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经济建设
经济建设是一个国家或区域国民财富积累和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与主要源泉。从现代化视野来看,经济现代化是基础与核心,促进经济发展、增进人民福祉,是中国今后一段时期所要追求的主要现代化目标。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因此,区域现代化的首要任务必须是区域经济建设。本节在阐述西方经典区域经济理论演变的基础上,归纳中国区域经济建设的发展历程及其战略特征,揭示中国区域经济建设面临的矛盾问题,明晰现代化目标下的中国区域经济建设的内涵特征和发展路径,以此阐明中国区域经济如何实现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
一、 区域经济建设的理论基础
1. 以企业区位选择为核心的区位理论
(1) 古典区位理论
西方区域经济理论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初由德国经济学家创立的古典区位理论。杜能(Thunen)于1826年首先提出了农业区位理论,认为农业生产的品种选择和经营方式的首要决定因素是产地与市场(中心城市)的距离。随着欧洲工业化的崛起和城市的迅猛发展,一些学者开始探讨工业配置的区域条件。20世纪初,韦伯(Weber)于1909年将杜能的区位论思想运用到工业领域,提出了“工业区位论”。他提出,生产成本最小化是厂商区位最优选择的标准,而最小生产成本是由劳动力成本、运输成本和集聚因素三者共同决定的。胡佛(Hoover)在1937年则修改了韦伯的体系,考虑了更复杂的运输费用结构、生产中投入的替代物和规模经济。
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市场规模的扩大,市场的空间形式与功能在生产力布局中显示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一些学者发现生产成本最低并不意味着利润最大,而且并不能最终确定企业在一个区域的配置,而市场对厂商来说才是至关重要的。为此,形成了以利润最大化为原则、以市场为中心的区位理论。德国地理学家克里斯塔勒(Christaller)1933年提出的“中心地理论”认为,高效的物质生产和流通的空间结构是以城市为中心的多级市场区构成的网络体系,这种以城市为中心的优越的市场空间结构将对产业配置产生巨大的吸引力。另一位德国经济学家勒施(Losch)利用克里斯塔勒的理论框架并进行了扩展,建立了市场网络模型,把工业区位分析的对象推至多种产业,形成了产业的“市场区位论”。该理论强调市场在利润最大化方面的重要作用,将空间均衡的思想引入区位分析,研究了市场规模和市场需求结构对区位选择和产业配置的影响。以上理论立足于一定的区域或市场,着眼于市场的扩大和优化,采用新古典经济学的静态局部均衡分析方法,以完全竞争市场结构下的价格理论为基础来研究单个厂商及整个产业的最优区位决策,认为企业区位选择实际上是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目标的自发行为,因而可以看作是古典区位理论。
(2) 现代区位理论
二战以后,空间相互作用模式、网络和扩散理论、线性规划、系统论及运筹学思想与方法的应用,使得对区域经济运行的动态性和总体性分析成为可能,从而催生了现代区位理论。现代区位论的创始人和主要代表人物是美国区域经济学家艾萨德(Isard)。他根据区域经济和社会综合发展要求,将研究重点由部门的区位决策转向区域综合分析,研究了区域总体均衡以及各种要素对区域总体均衡的影响。他指出,最大利润原则固然是产业配置的基本原则,但该原则的实现与自然环境、产品成本和区域间工资水平及价格水平的变化等因素有关,因此合理的区位选择和产业配置必然受多种因素影响,需要对多种因素进行综合分析。(1)20世纪60年代以来,诸多学派强调了影响区位选择的不同因素。比如,行为经济学派认为,区位决策者的思想行为及价值观念是区位分析的重要因素,区位选择必然受到决策者的志向、能力、知识、现实观察力及对信息收集分析与评价所付出的精力的影响,决策者满意的区位不一定是成本最低或利润最高的区位,而是综合优势最显著的区位。结构主义学派则认为,区位是经济结构的产物,分析空间经济现象和非空间经济现象之间的相互作用,须将社会系统和社会结构因素也加入区位因素范围内。
与传统区位理论侧重于对单个厂商的最优区位决策研究不同,现代区位理论开始立足于国民经济和区域总体经济结构,着眼于地域空间经济活动的最优组织,并且实现了从纯理论分析向量化应用研究的转变。然而,其理论框架仍然是基于新古典经济学的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不变的假设,这也造成了现代区位论对现实区域经济问题和区域运行缺乏足够的解释力。
2. 以区域经济增长和发展为核心的区域发展理论
微观经济活动主体理性的区位选择导致经济活动在某一优势区位的聚集和扩散,这在宏观层面则表现为区域经济增长。(2)基于此逻辑,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逐渐兴起了以区域经济增长与发展为核心的区域发展理论,开始关注区域经济增长和区域发展差距问题。传统区域发展理论主要可分为区域均衡增长理论和区域非均衡增长理论。
(1) 区域均衡增长理论
西方区域均衡增长理论主要包括新古典主义区域均衡增长理论和发展经济学均衡增长理论。(3)前者的主要成果是索罗—斯旺增长模型,认为在生产要素自由流动与开放区域经济的基本假设下,随着区域经济增长,不同国家或同一国家不同区域之间的发展差距会缩小,区域经济增长呈收敛之势。后者的代表人物主要有罗森斯坦·罗丹、纳克斯等人。罗森斯坦·罗丹(Rosenstein⁃Rodan)在1943年提出“大推进论”,认为发展中国家只有发展工业才能摆脱贫困落后状态,而实现工业化首先必须大规模地进行基础设施投资,并且投资要达到一定规模。1953年,美国经济学家纳克斯(Nurkse)提出“贫困恶性循环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在宏观经济中存在着供给和需求两个恶性循环,而实施平衡增长战略可以扩大市场容量和造成投资引诱力,从而摆脱恶性循环局面。威廉姆森(Williamson)1956年提出的“倒U型”假说认为,在要素具有完全流动性的假设下,区域经济差异在经济发展早期会逐步扩大,但最终会趋于缩小,从而实现区域经济均衡增长。
(2) 区域非均衡增长理论
20世纪5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以追求经济高速增长和高就业率为目标,把大量资源和要素集中投入到经济发展条件较好的区域。然而,经济高速增长的结果,不仅没有出现新古典经济学基本假设下的经济增长趋同和空间均衡现象,反而加剧了发达区域与欠发达区域的两极分化。为此,出现了解释这些现象并为其提供政策依据的区域非均衡增长理论。法国经济学家佩鲁(Perroux)于1950年提出了“增长极理论”。他认为,经济增长并非在各区域、行业、部门之间均衡分布,而是以不同强度首先出现在一些极点上,然后通过不同渠道对外扩散最终影响经济增长。其中的增长极侧重于抽象的经济空间,是与主导产业相联系的。法国另一位经济学家布德维尔(Boudeville)将增长极概念从经济空间转换到了地理空间,认为经济空间是经济变量在地理空间之中或之上的运用,区域增长极是配置在城市的一组扩张性产业,能通过其影响范围而引导经济活动的进一步发展。
1957年,缪尔达尔(Myrdal)提出了“循环累积因果理论”,说明了“地理上的二元经济”,认为市场力的作用在于扩大而不是缩小地区间的差别,弥补了增长极理论忽视“增长极”对其他地区发展不利影响的缺陷。认为某些地区受外部因素的作用,经济增长速度快于其他地区,经济发展就会出现不平衡;而一旦区域间出现发展条件和发展水平方面的差距,那么发展快的地区在发展过程中会不断为自己积累有利的因素,遏制落后地区的发展,使得落后地区的处境日趋恶化。赫希曼(Hirschman)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并提出了“核心区—边缘区理论”。他指出,作为增长点的核心区发展会通过“涓滴效应”在某种程度上带动边缘区发展,但同时劳动力和资本要素从边缘区流入核心区,加强了核心区发展,这种“极化效应”进一步扩大了区域差距;而在市场机制自发作用下,“极化效应”的作用是主要的。要缩小区域差距,必须加强政府干预,加强对欠发达区域的援助和扶持。弗里德曼(Friedmann)的“中心—外围理论”对赫希曼的理论进行了拓展,认为处于创新变革中心的核心区往往是通过支配效应、信息效应、心理效应、现代化效应、联动效应和生产效应等六种反馈效应来巩固其对外围区的支配地位,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演进阶段论。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弗农(Vernon)则在产品生命周期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区域经济梯度转移理论”。其认为,区域经济的盛衰主要取决于该地区产业结构的优劣及转移,而后者又取决于主导专业化部门在工业生命周期中所处的阶段。每个国家或地区都处在一定的经济发展梯度上,世界上每出现一种新行业、新产品、新技术都会随时间推移,由高梯度区向低梯度区传递转移。类似地,日本经济学家赤松要提出“雁形模式”,用来描述后起国(东亚国家和地区)某一特定产业产生、发展的过程。
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发展中国家经济由加速经济增长型战略向满足基本需求型战略的转变,以消除贫困、实现公平、增加就业为目标的发展战略逐步取代了以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最大增长为导向的发展战略,这使得以乡村地区发展为内容、空间均衡发展为核心的区域发展理论取代了以城市化为中心、空间不平衡发展为内容的传统区域发展理论。施特尔(Stöhr)与托德林(Tödling)于1977年提出了“选择性空间封闭理论”,其既不赞成区域经济一体化,也不赞成各区域闭关自守,而是强调地域“自主性”模式即选择性空间封闭模式。主张把权力分散给各地区,使得各地区能够根据发展实情进行资源调配与安排,而且能够有效隔离与外界的风险传递和消极影响。1979年,美国学者弗里德曼(Friedmann)与韦弗(Weaver)进一步对施特尔与托德林所提到的“功能式”与“地域式”区域发展模式进行划分和论证。(4)
3. 以产业空间集聚与分工为核心的新经济地理学
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假设是规模报酬不变和完全竞争,要素流动是瞬间、无成本的。然而由于现实中生产要素、商品和劳务不完全流动性、经济活动不完全可分性的存在,使得规模经济和完全竞争假设的矛盾无法解决。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经济出现区域化、集团化、一体化趋势,再加上现代信息技术和数理分析方法的推广应用,一些原先被忽略的因素特别是空间因素可以重新纳入区域经济研究模型框架中。1977年,迪克斯特(Dixit)和斯蒂格利茨(Stiglitz)建立了垄断竞争模型,将空间因素引入区域经济研究,为新经济地理学的产生奠定了基础。与传统的以新古典经济理论为基础的区域经济理论不同,新经济地理学引入规模收益递增、市场不完全竞争、外部性等概念,强调运输成本的存在,证明了工业集聚及其所引致的区域经济增长以及产业内贸易形成等现象和规律。新经济地理学的研究主要有两个发展方向:一是用新方法对区位选择进行再研究,二是用“空间”观点分析区际分工与贸易。
(1) 新经济地理学中的区位选择理论
新经济地理学的代表人物克鲁格曼(Krugman)的研究认为产业在空间上的分布不均匀性是报酬递增的结果,而区域经济发展则是区域空间中的自我强化过程。一个经济规模较大的区域,由于劳动力市场的“蓄水池”效应、中间投入品效应和技术外溢效应,会出现一种自我持续的制造业集中现象;经济规模越大,集中越明显。运输成本越低,制造业在经济中所占的份额越大,在厂商水平上的规模经济越明显,越有利于聚集。也就是说,“中心—外围”二元结构的形成取决于规模经济、运输成本和区域国民收入中的制造业份额。另一代表人物瓦尔兹(Waltz)则认为,区域经济一体化会导致规模收益递增的生产和创新产品的地理集中,由此带来持续提高的生产率会促进地区经济增长。(5)还有一些学者如藤田(Fujita)和莫瑞(Mori)的研究也都强调了经济活动聚集带来的外部经济和企业内部规模经济对区位选择的重要影响。(6)
(2) 新经济地理学中的分工与贸易理论
以克鲁格曼为代表的新经济地理学认为,由于规模报酬递增和不完全竞争的存在,国际贸易不再仅仅是由要素禀赋决定的。首先,由于规模经济的存在,拓展了比较优势的内涵,从而促进了产业间贸易和产业内贸易的增长。其次,在不完全竞争条件下,生产要素的需求和回报状况,取决于微观尺度上的生产技术条件。生产技术变化可以改变生产要素的需求结构和收益格局,从而影响相似要素条件下的贸易。再次,收益递增和不完全竞争的存在,为国家和区域采取战略性贸易政策创造竞争优势提供了可能。维纳布尔斯(Venables)则把空间因素引入区际贸易分析,把运输成本纳入H⁃O模型,发现贸易方式不仅取决于资源禀赋和要素密集度,而且依赖于运输成本。在要素不能完全自由流动情况下,如果中间性商品受到规模经济和运费的影响,那么生产过程中所引起的区际经济分化必然出现。在这种情况下,拥有大量制造业门类的区域能为中间性商品提供比较广阔的市场,使这些国家和地区趋向于区域一体化集中。
二、 中国区域经济建设的历程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演变历程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建国初期至改革开放前的均衡发展阶段、改革开放以来至20世纪末的非均衡发展阶段、21世纪以来的均衡统筹协调发展阶段以及党的十八大以来的一体化协调发展阶段。
1. 建国初期至改革开放前的区域经济均衡发展阶段(1953—1978)
新中国成立之始,我国面临着沿海与内地地区生产力布局严重失衡的局面:沿海12个省区集中了全国70%的工业产值,而占地面积4/5的广大内地产值仅占1/5,并且主要集中在重庆、武汉、太原、西安等少数城市。在这种背景下,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党中央领导集体,借鉴西方“大推进理论”,以马克思主义的劳动地域分工理论为指导,主要学习借鉴苏联生产力布局的经验和模式,结合当时的政治经济形势,提出了均衡发展的生产力布局理论。
从1953年的“一五”计划开始,中国政府便坚持以生产力均衡布局为中心,着手对沿海和内陆两大区域的产业布局进行调整。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明确地提出了这一战略思想,即“沿海的工业基地必须充分利用”,“为了平衡工业发展的布局, 内地工业必须大力发展”。在这种战略思想指导下,国家把50%以上的基本建设资金投入内地,在内地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一五”期间,694个工业建设单位中的472个工业建设单位布局在内地,苏联援建的156项重点建设项目中有118项布局在内地。1964 年开始的以备战为目的的“三线建设”,通过在中西部三线地区大量建设新的工业企业和沿海地区的大量工厂向内地转移,把工业布局重点从沿海转向内地。这些政策人为地限制了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以“大推进”的方式开发大西南、大西北,很大程度上奠定了西部地区的工业基础。其表面上使得东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差距逐渐缩小,但实际上忽视了发挥各个地区的独特优势和市场力量,因此在很大程度上牺牲了整体经济发展的效率,并导致了中外发展差距的扩大。
2. 改革开放以来至20世纪末的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阶段(1979—1999)
1978年,随着改革开放战略的启动,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党中央领导集体在经过30多年的探索以及借鉴西方区域经济理论的基础上,提出“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这标志着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从过去公平导向的均衡发展战略开始向效率导向的非均衡发展战略转变,区域发展战略重心也开始由向内地倾斜转向优先发展东部沿海地区。这个阶段的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战略主要体现在“两个大局”的战略构想上,即第一步让沿海地区先发展,第二步沿海地区帮助内地发展,达到共同富裕。
总体来看,这段时期的发展战略主要是借鉴西方区域经济学的两个理论:一是梯度推移理论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不同重点开发论;二是增长极理论及其发展,如点轴开发理论和区域开发阶段论等。首先,按照梯度推移理论,“七五”计划根据经济技术发展水平和地理位置的差异,把全国划分为东、中、西部三大经济地带,详细制定了三大经济地带非均衡发展梯度推移的宏观区域发展战略。全国经济发展水平呈现自东向西降低的态势,而自然资源则呈自西向东递减的趋向。据此,形成了三大地带区域经济发展梯度推移的战略思路:重点是优先发展东部,以东部发展带动中、西部发展,使生产力和区域经济布局由东向西逐步作梯度推移。(7)其次,借鉴增长极理论思路,在建设东部地区的具体实践上,着重培育经济增长点,以点带面,渐进发展。“六五”计划以来,沿海地区优先发展战略得到党和国家的大力支持。这段时期内,国家在东部沿海地区成立了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随后,相继开放了14个沿海港口城市,然后将长三角、珠三角、闽南三角、环渤海等地区划分为沿海经济大开放区,由此形成了东部沿海地区整体的对外开放和高速发展态势。(8)
这段时期的区域非均衡发展战略,以效率为导向,采取向东部倾斜的政策,推动了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等东部经济核心区域和沪、京、深、穗等经济增长极的快速发展。在东部沿海地区的带动下,中国经济取得了持续多年的高速增长,国民经济总量和综合国力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但是,东、中、西三大地带之间的区域经济差距也明显拉大,并由此引发了产业结构、资源配置、收入差距、生态环境、民族关系等一系列问题。进入 20世纪 90年代后,以效率为导向的非均衡发展开始逐步转向注重协调发展、缩小差距的非均衡协调发展。在沿海开放开发基础上,后来又提出沿江沿边开放战略,开放了内陆边境口岸城市和省会城市,形成了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在东、中、西三大梯度基础上,提出七大经济区方案,形成了更为合理具体的区域经济布局。十四大之后,中央提出了若干支持中西部地区发展的政策优惠。由此,区域政策的重心开始由东部沿海地区的“带状式发展”逐渐向以东部带动中、西部的“轴线式发展”模式转变。(9)
3. 21世纪以来的区域经济均衡统筹协调发展阶段(2000—2012)
“九五”计划和2010 年远景目标纲要,首次提出了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新概念,系统阐述了国家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世纪之交,党中央正式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拉开了推进“第二个大局”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序幕。2003年,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提出了振兴东北的指导思想、原则、任务和政策措施。2004 年,总理政府工作报告中又首次明确提出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十六届三中全会立足新世纪新的发展阶段和问题,根据新形势和任务,明确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10)“以人为本”不仅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而且也是统筹协调发展战略的本质和核心。会议还提出了“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新思想。“十一五”规划则明确提出,“继续推进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崛起,鼓励东部地区率先发展”,并提出了主体功能区的战略思想,形成了“四轮驱动”的区域经济发展新格局。十七大报告则首次提出“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树立世界眼光,加强战略思维,善于从国际形势发展变化中把握发展机遇”的统筹兼顾战略思维,并且提出要基本形成区域协调互动发展机制和主体功能区布局战略构想。(11)这标志着我国区域发展战略进入均衡统筹协调发展战略时期。均衡统筹协调发展战略完全不同于建国初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平衡发展战略,而是在日益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下,兼顾效率与公平且更注重公平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
4. 十八大以来区域经济一体化协调发展阶段(2013年以来)
20世纪90年代以来,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科技进步和通讯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国家之间经济联系日益紧密,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进程不断深入。在这种趋势下,党的十八大报告对区域协调发展作了新的阐述,提出要“创新开放模式,促进沿海内陆沿边开放优势互补,形成引领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的开放区,培育带动区域发展的开放高地”,以及“统筹双边、多边、区域次区域开放合作,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12)2013年,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古代“丝绸之路”基础上,高举和平与发展的旗帜,秉承开放合作的精神,又相继提出了“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倡议。“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将依托国际大通道,形成联结东亚、西亚、南亚的交通运输网络,不仅可以输出我国过剩产能,同时可以通过与各地区合作逐渐增强地缘安全。“海上丝绸之路”则以海上重要港口为重点依托,将中国和东南亚国家临海港口串联,逐渐形成亚欧非经济一体化。2014年2月,习近平强调,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是推进区域发展体制机制创新的需要,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要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13)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又提出,要扩大全方位主动开放,把培育新的区域经济带作为推动发展的战略支撑,建设好、管理好中国上海自贸区,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体制机制,并开展若干新的试点。(14)可见,新的区域发展战略更加注重具有优势条件区域的牵引作用,而且从广度和深度两个层面提高了区域政策的精准性,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向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不断扩展。(15)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不仅对于区域经济理论的发展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而且对于解决中国过剩产能市场、获取资源以及驳斥“中国威胁论”等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新时期,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新一代党中央领导集体正积极推进和统筹实施以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中部崛起和东部率先发展战略为核心的“四大板块”战略,和以“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与“长江经济带”建设为核心的“三大支撑带”战略组合,形成了东中西互动、优势互补、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空间新格局。这种战略组合的核心是拓展我国经济活动空间,具体表现为重塑国内经济地理和国外经济地理。(16)塑造国内经济地理,就是要健全区域协调互动机制,实现我国东、中、西的协调发展和一体化发展。塑造国外经济地理,就是构建产业分工和产业转移的新的模式,加强对外直接投资和中国企业“走出去”,提升我国开放型经济水平,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无缝对接,促进国际区域一体化发展。
区域经济一体化协调发展,可以借鉴西方的梯度转移理论。具体来说,塑造国内经济地理的过程,关键是要解决好如何促使东部地区产业向中西部转移的问题,东部地区在转移出产业的同时如何升级和调整自身产业结构的问题,以及西部地区如何承接产业转移的问题。塑造国外经济地理的过程,则可以借鉴日本学者的“雁形模式”理论,将中国的劳动力密集型行业和资本密集型行业依次转移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着力形成以中国为“雁首”的新的产业分工和产业转移的雁形模式。同时,加强对亚将欧地区的直接投资,推动中国企业“走出去”。
三、 中国区域经济建设的矛盾
党的十九大报告在对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做出部署的同时,明确了从2020年到21世纪中叶分两步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目标。当前,随着经济开始进入新常态,一些原先被高增长光环所掩盖的问题逐渐在我国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凸显出来。这些问题大体可以划分为三类:一是经济增长可持续性问题,二是经济结构问题,三是经济效率问题。在向区域经济现代化目标迈进的征程中,必须彻底解决以上问题,否则极有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可以说,当前我们正处于“爬坡过坎”的历史关键时期。(17)
1. 经济增长可持续性问题
影响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最关键因素就是当前全国范围内普遍存在的生态环境“短板”。伴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我国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也日益突出。虽然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环境治理力度前所未有,环境质量有所改善。但总体上看,我国环境保护仍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多阶段多领域多类型问题长期累积叠加,环境承载能力已经达到或接近上限,环境污染重、生态受损大、环境风险高,生态环境恶化趋势尚未得到根本扭转。
由于较早地实现对外开放,并通过资源、环境等要素价格扭曲嵌入全球价值链,发展国际代工,因此,生态环境问题在我国一些东部发达省份表现得尤为突出。最新数据表明,当前,江苏、广东、浙江、北京等地万元地区生产总值能耗分别为0.6吨标准煤/万元、0.563吨标准煤/万元、0.59吨标准煤/万元以及0.459吨标准煤/万元。从人均能耗指标来看,江苏、广东、浙江分别为37303.66吨标准煤/万人,28517.27吨标准煤/万人以及34904.12吨标准煤/万人。江苏、广东和浙江单位国土面积能耗指标分别为28719465吨标准煤/万平方千米、16642993吨标准煤/万平方千米以及18694237吨标准煤/万平方千米。这些指标与一些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均明显偏高,特别是由于国土面积的固定性,“单位国土面积能耗”的预期目标是最不容易实现的。
2. 经济结构问题
当前,我国经济结构问题主要表现在产业结构、区域协调以及收入差距三个方面。(18)
(1) 产业结构“短板”
目前,我国的三次产业结构呈现“三、二、一”的总体格局,虽然与所处的工业化中后期的发展阶段基本匹配,但离基本现代化目标仍有一定差距。虽然我国产业泰尔指数近年来表现出一定的下降趋势,但是目前依然高达0.069,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还是相当明显。从产业结构效益角度来看,我国不少地区对传统重化工业的依赖度较大。当前,如钢铁、水泥、造船等传统重化工业的产能过剩对很多地区乃至全国的经济增长都造成了显著的负面影响。
(2) 区域发展“短板”
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区域之间发展不平衡,二是城乡之间发展不平衡。以江苏为例,当前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之比为2.3:1,是全国各省区中差距最小的省份之一,但依然不容忽视。虽然近年来,苏中、苏北展现出超出苏南的发展速度,但是,不仅地区生产总值、规模以上工业利税总额、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等总量指标的绝对差距依然在逐年扩大,而且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等人均指标的绝对差距也在不断拉大,这种区域差距也涵盖了社会、政治、文化等其他领域。
(3) 收入分配“短板”
近几年,我国财政总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一直居高不下,并有明显的上升趋势,2015年高达22%,而劳动报酬占比则在低位徘徊,远低于发达国家55%的平均水平。从收入结构来看,工资性收入是我国居民收入的主要来源,也是我国与其他高收入国家差距最大的部分,且这种差距也表现出日益扩大的趋势。从行业差距来看,我国最高收入行业职工工资是最低收入行业职工工资的6—7倍,而发达国家一般是2—3倍。收入分配不合理的问题在我国各地区广泛存在,以全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最小的地区江苏为例,其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与整体的经济实力并不匹配。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江苏的GDP已经位列全国第二,但是人均可支配收入仅位于全国第六,落后于上海、北京、浙江、天津、广东,而且绝对差距也在逐年扩大。
3. 经济效率问题
当前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中最大的效率问题就是产能过剩。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我国迎来新一轮产能过剩高峰,与前两轮产能过剩相比,本轮过剩波及范围更广、严重程度更深。资料显示,包括传统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等在内的多个行业都已出现或潜藏着产能过剩风险,特别是钢铁、水泥、电解铝等高消耗、高排放行业尤为突出。目前,我国的钢铁、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船舶、焦炭、光伏和风电设备等产能利用率均明显低于国际公认的正常水平。总的来看,产能过剩已经演变成为当前最突出的宏观经济风险之一。我们认为,我国当前的产能过剩至少表现出以下几个基本特征:
(1) 产能过剩从局部性逐渐扩大到普遍性
国际金融危机之前,过剩产业主要存在于钢铁、水泥、化工、汽车、造船、机械等传统产业,其中还包括部分的落后产能。国际金融危机之后,过剩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到多晶硅、风电设备等新兴产业。
(2) 产能过剩产业具有强烈的政府偏好
这些产业往往增长率较高、产业关联度较大,对区域经济发展具有较强的带动作用,故而往往为各级政府所偏好,成为重点发展的主导产业或支柱产业。翻开各地的产业规划,可以发现不少地区都将钢铁、纺织、化工等产业定位为本地的主导产业或支柱产业。虽然这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在经济发展的同一阶段,不同地区驱动发展的主导产业大体保持一致且集中在少数领域。根据观察,政府大力发展的产业最终有相当大的概率会演变为产能过剩产业,这与我国现行的产业发展模式有着密切的关系。
(3) 低端产能过剩与高端产能不足同时存在
由于我国企业依赖技术引进、自主创新能力不强等原因,当前不少产能过剩产业在库存巨大、亏损严重的同时,一些高端产能的缺口却只能依靠进口。例如,钢铁产品中低档产品占20%左右,高性能的冷轧薄板、涂镀层板和硅钢等需要大量从国外进口;玻璃深加工率不高,产品档次、技术含量和附加值偏低;风电设备中1兆瓦以下的小风机产能普遍过剩;船舶制造用低速机、曲轴、通讯导航等高端配套产品生产能力严重不足;海洋工程装备核心设备和系统主要依靠进口,缺乏全球性营销服务网络,产业服务保障体系不完善。
(4) 产能过剩产业频频陷入“越过剩越投资”的怪圈
一些过剩行业仍有一批在建、拟建项目,以水泥制造业为例,当前我国水泥制造业的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保持高速增长,部分省区增幅高达200%—300%。另外,重复淘汰等现象长期存在。例如,一些往年已经淘汰的企业在新公布的名单中仍旧会出现,还有一些企业会采取暂时停工、更换更大产能的新机器等办法来躲避淘汰。以上种种反常现象直接导致了产能过剩程度日益加剧。
四、 现代化目标下的中国区域经济建设
1. 区域经济现代化的内涵
经济学界对现代化的理解主要侧重于经济现代化,可以从库兹涅茨的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和罗斯托的经济成长理论中得到说明。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蒙·库兹涅茨在考察欧美发达国家近百年经济发展的进程基础上明确认为,现代化即进入现代经济增长阶段。现代经济增长的内容包括两大方面,即工业化和城市化。罗斯托则认为,一个国家从贫穷走向富有,从传统走向现代,分为六个阶段。起飞阶段以后的三个阶段都可以称为现代化阶段,并且成为现代化的目标。基于此,我国著名经济学家洪银兴认为,区域经济现代化的内涵实际上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达到经济发达国家的水准,二是在经济增长方式、质量和动力上进入现代增长阶段。(19)
2. 区域经济现代化的目标
区域经济现代化的目标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分别是科学发展、人民富裕以及经济结构现代化。(20)
(1) 科学发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亚洲、拉丁美洲、非洲等地涌现出一批新独立的国家,它们致力于引进外资、开放港口,希望靠提供廉价资源来改变现状,这在本质上属于数量型粗放的发展方式。在经过一段时间的经济高速增长后,大都落入“低收入陷阱”或“中等收入陷阱”。这种发展方式弊端明显:一是资源过度消耗,二是生态严重破坏,三是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四是普遍的低效率,五是错过了结构调整和科技创新的大好时机。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我们必须加快从数量型发展方式转变为质量效率型发展方式,这也是实现区域经济现代化的主要目标之一。
(2) 人民富裕
人民富裕不仅是指人民收入水平的提高,还包括其他几个方面:一是居民的财产性收入明显增加。二是居民享有的公共财富显著增加,尤其是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三是居民消费水平明显提高。现在推进现代化,就要明确提出缩小收入差距的要求,由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转向大多数人富裕起来。尤其是农民,享受城市文明的程度就成为现代化的重要评价指标。在此基础上,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明显增强,从而推动经济增长由投资拉动型转向消费拉动型。
(3) 经济结构现代化
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主要制约是经济结构问题,如三次产业中服务业发展滞后,城乡结构中农村严重落后,地区结构中东西部经济差距明显。经济结构现代化需要进一步推进城市现代化和城乡一体化。城市现代化意味着城市在发展现代服务业基础上提升城市功能;城乡一体化意味着城市现代要素向农村扩散,提升农村的现代化水平。
此外,尤其需要说明的是,区域经济现代化的目标是动态的。发展中国家以某个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作为现代化的参照系。由于发达国家经济也在发展中,因此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目标和参照系是动态的。
3. 区域经济现代化的实现路径:以指标体系引导扩内需、调结构、转方式
在“为发展而竞争”的转型经济时期,地方政府是我国最重要的经济发展主体,“利用指标体系诱导发展”成了我国经济体制运行中最重要的内容和最显著的特征。在向区域经济现代化目标迈进的过程中,同样需要发挥政府的重要作用,概括起来讲,就要以经济现代化指标体系为引领,突出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引导“扩内需”、“调结构”和“转方式”。(21)
(1) 利用经济现代化指标体系引导和激励“扩内需”
一是基于内需创新驱动提升制造业平台。围绕创新驱动的现代化指标展开布局,包括研发经费占GDP比重、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产值比重、自主品牌企业增加值占GDP比例、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四个主要指标,以及人力资源水平指标,进一步提升江苏制造业自主创新能力。二是依托城镇化平台,营造扩消费、稳增长的良好环境。通过城市化和城乡一体化指标来引导和激励消费增加和升级,特别是体现“四个注重”,即注重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注重在城市发展战略中加入消费因素、注重增加改善消费环境的公共支出、注重大力发展民生商贸服务业。三是整合生产性服务平台,推动制造业与服务业互动。以提升服务业增加值以及文化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为目标,依托江苏制造业优势,利用全球市场支撑,围绕制造业升级,积极发展为制造业配套的生产性服务业,重点发展金融、现代物流、科技服务、软件、信息服务、商务服务六大生产性服务业。四是实施现代商贸民生工程,做大居民消费平台。一方面是通过提高居民收入水平的增长速度,努力改善医疗、住房、教育、养老状况,来刺激居民消费意愿;另一方面是从财政支出方面扶持居民消费的现代商业流通设施建设。
(2) 利用经济现代化指标体系引导和激励“调结构”
一是提升服务业平台,完善现代产业体系。以提高现代服务经济比重为目标,突出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突出文化产品供给的改善,突出能够满足人民群众较高层次生活需求的消费性服务业发展,突出服务贸易发展。二是增强消费平台,实现消费拉动型增长。以提高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为目标,通过改变投资结构,发挥投资对消费的引导作用,使消费的增长产生乘数效应,用投资去引导消费;通过鼓励生产企业立足国内市场,开展产品创新,促进内销产品与出口产品工艺、安全等标准的统一,确保产品质量和安全,用供给去创造消费;通过提高教育水平,引导和促进消费者需求层次的提升,用需求升级去激活消费。三是优化收入分配平台,推进打破垄断的各项改革。以控制基尼系数为目标,利用党风廉政建设满意度、法治和平安建设水平、和谐社区建设水平等指标建设现代服务型政府,利用居民收入水平指标构建劳动报酬增长的长效机制和保障机制,利用科技创新相关指标充分发挥创新效应,打破行业垄断,利用公共服务相关指标促进居民享受公共服务的均等和公平。四是加强城市化平台,创新城乡统筹制度。除了城市化水平指标外,还结合考量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居民收入水平、居民住房水平、基本社会保障、公共交通服务水平、农村和谐社区建设水平、村庄环境整治水平等一系列相关指标,并以此来引导和激励城乡统筹发展的制度创新。
(3) 利用经济现代化指标体系引导和激励“转方式”
一是通过推动战略转型带动体制机制转型、财富效应驱动、高水平保护知识产权、实施服务业全球化战略、提升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建设创新文化来构建创新驱动平台。二是通过以下路径做大基于内需的全球化平台。利用我国大国经济内需市场规模庞大的“虹吸效应”,发展以吸收国外高级要素为主要特征的逆向外包活动;利用内需市场的规模效应,诱导企业形成差异化和低成本的竞争优势,提升出口的档次;利用内需市场的规模效应,发展我国的巨型跨国公司,形成在细分市场上处于垄断、寡头或者垄断竞争地位的企业。三是以生态环境指标为衡量标准,彻底摒弃“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的粗放型不可持续发展模式,转向“低投入、低能耗、低污染”的集约型可持续发展模式,完善生态文明平台,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