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生态建设
一、 生态现代化理论的发展追溯
1. 生态现代化理论的产生背景
生态现代化研究,源自环境运动和环境改革。环境运动是多种思潮的混合体。1962年,美国学者雷切尔·卡逊的《寂静的春天》唤醒了人们的环境意识。美国学者殷格哈特的《无声的革命》,描述了20世纪60年代从物质价值向“后物质价值”的市场转型。后物质价值反映人对自我发展、知识和审美等方面的高级需要,成为环境运动的内在动因。在随后的10多年间,联合国有关机构、OECD、欧盟以及许多国家的政府和非政府组织,推动了环境改革。自20世纪70年代起,涌现出大量关于人类与自然之间相互关系的理论和思想。在众多理论中,德国学者胡伯在20世纪80年代(Huber,1985)提出的生态现代化理论,已经成为环境社会学的一个主要理论。
2. 生态现代化理论的内涵
生态现代化理论是在20世纪80年代西欧的一些发达国家,如德国、荷兰、英国最早产生并逐渐发展起来的。生态现代化的概念是由德国学者马丁·雅尼克(Martin Janicke)首先在1982年一项题名“预防性环境政策:生态现代化和结构性政策”的研究中提出的。1985年,胡伯和其他“柏林学派”的环境政策研究者也使用了“生态现代化”这个词。可以说,雅尼克影响了当时德国的政策辩论,而胡伯则促进了学术界的研究兴趣。荷兰学者对该理论的完善和发展起了关键性作用,第一篇关于生态现代化的英文论文是由荷兰瓦赫宁根大学 Gert Spaargaren和 Arthur Mol于1992年发表的,作者系统论述了生态现代化理论在解释社会变化过程中环境和现代化之间关系的适用性。
一般而言,生态现代化是现代化与自然环境之间互利互惠的相互作用:这是世界现代化的一种生态转型,即现代化向符合生态学原理的发展模式转变。
3. 生态现代化的特征
(1) 非物化(轻量化)。生态现代化包括高效低耗和高品低密。在物资生产等效率得到大幅提高的同时,实现物资、能源、资源等低消耗,并提高经济的服务比重、文化比重、信息和知识比重等,进而降低经济和社会的物质密度。
(2) 绿色化。降低和消除对环境和健康的伤害过程和程度,基本内涵是无毒无害和清洁健康。
(3) 生态化。根据预防和创新原则,推动现代化模式的生态合理的转变过程。基本内涵是预防创新和循环双赢。
(4) 经济与环境退化脱钩。主要包括:经济发展与物质需求增长脱钩、经济发展与自然资源消耗增长脱钩、经济发展与能源消耗增长脱钩、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增长脱钩、经济发展与生态退化脱钩等。正向耦合指经济发展与环境进步良性耦合。
4. 生态现代化理论的发展阶段
生态现代化理论的发展可以分成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20世纪80年代)强调的是依靠科学技术创新,解决工业国家的环境问题。但是这种论断遭到新马克思主义和反生产力主义学者的抨击,他们认为解决环境危机的途径就是停止工业化。
第二个阶段(20世纪 80年代末至90年代中期)主要着眼于生态转型过程中国家和市场所扮演的角色,更多地关注制度、文化以及人类机构在环境诱发型社会变迁中的作用。生态现代化理论开始与结构化理论、风险社会理论、自反性现代化理论联系起来。这个阶段的批评主要来自后现代化主义、生态中心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等流派。
第三个阶段(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生态现代化理论得到了极大的发展,生态现代化研究呈现出更加宽广的全球视角,如全球化问题、环境改革问题、环境信息管理、可持续消费等,并开始走出欧洲,被应用于解释亚洲、非洲等非欧洲国家的环境政策和现代化进程。
二、 国内外生态现代化研究内容及启示
1. 国外关于生态现代化的研究
西方生态现代化理论是一种保守的环境主义论,其理论局限在于:主张在传统工业文明的框架内部,不触动工业化生产的固有模式和前进方向,通过革新技术手段,完善市场化方案解决生态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带有乐观的“技术决定论”色彩,但是,“技术决定论”遮蔽了资本主义工业生产、技术利用背后生产关系支配、控制自然的实质。事实上,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本身就是生态危机的根源,如果没有替代性文明——生态文明的产生和新社会结构——生态社会主义的实践,生态文明是不可能实现的。西方生态现代化的理论充其量是一种生态改良主义论。
2. 国内关于生态现代化的研究
中国学者在生态现代化方面的研究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在欧洲相关机构留学或从事研究的学者,主要集中在荷兰瓦赫宁根大学,研究成果主要以英文形式在境外发表或出版。张磊用生态现代化理论分析了中国小城镇产业的生态化问题;刘毅运用生态现代化理论中的环境流分分析法 (environmental flows analysis)以滇池为例分析了中国的磷循环问题;钟丽锦运用类似方法对中国城市水业的管理进行了分析。另外一类是中国本土学者对该理论的引述和发展,目前仍处于起步阶段,大部分只是概念上的借用。中科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完成的《中国现代化报告2007——生态现代化研究》是这类研究中最为系统的一项。该报告在归纳和介绍西方学者在生态现代化理论方面的研究脉络的基础上,尝试将理论应用于中国,并提出了中国生态现代化建设的战略目标,报告中提出的“运河路径”有一定的创新性。其不足是在理论的应用上略显僵化,过分强调指标体系的定量性评估。事实上,生态现代化理论的主要研究方法是制度分析,主要被用于解释环境改革和环境制度变迁,进而提出改善的建议,即使实证研究也只是期望通过对生态转型过程的制度和机制剖析,从而得出促进生态转型的建议。
三、 生态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
国内有学者构建了生态环境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如《论生态现代化指标体系的构建》(郭鲁,2014)一文中,从碳汇、能源消耗、水环境、大气环境、固体废弃物五个方面设计环境生态现代化指标体系,包含了12个指标。其中碳汇包含森林覆盖率、保护区面积占国土面积比重2个指标;能源消耗包括万元GDP能耗、万元GDP电耗2个指标;水环境包含化学需氧量排放强度、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监测断面水质达标率3个指标;大气环境包括二氧化硫排放强度、烟尘排放强度、工业粉尘排放强度、城市空气质量达标率4个指标;固体废弃物用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来评价。
俞黎明、李勤以生态现代化理论为基础,根据生态环境主要要素将生态环境现代化指标体系分为水环境、大气环境、声环境、固定废物、能源消耗、生态系统、生态产业七大类。
表3.1 生态现代化指标体系
续 表
生态现代化指标体系为量化生态现代化程度奠定了基础,随着对生态现代化认识的加深,指标体系的构建也更加全面和科学。
四、 实现区域生态现代化建设的路径
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坚定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区域生态现代化要早日实现,必须依靠切实的措施来保障,生态环境与生产、生活和消费的关系密不可分,因此要依靠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公众的共同努力,从生产、生活和消费等方面入手,推进区域生态建设。
1. 转变发展方式,从源头遏制污染
西方国家走“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已经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值得我们引以为戒。摒弃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方式,贯彻五大发展理念,以发展理念转变引领发展方式转变,以发展方式转变推动发展质量效益提高,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变革。通过科技创新,大力发展绿色产业,如绿色金融业、环保产业等。推进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建设。坚定不移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以“互联网+”行动计划为路径,以现代服务业和先进智能制造为主体,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从根本上改变目前低端、粗放、低效发展的现状,走出一条“保护式开发”的道路。
2. 培育生态优先的生活方式和消费习惯
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绿色生活理念,引导公众改变不符合生态文明要求的生活习惯,形成可持续的生活方式。构建涵盖节约型机关、绿色家庭、绿色学校、绿色社区和绿色出行的绿色工作和生活体系。党政机关带头开展反浪费行动,严格落实建筑节能、节水、节电、绿色采购等措施,创建节约型机关。弘扬勤俭节约的优良传统,深入宣传节约光荣、浪费可耻、适度消费的理念,开展“反食品浪费行动”和“文明餐桌行动”,在全社会积极倡导厉行节约的生活方式。强化资源回收和循环利用意识,鼓励个人和家庭养成资源回收循环利用的习惯,自觉进行垃圾分类,对废旧电池、过期药品等有毒有害物品集中存放收集。将环保意识融入教学活动中,鼓励青少年积极参加环保行动,树立热爱自然、保护地球的高尚情操,形成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念。推广社区“跳蚤市场”和“换物超市”,鼓励家庭闲置物品和废旧物品的循环利用。构建以轨道交通为骨干、地面公交为主体、步行以及租赁自行车等多种交通方式为补充的城市公交系统,确立城市公共交通在城市交通中的优先地位,完善公共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建立服务高效、换乘便捷、出行舒适、城乡统筹的多层次公交体系。
3. 加强对污染的预防、治理
正确认识环境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加大对环境污染预防和治理力度,对环境污染大的产业和企业实行“零容忍”,提高企业准入的“环境门槛”,从源头控制污染。将珍贵的、稀有的资源纳入自然资源核算体系中,设立保护基金,以资金补助的方式刺激资源保护。健全环保信用评价体系,健全信息强制性披露制度,通过“生态税”“污染黑名单”等方式对污染环境的违法主体进行严惩重罚。构建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环境治理体系。
4. 完善环境保护和治理机制
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实行最严格的源头保护制度、损害赔偿制度、责任追究制度,完善环境治理和生态修复制度,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改革生态环境保护管理体制,第一,要建立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监测预警机制,对水土资源、环境容量和海洋资源超载区域实行限制性措施。第二,实行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坚持使用资源付费和谁污染环境、谁破坏生态谁付费原则,逐步将资源税扩展到占用各种自然生态空间。第三,建立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终身追究制。第四,建立吸引社会资本投入生态环境保护的市场化机制,推行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第五,健全生态环境举报制度,加强社会监督。
(执笔:杜宇玮、程俊杰、孙肖远、杨明辉、朱珊、孟静、郭玉燕)
(1) 参见张燕《西方区域经济理论综述》,载《当代财经》2003年第12期。
(2) 参见徐梅《当代西方区域经济理论评析》,载《经济评论》2002年第3期。
(3) 参见徐云松《区域经济理论:历史回顾与研究评述》,载《石家庄铁道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
(4) 参见李仁贵《西方区域发展理论的主要流派及其演进》,载《经济评论》2005年第6期。
(5) 参见冯邦彦、叶光毓《从区位理论演变看区域经济理论的逻辑体系构建》,载《经济问题探索》2007年第4期。
(6) Fujita u.,T.Mori,1966.“Structural Stability and Evolution of Urban Systems”, in Regional Science and Urban Economics, 27(4-5):399-422.
(7) 参见李剑林《基于发展观演变的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及空间格局调整》,载《经济地理》2007年第6期。
(8) 参见逯进、陈阳《中国区域经济发展30年》,载《东方论坛》2012年第3期。
(9) 参见付晓东《中国区域经济理论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载《区域经济评论》2013年第2期。
(10) 参见李剑林《基于发展观演变的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及空间格局调整》,载《经济地理》2007年第6期。
(11) 参见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 , 载《人民日报》2007年10月 25日,第1版。
(12) 参见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载《人民日报》2012年11月 18日,第1版。
(13) 参见《优势互补互利共赢扎实推进努力实现京津冀一体化发展》,载《人民日报》2014年2月28日第1版。
(14) 参见《李克强作的政府工作报告(摘登)》,载《人民日报》2014年3月6日第2版。
(15) 参见于文浩《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区域发展战略的历史考察》,载《中国经济史研究》2015年第6期。
(16) 参见安虎森、肖欢《我国区域经济理论形成与演进》,载《南京社会科学》2015年第9期。
(17) 参见刘志彪、陈柳《东部地区基本现代化的政府推动与制度安排》,载《审计与经济研究》2014年第1期。
(18) 参见刘志彪、章寿荣、杜宇玮《东部地区开放模式转型与区域现代化》,载《学海》2013年第4期。
(19) 参见洪银兴《现代化理论和区域率先基本现代化》,载《经济学动态》2012年第3期。
(20) 参见洪银兴《现代化的创新驱动: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载《江海学刊》2013年第6期。
(21) 参见刘志彪、程俊杰《以指标体系诱导发展: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可行路径》,载《南京社会科学》2012年第10期。
(22) 《列宁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28页。
(23) 参见公丕祥主编《变革时代的区域法治发展》,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第108—110页。
(24) 参见王恩涌、王正毅等《政治地理学——政治的时空格局》,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页。
(25) 参见伍贻康《欧洲区域治理模式形成的背景条件》,载《国际观察》2008年第5期。
(2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0 页。
(27) 周平:《概念供给:中国政治学构建的关键》,载《江汉论坛》2017年第6期。
(28) 在本节中,区域文化建设在区域现代化的语境下与区域文化现代化、区域文化现代化建设是同义语。
(29) 费孝通:《反思·对话·文化自觉》,载于《论人类学与文化自觉》,华夏出版社2004年版,第188页。
(30) 俞吾金:《现代性现象学(续)》,载《江海学刊》2003年第2期。
(31) 参见李翔海《中国文化现代化历程的哲学省思》,载《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6期。
(32) 《礼记·中庸》。
(33) 张鸿雁、邵颖萍:《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传承与创新——以江苏为例》,载《江苏社会科学》2013年第1期。
(34) [美] 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赵一凡等译,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197页。
(35) 金耀基:《从传统到现代》,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34—135页。
(36) 参见张谨《中国文化现代化的矛盾分析及解决途径》,载《甘肃社会科学》2010年第1期。
(37) 衣俊卿:《文化哲学——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交汇处的文化批评》,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17页。
(38) 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89 页。
(39) 克利福德·格尔兹:《文化的解释》,纳日碧力戈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年版,第368页。
(40)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 年以前的世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57页。
(41) 参见杜凡一《民国时期(1912 —1949)中国文化发展的基本线索》,载《长春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
(42) 毛泽东:《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1949年9月21日),载于《毛泽东文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45页。
(43) 当代中国研究所:《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第1 卷,人民出版社、当代中国出版社2012年版,第259页。
(44) 参见刘旭光《1949年—1979年的中国城市文化:历程与反思——以上海为中心》,载《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
(45) 参见李宁《国内区域文化发展战略比较》,载《学海》2009年第6期。
(46) 参见中国现代化战略研究课题组《中国现代化报告2009——文化现代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01页。
(47) 参见孟召宜、沈正平、殷薇、刘倍倍《我国区域文化现代化建设水平的测度和分析——一个基于文化产业的视角》,载《边疆经济与文化》2012年第11期。
(48) 参见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建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