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的理论和方法
一、 研究理论
2013年底,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深刻揭示了客观世界特别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在当今时代依然有着强大生命力,依然是指导我们共产党人前进的强大思想武器。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我们党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系统、具体、历史地分析中国社会运动及其发展规律,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不断把握规律、积极运用规律,推动党和人民事业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历史和现实都表明,只有坚持历史唯物主义,我们才能不断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的认识提高到新的水平,不断开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要推动全党学习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论,更好认识国情,更好认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大势,更好认识历史发展规律,更加能动地推进各项工作。
1. 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historical materialism),亦称唯物史观,是哲学中关于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理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观是人们对于社会历史的根本见解。在历史唯物主义诞生以前,人们总是从神的意志、卓越人物的思想或某种隐秘的理性,即从某种精神因素出发去解释历史事件,说明历史的发展。其结果不是曲解人类史,就是完全撇开人类史。资产阶级历史观用“人”的观点解释历史,比起中世纪用神的意志说明历史的神学观点是一个重大进步。但它所理解的人是一种抽象的人,即脱离历史发展条件和具体社会关系、孤立地站在自然面前的生物学上的人,或失去感性存在的玄虚的“自我意识”。从这种抽象的人出发,必然把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动力归结为人类的善良天性或者神秘的理性。这仍然是用非历史因素、人们想象和思考出来的东西去解释历史,因而不可能正确地认识历史以及历史研究的对象。历史唯物主义指出,历史的所有事件发生的根本原因是物资的丰富程度,社会历史的发展有其自身固有的客观规律。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决定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一般过程;社会存在(即社会的系统与架构,及组成社会的各个要素)决定社会意识(即伴随体系架构产生的意识、诉求、思想等),社会意识又可以塑造与改变社会存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生产要素所有者与生产力提供者之间的关系)之间的矛盾、经济基础(即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揭示的经济组织形式)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可以作为研究社会发展的出发点;如果以阶级的观点看待社会组织,在阶级社会中,社会基本矛盾表现为不同阶层的人不同利益诉求的博弈,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
马克思在批判地继承了人类文化的优秀成果,特别是在批判地吸收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内核”和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基本内核”的基础上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诞生是哲学史上的伟大变革,它克服了古代朴素唯物主义、近代机械唯物主义的不彻底性,真正实现了唯物主义与辩证法的有机统一。其主要内容有:
一是实践和认识的辩证关系原理: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实践是认识发展的动力,实践是检验认识的真理性的唯一标准,实践是认识的最终目的。认识对实践具有反作用。真理是人们对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正确反映,真理能指导人们提出实践活动的正确方案,因而对于人们的实践活动有巨大的推动作用。而不符合事实本质规律的错误认识,会把人们的实践活动引向歧途。基于此,在方法论上要求人们,首先要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积极投身实践,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认识;还要重视认识的反作用,坚持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做到理论和实践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反对脱离实际的夸夸其谈,反对把人们的思想观点作为检验认识的标准,反对不以认识为指导的盲目的实践。反对只承认实践决定作用而忽视认识能动作用的形而上学错误,也要反对片面夸大认识能动作用的唯心主义错误。
二是真理的条件性和具体性原理:真理是人们对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正确反映,可真理是具体的有条件的。任何真理都有自己适用的条件和范围,任何真理都是相对于特定的过程来说的,都是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践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这意味着,如果不顾过程的推移,不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而丰富、发展和完善真理,只是照搬过去的认识,或者超越历史条件,把适用于一定条件下的科学认识不切实际地运用于另一条件之中,真理都会转化为谬误。真理的条件性和具体性表明,真理和谬误往往是相伴而行的。在人们探索真理的过程中,错误是难免的。犯错误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能正确对待错误。
三是认识过程的反复性和无限性原理:认识具有反复性,由于受主客观条件的限制,人类追求真理的过程不是一帆风顺的,这就决定了人们对一个事物的正确认识往往要经过从实践到认识,再从认识到实践的多次反复才能完成。认识具有无限性,认识的对象是无限变化着的物质世界,作为认识的主体的人类是世代延续的,作为认识基础的社会实践是不断发展的,因此,人类的认识是无限发展的,追求真理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这要求我们要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在实践中认识和发展真理,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真理。
无论是历史唯物主义,还是辩证唯物主义,都要求我们在看待区域现代化现象及其理论时,应注意现有理论的历史性、时代性、社会性与阶级性,运用联系和发展的眼光,在不同现代化模式比较中,得出不同地区现代化实践的道路选择。
2. 知识社会学
知识社会学,是研究知识或思想产生、发展与社会文化之间联系的一门社会学分支学科,又称思想社会学。1924年,由德国社会学家M.舍勒在《知识社会学的尝试》一书中首先使用“知识社会学”名称。这里的“知识”一词的含义包括思想、意识形态、法学观念、伦理观念、哲学、艺术、科学和技术等观念。知识社会学主要是研究思想、意识形态与社会群体、文化制度、历史情境、时代精神、民族文化心理等社会文化之间的联系,或者说是研究这些社会文化因素如何影响思想和意识形态的产生和发展。在《社会学与世界观》(1923—1924)、《知识社会学的尝试》、《知识方式与社会》(1926)等著作中,论述了知识或思想与社会生活的关系。他把知识划分为解脱的、教养的、事业的三种类型,认为知识或思想都是社会生活的产物,要研究它的产生和发展,就应分析它与社会群体之间的联系,说明何种社会群体产生何种思想、某种思想为什么得以发展。
K.曼海姆是继舍勒之后对知识社会学的研究贡献最大的人物之一,著有《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知识社会学导论》(1929)、《重建时代的人与社会》(1940)、《知识社会学论文集》(1952)等。他强调要研究思想史上各种变动着的观念、知识对于思想发展的影响和作用。他分析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的官僚保守主义、历史保守主义、自由民主思想、社会主义、法西斯主义五种政治思潮,认为这些都是在不同社会群体生活实践中产生的思想或知识,是社会群体历史经验的集合。社会群体的生活形式不同,对世界的认识和解释也不同,但作为知识或思想都有共同的假定。曼海姆认为,知识社会学的任务就是对思想的形成、发展、变化及各种观念的相互依赖关系进行有控制的经验研究,找出意识形态与社会群体的联系,然后由经验研究上升到认识论高度,探讨思想意识反映社会存在的真实程度,确定思想意识与社会存在的关系及其结构,建立起检验知识或思想的正确标准。他所说的社会存在,主要指知识或思想以外的其他社会文化因素,包括阶级、社会地位、职业群体、代际关系、生产方式、权力结构、历史情境、竞争、冲突、流动,以及价值观、世界观、社会思潮、时代精神、民族精神、文化心理等。
知识绝非纯然中立的、客观理性的。现代化实践是源自大航海时代开启的由欧美主导的历史进程。受其对全球政治经济支配性地位的影响,发源于欧美的现代化理论,在相当程度上折射出来的也是他们的利益。大量后发国家现代化的教训告诉人们,如果枉顾本国国情、照搬以“华盛顿共识”为代表的欧美式现代化模式,只会砸到自己的脚。这一历史与现实教训,已经在后发的亚非拉等绝大多数国家上演。
3. 结构主义与解构主义
结构主义(structuralism)是发端于19世纪的一种方法论,由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1857—1913)创立,经过维特根斯坦、让·皮亚杰、拉康、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罗兰·巴特、阿尔都塞、科尔伯格、乔姆斯基、福柯和德里达等人的发展与批判,已成为当代世界的重要思潮。结构主义思潮的黄金时代是20世纪60年代,但它并不是在60年代才形成的,也不是诞生于法国,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的岁月。当时西方有一部分学者对现代文化分工太细、只求局部不讲整体的“原子论”倾向感到不满,他们渴望恢复自文艺复兴以来中断了的注重综合研究的人文科学传统,因此提出了“体系论”和“结构论”的思想,强调从大的系统方面(如文化的各个分支或文学的各种体裁)来研究它们的结构和规律性。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奥地利哲学家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1922)中所表达的见解:世界是由许多“状态”构成的总体,每一个“状态”是一条众多事物组成的锁链,它们处于确定的关系之中,这种关系就是这个“状态”的结构,也就是我们的研究对象。这是一种最初的结构主义思想,它首先被运用到了语言学的研究上。结构主义不是一种单纯的传统意义上的哲学学说,而是一些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家在各自的专业领域里共同应用的一种研究方法,其目的就是试图使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也能像自然科学一样达到精确化、科学化的水平。结构主义的方法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对整体性的强调。结构主义认为,整体对于部分来说具有逻辑上优先的重要性。因为任何事物都是一个复杂的统一整体,其中任何一个组成部分的性质都不可能孤立地被理解,而只能把它放在一个整体的关系网络中,即把它与其他部分联系起来才能被理解。二是对共时性的强调。强调共时性的研究方法,是索绪尔对语言学研究的一个有意义的贡献。索绪尔指出:“共时‘现象’和历时‘现象’毫无共同之处:一个是同时要素间的关系,一个是一个要素在时间上代替另一个要素,是一种事件。”
解构主义20世纪60年代缘起于法国,雅克·德里达——解构主义领袖——不满于西方几千年来贯穿至今的哲学思想,对那种传统的不容置疑的哲学信念发起挑战,对自柏拉图以来的西方形而上学传统大加责难。此前,人们对于任何事物的解释更偏向于可以进行统一的、全面的解释,以证明这种解释的正确性,也就是无法被推翻。与此同时,社会对于大众的普遍要求也是要统一的信仰、统一的着装,以此去划分阶级,利用宗教来告诉大家唯一的合法统治者是谁。尼采说:“上帝已死。”实际上,这才是社会或者文化领域解构的正式开始。借助于海德格尔的概念,德里达将此称作“在场的形而上学”。“在场的形而上学”意味着在万物背后都有一个根本原则,一个中心语词,一个支配性的力,一个潜在的神或上帝,这种终极的、真理的、第一性的东西构成了一系列的逻各斯(logos),所有的人和物都拜倒在逻各斯门下,遵循逻各斯的运转逻辑,而逻各斯则是永恒不变的,它近似于“神的法律”,背离逻各斯就意味着走向谬误。
通过结构主义与解构主义方法论的统一,对现代化理论的审视,以发现主流现代化理论中隐含的各种霸权主义、中心主义、单一化假定,进而能够更深刻地理解区域层次现代化理论的意义、边界及其局限。
二、 研究方法
哲理分析法:坚持本体论视角,在哲学层次上,从现代化的历史与现实维度上,探究现代化的本原或基质。坚持价值论的立场,现代化不仅是一场人类生产方式与生产技术的变革,也是人类生活方式与生存状态的变革,是人的自身属性的一次大飞跃。坚持方法论的立场,按照现代化演进的逻辑展开深度分析。
实证研究法:一是采用文献研究,包括三个方面,梳理学界关于区域现代化的相关研究,特别是国内外学者关于区域现代化研究的经典文献;系统梳理区域现代化研究的主要理论维度;基于知识社会学的视角,深入分析不同国家在区域现代化道路选择上的经验教训与主要诉求。二是实地调研。从区域现代化研究的实际出发,对国内具有代表性的区域进行实地调研,获取对相关研究对象的感性认识。三是定量研究,收集相关数据资料,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运用数量分析。
在具体研究技术上,采用比较研究法,在充分占有资料的基础上,运用历史比较与横向比较,选取国内外相关国家在区域现代化实践中的典型道路选择及其经验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