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进步与区域现代化

第三节 科技进步与区域现代化

一、 科技进步与区域现代化相关理论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纵观世界现代化发展历史,每个国家或地区的现代化过程都伴随着科技进步。科学技术越来越成为先进生产力的先导,不仅深刻改造传统产业,而且不断开拓新的产业,并引领经济社会向现代化转型。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科技进步能力决定了其在现代化竞争中的地位和前途。

1. 对科技进步的认识

(1) 科技进步的内涵

科技进步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概念,是指在创造、推广和应用科技成果的基础上,系统地完善诸生产要素,并不断地从质上完善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过程。科技进步包含了一般意义上的技术进步,即技术在经济社会中的渗透、繁衍、扩散引起社会各要素发生质的改善与功能提高,从而推动产业结构变化而实现经济增长;由于科技发展是融合在社会生产力各要素之中的,科技进步也包含了社会生活中科学技术因素的综合发展和进步。由此可以看出,科学技术的进步,包括科学和技术两个层面的发展和进步,其中科学层面的进步则又包括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个层面的发展进步。

狭义的科技进步也称为技术进步,包括了知识创新、技术创新、制度创新、政策创新等内容,与劳动力、资本共同构成经济增长的主要贡献因素。

(2) 科技进步的路径

从国家层面看,由于发展历史和资源禀赋的不同,现代化先发国家和赶超型国家科技驱动经济发展的机制存在差异,科技进步主要有两个途径,分别是以自主创新为主的内源式路径和以技术引进和模仿式创新为主的外源式路径。内源式科技进步路径,是指不依赖于技术引进,而是依靠自身的科研开发实力独立进行技术创新并最终实现技术创新目标,这一路径需要面临较大的沉没成本及研发成果的不确定性两大问题。外源式路径具有明显的确定性,可以节约科研投入和时间,快速培养本国科技人才,具有技术后发优势。部分学者认为,引进技术是追赶型国家实现经济现代化的首要因素。从国际经验来看,日本和韩国等东亚国家通过从模仿到创新的路径赶上甚至超过了发达国家。

科技进步通过对产业的渗透影响现代化进程。现代化先发国家和赶超国家的产业技术进步呈现出截然不同的轨迹。赶超型国家的科技进步是在技术引进的基础上沿着既定技术路径发展的技术创新过程,通常呈现出从工艺创新到产品创新、从生产能力到创新能力演化的过程。

2. 科技进步与区域现代化相关理论

科技进步与现代化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科技进步通过两种途径来推动现代化中的经济增长:一是技术进步通过对劳动力、劳动工具、劳动对象的渗透和影响,提高生产率,推动经济增长;二是形成独立的高技术产业,其产值作为国民生产总值的组成部分,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来源。库兹涅茨在描述现代经济增长特征时特别关注科技进步。他认为,“知识和技术的创新是任何重大经济增长的前提”。

(1) 技术进步的后发优势理论

对现代化追赶型国家来说,如何实现科技的快速进步进而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以及现代化赶超始终是核心问题。大部分研究支持追赶型国家可以通过技术引进来实现技术进步快速增长。

经济史学家格申克龙于1962年提出了后发优势理论。他总结了19世纪德国、意大利、俄国等欧洲较为落后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在总结这些国家成功赶超经验的基础上,提出后发国家可以通过综合利用发达国家的技术、发展经验来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社会学家列维从现代化的角度进一步阐释了后发优势理论。他认为后发优势有五点内容:(1) 后发国对现代化的认识要比先发国在自己开始现代化时对现代化的认识丰富得多。(2) 后发者可以大量采用和借鉴先发国成熟的计划、技术、设备以及与其相适应的组织结构。(3) 后发国家可以跳越先发国家的一些必经发展阶段,特别是在技术方面。(4)由于先发国家的发展水平已达到较高阶段,可使后发国家对自己的现代化前景有一定的预测。(5) 先发国家可以在资本和技术上对后发国提供帮助。(9)

有关科技进步的后发优势理论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追赶型国家和地区在缩小与发达国家技术差距时会保持一种均衡的技术差距。纳尔逊(1966)等人认为,后发国家或地区与先发国家之间的技术差距越大,技术进步水平就越高,但这种趋势是递减的,最终将与先发国家保持“均衡技术差距”。另一种观点认为追赶型国家和地区在吸收先发国家的经验基础上,可以赶上甚至在某些领域超越发达国家,即实现技术发展上的“蛙跳”。持有这种观点的主要代表人物为伯利兹、克鲁格曼等。从“蛙跳”理论可以发现,后发国家和地区在技术引进后通过模仿性创新具有一定的技术创新能力,可以直接选择一些前沿技术进行突破。这一观点对日本、韩国等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作出了有力的解释。但“蛙跳”没有在大多数国家出现。

(2) 技术进步的后发优势悖论

从大多数国家的发展经验来看,技术进步的“蛙跳”并没有实现。后发优势没有缩小与先进国家之间的差距,甚至出现了差距进一步扩大的趋势。由此出现了技术进步的后发优势悖论。究其原因,在追赶型国家和地区发挥后发优势缩小技术差距和技术赶超的同时,先进国家也在利用其先发优势进行反赶超。

后发优势悖论有三种表现:

一是后发优势的自锁效应。技术后发优势呈递减趋势,当达到某个限度后,后发国家或地区如果不能及时提升技术能力,技术进步将陷入停滞。

二是后发优势的技术鸿沟。由于要素禀赋等因素的限制,后发地区会首先发挥低层次的技术后发优势,而延迟高层次的技术后发优势;同时,由于技术引进成本更低,会对自主创新产生排斥,长此以往,将与先发地区形成“技术鸿沟”。

三是后发优势的马太效应。后进国家如果不能发挥技术后发优势实现技术赶超,就会加大与先进国家之间的差距。

二、 科技进步是区域现代化的内生驱动力

科学技术是无形的生产力,它一旦被投入生产,就会转变为现实的物质生产力。从对现代化国家的经济增长源泉来看,科技进步是推动现代化最重要的内生驱动力。美国经济学家索罗发现,20 世纪美国经济增长的80%来源于“技术进步”。

为了促进科技与经济的结合,发挥科学技术第一生产力的作用,从20世纪80年代起,中国从国家层面开始实施一系列的科技政策,如瞄准国际先进水平高技术研究的863计划、以推动技术产业化为导向的“火炬计划”。从1978年到1985年,科技政策以恢复和重建科学技术体系为主,国家科委和地方科委相继恢复,中央和国务院提出了“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并出台了《发明奖励条例》《自然科学奖励条例》《技术改进奖励条例》《科学技术进步奖励条例》《专利法》等相关政策法规,鼓励科技与经济协调发展。1985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科技政策进一步鼓励竞争和参与市场发展。这一阶段,出台了《中共中央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引入经济杠杆和市场机制,努力克服科研与生产脱节现象,推进科技人才流动。1988年,《国务院关于深化科技体制改革若干问题的决定》出台,推进承包经营责任制,鼓励和支持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直接介入经济领域,支持多种所有制科研机构的发展。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进一步调整科技创新体制。以211工程支持高校成为主要科学研究基地,提高企业在科技创新中的地位。这一时期,出台了《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关于加强技术创新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决定》《关于科技成果转化的若干规定》《关于进一步培育和发展技术市场的若干意见》等政策法规,并实行了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相关税收优惠政策。

1. 科技进步为区域现代化培育经济发展新动力

区域现代化的发展必然伴随着经济增长新旧动力转换的过程。科技进步为区域现代化的新旧动力转换提供强大的技术支撑。从经济增长的角度看,科技进步与资本、劳动力共同作为影响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其中,科技进步表现为促进各种要素和资源(包括人力、物力、财力)利用效率的提高,其作用受到越来越广泛的重视,被视为经济增长最主要的源泉。科技进步推动动能转换主要表现在:

一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科技进步可以通过技术和工艺的提升实现产品提升和产业升级,让传统产业焕发新活力。同时,科技进步还可以优化资源配置,提升传统产业潜力。如当前的互联网技术的应用,通过在更大范围实现信息共享,降低了传统产业走向市场的交易成本,加强了与用户之间的供需交流,极大地提高了经济效率。

二是培育新兴产业。重大科技突破往往会孕育巨大的产业发展空间,每一次产业革命都紧随于科技革命。从广义上看,科技革命包含了科学革命和技术革命两个层面。库恩认为,科学革命就是用新范式战胜和取代旧范式,而技术革命是建立在新技术原理之上的技术体系的根本性变革。科技革命产生了新技术、新的生产工具并发明新工艺,并催生出生产体系中组织结构和经济结构的根本变革,使社会生产力产生巨大的飞跃。这一过程中,新的生产方式代替旧的生产方式,新的产业门类纷纷出现。同时,科技革命所孕育的科学新思想、新科学思维方式和新的科学精神作为巨大的文化力量深刻地影响着人的现代化和社会、文化现代化。

2. 科技进步为区域现代化形成构建现代产业新体系

产业体系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现代产业体系在科技进步的推动下从传统产业体系脱胎而产生,由现代元素较显著的产业所构成。跟现代化一样,现代产业体系还具有地域差异性,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和地区现代产业构成差异比较大。科技进步推动形成现代产业体系,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科技进步推动市场主体必须通过创新竞争适应消费者多元化需求。面对需求多元化的增加,企业要主动去发现潜在的新需求,产品和服务的竞争最终是企业创新能力的竞争。

二是知识创造和知识转化成为产业体系中的核心部门。技术和知识逐渐成为企业最关键的竞争力。知识创造和转化更具有市场导向性,创新主体从高校等科研机构等扩展到企业。随着技术和知识向产业的渗透,知识服务类产业成为产业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是信息网络和物流网络为全球化协作生产提供了物质基础。信息技术在产业部门的广泛应用能够实现企业之间、产业之间的信息快速沟通、物流快速到达,使得灵活高效的外部协作成为可能。

3. 科技进步为区域现代化推动经济社会要素新变革

科技进步是科学技术不断向经济社会生活方方面面不断渗透、应用和改造的过程,最终通过各种要素的现代化变革系统地推进区域现代化进程,从而形成区域现代化的格局和特点。

一是科技进步系统推进区域现代化进程。科学技术具有广泛的社会功能,通过对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社会生产方式的渗透、改造来影响现代化的进程,从而实现经济社会向由传统社会(农业社会)逐渐现代社会(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转型,持续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生活质量,转变生活方式和观念,最终实现全社会文化和健康素质的大幅提高以及社会福利与社会公平的根本改善。从已经步入现代化的国家来看,科技进步贡献率通常高达60%—80%,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甚至超过了80%。从社会发展角度看,现代化就是科学技术的发展及其对社会整体系统各个子系统的影响和作用过程。科技进步除了提高一个地区的工业化水平,还会导致经济结构、产业结构、社会组织管理形式、社会生活方式以及人们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心理结构等方面的全面性变革。

二是科技进步决定了区域现代化的格局。现代化是一个历史过程,而区域现代化更是一场持续的竞赛。不同地区、不同阶段的现代化进程,构成了当前的区域现代化格局。张凤和何传启(2016)以工业经济、知识经济为主导划分第一次现代化和第二次现代化,在此基础上对全国各省区的现代化水平进行评价,认为北京、上海、天津、浙江、广东和江苏等6个地区已经完成第一次现代化,福建、辽宁、山东等17个地区基本实现第一次现代化,而云南和贵州尚有局部地区属于传统农业社会,局部地区还有“刀耕火种”等原始社会的痕迹;从二次现代化指数看,北京和上海第二次现代化指数已经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天津、江苏、浙江、广东等8个地区已经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组的水平,陕西等19个地区达到初等发达国家组的水平。(10)根据《中国区域科技进步评价报告2015》,上海、北京、天津、江苏、广东、浙江等6省区科技进步指数高于全国66.49%的水平,处于第一梯队;山东、重庆等20个省区超过40%,低于全国水平;云南、贵州等4个省区在40%以下,各省区的科技进步水平分布格局与区域现代化的空间布局基本重合。

三是科技进步巩固了区域现代化的优势。在长期的发展中,不同的区域依托本地区的优势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区域现代化路径。如我国在区域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形成了新苏南模式、温州模式、广东模式等一批各具特色的区域发展模式。如何发挥优势、用好优势是区域现代化过程中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区域现代化具有继承性,随着发展阶段的变化,原有的区域性优势将会逐渐消失,或难以适应新的发展阶段。因此,区域现代化必须依托科技进步,充分发挥经济发展过程中积累起来的资金、人才、产品和市场等优势,培育新的增长点。波特认为,经济增长的驱动力经历了由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的转变过程。实际上,在驱动力转变的进程中,都离不开科技进步的支撑,差别仅仅在于科技进步在其中作用的程度不同。

三、 科技进步的趋势和时代特征

当今世界,科技进步正在加速推进,不同领域的科学技术深度融合,广泛渗透到经济社会各个方面,成为重塑世界格局、引领未来发展的主导力量。科技进步呈现出新的时代特征。

1. 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周期日益缩短

当前,科学知识呈现指数级数增长,知识大量生产,知识量迅速扩充,科技成果急剧增加。世界每年公布的专利项目已达50万件以上,近几十年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的成果总量已超过过去两千年的总和。不论是从科学基础研究到技术开发的周期,还是从技术开发到产业化的周期都在缩短。第一次科技革命时代,从科学发现到大规模应用到被新技术替代或消亡的全生命周期往往需要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第二次科技革命时代,这一周期缩短到30年以下。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和广泛应用,知识传播加快,技术在短时期内迅速积累,对科技成果转化应用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基础研究与产业化距离进一步缩短。当前,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周期进一步缩短,甚至实验室直接变为可以转化应用的工厂。科技进步也加速引发生产方式和商业模式变革。

2. 科技发展表现出既高度分化又高度融合的趋势

现代科学技术一方面表现出学科和专业越来越细化,当前自然科学的门类已达2000多种,并且仍在不断细分出新的学科。另一方面,不同学科和专业又不断衍生出新的交叉学科,既有自然科学、工程技术内部的交叉,也有人文社会科学的渗透,甚至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交叉融合。科技发展既分化又融合的特点,对人们的知识构成、思维方式产生了巨大影响。由此,科学技术在应用上表现出综合应用、集成发展的趋势。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社会创新、管理创新跨界融合,不断突破地域、组织、技术的界限。

3. 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成为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核心内容

有学者认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电子和自动化阶段,关键技术有电子、自动控制、激光、材料、航天和原子能等技术,主导产业包括电子工业、计算机、原子能、航天和自动化产业等。第二阶段是信息化和智能化阶段,关键技术有信息、云计算、量子通信、智能和绿色等技术,主导产业包括信息产业、电子商务、物联网、无线网、大数据、智能制造(3D打印)、先进材料、智能机器人、智慧城市、绿色能源和生物产业等。(11)

4. 科技创新活动由独立走向开放协作

在19世纪以前,大多数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是靠科学家和发明家个人独立完成的,如伽利略、牛顿。进入19世纪以后,科学研究的对象越来越复杂多样,往往面临多因素、多变量的复杂系统,需要多学科联合合作,产生了集体联合科研组织形式,如剑桥大学的卡文迪什实验室。一些关系全人类的生存和命运的研究还采用了国际合作的研究方式,如我国参与了100多个国家共同研究的“全球大气监测”“人类基因组测序”,西欧的“尤里卡计划”等等。而一些关系到国家整体科学研究水平的重大科研项目,逐步由国家组织研究,如美国阿波罗登月火箭计划、我国的“863”计划等等。随着国际竞争的加剧,各个国家纷纷出台创新战略和政策,力图抢占未来发展先机。美国自2005年以来提出了一系列竞争力相关计划和法案,德国自2010年以来相继提出“高技术战略2020”、“德国工业4.0”战略、“新高技术战略”,从技术创新扩展到社会创新。

四、 区域现代化进程中科技进步面临的挑战

1. 需要加强本地科技创新主体和资源的协同配合

科技进步是科学技术向产业、向市场、向消费者渗透的一个复杂过程。从创新链的角度看,一条完整的创新链包括理论研究、应用研究、工程开发、制造和市场营销等过程。这一过程涉及了政府、高校、科研院所、企业乃至科技中介服务机构等不同的主体的协调配合。高校和科研院所是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主要供给者;企业是技术应用者并将其投入生产,实现科学技术由实验室到市场的“惊险跳跃”;政府主要承担科技进步制度供给的角色;科技中介服务机构则在创新链各个环节沟通不同的主体,推动科学技术转化的无缝连接。科学技术要能顺利转化,最根本的是处理好科学技术的生产、转移和应用之间的关系,即各创新主体之间的关系。因此科技进步需要政府、高校及科研机构、科技中介服务机构、企业之间形成良性互动。

当前,我国各个地区普遍存在科技成果转化率偏低的问题。近年来,我国研发投入强度逐步上升。2015年,我国全社会研发投入已超过1.4万亿元,其中财政科技支出超过7000亿元,居世界前列。但我国科技成果转化率仅为10%,远低于发达国家40%的水平。随着科研成果转化周期越来越短,一项科研成果如果在转化周期内没有转化为生产力,其经济潜能就会很快衰减。科技成果转化率偏低的原因在于科技创新各主体之间的协调配合不够,导致大量科研成果沉淀。如江苏等高校和科研院所集聚地区,一方面形成了大量科研成果,另一方面,企业在转型升级的压力下对科技创新产业化的需求也较为旺盛,但由于创新主体之间缺乏沟通协调,造成对本地高校院所的创新资源挖潜不足,创新思想向创新技术转化、创新技术向创新产品转化能力不足。

2. 需要强化对全球科技创新资源的整合利用

科技创新资源,既包括科研基础设施、设备等有形资源,也包括科研人员、研究机构、知识产权等无形资源。相比而言,无形资源比有形资源更具价值。发达国家高端创新人才密集,欧盟、美国和日本等经济体的科技人力资源约占全球科技人力资源的70%左右。随着科技创新的复杂化程度不断提高,科技创新活动由独立走向了联合、开放。哈佛大学教授切萨布鲁夫(H. Chesbrough)首次提出了开放式创新的理念,他认为企业或组织在进行创新的过程中,可以利用内、外部两条市场途径,将企业内、外有价值的创新资源集中起来创造价值。(12)在开放式创新模式下,创新活动可以跨越组织的传统边界,不再单纯完全依靠自身力量,充分利用组织外部的创新资源,加强对组织内外创新资源的有效整合,大大提高了创新效率。开放式创新最早应用于高技术产业,并逐渐向资本密集型产业等其他产业渗透。开放式创新不但影响了产业技术创新环境及创新条件,更影响了产业技术创新的资源要素和各利益相关者。研究表明,开放式创新已经成为提升产业技术竞争力的主要驱动力量。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以人才、知识产权等为表现形式的创新资源的跨国界流动日益加速。跨国公司的活动已从对传统有形资源的全球配置逐步转变为对创新等无形资源的全球配置,如在全球范围内布局研发中心,通过并购等手段获取世界范围内的创新成果,并推动创新成果的应用和产业化。从全球产业分工来看,我国总体上还处于产业链的中低端,普遍缺少核心技术,产品附加值低。对我国较为发达的地区来说,更需要提升技术能力,向产业链中高端攀升。这些地区自身已积累了相当的产业基础和技术水平,可利用的海外创新资源十分丰富。同时,面对国内较好的产业基础和广阔的市场,不少国际科研机构愿意将创新资源在中国转化,尤其是欧洲、以色列特拉维夫等高校、科研机构,本土市场规模小,缺乏产业化配套条件,大量源头性创新资源需要寻找转化的出口。这些源头性技术一旦找到产业化领域,往往会裂变出很多个大小不一的新产业,并产生持续创新的潜力。

3. 需要对各类创新要素强化体制机制保障

科技创新已成为地方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2016年5月出台的《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强调实现创新驱动必须依靠“双轮驱动”,即科技创新和体制机制创新两个轮子相互协调、持续发力。随着《纲要》的出台和实施,各省市区纷纷进一步强调了创新驱动在经济发展中的引领作用,如北京、上海等省市明确提出要建设科技创新中心,江苏提出要建设产业科技创新中心。加强对创新要素的体制机制保障,关键是要建立起符合创新规律的人才制度和投融资体系。

科技创新中,最重要的资源是人才。只有创新人才的储备和流动,才能形成持续创新活力。截至2015年,我国科技人力资源总量超过7100万人,研发人员超过535万人,为创新发展提供了强大支撑。但和资金、技术、生产资料等生产要素的市场化水平相比,产学研之间、机构之间的人才资源市场配置机制还不成熟,难以实现人才资源横向、纵向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需要在宏观上打破部门、区域、学科、机构、阶层之间的壁垒,强化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政策链与人才、信息、服务等创新要素互联互通、配套支持和开放协作。在微观上消除人才双向流动、跨界流动,尤其是从大学和科研院所向企业流动的障碍,疏通人才纵向流动渠道。从长期来看,需调整科学、技术、创新及创业不同主体的利益分配关系,建立风险分担、利益分享机制。

4. 需要营造开放包容的科技创新环境

科技创新环境包括政策环境、法律环境、竞争环境等。良好的创新环境可以激发创新主体的创新热情,发挥创新主体的创新潜能,是提升创新能力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近年来,随着国家及地方一系列优化创新环境的政策得以实施,我国的创新环境呈现向好的发展态势,但科技管理体制不活、创新激励不足、知识产权保护不力、创新失败宽容度不高等问题还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严重制约创新能力的提升。

我国当前的财政税收政策没有为创新活动提供持久的激励。对科研人员而言,缺乏高薪酬、高福利的激励手段,股权、分红等激励手段的适用范围有限,迫切需要新的激励手段和方式。只有创新收益大于创新投入的时候,创新主体才会有持续不断的创新动力。据调查,在中关村科技园区,外资高科技企业工资比国内高科技企业高1—2倍,导致20%的优秀人才从国内高科技企业流到外资高科技企业。(13)

科技创新离不开知识产权保护。知识产权是人才创新智力成果最科学、最完整、最核心的体现,知识产权制度是保障创新者权益、激发创新创造活力、促进创新人才成长和发展的基本制度。我国社会各界的知识产权意识还比较淡薄,侵犯知识产权的案例时有发生。知识产权的侵权成本仍然较低,而维权成本相对较高,知识产权保护仍有待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不足,不利于激发创新主体的创新激情;对侵犯知识产权者处罚不严,起不到威慑作用。这些问题的存在,从长期来看不利于我国的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

创新成功是建立在无数的创新失败之上的,这需要形成“鼓励成功、宽容失败”的社会氛围。传统重守成、轻创业的思想意识,科技功利化、工具化、短期行为等现象,不利于形成持续创新。需要努力形成政府有明确的创新导向、企业有内在的创新动力、市民有强烈的创新激情、社会有宽容的创新氛围的良好格局。

五、 构建区域创新生态系统推动科技进步

创新生态系统是一个相对年轻的概念,由美国竞争力委员会于2004年提出。虽然其基本含义接近创新系统,但引入生态思想,将创新看作是内容更为丰富、要素间联系更为紧密、内部结构更为复杂、整体更为优化的动态系统。创新生态系统的出现突破了就创新谈创新的狭隘视角,而更加强调创新主体之间的互动、创新活动与外部环境之间的相互依赖。因此,构建区域创新生态系统不仅要培育相对齐备、有机联系、依存共生的创新主体,还应围绕创新链的各环节构建开放、多元、共生的体制机制。区域创新生态系统涵盖了整个产业链条和创新链条。在区域创新系统中,创新主体、中介服务机构、创新环境是关键要素,这些要素相互依赖、相互交流,形成了一个复杂的网络结构。其中,核心企业处于中心地位,中介服务机构是重要的行为主体。创新主体、中介服务机构、创新环境之间的共生演化是创新生态系统的核心特征。一个良好的区域创新生态系统要为创新活动提供富集并充满活力的核心要素,以及适应于科技资源配置和流动的体制机制,以及鼓励创新的包容性文化等。

1. 突出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加强不同创新主体之间的协作

区域创新生态中,存在两类创新的“生产者”,分别是企业、高校及科研机构。企业作为技术创新的“生产者”,是将科技创新活动变为现实生产力的关键环节,是现代科技创新活动中最主要的主体。企业直接面向市场,在市场需求和利益最大化的驱动下,通过企业内部及企业间的竞争与合作进行有效创新。一些科技企业已经成为影响区域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深圳的华为、浙江的阿里等标志性企业。这些企业汇聚了大量高质量的创新资源,并不断延伸产业链和创新链,企业核心竞争力不断提高。高校及科研机构作为科学创新的“生产者”,在供给基础性研究之外,既可以为企业培育创新人才,也可以通过与企业合作进行定向研究创新。地方政府作为制度供给主体,要根据中央及上级政府的法律政策和区域内的实际情况为创新“生产者”营造良好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环境和基础设施等。科技中介服务机构作为连接各创新主体的桥梁,有效协调创新资源在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之间的流动。

不同主体之间的协作,一是要突出科学到技术的转化。通过产学研合作加强联合开发,通过创业、参股、技术交易等多种方式加强产学研之间的互动,利用市场化公共服务平台、技术交易市场等方式,寻找企业与高校和科研院所之间的结合点,提高科技成果转化的成功率。二是要加强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地方政府通过搭建产学研合作的载体,建设共性技术研发、检验检测等公共服务平台,提升共性技术的共享水平,辐射区域创新生态系统中的中小企业。三是培育多元化科技中介服务机构,整合创新活动的“孤岛化”“碎片化”现象。

2. 面向全球整合创新资源,加快融入全球创新体系

当前,科技创新各环节的专业化分工更加细致,科技创新活动的形态、模式、参与主体越来越表现出全球化的特点,具体表现为创新资源配置的全球化、创新活动的全球化、创业活动的全球化和创新服务的全球化。创新活动的这种演变趋势,迫切要求区域创新生态系统能够整合本地和全球创新资源,积极融入全球创新体系。

一是要鼓励龙头企业在产品、资本“走出去”的基础上,通过自建、并购、合资、合作等多种方式,在科技资源密集的国家和地区设立研发中心,不断增强利用全球创新资源的能力。

二是积极承接跨国公司研发中心向本地区转移,鼓励跨国公司在本地区设立研发机构、技术转移机构和科技服务机构,通过技术引进带动人才引进,最终将原创、前端技术和技术研发团队留在本地。

三是要积极参与国家重大国际科技合作项目,鼓励企业、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参与政府间多边、双边科技合作项目,在项目参与合作中不断培养本地科技人才队伍发展壮大。

3. 发挥创新载体协同作用,提高科技资源利用水平

区域创新生态系统的协同不仅发生在高校及研究机构、企业等各类创新主体层面,也发生在与创新有关的各政府部门之间的积极合作、协同推进。在具体实践中,更要发挥科技基础设施、研究机构、公共服务平台、孵化器等创新载体之间的协同作用,确保载体资源高效利用。

一是统筹整合创新载体,加强载体之间的分工合作。对创新载体的统筹整合,有助于载体之间的协同联动,可以更好地实现资源高效整合利用,有效避免创新载体的重复建设和资金分散投入。

二是发挥载体协同的共享效应,有助于科技企业特别是中小科技企业解决技术平台利用、科研成果转化、产品中试等方面的问题。中关村示范区依托周边地区密集的科教资源,建立创业平台、科技融资平台、技术转移平台等公共服务平台和一大批特色的产业技术研究院,使区域内的科技资源实现高效集聚,促进了技术转移、成果转化和推动大型仪器设备开放共享。

4. 推动科技和金融有效结合,构建科技金融服务体系

科技型企业以中小企业为主,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在科技企业中同样存在。另一方面,成果转化通常面临资金瓶颈,必须打通资本与创新、科技与金融、财政与社会资本之间的双通道,构建多元化、多渠道、多层次科技投融资体系。

一是健全科技创新创业投融资体系,强化金融综合服务。健全科技创新创业投融资机制,根据科技创新创业企业生命周期不同阶段的资金需求及风险收益特征,建立和完善多元化、多层次科技创新创业投融资服务体系。完善创新型金融机构服务体系。推动知识产权交易中心、金融资产交易中心、清算中心等平台规范发展,充分发挥市场配置知识产权、金融资本等各类要素的作用。

二是拓展融资服务渠道,提高科技创新创业融资可得性。鼓励银行设立科技信贷专营机构,提高创新创业融资的专业化服务能力。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与创业投资、证券、保险、信托等机构合作,创新交叉性金融产品,建立和完善信息交流共享机制和风险共控合作机制。

三是优化创业投资发展环境,推动企业引进股权融资。发挥产业投资引导基金的撬动作用,吸引更多社会资本通过参股引导、直接股权投资等市场化基金化方式广泛参与新兴产业的投资与发展。

四是发挥多层次资本市场作用,鼓励多渠道直接融资,通过境内外多层次资本市场开展挂牌、上市、融资、并购和交易,支持科技创新创业企业发行公司债、企业债、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小微企业增信集合债等债务融资工具,满足科技创新创业企业多样化融资需求。

5. 不断探索体制机制创新,营造良好创新生态环境

一是建立更灵活的激励机制,激发创新创业活力。以市场为导向,建立多元化产学研合作机制,鼓励高校和科研院所面向市场需求进行人才培养、学科建设和科技研发;鼓励产学研合作平台尽快实现市场化的竞争力;给予科技人员获得更灵活的激励制度,鼓励创新、创业;鼓励科技金融、科技中介加强业态创新,提高服务科技创新能力。

二是强化专利创造应用和保护,保护创新成果。推动科技成果的产权化,探索知识、技术、管理等要素可产权化的实现途径,使创新人才创新有所得。在有条件的地方设立知识产权运用与保护综合改革试验区,开展知识产权统一管理和保护试点,探索建立知识产权综合管理体制。大力推进知识产权市场化建设。发展知识产权质押融资、证券化等知识产权金融市场平台,加强知识产权运营和交易平台建设。加快发展知识产权服务业,建立企业、高校院所、知识产权服务机构协同创新模式,畅通创新成果转化孵化渠道,提高人才创新收益。建立知识产权信息共享机制,加强知识产权公共服务建设,便利人才和广大社会公众知晓和使用知识产权信息。建立重大经济科技活动知识产权分析评议制度,实施产业规划类、企业运营类等专利导航项目,促进知识产权信息与科技、经济、产业信息互联互通,节省人才创新成本。

三是构建创新导向产业生态系统。政府除了规划引导外,更应在营造环境方面着力,激发企业家精神和企业创新活力,提升产业创新能力。第一,健全创新导向的市场环境,突出创新价值在市场体系中的表达和实现,如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和转化应用体系建设,增强失败容忍度。第二,构建创新导向的产业生态,推动创新资源集聚共享,以及科技创新服务在创新各环节的无缝嵌入,同时鼓励大型骨干企业建设创新创业平台,以市场化导向科技创新及管理、市场、商业模式的创新以及体制机制的创新,并为企业自身发展扩大技术储备。第三,完善创新导向的激励政策,加强供给侧和需求侧激励措施,如扩大科技创新券工作范围和力度,采用政府购买服务方式,支持、引导小微企业和创业团队利用创新资源开展研发创新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