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主导模式
对于区域现代化实践中的地方政府主导模式,江苏在其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 “原创”作用。地方政府、市场机制和社会公众,都是区域现代化进程中极为重要的驱动力,在现代化初期,地方政府的主动作为和大力推动,将极大地加快区域现代化进程,使某些特定地区成为先发地区。
就政府的作用而言,江苏的各级地方政府,一方面对于来自市场和基层社会自发的“自下而上”的实践创新响应及时;另一方面,不断筛选其中对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具有积极作用的模式,借助行政力量推广,形成了“诱致性制度变迁”与“强制性制度变迁”相结合,地方政府主动作为、积极驱动的地方政府主导模式。具体而言,在不同时期,随着市场化进程的深入以及各种内外部动力的变迁,江苏的区域现代化经历了几个主要阶段:乡镇工业为载体的农村工业化、小城镇建设为载体的就地城镇化、开发园区为载体的外向型经济和新城新区建设为载体的城市现代化,以及转向创新驱动的各领域全方位现代化建设。
一、 农村改革催生的农村工业化/草根工业化
农村工业化是城市化的萌芽,高度发达的乡镇企业是实现农村工业化的主导性力量。农村现代化的关键是农村工业化。农村现代化的标志是农村城市化。农村工业化推动了工农一体化、城乡一体化,改变了传统的农村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加速了农村现代化的进程。20世纪80年代,苏南以创办乡镇企业为发端,以农村工业为引擎,兴办以集体经济为主体的乡镇企业,以带动了农村经济和社会的全面繁荣,其经验被概括为“苏南模式”。
“苏南模式”最早来源于费孝通先生在1984年发表在《瞭望周刊》上的《小城镇·再探索》一文。当时的苏南地区主要是指苏州、无锡、常州三个地级市及昆山、江阴等九个县级市。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苏南人突破计划经济体制束缚,开中国农村工业化先河,推动经济实现由农向工的转变,以吴(江)常(熟)江(阴)为代表的乡镇企业独领风骚20年,因而有了“苏南模式”的提法。20世纪90年代初,苏南人得浦东开发开放的风气之先,以昆山自费创办国家级经济开发区、张家港获批全国第一个内河港型保税区为代表,各级各类开发区应运而生,使苏南搭乘上经济国际化的“早班车”,推动经济实现由内向外的转变。进入21世纪以来,江苏省委省政府全面启动新一轮沿江开发,与国际产业资本加速向我国转移的大潮适时对接,苏南在基本完成乡镇集体企业改制的基础上,加大对外招商引资、招才引智力度,依靠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双轮驱动”,新型工业化、城市现代化和经济国际化“三化互动”,吸引国际先进产业资本纷纷向沿江聚集,带动投资结构优化和产业技术升级。经过40年的发展,苏南地区的农村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极大地推动了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进程。“苏南模式”也经历了由诞生、异军突起,到自我改制、创新发展的艰难历程。
第一阶段(1962—1980):社队经济
在江苏省苏、锡、常、镇、通等地的乡镇企业,发轫于人民公社时期的社队工业,即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三方合办的工业。公社和生产大队、生产队是集体经济的实体,它可以动用社员劳动所得中积累的资金兴办集体公有的企业。
早在20世纪60年代末期,苏南农民就已经利用靠近大中城市的条件和当时商品短缺的机会,因陋就简地办起了社队工业,它们成了后来“异军突起”的乡镇企业的萌芽。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苏南农民利用“双轨制”中的市场调节机制,一方面采取与内地进行物资协作的方式解决了社队工业原材料不足的问题,另一方面将上海和本地大中城市的技术和人才吸收到乡镇企业,在短缺经济的背景下迅速在全国打开市场,带动了乡镇企业快速发展,创造了领先全国而又久盛不衰的“苏南速度”。
第二阶段(1980—1995):乡镇企业为主的旧苏南经济
20世纪80年代初,江苏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时候,苏南农民没有把社队企业分掉,而是通过乡和村级人民政府替代先前的人民公社和生产队管理这份集体经济。通过工业保存了集体经济实体,借助上海经济技术的辐射和扩散,以乡镇企业为名而继续发展,形成所谓的“旧苏南模式”。其本质是通过公社集体经济的积累,有足够资金后一步到位地把工业引进农村,借着农村体制改革的机遇,快速地发展起乡镇企业。苏南集体经济到了1990年代中期得到空前发展,形成了乡镇集体经济、当地国有经济和外资经济三分天下的格局。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中央实行了沿海开放战略,苏南乡镇企业不失时机地抓住了这一历史机遇,利用滨江沿海的区位优势,外资、外贸、外经(“三外”)一齐上,对外贸易大幅度增长,利用外资也初见成效。在日益高涨的对外开放大潮中,乡镇企业通过外向型经济实现了第二次“异军突起”,苏南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进一步提高。
第三阶段(1996—2000):新苏南经济
2000年,苏南乡镇企业改制全面完成。几乎在同时,以乡镇企业为核心的“苏南模式”正在发生另一种嬗变,以外资模式为主的“新苏南模式”悄然兴起。可见,“新苏南模式”不仅是外资模式,也是乡镇企业的华丽转身。在改制中,不少企业通过吸收社会资本成功上市。在产权制度改革方面,江阴起了个大早,乡镇企业转为民营后,不少企业赶上了上市早班车。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以概括乡镇企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经验为核心的“苏南模式”已经不能体现这一发展路径的剧烈变革。“新苏南发展模式”成为“苏南模式”发展的结果。“新苏南发展模式”是指在经济国际化背景下、在原有的“苏南模式”基础上,经过创新、演进所形成的新型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模式。其基本内涵是以园区经济为载体,以打造现代国际制造业基地为引擎,坚持快速发展、科学发展、协调发展,在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国际化互动并进的过程中,实现城乡经济和社会一体化。
在“新苏南模式”中,除了乡镇企业改革,利用外资发展外向型经济也是重要内容。江苏推动开放型经济首要是“园区经验”,比如苏州与新加坡合作设立的“新加坡工业园”一直以来都是兄弟省市考察学习的典范。开发区经济的关键是政府建设的高标准和行政高效率,在将各类经济技术开发区打造成为外向型经济发展载体的过程中,苏南政府高效管理能力得到充分的体现。比如,集中力量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江苏的基础设施在全国都首屈一指,目前是全国高速公路密度最高的省份;依靠工业园区的载体——江苏在全国较早地实施了政府招商引资战略。为人所熟知的“昆山之路”,即是抓住浦东开发开放良机,以开发区建设带动城市扩容增量为标志的工业化推动,着重引进来自台湾的资本和电子信息产业,在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这段战略机遇期成功实现了经济 “内转外”。
苏南工业化的成功激发了农村的活力和自主性,创造了“苏南模式”。“苏南模式”带来江苏模式的成功,是一次次成功地抓住了从社队企业到乡镇企业,再到民营经济和外资经济并重,并借助上市公司资本平台等重大机遇。江苏模式的发展动力,三个方面的因素不能忽视:一是改革中对最小政治风险的选择,二是强势政府的有力推动,三是次生性制度创新的灵活运用。(30)苏南地方(社区) 政府在20 世纪80 年代和90 年代的发展中,一定程度上扮演着企业家的角色。苏锡常地区采取以乡镇政府为主来组织资源的方式,政府出面组织土地、资本和劳动力等生产资料,出资办企业,并由政府指派能人来担任企业负责人。这种组织方式将能人(企业家)和社会闲散资本结合起来,很快跨越了资本原始积累阶段,实现了苏南乡镇企业在全国的领先发展。应该说,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初期,政府直接干涉企业,动员和组织生产活动,具有速度快、成本低等优势,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产权问题的争论,因而成为首选形式。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苏南模式”逐渐暴露出政企不分的弊端,企业活力开始减弱,造成低水平重复建设,从而导致“苏南模式”发展缺乏活力。同样是政府主导,形成了20世纪90年代末期的“乡镇企业改制”。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苏南地区开始对乡镇企业实施多次产权制度改革,即把乡镇集体企业改制成集体控股的股份制或者股份合作制。然后又进行了“二次改制”,即打破“地方产权制度”,地方政府退出原来在乡镇企业中的股份,同时也直接撤出了对乡镇企业的直接支配权。到20世纪末,苏南地区95%以上的企业完成了改制。政府主导的改制,使得乡镇企业变成了民营企业或股份制、股份合作制企业,从而明晰了产权,激发了苏南的企业家精神。从苏南乡镇企业和民营企业的演进过程中可以看出,改革开放之初受制于意识形态和道路之争,走集体经济的道路是地方政府在约束条件下的良性选择,之后的产权改革,涉及资产价格、企业家合理甄别等问题,地方政府部门主动且直接的行政推动,极大地压缩了这个本来复杂且漫长的转制过程。
二、 小城镇建设推动的城镇化
1983年,费孝通发表的《小城镇大问题》一文在全国引起巨大反响,他认为在大中城市的经济水平尚未提高的情况下,如果全国约3000个建制镇和约50000个城镇都能像东部沿海那样发展起来,每个镇多则数万少则数千地吸纳乡村人口的话,那将能在城市化过程中发挥不可估量的作用。所以,费孝通形象地把小城镇比喻为“人口蓄水池”。发展小城镇一度成为中国特色的城市化道路。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国更加强调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道路。但在实践中,却出现追求大城市扩张的偏向,农村的衰落和空心化成为城市化发展面临的新问题。今天,新型城镇化重新成为重要的发展议题。
改革开放初期,江苏的小城镇在城镇化进程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苏南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是以工业化为引擎的。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苏南的工业化基本上是以农村工业加速发展为特征,走的是城乡工业联动发展的道路。21世纪以来,苏南在实现了城乡工业的融合发展之后,正在以新型工业化为目标,运用现代科技改造传统工业,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高新技术产业迅速发展,从而将苏南的工业化水平提升到了一个新阶段。
苏南在实现城市化与工业化水平同步提升的同时,跳出了以往蔓延式扩张的城市发展旧模式。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随着开发园区功能的不断完善和工业向园区的迅速集中,苏南的大中城市也实现了由生产型城市向服务型城市的根本性转变。随着中心城市现代化改造的步伐加快,苏南迈进了以大中城市为主导、以小城镇为纽带的城市现代化、城乡一体化的崭新时代。
回顾江苏小城镇的发展历程,其城镇化进程大致呈现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乡镇企业崛起促进农民转移,农民“离土不离乡,农忙又返乡”。这是以苏南乡镇工业驱动的小城镇快速发展阶段。
第二阶段: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前10年,开放型经济推动了城镇化步伐加快,农民“离土又离乡,务工进工厂”。这是以开发区建设和外向型经济驱动的大中城市加快发展阶段。
第三阶段:未来的20年,城镇化将进入新一轮发展阶段,努力推动农民“离土离乡加保障,进城落户身份变”。这是城乡发展一体化为引领、全面提升城乡建设水平的发展阶段。
经历这三个阶段以后,江苏目前城镇化率已经从当初的15%上升到了现在的67.7%。在第三个阶段,有两个极点:一是城市群、城市圈是城乡统筹发展的重点地区,城镇化水平将有一个量和质的同步提高;另一个极点是小城镇,小城镇将成为城镇化进程中的重要一极。今后的任务,一方面采取措施让具备条件的农民工在就业地逐步安家落户。另一方面,按照主体功能区规划的要求,加快调整地区生产力布局,引导产业转移,让更多农民就地就近转移就业,形成合力的城镇体系和人口布局,这既是促进人口城镇化的重大举措,也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途径。
传统的苏南模式,是指以苏南乡镇企业驱动的小城镇快速发展。20世纪70年代,江苏省苏南地区大部分乡镇利用靠近上海的区位和当时商品短缺的机会,因陋就简地办起了社队工业。到了20世纪80年代,伴随农村改革的深化,国家把发展乡镇企业作为振兴我国农村经济的必由之路,出台了允许农民进城务工经商和在集镇落户的政策,同时也调整了建制镇设置标准,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进而“以工带农”“以工建镇”,带动了乡镇地区的快速发展,小城镇数量急剧增长,形成了“小城镇、大发展”的城镇化发展格局。
在这个过程中,乡镇企业的发展是小城镇繁荣发展的基础。一方面,乡镇企业发展、集聚推动了小城镇的基础设施建设,形成了人口集聚、小城镇快速发展的局面;另一方面,乡镇企业带来了非农人口就业,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就地转移的直接推进者;此外,乡镇企业发展增加了农村居民的收入,带来了农村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提升。乡镇企业的发展大大推动了低成本的工业化与城镇化,使得小城镇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中国城镇化进程的缓冲地带,没有把大量农村人口全部推向城市。但同时也带来了“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环境问题,以及投资规模效益差等问题。
根据城市化的发展规律和发达国家的实践,当城市化率达到50%时,结构转换型城市化就会凸显;当城市化率达到75%以上时,结构转换型城市化就会取代人口转移型城市化,成为城市化的主流。结构转换型城市化对人口转移所产生的吸纳效应,将会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农村人口的就地城市化转型,对人口转移型城市化形成替代效应。因此从整体来看,江苏目前已经进入了以结构转换型和人口转移型的城市化共同发展的新阶段。在此阶段,江苏要继续推进大中城市建设,同时也要进一步加强小城镇建设。
江苏城镇化水平不断提升,1978年江苏的城镇化率仅为13.7%,比全国平均水平低约4个百分点;(31)全省100万人以上的城市仅南京1个,大部分城市在20万人以下;1999年全省城镇化水平已与全国平均水平基本持平,达到34.9%;建制镇数量从1983年的34个增加到1997年的855个。当前江苏全省城镇化率达到66.5%,(32)其中建制镇城镇人口占全省城镇人口总数的36.67%,是城镇化的重要载体空间,也是江苏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的关键环节。通过小城镇发展,吸纳了大量农村人口进镇入户,促进了农村就地城市化进程。
2000年7月,江苏省将城市化作为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的“五大战略”之一,确定了“大力推进特大城市和大城市建设,积极合理发展中小城市,择优培育重点中心镇,全面提高城镇发展质量”的指导思想,并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工作的意见》。这一决策的出台大大调动了地方各级政府推进城镇化发展和城市建设的积极性,全省城镇化呈现高速推进的发展状态。在全省小城镇人口规模持续增长的同时,单个小城镇的平均规模也不断增长,镇区规模经济水平与规模效益不断提高。人口和产业集聚所产生的乘数效应不断增强,逐步成为带动农村地区走向现代化的发动机。
世界各国的发展实践表明,工业化与城镇化之间具有内在联系,工业化促进了城镇化的进程,而城镇化则加速了工业的聚集,乡镇产业集群与小城镇互为依托,相互促进。中国乡镇产业集群的崛起与小城镇的发展之间具有强烈的伴生性,存在相互作用的机制。一般而言,企业倾向于向具有比较优势的地方迁移,企业集聚促进地方化经济与城市化经济,分工带来生产的集聚并促进空间上的延展,税收的增加、就业与劳动力数量的增长、企业的集聚等,使得比较优势、集聚优势、分工优势进一步强化,于是工业化推动了城镇化,城乡逐渐分离,城镇发展起来。(33)企业、劳动力、运输设施等生产设施的高度集中是乡镇产业集群的基本特征,而人口、住房和生活服务设施的高度集中是城镇的基本特征。在有限的城镇发展空间当中,工业、商业、居住等各种功能的区位选择,使得城镇内部空间结构发生动态演化,乡镇产业集群与小城镇具有相互促进的内在要求,呈现出互动发展的状态。经历了一段时间的快速发展后,小城镇的建成环境和服务水平也许不能满足乡镇产业集群扩张和升级的需求,土地、劳动力、资本等方面的比较优势减弱,一些企业趋于向其他具有比较优势的地区迁移,既有产业集群与城镇的内在相互作用减弱,小城镇或是衰退,或是转而寻求新的发展动力和路径。
三、 外向型经济拉动的区域现代化
20世纪90年代初,苏南主动与浦东开发、开放相呼应,先后建立起了大批各类开发园区,并迅速将开发园区建成了“外资高地”“产业高地”“世界工厂”。随着开发园区的发育成长,也随着市、县(市)按开发区功能建设和管理的各类工业小区的兴起,苏南出现了工业化水平与城市化水平同步提升的新变化。
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产品市场开始由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转变,原本在短缺经济条件下不愁产品销路的乡镇企业不得不面对产能过剩、产品积压、效益滑坡的严峻形势。于是,在外部市场不景气、内部经营机制不活的情况下,苏南乡镇企业终于实施了产权制度改革。经过改制,乡镇企业的产权主体由原来的乡镇政府和村集体转换为作为产权所有者的职工代表和私营企业主,以多元化产权主体为特征的混合所有制在苏南乡镇企业中得到了普遍的推行。结果,不仅外资和民间资本大量注入乡镇企业,而且还出现了城市企业进入乡镇企业集团、乡镇企业进入城市企业集团的新趋势。原来的“社区经济”逐渐被突破,农村工业也与改制和改组后的城市工业一起向园区集中,城乡工业也因此逐渐融合、联动发展。
20世纪90年代末,高新技术产业的迅速发展带来了全球产业结构的大调整和新一轮国际产业的大分工,出现了以国际产业大转移为特征的世界产业布局的重新调整。20世纪末,苏南充分发挥开发园区的产业集聚功能,使得苏南成为国际产业资本转移最主要的目的地之一,在经济国际化和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趋势中重新确立了发展目标和发展路径,从而形成了“新苏南发展模式”,开辟了苏南的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国际化与信息化互动并进的城乡一体化新时期。
这一时期,以苏州工业园区、苏州新区、昆山经济开发区、吴江开发区为代表的外向型经济,成为区域现代化推进过程中强劲的新动力。由于旧苏南模式存在政企不分、产权不明、活力不够、投资主体单一、低水平重复建设、过度竞争、资源浪费等弊端,1996年,乡镇企业在江苏省工业总产值及税收中的比重直线下降,企业亏损面逐步扩大,资产负债率居高不下。江苏集体经济发展面临重要挑战,经济发展转型和升级成为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在此背景下,以苏州、昆山为代表的城市率先决策,选择经济发展外生式道路,即采取产业和项目引进型发展模式,通过建立工业园区,以强势政府和有效政府为基础,以招商引资为手段,以土地换资金,以空间求发展。
外向型经济,指的是一国或地区为推动该国或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增长,以国际市场需求为导向,以扩大出口为中心,根据比较优势理论,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竞争,所建立的经济结构、经济运行机制和经济运行体系。江苏的外向型经济起步于1981年。自那以后,从来料加工到合资、独资,从举办投资洽谈会到“跨出国门、境外招商”,从国有大中型企业到乡镇企业,中外合作之花遍地开放。
改革开放初期,江苏抓住了国内市场消费品严重紧缺的机遇,利用邻近上海的地域优势,大力发展乡镇企业。乡镇企业的崛起,有利地带动了江苏经济的发展,促进了江苏的工业化进程。但是,江苏乡镇工业起步大都是为上海国有企业配套的加工工业,随着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市场和资源的不足问题逐渐凸显出来。走向世界、利用国际资源、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竞争,成为江苏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
1990年4月,浦东的开发给江苏外向型经济带来第二次大的发展机遇。江苏省生产总值从1991年的1601.38亿元迅速扩大到1997年的6680.34亿元,1992年至1997年六年的年度增长率均在11%以上,经济始终处于快速增长期。到1997年底,江苏省对外贸易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为29%,利用外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比重为23.3%。江苏经济总量的四分之一以上是通过外经贸领域直接实现的。(34)工业园区建设欣欣向荣,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也提前七年于1993年实现比1980年翻两番的战略目标,进入了蓬勃发展期。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江苏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投资环境不断优化,加上巨大的市场潜力,劳动力、土地等要素的比较优势明显,江苏实际利用外资进一步迅猛发展,2002年实际利用外资突破100亿美元,2003年更是达到了158亿美元,占全国利用外资总额的比重达到29.53%,首次超过广东位居第一。(35)2000年之后,江苏进出口总额与出口额占全国的比重一直保持在10%以上,并且稳步上升。在对外贸易快速增长的同时,出口产品结构不断优化,工业制成品比重大幅提高,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成为外贸发展的新增长点。
当国际产业技术加快向中国特别是向中国东部沿海地区转移之时,江苏抓住这一机遇,推进苏锡常开放区,加强沿江开发与外贸发展,兴办各类开发园区,大力发展国际劳务工程承包与合作。江苏省开发区经历了20世纪90年代的迅速发展阶段和21世纪以来的发展中提高阶段,集聚效应明显,创新功能增强,建设发展水平全国领先,成为外向型经济发展的主要载体,已成为全省对外开放的突出亮点和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
截至2017年,江苏省累计引进287家外资独立法人研发中心。苹果公司研发中心、西门子中国研究院苏州院、博西家电大中华区研发中心等高端外资研发机构先后落户江苏省。江苏省累计设立外商投资企业11.8万余家,累计实际使用外资近4000亿美元。2016年,全省实际使用外资245.4亿美元,同比增长1.1%,规模位居全国第一。以先进制造业为主的十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实际使用外资99.1亿美元,占全省实际使用外资的40.4%。(36)2017年,江苏引进了一批先进制造业外资大项目,例如总投资30亿美元的台积电12寸晶圆厂项目落户南京江北新区。(37)
江苏发展外向型经济最初是依靠在人力资源、土地等生产要素上的比较优势,而现在这些比较优势在逐渐消失,人力成本的提高、能源的短缺以及土地使用的紧张,都成为阻碍江苏经济发展的因素。一方面,随着国家宏观政策的调整,再加上内地的自然资源非常丰富及人力成本较低,外商投资逐渐深入内地,集中向湖南、湖北、江西、四川、重庆等地转移,这些省市交通便利、信息沟通快捷、环境受污染程度较低;另一方面,外商投资也开始向周边国家转移,印度、越南、泰国、菲律宾、印尼等地成为外商投资企业转移资本的目的地。尤其是以印度、越南为代表的周边国家制订了一系列鼓励外商投资的政策,对外商来说更具吸引力。(38)
由于江苏省的工业经济起步较早,门类比较齐全,发展规模大,特别是乡镇工业的兴起与壮大,大大推动了江苏省的工业化进程。良好的工业基础推动了江苏省外向型经济的发展。江苏外向型经济是“外源型”发展模式,主要推动力来自外资,加工贸易、“两头在外”是主要表现形式。外向型经济是苏南的优势,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苏南的未来同样离不开外向型经济,不过定位已经变为开放合作引领区。当前,苏南已经探索出一条产业转型升级的新路径,比如苏锡常主要以外向型经济为主形成的“产业发展→技术创新→产业升级”路径;而宁镇地区走的是“知识创新→技术应用→科技成果孵化→产业化→产业升级”路径。(39)“苏南自主创新先导区”的优势更多集中和体现在其综合发展能力上,这在全国都具有显著特色和优势。
利用外资推进工业化和现代化是江苏省40年来的发展引擎和重要支撑。近年来,随着发达国家“再工业化”吸引资本回流和周边发展中国家引资竞争加剧,同时受到国内资源、环境、政策等制约因素趋紧的影响,从2009年开始,江苏的外贸进出口增幅开始收窄。截至2014年底,江苏外贸增速已从高峰期的接近40%下滑到2%左右。(40)在一个五年计划前后出现如此大的差距,是所有统计数据中所没有遇到过的。外资稳增长、调结构的压力日益增大。与此同时,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加速整合,新产业、新业态和新的商业模式不断涌现,新兴产业在全球扩张布局的势头日益明显。进出口数据的强烈反差证明了以苏南为代表的传统外向型经济发展方式的短板,近几年苏州等地的外资正加速流入中西部,苏南地区特别是各类开发区的承载能力已接近饱和。下一步的开放型经济是以“创新为导向、内需为主”,集中体现在了“对外资的态度”上。
随着外商投资区域聚集化的发展与加速,其所在区域城市的现代化进程也出现了新的趋势与特征:一方面,这些城市凭借着外资企业聚集的优势,加速了其内部不同产业之间的融合与产业结构的升级,进而加快了其现代化的发展步伐;另一方面,这些城市又通过自身各项城市功能的现代化,日益成为外商重要的决策、控制、市场和服务的中心,进而吸引了越来越多外资企业的集中与渗入,从而又加剧了外资向该城市的聚集化程度。(41)因此,外资区域聚集化与所在区域城市的现代化具有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关系,呈现出一种明显的联动效应。
外商投资区域聚集化推动了所在区域城市的迅猛发展与现代化进程。城市管理、金融和服务业及其他城市功能的现代化进程,使城市的国际化水平日益提高,使城市成为世界经济与产业链的节点,并产生出新的产业形式与新的经济活动特征。随着外资在一些区域日益聚集,导致该城市的生产性服务业的现代化水平越来越高。外资企业对所在区域城市经济的不断渗透,促进了这些城市传统产业的更新与不同产业间的融合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