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外研究现状
任何社会理论形式在实质上都是具体时空条件的一种综合产物。作为社会理论的一种重要的具体形态,现代化理论的产生有其深刻的社会基础、文化背景和知识动力。因此,当这一切发生某种变化的时候,相应的理论形态也就会自然地产生了。当前,经典现代化理论形态仍在继续发展之中,因为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仍是一项未竟的事业,而各种后现代化理论形态则处在起步阶段,这是因为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发展进入了另一种轨道。这种现代化理论多重形态并存的局面,从一个独特的角度表现了当今时代的多元现代性或复合现代性特征。
一、 国外研究现状
现代化理论与现代化进程相伴而行。作为一个重要的学术领域,现代化研究兴起于20世纪50年代,而现代化研究的最重要成果形式就是现代化理论。伴随着二战以后美国霸权地位的确立、冷战格局的出现、欧洲殖民帝国解体后第三世界国家的兴起等现象在同一时间聚合在一起,知识界的兴趣越过西方的界限,转向对亚非拉社会的研究,关注这些社会的经济发展、政治稳定和社会文化变革等。针对后发国家普遍面临的发展经济、振兴国力的现实,一些西方学者对西方国家已走过的现代化历程进行归纳总结,作为经验向发展中国家输出,为其提供实现现代化的理论指导,这就是最初的现代化理论渊源。因而,严格意义上的现代化理论主要是指二战以后的现代化研究。罗荣渠认为,“现代化理论”是一套研究现代发展问题的综合理论架构。对这项研究,国际上不同的流派使用不同的名称,如工业化理论、现代化理论、经济成长阶段论、经济发展理论、发展理论等等,或失之过窄,或失之过泛,都不能令人满意。在没有找到一个更确切的科学术语之前,不妨把这项研究的总题目暂定为“现代化理论”或“现代发展理论”。(24)杨豫指出:“现代化理论并不是一种单一的理论,笼统地说,凡是以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为线索来探讨社会变化的理论统统归纳在现代化理论的范围内。”现代化理论的任务是对这种转变的性质、动力、过程及其有关的各种问题展开研究。(25)
1. 经典现代化研究的欧美视角
现代化理论就是研究一个国家或地区由落后的不发达状态向先进的发达状态过渡和转化的理论。通常而言,现代化理论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现代化理论是对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西方兴起的,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进行研究,也对发达国家的发展进行反思和前瞻的一门多学科交叉的综合性社会科学理论,现代化理论就是对“世界现代化运动的总结”。(26)狭义的现代化理论专指20世纪50年代在西方,主要是美国产生的“经典”现代化理论及其变体(修正理论)的总称,这些后来被称为“现代化理论”的研究著作,也往往被学者称为“经典现代化理论”或“传统现代化理论”,是西方50—60年代的主流现代化理论。(27)在这一阶段,欧美学者对现代化问题展开了极为丰硕的研究。
对于社会学家来说,现代化意味着社会关系的变动、社会结构的转型,但对于经济学家来说,从“传统”向“现代”转变的现代化,首先意味着经济关系的变动和经济结构的转型。在逐渐消除“传统”特征、获得“现代”特征的过程中,其核心问题是一个经济发展过程,是一个全球化的过程,是一个趋同化的过程,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过程,是一个进步的过程。(28)马克斯·韦伯认为,人类以其理性对自然和社会加以征服和控制所做出的种种努力,是近代西方发展的精神动力:虽然教育和研究不只是今日西方社会特有的事物,但是,“一种理性的、系统的、专门化的科学职业,以及训练有素的专业人员,却只有在西方才存在,而且只有在西方才达到了它今日在我们的文化中所占据的主导地位”(29)。在这里,“理性”就是“合理性”,“合理性”就是“现代性”,“理性化”的过程也就是获得“现代性”的过程——“现代化”。因此,可以认为“世俗理性的萌发与发展,是一个民族走向现代化的重要契因”(30)。
帕森斯则富有创意地论述了现代社会结构和现代行为模式。对于现代社会结构,帕森斯强调下列各组变项:市场体制和市场体制中合同、财产、职业构成的“经济复合”形式;摆脱宗教和种族控制,具有领导能力、权威性和条理性的“政治复合体”形式;带有普遍性的法制;社团与利益集团;公民权;有代表性的政府;能胜任的行政机关;民族主义。对于现代行为模式,帕森斯列举了阐明价值观念的模式变项:特殊性对普遍性;广泛性对专一性;品质对行为;易感性对冷漠性;行动的集体倾向性对自我倾向性。他认为每一组变项的后者的组合体就是最全面的现代行为模式。(31)
当代德国著名社会学家贝克认为,启蒙理性预设了现代化的六个基本前提,它们相互促进,构成了现代西方社会的基础:根据领土边界界定的民族国家社会是现代社会的行动基础;集体生活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启蒙理性所宣称的个体化的运作;充分就业是现代社会得以维系的重要纽带,地位、消费、社会保障都出自对经济活动的参与;把自然想象成中性的资源,可以无限制地掠夺、攫取和利用,这为把工业社会设想成无限进步的社会形态提供了资源支持;把工具合理性理念作为现代社会的基础,理性进步被设想成一种可以无限持续的去神秘化过程,科学化能够最终实现对自然甚至整个世界的完全控制;社会被想象成一个结构严谨的大系统,根据功能差异原则来理解和管理其发展,通过不断累进的专业化而实现社会功能的这种持续分化,更好实现现代化目标的必要方式。(32)
经济现代化是理解现代化的一个重要视角。阿瑟·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结构模型认为,发展中国家在农业传统部门和城市工业部门之间存在结构差异,农业部门中有大量过剩的劳动力,其边际生产率为零。所以,在维持低工资的条件下,工业部门可以得到无限制的劳动供给。霍利斯·钱纳里在《结构变化与发展政策》中,把经济发展视为持续增长所必需的经济结构的一系列互相关联的变化,涉及需求、生产和就业的构成以及贸易和资本流动的外部结构等。这些内部和外部结构的变化表明了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体系的转换。在I.罗伯逊看来:“现代化就是在前工业社会中引入工业化的生产方式而产生的经济变迁和社会变迁过程。随着不发达国家对先进的工业国家所建立的模式的纷纷仿效,现代化过程目前正在席卷着整个世界。”
沃尔特·罗斯托在1960 年出版的《经济增长的阶段:非共产党宣言》中清晰地勾画了经济现代化的具体历程(33):传统社会阶段,其特征是不存在现代科学技术,生产主要依靠手工劳动,农业居于首要地位,消费水平很低;起飞前提条件阶段,这个阶段需要利用现代科学的成果,阻止报酬递减,从而享受由福利增长所带来的幸福和机会,出现新的社会结构和社会阶层;起飞阶段,稳定增长的障碍和阻力得以最终克服,经济集中于工业和技术的相对狭小的综合;走向成熟阶段,经济展现出超越曾推动它起飞的初始工业的能力,在非常广泛的资源范围上吸收和有效地利用现代技术的最先进成果;大众高消费阶段,社会把更多的资源用于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越来越倾向于耐用消费品的生产和大众服务的普及。后来罗斯托又增加了第六阶段,即追求生活质量阶段。在罗斯托的理论框架中,当代第三世界、共产党国家和西方都可以被放在“恰当”位置:第三世界处在“起飞前提条件”和“起飞”的过渡阶段;之所以在俄罗斯和中国出现共产党革命就是因为这些国家在旧统治体制中未能成功地实现“起飞”,而共产党革命就是要清除这些国家阻碍现代化进程中的旧有因素,而共产党也成为在此意义上的“食腐动物”(scavenger);西方是通过顺利过渡而达到“大众高消费”和“福利国家”阶段的现代化成功者,而美国则居于历史演进的终点,获致了现代化的完备形态。
阿尔蒙德从政治角度把握现代化的内涵,他认为,政治现代化问题属于政治发展的范畴,其实质是政治系统适应环境的变化所做出的反应,是由于有些挑战引起的,而近几个世纪以来的政治发展则是政治现代化的问题,政治现代化有三个标准,即政治文化的世俗化,基于政治结构分化的行政机关、官僚政治、立法和党派都健全的体制,国际国内影响力的强化。(34)亨廷顿也提出了政治现代化的三条标准,即权力的理性化、政治功能的分化和全社会各集团各阶层广泛的政治参与。(35)他认为,现代化是一个革命性的、复杂的、系统的、全球性的、长期的、阶段性的、趋同的、不可逆的以及进步的过程,充满了矛盾和冲突。他根据不同国家在这一过程中采取不同的政治发展模式,从而导致不同的社会后果这一历史事实,提出了“现代性意味着稳定,现代化意味着动乱”的结论,力主在整个现代化进程中政治稳定都要优先于政治现代化。(36)
英格尔斯从人及其精神观念变迁的独特视角来把握现代化,他指出,“现代化的关键是人的现代化”,“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缺乏能够赋予先进制度以生命力的广泛的现代的心理基础,如果掌握和运用先进制度的人本身在心里、思想、态度和行为上还没有经历一场向现代性的转变,那么失败和畸形的发展就是不可避免的”。(37)詹姆斯·奥康内尔认为:“归根结底,所谓现代化,就是一种观念,它给予各种成分以形态。”“如果要找到一种简单的表达方式来说明现代化一旦发展到‘起飞’时的精神状态,那么可以用‘创造性的理性’来表达。这几个字意味着创新和秩序两个概念的结合。”“现代化是探索性和创造性思想态度的发展,它既是个人的思想态度,也是社会思想态度。这种态度隐藏在技术和机器使用的背后,引起个人之间社会关系产生新形式。”(38)
历史学者则从特定历史阶段的社会结构和社会文化的变迁的整体角度来阐释现代化,G.罗兹曼指出:“我们把现代化视作各种社会在科学技术革命的冲击下,业已经历或正在进行的转变过程,业以实现现代化的社会,其经验表明,最好把现代化看作是涉及社会各个层面的一种过程。”“现代化是人类历史上最剧烈、最深远并且显然是不可避免的一场社会变革。是福是祸暂且不论,这些变革终究会波及与业以拥有现代化各种模式的国家有所接触的一切民族。现存社会模式无一例外的遭到破坏,现代化总是成为一种目标。”(39)E.C.布莱克也指出:“所谓现代化,作者是指这样一个过程,即在科学和技术革命的影响下,社会已经发生的变化或者正在发生的变化。”“现代化的特殊意义在于它的动态特征以及它对人类事务影响的普遍性。它发源于那种社会能够而且应当转变、变革是顺应人心的信念和心态。如果一定要下定义的话,那么‘现代化’可以定义为:反映着人类控制环境的知识亘古未有的增长,伴随着科学革命的发生,从历史上发展而来的各种体制适应迅速变化的各种功能的过程。”(40)
2. 经典现代化研究的主要维度
现代化是一个历史过程,包括从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传统政治向现代政治、传统文明向现代文明的转变等。几乎可以肯定,现代社会科学的任何流派和论说都有其政治、社会和意识形态的背景、动力,乃至直接的根源。(41)在20世纪40—60年代,欧美发达国家已经完成工业化进程,步入高度发达的现代工业社会。但是,发展中国家没有完成工业化进程,仍然处于传统农业社会,有些地区甚至处于原始社会。因此,在经典现代化理论中,现代化可以被概括为一句话: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变的历史过程。因而,现代化不仅是一个历史过程,也是一种发展状态,可以指发展中国家赶上发达国家后所处的状态(完成现代化进程后的状态),也可以指发达国家已经达到的世界先进水平所处的状态。
在20世纪50、60年代,现代化理论和现代化研究首先从美国迅速兴起,而后向发展中国家传播,形成全球范围内的现代化研究热潮,这和当时的经济社会形势息息相关:一方面,战后摆脱殖民统治的新兴独立国家与地区面临严峻的巩固独立的发展任务,具有推动现代化的强烈愿望;另一方面,到那时为止,成功的现代化社会只出现于西方发达社会,而且西方社会的经济在此时呈现稳步增长的繁荣景象。因此,在20世纪50年代,美国一批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相继开展了现代化研究。1951年6月,美国社会科学研究会经济增长委员会主办的学术刊物《文化变迁》杂志编辑部举办的学术研讨会讨论了贫困、经济发展不平衡等问题,与会者认为,使用“现代化”一词来说明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是比较合适的。
经典现代化理论的代表人物与著作主要有:1951年帕森斯的《社会系统》,1955年刘易斯的《经济增长理论》,1958年丹尼尔·勒纳的《传统社会的消逝:中东现代化》(42),1959年美国社会科学研究会比较政治委员会出版的《发展中地区的政治学》(43),1960年罗斯托的《经济成长的阶段:非共产主义宣言》(44),1960年阿尔蒙德(Gabriel Almond)和科尔曼主编的《发展中地区的政治》,1960年阿普特的《现代化的政治》,1962年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1964年沃德和拉斯托的《日本和土耳其的政治现代化》,1966年艾森斯塔德的《现代化:抗拒与变迁》,1966年西里尔·布莱克的《现代化的动力》,1966年列维的《现代化与社会结构》,1966年摩尔的《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1966年派伊的《政治发展的各个方面》,1968年亨廷顿的《变动社会中的政治秩序》,60年代还出版了韦伯特·摩尔(Wibert E. Moore)和斯梅尔塞(Neil J.Smelser)合编的一套丛书(共12种)《传统社会的现代化》,等等。(45)可以说,经过20世纪五六十年代学者们的努力,现代化理论得到了全面发展,形成了五光十色的理论形态。
经典现代化理论不仅关注现代化的取向、路径和模式等宏观层面,而且其更丰富的内容是关注现代化进程的中观甚至微观层面,不同领域的学者研究提出不同领域的现代化的特征或标准,如经济现代化、政治现代化、社会现代化、文化现代化、人的现代化,以及生态现代化,等等。
现代化的核心是经济的工业化,它是整个现代化的基础。罗斯托、弗兰克、库兹涅茨等研究者将经济学作为现代化研究的方向。他们主要从物质层面对现代化进行历史的考察,认为现代化的核心内容是经济现代化,而经济现代化的主体是工业化与城市化,保证经济持续增长是实现现代化的关键。为此,他们认为,现代化的本质就是经济增长,而经济现代化主要表现为工业化、专业化、规模化、非生物能源广泛利用、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超过农业等。
政治现代化是国家现代化的核心,现代化最显著的特征是国家政治制度的现代化。亨廷顿认为,政治现代化最为关键的方面可以大致归纳为“权威的合理化、结构的离异化及大众参政化”三方面的内容,这也“构成了现代政体和传统政体的分水岭”。(46)艾森斯塔特认为,现代化在政治领域表现为社会、法律、行政和政治机构的权力的强化以及广大阶层对政治中心的参与、支持和民主化。(47)政治现代化大致表现为下述方面:就统治权力的合法性基础而言,一个政治现代化的国家,其政府的合法性基础来自公民的同意和认可,政府在制定政策的时候以公民的意志为依归。就政治结构分化而言,一个政治体系,其功能越是分化,那么它越是现代化。结构分化是政治现代化的一个不可缺少的要素和条件。就公民的广泛参与而言,这是政治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内容和要素。就世俗化而言,它不仅是政治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也是现代化过程得以顺利推进的基础性条件。就政府权威而言,它是实现政治现代化并体现一国政治现代化水平不可缺少的要素。
社会现代化以社会进化论思想为指导,以研究社会结构与功能的转换和变迁为着力点,认为工业化是现代化的始发原因,现代化是工业化的最终必然结果,现代化是一个从传统社会的传统性向现代社会的现代性转变的过程,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的根本区别是社会结构的层次化与精细化、社会功能的专门化与多样化、社会运行机制的市场化与法制化、社会阶层的流动化与平权化、国家制度的理性化与权威化、政府能力的综合化与集约化。1962年,美国社会学家列维归纳了现代化社会的八个特征:现代化社会的政治组织、经济组织、教育组织的专业化程度高;由于高度专业化,各种组织是相互依存的,功能是非自足的;伦理具有普遍主义的性质,而不是由家庭和亲属关系决定的个别性;国家权力是集权而不是专制;社会关系是合理主义、普遍主义、功能有限和感情中立;具有发达的交换媒介和市场;具有高度发达的科层组织;家庭是小型化的,家庭功能比较少。
文化现代化是全面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广义的文化泛指人类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包括物质、制度、观念方面的文明成果)的总和,而狭义的文化是指人类精神活动的全部成果(包括观念形态与制度形态两方面),或指人类所创造的一切精神财富的总和。文化现代化里所说的“文化”主要是一种狭义文化观,主要包括思想观念文化、制度文化等领域。文化现代化指的是不断向现代文化转型的特殊变迁过程,包括宗教世俗化、观念理性化、普及正规教育、知识科学化、信息传播、经济主义,等等。英格尔斯将现代人的特点归并为以下九个方面:乐意接受新经验,并对革新和变革持开放态度;思想活跃,对周围范围广泛的问题发表自己的观点;着眼现在或未来,而不是迷恋过去;相信人类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控制环境,实现自己的目标;处理事务具有计划性、组织性;信任感,相信社会和其他人是可以依靠的;分配公平,个人报酬与其技能和对组织的目标的贡献成正比;具有抱负,愿意接受正规教育和科学知识;了解和尊重别人的尊严。
人的现代化是现代化的基础和题中之义。社会是由人构成的社会,离开了人的现代化就谈不上社会的现代化。“现代化既包括社会现代化,又包括人的现代化。社会的现代化,归根结底取决于人的现代化。”(48)人的现代化既是人类社会现代化的基本内容,又是现代化发展的必然结果。人的现代化一旦完成,又会反过来进一步促进现代化的发展。就其内涵而言,人的现代化是“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49) 。人的现代化不仅包括知识、技能的现代化,也包括人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的现代化。只有使人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现代化,才能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
生态现代化的概念是德国学者胡伯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来的,其核心内容是以发挥生态优势推进现代化进程,实现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双赢,体现了一种新的发展理念。生态现代化是现代化进程中的现代生态革命,是生态哲学原理和方法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广阔领域的全面渗透和广泛辐射而引发的现代化模式的生态化转型。生态现代化自觉促使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成为和谐互动的有机系统,积极推动经济社会的科学发展、自然资源的保护增值和生态系统的修复改善三者之间的有效结合,从而开启整个人类发展进程从工业社会向生态社会之绿色资本与生态文明之路的有序转换。
3. 对经典现代化理论的超越
经典现代化理论给后发国家提出的发展模式是全盘西化模式,即照抄照搬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建立一种如罗荣渠先生归纳的“资本主义私有制+自由市场+分权型或集权型现代国家机构”的模式。(50)但是,这种移植外来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模式要求后发国家完全抛弃自己原来长期存在的历史文化传统,割断与自己民族祖先的政治、经济、文化、心理等各方面的纽带与联系,按照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的原型再造一个翻版的资本主义。就全球范围内后发国家的现代化实践效果来看,基于经典现代化理论指导下的发展道路并没有像该理论允诺的那样,给后发国家带来光明前景,恰恰相反,经过数十年的努力之后,绝大多数国家依然处于初级现代化阶段,不仅没有实现经济繁荣,反而造成了社会动荡。现实推动着人们不断对经典现代化理论进行反思,并由此提出了新的现代化理论解释。正如许纪霖所言,现代化是20世纪60年代从美国开始的,它的基本假设是:全球的现代化模式大同小异,后发展国家的问题在于如何从传统过渡到现代。到80年代,国外对现代化理论已经有许多批评。
(1) 依附理论
经典现代化理论的主旨在于,西方国家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纽带,将世界联结起来,建立起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处于中心的是以英美为代表的早发型现代化国家,这些国家凭借其经济特权和军事实力将亚非拉广大地区变为其原料产地和产品的销售市场,而亚非拉国家因远离中心区而渐渐沦为边缘或半边缘地位。虽然这些国家或地区在西方现代化的传导和本国社会革命中走向现代化,但由于现代政治经济秩序完全由发达国家支配,不平等的交换和各种经济、非经济的干预,使广大发展中国家很难摆脱这一束缚而真正实现现代化。
基于此,早在20世纪60年代末,这种现代化模式与后发国家现代化事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显现出来。亨廷顿等人指出经典现代化理论至少包含以下问题:① 对传统和现代的概念及其关系的理解过于简单,把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② 对现代化过程与道路的理解过于简单,完全排除了非西方国家不同发展模式选择的可能性;③ 理论表述过于抽象,缺乏具体的有时空限制的所指对象。(51)显然,以西方国家现代化过程为研究对象的理论成果,并把这种理论模式简单地套用到非西方社会的发展问题上,经典现代化理论的缺陷是不可避免的排异反应。
针对这一问题,依附理论以拉丁美洲、非洲等发展中社会为研究对象,受马克思主义的资本积累和帝国主义理论的深刻影响,往往被学术界称为“新马克思主义”,主要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框架内研究发展中国家欠发达的原因。他们认为,由于传统的资本主义体系具有向心性、统治性等特征,工业化总是集中在中心区而不会扩散到边缘,边缘只能扮演被动、从属的角色,这种依附性增长永远无法摆脱落后的局面。也就是说,第三世界的落后,不是由于内部原因造成的,而是由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剥削造成的,一句话,是依附的结果。第三世界要获得发展,只有同西方中心国家完全“脱钩”。依附理论确实有很强的解释能力,因为它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运行角度解释了第三世界国家贫困的根源。但依附理论仅仅从不发达国家外部寻找不发达根源的努力不断遭到猛烈的抨击,因此依附理论也在不断地适应实践发展而修正自己。巴西学者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的“内部结构”依附论,就对第三世界国家贫困的内因和外因进行了调和。阿根廷学者费尔南多·卡尔多索和智利学者恩佐·法莱托的“联系性”依附论以及日本学者渡边利夫的“从依附到自主”的发展理论就针对东亚的发展现实而对依附理论做出了重大修正。(52)依附理论的激进派——阿明的“脱钩”与“自立”的依附理论,在东亚经济增长的现实面前也做了一定程度的修正,主要是提出了“世界市场的联系性分离或隔离”理论和“区域内部的整合性发展”理论。(53)德国学者、“依附理论”的最早提出者之一的贡德·弗兰克走得最远,他由反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宗主——卫星”论,走向完全否定有所谓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无形之中把“依附论”也取消了,而以康德拉捷夫周期论取而代之。(54)
依附理论认为经典现代化理论是一种西方中心主义的意识形态,不能将其普适化;未发展(前资本主义状态)和不发达(经济、政治受压迫造成的状态)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发达与不发达互为条件,不发达为发达做出贡献;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是中心(技术、资金、市场占优势)与外围(各方面处于依附地位)的关系;一些国家的发展受其他国家的制约; 要对现有的不平等国际结构进行变革,使之为不发达国家的发展提供条件;要对本国的制度进行结构性变革,动员大众力量,使发展成为人人参与、人人获利的过程;要充分发挥国家的作用,将强有力的领导人、廉洁的官员、正确的政策相结合。(55)
该理论明确指出发展中国家欠发展和低度发展的根源在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因为西方发达国家在世界体系中居于独立的、中心的地位,而非西方国家处于依附的、外围的地位,受到发达国家的沉重剥削与严密束缚。只有切断与资本主义体系的联系,摆脱依附、外围的地位,发展中国家才能获得真正的发展。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学者们提出了后发国家发展现代化的模式,即“自力更生”模式。在他们看来,摆脱贫困的最佳方法和唯一途径便是通过社会主义革命或其他手段打破该体系,变革不平等的国际结构,走非西方的发展道路,不再受发达国家的盘剥,“另起炉灶”,利用本国的力量、整合本国的资源主要靠自己的努力创造一个有利于自身发展的新环境。
(2) 世界体系理论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从19世纪中期初步形成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最终形成,实际上把世界上大部分领土和人口纳入资本主义的统治之下,因此从民族感情上来说,依附理论得到了长期遭受殖民统治压迫的发展中国家的广泛认同,他们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有着切肤之痛。但是如果就此完全否定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甚至与之“脱钩”,则不免过于偏激。毕竟在当今世界,资本主义占据着绝对优势,很多场合,很多事情,包括后发国家自身发展都离不开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参与。如果仅仅强调外因的作用,而忽视了内因,则势必会使后发国家在摸索自己的自主发展道路的意识下有意无意地隔离于世界潮流之外,甚至有可能走向闭关锁国、封闭自守,最终会延误他们的现代化进程,进一步拉大与发达国家的差距。
世界体系理论是在依附理论的基础上,在20世纪70年代由著名历史学家沃勒斯坦系统地提出来的。(56)该理论认为,人类历史地形成的部族、种族、民族和民族国家,总是在相互联系而不是在孤立中演化和发展, 因而, 总是形成一定的“世界性体系”,在16世纪以前表现为一些“世界性帝国”,而从16世纪以来则形成了“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进而形成了资本主义的“现代世界体系”,现代世界体系就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世界体系呈现“中心—半边缘—边缘”的结构特征;世界体系的演变具有周期性; 阶级利益需要在世界体系的层次上去理解;世界体系的前景是社会主义。
支配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是无休止的资本积累的驱动力,有时称为“价值法则”。它原来的分工范围包括欧洲大部分地区和美洲一些地区。经过几个世纪的扩张,将世界的其他地区陆续纳入其分工范围。第一个真正全球意义的世界体系形成。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构成,一方面是“中心——边缘”关系支配的世界经济体,另一方面是主权国家联动的政治结构。资本主义体系的诸基本矛盾通过一系列周期性的节律业已表现在体系的演进之中,周期性的节律起到了抑制这些矛盾的作用。两个最重要的周期性的节律是康德拉捷夫周期(50/60年)和霸权周期(100/150年)。在康德拉捷夫周期内,利润的主要来源在生产领域(康德拉捷夫周期甲阶段)和金融领域(康德拉捷夫周期乙阶段)之间交替更迭。在霸权周期内,全球秩序由某个霸主采取特殊的霸权形态加以控制,但争夺霸权的斗争此起彼伏,霸权兴衰不定。周期性节律造成积累与权力中心点的正常而缓慢、但是重要的地理变迁,然而不改变体系内部基本的不平等关系。这些周期从来不是完全对称的,但是在构成体系的长期趋势的一些特定方向上,每个新的周期都会带来小而重要的结构性演变。像所有的历史体系一样,作为现代世界体系的资本主义体系的持续期也是有限的,当其长期趋势达到某一点,以致体系的起伏波动变得充分宽泛而无规则,不能保证该体系的制度机构的活力更新,它将走向终结。一旦达到这一点,就会产生分岔点,经过一段混沌的过渡时期,这个体系将被一个或多个其他体系取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也将被取代。(57)
和依附理论一样,世界体系理论把外部动力和条件上升到理解现代化的“关键钥匙”的地位,认为西方国家处于“中心”地位,非西方国家处于“边缘”地位,“中心”和“边缘”之间的不平等交换关系是建立世界体系的基础, 这种不平等关系既是发展中国家经济落后的根本原因, 又是当代资本积累的重要手段。因此,世界体系论者提出了后发国家发展现代化的“反体系运动”模式(似乎称作“社会主义革命模式”更容易理解些),即后发国家通过各国的民族解放运动, 配合核心区的社会运动,形成所谓的反体系运动。反体系运动的目标是把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转变为社会主义世界体系,集中克服现存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某些弊端。因为从长远观点来看,所有社会的民族运动将构成一个整体,其结果是反体系的。反体系运动将成为民族解放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趋势。这种理论吸收和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资本理论和世界历史理论,并把依附论和现代化理论融合起来,试图从世界体系、全球史观的新视角探讨发达与不发达之间的关系。虽然该理论也承认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具有同样重要的地位,并认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将被社会主义世界体系代替,但没有对未来的社会主义世界体系做科学具体的说明, 导致它成为一个虚无缥缈的空中楼阁。从这个意义上说,世界体系理论对后发国家的实际指导作用不是很明显。
(3) 后现代化理论
几乎与现代化理论研究同步,西方学者对发达工业国家未来的发展进行研究,并提出了许多种新理论。其中,后现代化理论是20世纪60年代末以后崛起的、以探索现代化或工业化以后的社会发展为对象的一种现代化理论。亨廷顿认为,后现代化理论关心的并不是传统性向现代性的转变,不关注技术对传统社会的影响,而关注技术对现代社会的影响。(58)后现代社会的名称琳琅满目,有称后工业社会、第三次浪潮社会、超工业社会、后资本主义社会、后文明社会、后传统社会、后福利社会、后集体主义社会、后自由社会、后意识形态社会、后消费社会、后市场社会、后经济学社会、规划社会、多元社会、消费社会、信息社会、电脑社会、网络社会、知识社会、风险社会、生态社会,等等。其中,“知识社会”这一名称似乎得到大多数学者的认同。
后现代化理论的基本著作有1973年美国学者丹尼尔·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的来临》、1979年法国学者利奥塔的《后现代状态》、1980年美国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1991年英国学者玛格丽特·A.罗斯的《后现代与后工业》、1992年英国学者克茹克的《后现代化:发达社会的变化》、1992年美国学者波林·玛丽·罗斯诺的《后现代主义与社会科学》、1993年美国学者彼得·德鲁克的《后资本主义社会》、1994年美国学者史蒂文·塞德曼的《后现代转向》、1997年美国学者罗纳德·殷格哈特的《现代化与后现代化》、1999年中国学者何传启的《第二次现代化》等,可视为这一时期后现代化理论的代表作。
对后工业社会有系统认识的莫过于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他在1973年出版的《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一书中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分为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三个阶段,在今后30年至50年间,发达工业国家将进入后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有五大特征:经济方面,从产品生产经济转向服务性经济;职业与上层建筑方面,一个新的专业化或技术职业性阶层的出现及其主导地位的确立;社会发展方向方面,对技术的控制与鉴定;决策方面,创造新型的“智能技术”;整个社会的中轴原则是理论知识占中心地位,是一切社会变革和政策制定的源泉。(59)
富永健一认为,贝尔的后工业社会应理解为工业社会的一种延续,而不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新阶段。尽管贝尔认为后工业社会存在意义重大的变化,有充足的理由获得“后工业”的新称谓,但他也承认后工业社会不是一个将完全取代工业社会的社会,而只是工业社会发展趋势的一种延续。在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看来,丹尼尔·贝尔所谓的“后工业”社会,正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欧内斯特·曼德尔(Ernest Mandel)所称的“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一个比以前那些阶段甚至“更为纯粹的”资本主义社会而已。美国学者罗纳德·殷格哈特在《现代化和后现代化》一书中把1970年以来先进工业国家发生的变化称为后现代化。他认为,后现代化的核心社会目标,不是加快经济增长,而是增加人类幸福,提高生活质量。现代化与后现代化是前后相继的两个发展阶段,后现代化是现代化的超越,而不是非现代化和反现代化。在现代化阶段,宗教地域价值逐渐减退,生存价值、经济增长和经济效率最大化压倒一切,成就动机成为核心价值,传统权威让位于理性合法权威,工具理性的主导地位导致人的异化;在后现代化阶段,国家权威弱化,更加重视个人自由,后物质主义成为核心价值,经济增长不再具有压倒一切的地位,工具理性让位于价值理性,生活价值和主观幸福最大化成为优先课题。现代化的边际效益递减是后现代化兴起的基本原因,后现代化的发展也有它的社会限度。现代化与民主化没有直接相关性,民主化在后现代化阶段却成为不可避免。政治、经济和文化因素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都是作为变量存在的,因此,现代化和后现代化都呈现非线性发展。(60)
二、 国内研究现状
中国是在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枪炮声中被强行纳入西方国家主导的现代文明进程之中的,中国的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充满曲折和坎坷的道路,承载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梦想和希望。但是,只有在打破了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与封建主义枷锁的新中国成立之后,在中国共产党人的领导下,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才走上了历史的正轨,并吹响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号角。可以说,实现现代化对于中华民族来说,是在特殊背景下的历史诉求和梦想,也是中国20世纪和21 世纪的主要奋斗目标。和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现代化是世界上人口规模最大的国家现代化,其复杂性和艰巨性超过目前发达国家的总和。据有关学者研究发现,从人口规模角度看,如果按照世界现代化的历史经验估算,21世纪末中国进入发达国家行列的概率约为4%。(61)这意味着,国际经验和基于国际经验的现有理论,都不足以解决中国问题;也意味着,如果没有现代化研究和重大理论创新,中国很难实现现代化。为了中华民族的真正复兴和全面复兴,中国必须寻求一条低成本和高效率的现代化新路径。
在我国,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北京大学罗荣渠为代表的中国学者在对西方现代化理论深入研究,对中国近代以来现代化的艰难历程理性反思的基础上,对现代化的概念内涵进行了深入探讨。罗荣渠指出:“从历史的角度透视,广义而言,现代化作为一个世界性的历史过程,是指人类社会从工业革命以来所经历的一场急剧变革,这一变革以工业化为推动力,导致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全球性的大转变过程,它使工业主义渗透到经济、政治、文化、思想各个领域,引起深刻的相应变化;狭义而言,现代化又不是一个自然的社会演变过程,它是落后国家采取高效率的途径(其中包括可利用的传统因素),通过有计划的经济技术改造和学习世界先进,带动广泛的社会改革,以迅速赶上先进工业国和适应现代世界环境的发展过程。”(62)中国科学院现代化研究中心何传启等人认为,现代化是人类社会整体系统的历史变革过程,不仅包括社会各个方面和要素的深刻变迁,而且包含由现代化所引起的各国竞争地位的变化,指出:“现代化是18世纪以来人类文明的一种深刻变化;它包括现代文明的形成、发展、转型和国际互动,文明要素的创新、选择、传播和退出,以及追赶、达到和保持世界先进水平的国际竞争;它发生在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环境和个人行为等领域,发生在人类文明的前沿国家和后进国家。”(63)世界现代化过程可分为两次现代化,第一次现代化是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包括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等;第二次现代化是指工业文明向知识文明、物质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型,将来还有新的现代化。
就社会发展的相关理论而言,主要有以进化模式为特征的现代化理论和以革命模式为特征的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两大传统。这两大传统均对20世纪中国现代化的发展路向产生了重大影响。新中国成立以后,“革命”一直是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文学等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中心和研究主题。而1978年的改革开放,不仅意味着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从阶级斗争为中心转变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且意味着中国学术研究范式的一次重大转向,即开始逐步由“革命时代”进入“现代化时代”。之所以出现研究范式的这一转变,这是因为“革命”不仅无法涵盖现代化的全过程,而且也无法解释改革开放实践的全新课题。1979年,著名史学家黎澍发表了《消灭封建残余影响是中国现代化的重要条件》一文,拉开了新时期对现代化进行全新的开拓性研究的帷幕。(64)自此,“现代化”作为学术研究的范式或主题,逐步为越来越多的研究工作者所接受。
关于中国早期现代化的研究,有李时岳、胡滨的《从闭关到开放》,丁日初的《近代中国的现代化与资本家阶级》,虞和平的《商会与中国早期现代化》,周积明的《最初的纪元——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王立新的《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何光沪等编的《基督教与中国现代化》,等等。
研究中国某一地区、某一领域现代化的专著,有茅加琦主编的《台湾三十年》,史全生的《台湾经济发展的历史与现状》,收入“中国国情与现代化”丛书的刘明的《彼岸的起飞——台湾战后四十年发展历程》,胡福明等的《苏南现代化》,王春光等的《中国城市化之路》,田慧生主编的《中国教育的现代化》,忻平的《从上海发现历史——现代化进程中的上海人及其社会生活》,等等。
关于中国现代化的通史、通论性著作,有徐宗勉、张亦工等的《近代中国对民主的追求》,汪熙等主编的《中国现代化问题》,高瑞泉主编的《中国近代社会思潮》,胡福明主编的《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许纪霖、陈达凯主编的《中国现代化史 1800—1949》,高力克的《历史与价值的张力——中国现代化思想史论》,方克立的《现代新儒学与中国现代化》,以及收入“东亚现代化研究”丛书的孙代尧、王文章的《巨龙的苏醒——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求索》,等等。
研究其他各国、各地区现代化的历史著作,有王觉非编的《英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现代化》,钱乘旦的《第一个工业化社会》,侯建新的《现代化第一基石》,钱乘旦、陈意新的《走向现代国家之路》,吴廷主编的《日本近代化研究》,金明善、徐平的《日本:走向现代化》,金明善主编的《日本现代化研究》,张旅平的《文明的冲突与融合——日本现代化研究》,洪朝晖的《美国现代化进程新论》,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编的《美国现代化历史经验》,李庆余等的《美国现代化道路》,江时学的《拉美发展模式研究》,曾昭耀的《政治稳定与现代化——墨西哥政治模式的历史考察》,黄邦和、萨那、林被甸主编的《通向现代世界的500年》,收入“农民学丛书”的金雁、卞悟的《农村公社、改革与革命——村社传统与俄国现代化之路》,谷源洋等的《亚洲四小龙起飞始末》,江立华、杨燕树的《东亚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彭树智主编的《伊斯兰教与中东现代化进程》,等等。(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