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层设计推动模式
顶层设计推动,是京津冀地区区域现代化的关键动力。京津冀城市群是我国三大城市群之一,主要包括北京市与天津市两个直辖市和河北省的石家庄市、保定市、张家口市、承德市、唐山市、秦皇岛市、廊坊市、沧州市八个市。京津冀城市群在2004年以后逐步成型,并且取得了快速的发展。与此同时,它在发展过程中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如内部城市的相互联系不够紧密、生态环境遭到破坏、交通运输系统缺乏整体性等。这些问题严重影响着京津冀城市群的协调与可持续发展。京津冀与一般的城市群有所不同,它包含我国的首都城市——北京,所以它是一种特殊的城市群形式——首都城市群。
从产业发展的角度看,中国的区域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珠三角地区的中小企业开始的,广东发展主要依靠中央的开放政策以及对外资的依赖;第二阶段是长江三角洲,主要是以中等企业为主,主要动力来自国家扩大开放的机遇以及全球化;第三阶段是京津冀地区的发展,其发展动力主要是依托于各种“国字号”的高端资源,特别是国有企业和依托于首都研发资源。发展至今,京津冀地区的区域优势主要为大型国有企业的集中地。
一、 改革开放以后首都功能的再强化
作为京津冀的核心城市,北京在改革开放以后进入了高速发展期和发展转型期。其主要标志如下:
(1) 1983年:确定北京的城市性质为“全国的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不再提“经济中心”和“现代化工业基地”;逐步改建旧城划,定旧皇城范围及建筑高度,向四周扩建;在近郊发展十几个相对独立的新建地区,形成“分散集团式”的布局。(42)
(2) 1993年:延续以旧城为中心并向外发展的城市布局模式,提出“20年内完成旧城及关厢地区的危旧房改造,大力向新区和卫星城疏散人口”(43);突出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与发展。这一时期城市发展的核心动力源于投资,出现了老城衰落、商务繁荣、政务发展的总体特征,常住人口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突破5000美元,消费结构升级加快;由于产业方向明确,因此房地产等固定资产投资拉动型产业获得了巨大发展;人口数量变化加速;城区建设全面化,固定资产投资力度不断加强,旧城保护、改造与新项目建设同步进行,城市整体形态基本形成;城市功能仍以生产和居住为主,但服务功能不断强化,政治、经济、文化等多功能聚集,功能街区聚集和辐射效应增强;从综合环境看,在城市产业繁荣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空气污染、交通堵塞、人均用水少、社会治安乱、城市贫困等问题逐步显现。
与此相适应,急速的扩张给城市管理提出了很多新的要求,在进一步保障产业结构、发展水平,保证产业化、商业化改造和建设的基础上,要求逐步形成应有的城市建设格局。为此,城市管理以经济和城市发展为主要目标,强调发展与投资环境;城市管理侧重于发展战略管理和规划功能定位,但管理方式逐渐市场化和经济化,管理方式和手段日趋多样化,相应的城市垂直管理体系也开始形成。
(3) 2005年,从首都城市发展和管理目标来看,《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年)》将北京定位为“国家首都、世界城市、文化名城”,首次提出了“宜居城市”,并且提出了多中心与新城发展的战略。这一时期,城市发展与管理的核心动力转向管理;总体特征表现为综合整治、战略调整、管理转型;产业发展方向进一步明确,现代服务业体系基本形成;人口质量进一步提高,常住人口趋于下降,但流动人口密度增大;城区建设开始向科技化、集约化和精致化方向转型;城区功能和内涵进一步提升,而新增项目建设开始逐步减少,全市各类分散的资源和功能将被整合到若干连接区域的交通走廊上;从综合环境看,围绕“城市病”开始全面改造,社会环境开始向多元化、宜居化转变。
改革开放40年,北京和其他现代国际大都市一样,正在经历着一个由“单中心”集中建设到“多中心”全面发展的演变过程。首都的定位已转化为经济优势和城市核心竞争力。这一过程不仅是城市空间形态上的改变,对城区功能和城市管理能力的提升都将产生系统而深远的影响。首都的功能主要包含三个层次:首先,是首都的核心功能,即北京作为首都所承担的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四大功能;其次,是服务于这四个核心功能、关联紧密的行政事业功能;再次,是服务于前两个层次、与他需求相适应的城市一般功能。(44)改革开放40年来,作为京津冀的龙头以及首都,北京的地位功能不断强化,一方面享受着作为首都的资源投入,另一方面北京的非首都功能又不堪重负,即超过首都功能中的核心功能和行政事业功能,而在规模和体量上又超过城市一般功能。北京履行了过多职能,使得人口过于稠密,进而产生过多的教育医疗功能,为区域服务的物流、呼叫中心等人力资源密集的产业,以及一些行政办公功能等。
因此,2014年2月,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视察北京并发表讲话,对北京的核心功能做出了明确的城市战略定位,要求坚持和强化北京作为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的核心功能,深入实施人文北京、科技北京、绿色北京战略,努力把北京建设成为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自2014年起,北京就城市总体规划开始了调整和修改,首先是首都功能要集中在核心职能上,要把非首都核心职能的产业发展尽可能地压缩和疏解到周边。
“十三五”时期,北京将重点有序疏解非首都功能,着力优化提升首都核心功能。详情如下:(45)
(1) 全面落实疏解非首都功能任务
坚决退出一般性产业特别是高消耗产业,引导和推动区域性物流基地、区域性专业市场等部分第三产业整体迁出,推动部分教育、医疗、培训机构等社会公共服务功能向京外发展,有序疏解部分行政性、事业性服务机构。
建立与承接地对接机制,积极推进曹妃甸区、新机场临空经济区、张承生态功能区、滨海新区等四个战略合作功能区建设,推动形成“多点一城”疏解格局。
(2) 集中力量在通州建设市行政副中心
抓紧行政办公区建设,确保到2017年市属行政事业单位整体或部分迁入取得实质性进展。加快配置教育、医疗、文化、公园绿地等公共服务设施,健全互联互通的交通体系。
严格控制建设规模和开发强度,优化组团式布局,避免过多功能聚集。根据2015年3月23日出台的《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此规划纲要突出“创新”,一边要求疏解北京的非首都职能,同时再次强化北京的政治中心地位。规划纲要明确表示,三省市定位分别为:北京市“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天津市“全国先进制造研发基地、北方国际航运核心区、金融创新运营示范区、改革开放先行区”,河北省“全国现代商贸物流重要基地、产业转型升级试验区、新型城镇化与城乡统筹示范区、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
在这次京津冀定位中,突出强调了“创新”的重要性。如第一次把科技创新中心作为北京的城市发展的战略地位,第一次把先进制造业的研发基地作为天津的战略定位,第一次明确提出河北是科技成果孵化转化基地。为了支持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需要,三地都十分突出“创新”的功能地位。从内涵来看,科技创新中心必然是高附加值的科技经济职能更新,核心是创新型经济,其发展离不开实体经济和金融市场要素。要同时成为国家科学中心和国家技术创新中心,要与国家创新资源联合起来,服务重大国家战略,成为引领中国科技创新的“领头羊”和集聚全球高端创新要素的核心枢纽之一。京津冀要从创新入手打造“现代化新型的首都圈”,实际上把北京作为我国政治中心的地位再次强化了。规划纲要明确了以“一核、双城、三轴、四区、多节点”为骨架,推动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构建以重要城市为支点,以战略性功能区平台为载体,以交通干线、生态廊道为纽带的网络型空间格局。
二、 顶端的全球资源提升城市功能
2017年,全球知名的城市评级机构GAWC(全球化与世界级城市研究小组与网络)发布了2016年版的世界城市评级报告,(46)他们将全球城市分为几档:
第一档是Alpha++,只有两个城市上榜,分别是伦敦、纽约。
第二档是Alpha+,有七个城市上榜,分别是新加坡、香港、巴黎、北京、东京、迪拜、上海。
与2012年的榜单相比,2016年的榜单最明显的变化是北京的排名超过上海,北京在新经济与创新创业上的表现也明显好过上海,反映在排名上的变化与大众的感性认识相符。
北京正依托科技创新驱动经济转型发展,一批批轨道交通、生命科学以及高科技材料企业大放异彩。目前,在我国达到国际领先水平的219项技术中,北京占55.7%,达到国际领先水平的技术成果在全国占据绝对优势。(47)一批轨道交通、生物医药、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的顶尖技术也在北京落地成长。在非首都功能疏解的背景下,北京正依托全球顶尖资源打造全国科技创新中心,依托创新驱动经济全面转型发展。新的机遇也带来了新的挑战,北京也正在思考如何进一步为科技成果落地产业化提速,以及如何更高效地实现京津冀区域的科技联动。
当前,北京正在打造全国科技创新中心。过去的五年,各项创新指标突飞猛进,各种重大原创科技成果不断涌现,成为全国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扎实深入推进的巨大动力。全国科技创新中心在全球创新网络关键枢纽地位更加凸显。建设国际技术转移中心和国家技术转移集聚区,北京已拥有58家国家级技术转移服务机构和103家国家级国际科技合作基地。(48)在京外资总部企业已达280家,外资研发机构548家。(49)
数据显示,2016年,北京研发经费支出达到1479.8亿元,比2011年增长58%,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为6%左右,位居全国最高水平,也高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国家高新技术企业1.6万家,占全国总数的16%。2016年新增科技型企业8万家,占当年新增企业总数的比重为36%,表明全社会创新创业的热情和投入明显提高。全市科技型企业总数43.2万家。上市企业总数281家,总股本占全国的41.5%,总市值占全国近1/4。新三板挂牌企业累计1479家,占全国总数的15%,市值居全国首位。“首科指数”比2011年增加17.04点。(50)
2016年,北京每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76.8件,是全国平均水平的9.6倍。PCT国际专利申请量6589件,是2011年的3.5倍。中关村企业累计创制国际标准229项,比2011年新增139项。高技术产业、科技服务业增加值年均增速分别为37.7%和12.8%。2016年技术合同成交额3940.8亿元,是2011年的2.08倍,五年来实现翻番。其中70%以上输出到国内其他省区市的350个城市和出口。中关村示范区总收入实现4.57万亿元,是2011年的2.4倍,五年来实现翻番。科技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60%。截至2016年底,北京企业在天津、河北两地设立分支机构近6000家。(51)
北京市作为全国科技创新中心,在央地协同创新方面也取得实质性进展,培育出如量子通信和量子反常霍尔效应、高温铁基超导等一批重大基础研究成果,进一步提升了科技创新的国际影响力。在科技成果方面,世界首个深度学习处理器“寒武纪”和国内首款嵌入式神经网络处理器(NPU)“星光智能一号”研发成功并实现量产。支持建设12英寸集成电路生产线,北京成为国内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的集成电路创新基地。(52)高性能大型钛合金构件激光增材制造技术首先实现了在航空发动机、汽轮机等装备上的应用。机器人整机在汽车制造、物流搬运、医疗健康、文化教育等领域广泛应用。2016年亦庄成为世界机器人大会永久会址。生物医药产业成为新的千亿元级产业,销售利润率连续13年居全国首位。加快发展新能源汽车产业,首个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国家动力电池创新中心落户北京。
在疏解非首都功能的背景下,科技创新已成为北京经济全面转型的立体化引擎。在科技创新发展的背后,北京也正面临一些新的挑战。目前北京的“高精尖”技术方面存在科技成果落地较慢的挑战,由于从原始创新到技术,到中试,再到批量生产需要的时间较长,加之现在的科研更加强调科技创新的链条在区域方面的配置,因此落地时间并不短。由于北京地区的各项成本越来越高,空间资源越来越稀缺,因此很多项目的中试、产业化以及孵化等方面也需要在周边区域配置。
在周边的转化需要形成相应的集群和产业链条的衔接。目前很多周边的园区都是处于孤立式发展,存在“有企业,无产业”的状况,单个企业缺乏配套,缺乏关联,无法形成链条和集群,加之整体成本较高,完善产业链条、形成集群效应是未来工作的重点。科学技术作为新兴领域,在不断摸索的过程中,新的挑战会不断出现。据了解,交控科技在发展过程中,及时发现了行业内信号系统的问题及其发展趋势,及时倡导开展相关的标准编制工作,并积极参与了标准制定工作。近几年,倡导并参与起草了国内“城市轨道交通基于通信的列车运行控制系统技术条件”的制定工作,该标准已于2013年2月1日开始实施;牵头起草了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城市轨道交通CBTC信号系统行业技术规范”的制定工作,该标准的系统需求规范已经发布并于2014年开始实施;牵头起草重庆、北京和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分别组织的互联互通技术规范。
由于权力中心的溢出效应,顶端的行政资源带来了雄厚的资源优势,因此全国甚至全球的顶尖创业者都愿意来这里发展,从而形成了得天独厚的技术、人才、资金优势。今后五年,北京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将初步建成。在市党代会闭幕的一周内,像微软加速器毕业项目展示会这样高质量的创投活动在北京已举行了五六场。除了微软加速器,美国顶尖孵化器Plug &Play也将其中国总部落户中关村制造大街。(53)国际孵化器等国际创新平台争相以北京为创新“据点”,吸引全球创新资源。以北京中关村为代表的“衍生型”高新技术产业群正逐渐从以民营科技企业为主体的“贸、工、技一体化”的国内科技贸易区发展成不断专业化的、面向国内市场的高技术服务中心。由于国内外企业大量进入该地区,导致中关村地区地租、土地价格不断上扬,中关村的一些主要企业纷纷把生产基地迁往外地,如联想把生产基地建在广东的惠州,方正集团把生产基地建到广东东莞。从国际经验看,中关村高科技产业群发生的这种总部、研发机构和生产基地相分离的现象符合高科技产业的发展规律。从今后的发展趋势来看,中关村未来发展的潜在优势仍在于其得天独厚的人才优势和巨大的市场潜力,随着跨国公司从多方位进入市场,中关村将成为中国高科技行业与国外接轨的智力平台。
三、 雄安新区与京津冀一体化
京津冀的整体定位是“以首都为核心的世界级城市群、区域整体协同发展改革引领区、全国创新驱动经济增长新引擎、生态修复环境改善示范区”。京津冀协同发展明确了以“一核、双城、三轴、四区、多节点”为骨架,(54)推动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构建以重要城市为支点,以战略性功能区平台为载体,以交通干线、生态廊道为纽带的网络型空间格局。
2017年6月5日发布的《京津冀协同发展指数报告(2016)》显示,2005—2015年京津冀协同发展指数总体呈上升态势,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阶段效果明显。从五个协同指数变化趋势看,京津冀共享发展和绿色发展取得明显进展,是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指数上升的主要力量;协调发展出现积极变化;创新发展成效较小;开放发展相对滞后。从京津冀三地发展指数的比较结果看,北京地区发展指数最高,天津次之,河北最低,但三地差距目前呈缩小趋势。
从2014年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以来,产业、公共服务、生态环境一体化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但是,京津冀的城市之间发展实力相差悬殊,发展失衡,尤其是京津冀中部城市发展实力明显偏弱,缺乏带动发展的增长极,这必然影响京津冀一体化协同发展的速度,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也受到制约。“大城市病”问题突出,人口过度膨胀,交通日益拥堵,大气污染严重,房价持续高涨,社会管理难度大。同时,京津冀地区水资源严重短缺,加之区域功能布局不够合理,城镇体系结构失衡,京津两极过于“肥胖”,周边中小城市过于“瘦弱”,区域发展差距悬殊,特别是河北与京津两市发展水平差距较大,公共服务水平落差明显。要解决上述问题,就迫切需要国家层面加强统筹,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推动京津冀三省市整体协同发展。因此,地处京津冀中部的雄县、新安及容城三县共建新区,形成新的增长极,必将对京津冀一体化发展起到促进作用。
基于此考虑,2017年4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通知,决定设立河北雄安新区。这是继深圳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之后又一具有全国意义的新区。雄安新区规划建设以特定区域为起步区先行开发,起步区面积约100平方公里,中期发展区面积约200平方公里,远期控制区面积约2000平方公里。规划范围涉及河北省雄县、容城、安新三县及周边部分区域,地处北京、天津、保定腹地,区位优势明显、交通便捷通畅、生态环境优良、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较强,现有开发程度较低,发展空间充裕,具备高起点高标准开发建设的基本条件。
规划建设雄安新区七个方面的重点任务:一是建设绿色智慧新城,建成国际一流、绿色、现代、智慧城市。二是打造优美生态环境,构建蓝绿交织、清新明亮、水城共融的生态城市。三是发展高端高新产业,积极吸纳和集聚创新要素资源,培育新动能。四是提供优质公共服务,建设优质公共设施,创建城市管理新样板。五是构建快捷高效交通网,打造绿色交通体系。六是推进体制机制改革,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激发市场活力。七是扩大全方位对外开放,打造扩大开放新高地和对外合作新平台。
科技创新中心的发展需要优化配置京津冀地区的优质资源,发挥北京地区科技创新的龙头作用,北京周边地区要积极进行科技创新的转化。在雄安新区方面,要打造新的创新高地,北京地区需要与雄安新区实现差异联动,促使整个区域的创新资源得到更大范围的释放,进而推动区域转型,辐射带动全国发展。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是应对资源环境压力加大、区域发展不平衡矛盾日益突出等挑战,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培育增长新动力和新的增长极、优化区域发展格局的现实需要。有利于破解首都发展长期积累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优化提升首都核心功能,走出一条中国特色解决“大城市病”的路子;有利于完善城市群形态,优化生产力布局和空间结构,打造具有较强竞争力的世界级城市群。
(执笔:徐 琴、樊佩佩)
(1) 参见卢荻《广东改革开放的三个发展阶段及主要成就》,载《特区经济》2001年第7期。
(2) 广东改革开放初期的政策资料主要来源于梁灵光《广东改革开放的实践与探索》,载《百年潮》2003年第9期;李军晓《先行一步——广东改革开放初期历史研究》,中央党校博士学位论文,2007年。
(3) 参见吴唐生《广东对外开放三十年进程及其经验启示》,载《广东经济》2009年第1期。
(4) 政策资料主要来源于李军晓《先行一步——广东改革开放初期历史研究》,中央党校博士学位论文,2007年。
(5) 这12项措施具体为:1. 进一步缩小农副产品定购、派购和计划收购的范围,扩大三类产品。2. 调整日用工业品的购销政策。3. 积极开展农工商联合经营。4. 积极办好集体商业和服务业。5. 发挥个体小商贩的补充作用。6. 打破地区封锁,按经济区域组织商品流通。7. 坚决精简商品流通环节。8. 积极开展省内外协作,逐步与协作省、区建立固定的供销关系。9. 积极开展议购议销,办好信托贸易和贸栈。10. 进一步办好大中城市、县城农副产品市场。11. 积极解决城市和工矿区商业、服务业和储蓄网点不足的严重问题。12. 进一步加强市场管理。
(6) 李长春:《增创新优势,迈向新世纪,全面推进广东现代化建设——在中共广东省第八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1998年5月22日)。
(7) 参见赵健《广东改革开放纪实》,广东经济出版社2009年版,183页。
(8) 参见王琦《产业集群与区域经济空间耦合机理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年。
(9) 参见王雷《中国产业集群理论研究评述》,载《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2期。
(10) 参见王雷《我国产业集群的区域特征分析》,载《生产力研究》2004年第7期。
(11) 数据来自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广东省专业镇发展促进会联合课题组发布的《 广东省专业镇创新指数》,2016年6月14日。
(12) 参见广东省科技厅《广东专业镇协同创新打造经济新常态》,载《广东经济》2016年第5期。
(13) 参见广东省科技厅《广东专业镇协同创新打造经济新常态》,载《广东经济》2016年第5期。
(14) 参见杜弘禹《广东“专业镇”进阶:聚集优势换挡创新优势》,载《21世纪经济报道》2016年6月22日。
(15) 参见程玉鸿、许学强、薛德升《珠江三角洲产业结构演变与城镇发展的时空差异分析——兼论广州与深圳区域地位的变化》,载《地域研究与开发》2004年第3期。
(16) 参见《从山寨到引领——深圳是“硅三角”的龙头》,载《经济学人·商论》4月刊。
(17) 参见陈昌华、李战军《深圳何以成为世界“硅洲”(创新之城)》,载《人民日报(海外版)》2017年6月1日。
(18) 参见《跻身全球10大市值公司,组局打造“粤港澳大湾区”》,载电商界网站2017年6月21日,http://www.dianshangjie.com/neiye⁃6320.html。
(19) 参见《浙商研究人士细数浙江民营企业的“6789”》,载中国新闻网2009年8月31日, http://news.163.com/09/0831/14/5I26I3IK000120GU.html。
(20) 参见徐长乐、邹毓喆《后危机时代浙江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载《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5期。
(21) 参见王雷《我国产业集群的区域特征分析》,载《生产力研究》2004年第7期。
(22) 参见《浙江义乌中国小商品城2016年成交额达千亿元 居全球首位》,中国新闻网2017年3月10日,http://news.hexun.com/2017⁃03⁃10/188442018.html。
(23) 参见黄晶晶《舟山大宗商品交易再推螺纹钢》,载《钱江晚报》2012年11月1日。
(24) 参见《杭州电商产业发展综述(上):打造全球电子商务的“精神高地”》,载《杭州日报》2014年10月29日。
(25) 参见《全国首座互联网金融大厦落成杭州 挖财等首批企业入驻》,载浙商网2015年2月5日,http://biz.zjol.com.cn/system/2015/02/05/020500447.shtml。
(26) 来自《杭州建设国家中心城市 引领都市圈产业转型升级》,载《杭州日报》2017年1月31日。
(27) 参见刘乐平《特色小镇,怎样更特更强》,载《浙江日报》2017年8月3日。
(28) 参见苏斯彬、张旭亮《浙江特色小镇在新型城镇化中的实践模式探析》,载《宏观经济管理》2016年第10期。
(29) 参见《浙江第三批特色小镇创建名单、第二批特色小镇培育名单公布》,载浙江在线 2017年8月2日,http://tsxz.zjol.com.cn/xwdt/201708/t20170802_4722649.shtml。
(30) 参见吴福象《江苏模式和浙江模式:路径选择与成功经验》,载《中国经济报告》2014年第8期。
(31) 参见《江苏省新型城镇化与城乡发展一体化规划(2014—2020年)》(全文),载《新华日报》2014年5月26日。
(32) 参见《江苏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草案》, http://www.jssb.gov.cn/goveinfo/xxgkml/ghjh/czjdxgh/201603/t20160328_279846.html,2016年3月28日。
(33) 参见杜宁、赵民《发达地区乡镇产业集群与小城镇互动发展研究》,载《国际城市规划》2011年第1期。
(34) 参见范玮:《改革开放30年——江苏外向型经济发展历程与展望》,载《江苏商论》2009年第1期。
(35) 参见田伯平:《江苏开放型经济可持续发展研究——基于体制、政策和环境的视角》,载《江苏社会科学》2011年第3期。
(36) 数据来自江苏省人民政府“扩大对外开放积极利用外资新闻发布会”,2017年4月11日,http://www.jiangsu.gov.cn/szfxwfbh/xwfbhhz/201704/t20170411_474062.html。
(37) 《江苏上半年实际到账外资全国第一》,载《江苏经济报》2016年7月29日。
(38) 参见明洁、姜静《加快江苏外向型经济转型的路径探索》,载《江苏商论》2009年第12期。
(39) 参见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界联合会课题组《建设苏南自主创新示范区的对策建议》,载《新华日报》2012年1月31日。
(40) 参见王海平《江苏外向型经济下一步:创新导向》,载《江苏企业管理》2015年第4期。
(41) 参见姚华松、欧君秀《改革开放30年来江苏和广东经济发展路径对比研究》,载《特区经济》2010年第9期。
(42) 参见中共中央国务院《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方案》,1983年7月14日。
(43) 北京市人民政府:《北京城市总体规划(1991年至2010年)》,1994年2月27日。
(44) 参见李丹丹、邓琦、沙璐《京津冀三地定位调整:北京再次强化政治中心地位》,载《新京报》2015年8月24日。
(45) 参见中共北京市委《中共北京市委关于制定北京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载《北京日报》2015年12月9日。
(46) 参见孙不熟《外国城市评级机构为什么看好中国这几个城市?》,新浪财经2017年6月2日,http://finance.sina.com.cn/wm/2017—06—02/doc⁃ifyfuvpm7110976.shtml。
(47) 参见孙乐琪《科技创新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60%》,载《北京晚报》2017年6月14日。
(48) 参见孟竹《北京建设全国科技创新中心这五年:市级财政科技投入增73.76亿》,载人民网北京频道,2017年6月29日。
(49) 参见马婧《总部企业助推首都产业升级》,载《北京日报》2017年2月1日。
(50) 参见方彬楠、王子扬《顶尖技术产业化的北京经验》,载《北京商报》2017年6月19日。
(51) 参见孙乐琪《北京研发经费五年增长 58% 居全国最高水平》,载《北京晚报》2017年 6月14日。
(52) 参见凌纪伟《中国首款嵌入式神经网络处理器(NPU)“星光智能一号”诞生》,载新华网2016年6月21日,http://news.xinhuanet.com/2016—06/21/c_129078175.htm。
(53) 参见孙奇茹《北京打造创新“据点”吸引全球资源 顶尖人才北京逐梦》,载《北京日报》2017年7月16日。
(54) “一核”即指北京。把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优化提升首都核心功能、解决北京“大城市病”问题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首要任务。
“双城”是指北京、天津,这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主要引擎。要进一步强化京津联动,全方位拓展合作广度和深度,加快实现同城化发展,共同发挥高端引领和辐射带动作用。
“三轴”指的是京津、京保石、京唐秦三个产业发展带和城镇聚集轴,这是支撑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主体框架。
“四区”分别是中部核心功能区、东部滨海发展区、南部功能拓展区和西北部生态涵养区,每个功能区都有明确的空间范围和发展重点。
“多节点”包括石家庄、唐山、保定、邯郸等区域性中心城市和张家口、承德、廊坊、秦皇岛、沧州、邢台、衡水等节点城市。重点是提高其城市综合承载能力和服务能力,有序推动产业和人口聚集。同时,立足于三省市比较优势和现有基础,加快形成定位清晰、分工合理、功能完善、生态宜居的现代城镇体系,走出一条绿色低碳智能的新型城镇化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