供了一种经济秩序的合作和竞争关系。拉坦则更进一步认为,制度作为一种社会或组织的规则,通过形成合理的预期而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进行协调。(3)
总而言之,制度是人为设定的一些行为规则,用以决定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包括了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正式制度即人们有意识建立的并通过正式方式确定的制度安排,包括经济制度、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通常带有强制性、明文性的特点。非正式制度则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逐步形成的习惯习俗、伦理道德、价值观念等,这些规则尽管没有成文,但通过行为习惯能够对人们的行为产生约束。
通过制度,人们可以预知行动与结果的信息,从而采取合理的行为,调节自己与他人的关系。制度的功能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是激励功能。制度规定人的行为方向,影响人的选择。激励程度的差异可能导致发展的快慢和影响发展的效果。
二是约束行为主体的机会主义行为。制度限制了人的行为的选择空间,约束了在追求自身利益的过程中可能产生的机会主义行为,可以减少市场无序。
三是降低交易费用。有效的制度能降低不确定性,抑制机会主义行为倾向,从而降低交易成本,提高市场效率。
(2) 制度创新的内涵及特点
制度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而变化。制度创新是对制度安排的积极变动和替换,目的在于主动调整失范的规则体系,更新行为边界模糊的旧有规则,制定产生理性行为的新规则。制度创新是一个复杂过程。
戴维斯和诺思对制度创新或者制度变迁做出了较为全面的论述。(4)他们认为,制度是影响经济增长的根本性因素,变迁对经济增长具有巨大作用。一项制度的主要功能在于建立一个有利于人们交往的稳定结构来减少不确定性,但这种结构的稳定性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当预期的收益超过成本时,一项新的制度安排就会产生。诺思进一步指出经济增长的源泉在于制度变迁。他将一个社会是否实现经济增长,归因于这个社会有没有为经济领域的创新活动提供制度性激励。
制度创新的产生和实现过程具有以下特点:
一是制度创新从本质上来自于经济发展对制度变迁的内在需求,具有内生性。
二是制度创新是对既有制度的修正和重构,不同阶段制度创新的具体目标具有动态性和渐进性。
三是制度创新的实现方式通常由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相结合共同发挥作用。
四是制度创新通常由单一领域逐步向全面创新推进。
2. 制度创新和区域现代化相关理论
现代化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贯穿于这个过程的是传统向现代的一系列转变。现代化进程中最重要的一个转变是从较为初级的自然经济向技术密集的工业化经济转变。(5)英格哈特认为,现代化最核心的目标是经济增长的最快化。区域现代化是在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应对区域发展不平衡的一种推进策略。中国作为大国,区域发展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异是一个长期存在的客观现实。从中国现代化实践来看,苏南乃至长三角、珠三角的现代化探索为全国现代化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区域现代化不能脱离于全国性制度大环境,区域现代化实践中的制度创新更多地以围绕经济现代化,也即经济发展而展开。
(1)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观点
马克思较早地发现了制度对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他认为经济制度的本质就是生产关系,制度创新的动力之源是物质生产力的发展。制度对经济发展具有双重效应,而生产力的变迁是引发制度创新的根本原因:随着资本的不断积累,资本的有机构成不断提高,推动了技术变革的产生,技术变革破坏了原有的经济秩序,造成了新技术水平与原有制度体系之间的矛盾和失衡,这种情形下,只有突破原有经济关系的制度创新才能更好地发挥新技术的潜能。因而,制度与经济发展的相互作用,也即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相互适应性对经济社会的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即如果生产关系符合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则必然能够有效地促进经济增长,推动经济社会向前发展。
(2) 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
诺思认为制度创新促进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巨大进步。通过对工业革命史的研究,他将工业革命时期的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巨大进步归因于资本积累和市场交易制度的形成和完善。相反,制度发展的不足使得技术进步成果的积累和潜在的巨大市场不起作用。(6)更进一步,诺思认为,由制度形成的“路径依赖”是经济发展持续增长或者下降的原因。
库兹涅茨对更长一个时期的经济发展进程进行了研究,得出了现代经济增长的能力来自制度创新这一结论。他研究了西方发达国家近百年经济发展进程,提出现代化即是进入现代经济增长阶段这一论断。他认为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可以定义为向它的人民供应品种日益增加的经济商品的能力的长期上升。这种增长能力,来自改进技术以及它要求的制度和意识形态的调整。从广义来看,库兹涅茨所认为的“制度和意识形态的调整”均属于制度创新的范畴。
(3) 演化经济学的观点
演化经济学认为,经济发展方式是与特定的制度体系相互联系并彼此适应的,经济发展方式的变迁有赖于相应的制度转变。经济发展过程中,新的发展方式的产生,将导致经济发展与原有的制度体系之间呈现关系紧张、失调的态势,这种状态必须通过相应的制度创新来消除。经济发展方式向现代化转变的过程中,必须要将制度创新纳入其中。其代表人物哈耶克认为,制度的形成是自然演进的,并且认为只有自然演进的制度才是合理有效的制度。他用“合作的扩展秩序”来解释制度创新。
二、 制度创新是区域现代化的根本保障
1. 制度创新决定了区域现代化的实现路径
制度可以分为非正式制度和正式制度两类。非正式制度包括得到社会认可的约定俗成、共同恪守的行为准则,如价值信念、风俗习惯、文化传统、道德伦理乃至意识形态等。非正式制度通常在社会的长期交往中逐步形成,具有连续和渐变的特点,其变迁更符合哈耶克的自然演进观。而正式制度通常依赖于国家权力或某个组织而形成,是以某种明确形式固定下来的行为规范,如各种成文的法律、法规、政策、规章、契约等。正式制度的创新主要由法律、权力等刚性手段来保证。
根据诺思的路径依赖理论,制度的演进存在一种惯性作用下的自我强化机制。制度创新是从既有的社会格局中开始的,从某一种制度安排的变迁逐渐延伸到其他制度安排。不同国家、不同区域的既有社会格局存在较大的差异性,由此产生的制度创新路径的差异,导致即使在相似的环境下,现代化的路径也各不相同。以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现代化实践为例,尽管各个区域处于同样的政治体制环境和政策环境,具有相同的改革目标,并在现代化追赶过程中,采取了工业化为主导的发展战略,但在各个区域的既有结构的作用下,不同区域的制度创新内容、模式均产生了巨大的差异,进而形成了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等各具特色区域现代化的路径。
2. 制度创新决定了区域现代化的进程
制度创新从以下几个方面影响区域现代化的进程:第一,制度创新可以修正、变革既有社会格局中束缚生产力的部分,驱动整个社会向现代化的方向发展。制度创新作为创新体系中最根本的内容,能够为新技术、新观念、新思维的产生提供有力的支撑,推动这些新的因素在经济生活发展中发挥作用,逐步推动区域现代化的动力由外生逐步转向内生,区域现代化范围由局部扩展到整体。第二,制度创新通过构建激励机制引导区域现代化各行为主体的预期和行动。区域现代化的实现过程伴随着经济社会的深刻变革,传统与现代、计划和市场的观念和力量不断碰撞,不可避免会面临各个利益群体之间的冲突,也可能导致一些社会主体无所适从。只有通过制度创新,以明确的规范规则形成有利于推进区域现代化的激励机制,才能扭转经济社会生活中出现的无序和失范,凝聚各方面力量,投入到区域现代化建设中去。第三,制度创新的过程同时也是现代化因素孕育成长的过程。制度创新是对既有制度的修正和重构,创新的过程是不断地用适应现代化进程的要素替换不适应的要素,并逐步将这些新的要素整合成新的经济社会形态,驱动区域现代化不断发展。
3. 制度创新本质上与区域现代化具有同一性
区域现代化本身就是制度不断创新的过程。制度在经济社会的长期发展过程中处于核心地位。尽管制度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但从一个更长期的时间范围来看,路径依赖导致制度的僵化和惰性会导致制度效率低下,甚至失效。制度创新意味着能够适应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提供更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更为有效的激励机制来调动区域现代化进程中各行为主体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正是制度的不断创新,为技术进步和生产力发展拓宽了空间, 进而推动了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
三、 区域现代化中制度创新的路径
1. 诱致性制度创新和强制性制度创新
制度创新包含了在一个相对较短的时间内旧制度的变革和新制度的产生。制度创新主体包括了个人、组织和政府。地方政府作为中央政府在地方的代理人,依法管理指定区域内的公共事务。因此,在区域现代化中理所当然地成为推动制度创新的主体。根据制度创新来源的主体和创新实现的演进方式,可以分为诱致性制度创新和强制性制度创新。
诱致性制度创新是指现行制度安排的变更或替代,或者是新制度安排的设计和实施由个人或某个群体自发倡导、组织和实行,以获得潜在的制度创新收益。诱致性制度创新具有营利性、自发性、渐进性的特点。在诱致性制度创新中,地方政府主要用法律法规等形式承认由个人或群体创立的新制度,是一个自上而下、由局部到全部的过程,如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温州民间金融改革。与诱致性制度创新相反,强制性制度创新是由政府命令、法律等方式引入和实行的制度创新,其主体是地方政府,是一个由上而下的过程。这是地方制度创新的主要方式。
通常而言,诱致性制度创新受到某个区域内长期形成的道德观念、约束禁忌、文化传统、风俗习惯等非正式制度的影响,因此具有明显的区域特征,更为显著地影响区域现代化建设路径和模式。
2. 制度创新在区域现代化中的实践
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来看,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持续性的制度创新过程,表现为原有制度不断地被替代、转换。肇始于小岗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深圳特区这一改革开放窗口的设立分别是诱致性制度创新和强制性制度创新在中国区域现代化进程中的典型实践。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非常典型的诱致性制度创新案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20世纪80年代初农村的一项重要改革,是土地制度的重大转折。这一制度发端于1978年11月,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18位农民成为这一创新的启动者,提出了“分田到户”的制度设计,推行“大包干”。这项在贫困地区秘密萌发的制度创新,经历了政府反对、默认、批准、推广的这一过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重新划分与界定了土地产权,将土地的经营使用权与所有权进行了分离,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释放了农业发展的活力,在未增加土地经营规模的情况下,提高了单位土地的利用效率,取得了显著的增产增收效应。而随着这种“大包干”的成功实行,这一制度的推动者逐渐由地方农民上升到中央政府,这一制度创新从非正式、区域性的制度安排转变为正式的、全国性的政策制度。
与小岗村自下而上发起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同,深圳特区的设立是典型的自上而下的制度创新。在1978年国家计委和外贸部联合组成的考察组完成的《港澳经济考察报告》和时任副总理谷牧率领的政府代表团出访西欧总结经验的基础上,1979年,邓小平提出“广东可以放手干”。由此,在中央的首肯下,1979年4月,广东省委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了改革开放的设想和要求:利用毗邻港澳的有利条件,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加快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在深圳、珠海两地试办“出口特区”,并于次年3月定名为“经济特区”。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批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在深圳等地设置经济特区,旨在发展对外经济合作和技术交流,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由此,深圳开启了区域现代化的飞跃式发展,形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综合经济实力名列全国前茅,成为了对外开放的“窗口”、经济体制改革的“试验场”。深圳特区始成立以来,敢闯敢试,积极探索,始终坚持制度创新。在建立现代市场体系方面,积极引入竞争因素,相继对土地、劳动、财税、金融等管理体系进行全面改革;在所有制改革方面,较早打破单一所有制结构,大力发展国有、外资、民营等多种混合所有制经济;在政府职能转变方面,形成以市场为基础、间接性宏观调控为主的管理体制;在分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方面,形成员工持股、经营者年薪制、技术管理入股等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体系,建立了社会共济和自我保障相结合的社会保障模式。
四、 区域现代化进程中制度创新的重点和难点
制度创新不是一劳永逸的,只能在一定的时间和环境内发挥作用。在区域经济转型阶段,迫切需要开启新一轮制度创新,拓展区域发展新空间。
1. 推动市场化改革取得实质性突破的制度创新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需要着力推动市场化改革取得实质性突破。
首先,需要重新认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意味着市场经济体制下,通过价格机制发挥传递信息、分配收入、提供激励三大功能,引导市场主体把资源投入到最能满足市场需求的产品和服务上,实现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政府的职能和作用主要是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保障公平竞争,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推动可持续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弥补市场失灵。在当前新技术、新产业、新的商业模式不断产生的背景下,发挥市场作用,关键是遵循市场规律、善用市场机制解决问题。打破行业垄断、进入壁垒、地方保护,增强企业对市场需求变化的反应和调整能力,提高企业资源要素配置效率和竞争力。发挥政府作用,关键是让政府干好自己该干的事。用改革激发市场活力,用政策引导市场预期,用规划明确投资方向,用法治规范市场行为。
其次,需要明确企业作为市场主体的作用和地位。市场主体企业也有个人,是生产要素或产品的所有者,在满足社会需要中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企业主体方面,所有制标签导致了国企和民企发展中的双重标准和双重理念,企业参与市场和获取资源的机会不均等和竞争不公平,影响了市场主体的活力和竞争力。要从尊重企业市场主体和法人实体地位的角度,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将国有企业放在与民营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同一起跑线上,鼓励各种所有制企业公平参与市场竞争,以市场化力量真正形成优胜劣汰机制。在准入领域和准入门槛方面,民营企业参与的公平性还有待进一步提高。
2. 化解区域经济产能过剩与需求结构升级的矛盾的制度创新
产能过剩是我国宏观经济运行中突出存在的问题。如制造业领域的电解铝、水泥、平板玻璃、造船等行业的产能过剩问题在全国范围内表现得都相当严重,各个地区的过剩产能表现为具体产业的不同。
产能过剩与有效供给不足并存的根本原因在于现有供给体系未能适应消费需求结构的转型升级。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导致消费观念和消费需求结构发生显著变化,以住房交通和食品衣着等实物消费为主的居民消费结构,逐渐转变为服务消费与实物消费并重的消费结构,且对产品的个性化、多元化需求越来越高,消费偏好与发达国家趋同。如出境购物,已由奢侈品逐渐蔓延到日常用品。相比之下,我国的产品供给体系转型升级滞后于消费需求结构变化。制造业对内仍主要以低质低价的产品供给为主,对外出口受到周边地区的产出替代和高端制造业向发达国家回流的双重挤压,面向国内市场转型滞后。产能过剩与需求结构升级的矛盾亟待通过制度创新引导投资流向和过剩产能压缩。
此外,地方政府对市场甚至是企业的过度干预,引发地区间恶性竞争以及地方保护主义也是产能过剩的一个重要原因。如,地方政府为追求 GDP,往往出台刺激性政策甚至直接干预投资,造成相关行业因对投资预期盲目乐观而蜂拥而至,而增加的产能却远远超过社会实际需求所能承载的能力,甚至引发一些新兴产业出现产能过剩。
3. 推动区域经济发展动能转换的制度创新
从国际环境来看,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酝酿新突破,高端制造业向发达国家回流和中低端制造业向发展中国家分流共存,全球贸易规则重构,国际贸易争端频发,挤压了制造业的外部空间。在内外部压力下,各个区域的经济均呈现出速度减缓、结构调整、动力转换的阶段性特征。由要素和投资驱动以及出口导向型的传统动能转向创新驱动和内需拉动的新动能。
制度创新是培育区域经济发展新动能的根本保障。制度创新在培育新动能方面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制度的激励效应引导资源进入新兴领域。诺思认为,经济增长由制度“启动”。有效的制度安排可以通过引导市场主体预期进而引导市场主体行为,吸引更多的流动性资源要素进入产业链高端环节,流向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同制度激励将会导致不同的发展路径、发展速度。
二是制度可以降低交易费,提高市场效率。制度安排降低了市场发展中的不确定性。培育新动能的过程是一个技术创新、产业创新、模式创新、产品创新等多元化创新并行的过程,充满了不确定性。在开放式创新的趋势下,创新主体之间既合作又竞争,有效的制度安排能够抑制创新主体的机会主义行为倾向,从而降低交易成本,提高市场效率。
4. 着力发挥非正式制度创新对区域现代化的推动作用
经济社会发展同时受到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双重影响。非正式制度在社会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主要包括价值信念、伦理规范、道德观念、风俗习惯、意识形态等内容。发展区域现代化,除了强调正式制度创新的促进作用外,还需要不断创新非正式制度,让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创新共同发挥作用。非正式制度是嵌入在特定的区域经济社会之中的,具有明显的区域性特征,如亲缘关系、地缘关系、非正式组织等。
首先,非正式制度创新是明确经济秩序的需要。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是由政府自上而下发动建立的,这种改革历程使得社会普遍认为政府是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角,忽视了其他社会主体在改革中的作用。
其次,非正式制度创新是向现代化社会转型的需要。现代化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概念,不仅涉及经济领域的工业化发展,也涉及政治、文化等领域的变革。如工业化带来农村人口向城市人口的转移,从而导致传统农业经济的价值观念在城市中不再适用,如果没有非正式制度创新的及时填补,就会在旧的结构解体、新的结构不稳固的情况下引起社会失范。
五、 构建区域现代化发展的制度保障
1. 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一是尊重各类主体市场地位平等参与市场竞争。市场主体既有企业也有个人。要从尊重企业市场主体和法人实体地位角度,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将国有企业放在与民营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同一起跑线上,鼓励各种所有制企业公平参与市场竞争,以市场化力量真正形成优胜劣汰机制。在准入领域和准入门槛方面,进一步提高民营企业参与的公平性。此外,居民主体集多种经济行为于一身,购买力水平直接影响内需。要进一步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增加居民的经营性和财产性收入,更加注重公共服务在二次分配中的作用,增强消费意愿。同时加强劳动者技能培训,提升就业增收能力,引导消费结构升级,持续激发居民主体发展新活力。
二是以破除垄断为重点提高市场对内对外开放程度。破除垄断,既包括破除市场垄断也包括破除行政垄断,要通过开放倒逼垄断部门的市场化进程。在要素市场,推进价格改革,更大程度让市场定价,凡是能由市场形成价格的都交给市场,最大限度地发挥市场决定价格的作用,使资源配置从政府主导型转变为市场主导型。在从生产型制造向服务型制造转变、规模城镇化向人口城镇化的转型升级,以及物质型消费为主向服务型消费为主的消费结构转型升级的趋势下,加快推进服务业领域开放,放宽除公共服务领域外的大部分服务业领域价格管制,吸引社会资本进入相关领域,激发服务领域的市场活力。
三是以普惠性功能性为方向改进产业政策设计。要更多从体制机制改革中找办法,研究多用普惠性、功能性产业政策,少用选择性、倾向性的扶持政策。在政策设计上,产业结构政策向企业和市场配置资源为主转变,产业组织政策向由市场决定方向的模式转变,产业技术政策向坚持市场主导和公平开放、集中力量扶优做强的模式转变,产业布局政策向由市场决定产业集聚方向和方式的模式上转变,在市场决定性基础上用好地方政府“有为之手”。
2. 加快推进区域经济转型升级
一是深化体制改革,构建有利于区域经济转型升级的制度环境。转变政府职能,继续推进简政放权、削减行政审批事项。将政府职能明确定位为服务市场主体和创造良好发展环境,鼓励地方探索适应区域发展特点的政府职能转变方式,避免政府行为对市场正常竞争的干预。更加注重运用规划、法治、标准等手段,把该由市场起作用的还给市场,更多以“非限制即许可”的负面清单思路指导产业发展和结构调整。深化投资管理体制和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让民间资本进入更多的领域,消除束缚各类市场主体活力发挥的各种体制性障碍。
二是完善退出机制和准入机制相结合,淘汰过剩产能和落后产能。建立完善过剩产能和落后产能的市场化退出机制。完善破产清算制度,加大企业重组与破产力度,通过破产、转让、拍卖等方式淘汰、转移过剩、落后产能,释放“僵尸”企业占用的社会资源。加大行业兼并、重组及整合力度,突破所有制障碍和地方保护主义,鼓励优势企业兼并整合上下游企业,优化产能结构。在环保、用水、能耗、排放等方面建立更科学、更严格的产业准入标准,由前置审批为主转为技术先进性指标、产品质量安全、节能减排标准指标监管为主。
三是完善创新政策体系,加快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明确企业作为技术创新主体地位,激发创新创业活力。认真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保护产权的意见》,增强企业发展的财产财富安全感,稳定社会信心。营造有利于新技术涌现的制度环境。加大基础性研发投入,突出体制机制创新与科技创新的协同整合,加强对基础科学、共性技术和人才培养的投入,推动制造业加速向中高端产业环节攀升和新兴领域转型升级。进一步放宽新产业新业态的市场准入,形成有利于创新型人才、跨界融合团队、工匠型人才和创新型企业家发展的政策环境。
3. 加强非正式制度创新对正式制度创新的支持作用
一是建立新型市场经济文化,加强市场经济的自治能力。弘扬企业家精神,发挥企业家独特的认知能力、发现能力、利用市场机会的能力和整合知识的能力,鼓励企业家创新创业,激发市场经济活力。加强市场经济诚信文化建设,培育市场主体的契约意识和契约精神,维护市场交易秩序。培育市场经济法治精神,规范政府及所有市场参与者的行为,确保经济活动有序进行。
二是加强促进创新创业的文化氛围以及制度环境建设。在全社会范围内营造弘扬变革意识、超越精神、宽容失败、人文关怀的创新文化氛围,增强人们的创新意识,激发人们的创新行为。尊重人在创新中的主导地位,通过教育、科研管理、收入分配等一系列的制度改革与创新,形成公平竞争、推陈出新、大胆探索、追求真理、勇于冒险的社会环境。
三是在非正式制度创新过程中,要充分发挥社会舆论的指引导向作用,减少制度创新的意识形态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