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现代化的中国经验
作为后发国家,现代化也是中国在近当代的历史使命。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社会主义建设取代新民主主义革命,实现现代化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任务。围绕着这一新任务,早在20世纪50年代,现代化问题就已经提上了党和国家的议事日程,并形成了“四个现代化”的总体部署。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我国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全面加速,现代化事业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无论是国家层面还是次一级省级层面的区域现代化实践,其共性的目标与路径,就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就是我国现代化实践的真实写照,也是我国现代化事业复杂性与现实性的写照:(1) 中国特色,强调的是我国现代化之路,是立足于我国历史与现实的国情之中,既不是改革前对苏联模式的简单移植,也不是改革后对西方现代化道路的复制。我国现代化事业具有鲜明的中国属性,其最大的表征就是体现出中华文明特色与痕迹。(2) 社会主义,规定了我国现代化事业的属性。我国现代化事业,并非是凭空冒出、突然生长出来的,而是前人探索与实践的积累与延续。在此,最重要的前人探索者就是中国共产党人。现代化之路的社会主义属性,客观上规定了我国现代化事业,不是少数人的事业,而是大多数人的事业,其目标就是要让大多数人共同富裕,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3) 市场经济,则是对现代文明中的优秀成果的借鉴与吸收,即要通过健全、完善市场经济,让我国的现代化建设符合一般经济规律。这三者各有优势与特长,共同奠基于作为一个整体的我国现代化建设伟业中。实践的发展,催生着理论上的响应。国内学术界围绕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现实问题,在借鉴国外经验的基础上,进行了大规模的理论探讨。大致来说,主要围绕下述方面展开:
一、 现代化道路模式的探讨
对现代化的不同模式与不同道路,可以按不同的类型标准来区分。罗荣渠先生在《论现代化的世界进程》中,根据社会变迁所具有的创新性变革与传导性变革两种不同形式,指出了“内源的现代化”与“外源性现代化”两种类型的区别。然后,又依照世界各国家、各地区卷入三次现代化大浪潮的时序,指出了迟到的现代化与早期现代化相比所具有的政治变革引导、追赶型、强制型现代化等特点,最后又按照不同特点的生产方式、交换方式和权力结构形式,区分了“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混合式”三大现代化类型并分别指出了它们的特点。在对东亚现代化进程的研究中,还总结了东亚现代化的三大不同类型即日本型、韩国型和中国型。(27)
与此相似,杜艳华把30多年改革开放所形成的中国现代化建设之路归纳为现代化的“中国模式”。她认为,中国属于后发外源型的现代化国家,中国现代化模式的形成经历了艰难曲折的过程。一开始是以西方现代化的模式为参照,由于中国不具备接受西方模式的条件,更由于没有处理好中国现代化与资本主义的关系,即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缺少自己的创造,结果不仅没有走上西化道路,而且使现代化一再受挫。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的现代化范式开始转换,从此进入了学习和模仿苏联模式阶段。学习苏联模式对于推动中国的工业化起到了明显的作用,但就中国经济结构和国情特点而言,这种选择必然要付出代价。为此,从20世纪70年代起,中国走上了改革开放之路,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通过解放思想、大胆创新,逐步找到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之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模式,而且成功的关键就在于超越了对西方模式的简单模仿。(28)
钱乘旦等人基于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并根据手段上的区别,探析了世界各国政治现代化的三条道路:一条是渐进改革的道路,以英国为代表;第二条是人民革命道路,其经验主要来自法国;第三条是德国式道路,是一种非平衡性的政治现代化进程,其结果是把国家引向毁灭。他们强调各国选择不同道路时受国情等各自的条件所制约,批评了给政治现代化赋予理想主义色彩的倾向,特别指出不能同意以西方国家的政治发展形式为唯一取向而排除通过社会主义革命实现政治现代化的可能性。(29)
此外,学者们也分析了不同国家和地区现代化模式与现代化道路的不同特点及其形成原因。例如:曾昭耀分析了拉美国家不同于欧美的政治模式的形成与发展演变,认为发展中国家首先需要在剧烈的国际竞争中生存和发展,只有能满足这个需要的政治制度才是有生命力的。(30)通过对中日工业化不同道路的研究,严立贤指出:产生中日两国现代化差异的根本原因必须到两国的社会经济结构中,也即必须从自下而上的发展道路中去寻找。在他看来,“西欧、日本和中国分别代表着自下而上、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和缺乏自下而上的道路从而使自上而下的道路也走不通这样三种不同的现代化类型”。(31)
在对不同类型的现代化进程进行比较中,学者们特别关注的是在现代化进程中政治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尤其是晚近现代化进程中市场与国家政权作用的关系。以英国为原型的西方早期现代化是以现代私有制为基础、以自由市场为杠杆的,新生的资本主义经济因素很少受到政府的干预,然而,国家在推动资本原始积累、开拓海外殖民地等许多方面,都起到过重要作用。晚近现代化在其启动阶段,非经济因素的作用大于经济因素的作用,其中最突出的是国家即中央政权在推动经济增长与社会变革中作用重大。东亚的经济奇迹举世瞩目,其成功的经验之一即是国家宏观调控性的引导与竞争性的市场机制两者的结合。这一方面代表性著述有:金明善、徐平合著的《日本:走向现代化》,考察了战后日本政府独特的宏观调节职能,包括政策目标、政策手段和决策体制;(32)尹保云的《韩国为什么成功——朴正熙政权与韩国现代化》,探讨了韩国朴正熙政权的形成,并从其“经济发展第一”的方针和以军人政权干预经济的道路,从经济计划的制定与推行、分配与教育、政府同企业的关系,以及农业政策的变化等方面,分析了朴正熙政府所建立的新经济秩序的特征。(33)
二、 现代化与传统文化的关系
近年来,关于现代化与传统文化关系的研究著述非常丰富,在此仅列举一些有代表性的人物及其观点。王晓范试图从中国、日本与西方不同的文化传统的角度来分析中日近代试图吸取西方近代政治文明时所遭遇的困境,显然,对这一问题的分析对理解中国现代化所面临的问题仍然具有相当大的现实意义。(34)曹丽萍等人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究竟是什么?在我们这个时代,传统文化还在起着什么样的作用,而我们缺失了一些什么东西?这些都值得大家思索的问题。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我们的文化里添加了一些新的东西,但我们并不完全都是在一种新文化里生活,而大部分仍然是传统文化在起着作用。(35)江荣海认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许多观点,如和谐理念、忧患意识、人格尊严、以民为本、求贤纳谏、义利关系、政治合法性、教化之道、孝亲伦理、官民合治、义务对等、宽容仁智、以德治国、严于律己、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公利优先、公平正义等都具有超越历史时代而蕴含普世性、永恒性的价值,与现代的政治理念不相冲突。(36)大致而言,关于传统与现代化之间的关系问题主要存在三种观点:
一是冲突论观点。一方面传统具有连续性和稳定性,它往往要求人们无条件地认同、继承和复制过去,拒斥不确定的人类创造力对它的重新建构和能动超越;另一方面现代化是一种经济社会文化生活方式的根本性创新,是一种对传统的颠覆、否定和超越。现代化要改变、重构传统,而传统则奋力反抗,坚守自己的阵地,于是,两者之间的相互对立、彼此冲突不可避免。基于此,持冲突论观点的学者通常认为,传统与现代格格不入,要想实现现代化,必须全盘否定传统。可以看出,对于民族文化而言,这种观点容易导致“民族虚无主义”的后果。
二是统一论观点。历史地看,现代化是从传统之内走出来的,不可能完全地脱离传统,多少会带有些传统的因子。也只有传统发展到一定程度,现代化才能够顺利地进行。同时,传统并非是僵死不变的,恰恰相反,成功实现现代化的国家的历史经验表明,传统同样能够在现代化的巨变中实现自我更新,焕发出全新的生命活力。“传统只有通过现代的解读才能被赋予新的意义和生命,同时传统也正是在现代化的背景下显现出来的”,“现代化也只有借助于传统才能充分显示其价值和意义,若失掉传统的支撑,现代文化也将丧失自己的内在基础”,“离开传统的现代化只能是一种丧失文化之根的现代化,离开现代化的传统则只能是一种封闭自足的死文化” 。(37)可以看出,这种否定传统与现代化相矛盾的观点又会走向另一个极端,即导致“民族文化中心主义”的结论。
三是“调和论”的观点。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类似于“‘基因’与‘人体’的关系”,也就是“一种机率关系”。基因之于人体,既有促进人体正常发育的因子,亦有妨碍人体发育或是致病的因子,不同类型基因的存在与人体是一种机率的关系。因此,可以说,传统中既有促进现代化的一面,也有延缓或阻碍现代化的一面。(38)基于此,调和论者主张,既不能全盘否定传统,也不赞同完全肯定传统,而应看到传统与现代化既有冲突的一面,也有统一的一面,应该辩证地看待两者,有批判、有继承地对待传统和现代化。(39)这也是当前学术界关于传统与现代化关系的主流观点:“传统与现代化并非水火不容,二者是辩证统一的。”(40)“传统与现代性是现代化过程中生生不断的‘连续体’,背弃了传统的现代化是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化,而背向现代化的传统则是自取灭亡的传统。”(41)现代化的实质就是“传统的制度和观念在科学和技术进步的条件下对现代社会变化需要所做的功能上的适应”(42)。
三、 现代化的主要领域研究
关于经济现代化研究。对于经济现代化的理解是随着社会的变革而变化的。有的学者认为,“工业化才是现代化的本身内容”(43)。但是,吴承明认为,“工业化实质也是现代化但不等同于现代化,它是1860年以后开始的”(44)。赵德馨将市场化与工业化都融合到了经济现代化的定义当中,并阐述了工业化同市场化之间的关系,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前进了一步。他的主要观点为:① 经济近代化的内涵包括多个层次,其中主要的是两个:市场化和工业化;② 市场化与工业化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的具体表现形态不同;③ 在经济现代化内涵的解释上,其新意有三点:第一,经济现代化不仅是工业化;第二,强调市场化是工业化的基础与前提;第三,经济现代化的进程是从市场化开始,从流通领域进入生产领域。(45)张培刚认为,“所谓‘现代化’,首要的也是本质的,必须包括‘工业化’的这些基本内容;但除此之外,它还要包括其它如政治思想、生活观念、文化修养等等方面许多新的内容,其中不少部分又是由‘工业化’这一大变革过程所必然引起而发生的”(46)。
关于政治现代化研究。国内学者在研究政治现代化的时候,主要从政治现代化的内涵、特征、评价标准、发展阶段等方面入手,并对如何构建适合中国国情的政治现代化进行了分析论证。就政治现代化的含义而言,杨孝臣认为:“所谓政治现代化,就是从专制制度向民主政治的演变过程,应当把民主视为政治进步的象征。为此,衡量政治现代化的标准,应依据三条基本原则,即政治的制度化程度;大众参与政治的程度;政治体系合理化的程度。”(47)聂运麟认为:“政治现代化是政治发展的重要阶段,它是一个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历史传统等多方面的因素综合发展的产物,这既是一个自然演进的过程,也是人们依据一定的目标自觉推进政治变革的过程。”(48)就政治现代化的内容而言,李元书认为,政治现代化包括“政治结构的分化和功能的专门化,政治运行的制度化和法治化,决策的民主化与科学化,政治文化的世俗化,政治参与的扩大与广泛化,政府能力的提高与政府的高效能, 政治稳定,科层化行政管理体制的建立与运行,防止政治权力超强机制的建立,有效的反腐败机制的建立和运行,等”(49)。就政治现代化的动力而言,包心鉴认为:“我国社会主义进程中政治现代化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是现实政治发展中矛盾提出来的客观要求。”这些矛盾包括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高目标和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民主政治建设的低起点的矛盾,部分政治实体中既得利益者利用手中职权谋取私利与国家为人民服务的本质的矛盾,以及体制和制度的矛盾。(50)就现代化实践的道路选择而言,徐宗华强调政治文化影响现代化道路的模式,中国的发展只能走自己的路,即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在此基础上,他创造性地提出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相适应的政治文化理念:国家层面上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层面上的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以及国民层面上的社会主义劳动的人道主义。(51)
关于法制现代化研究。我国法制现代化的系统理论研究肇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由公丕祥教授领衔的南京师范大学法学学科围绕“中国法制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这一重大课题开展了深入系统的研究,先后承担了近20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形成了《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上卷)、《当代中国的法律革命》、《法制现代化的理论逻辑》、《中国的法制现代化》等30多部学术专著和数百篇较高质量的学术论文。该研究系统论述了法制现代化的基本理论,对法制现代化的概念、标准、模式、动力体系,以及法制现代化与本国传统文化、外来法律文化的关系等基本理论问题进行了系统阐述,初步建构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制现代化理论体系;对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和发展阶段进行了系统梳理和深入研究;对中国部门法制现代化,包括中国宪政制度现代化、中国行政法制现代化、中国民商事法制现代化、中国刑事法制现代化、中国诉讼法制现代化、比较法制现代化等进行了的专题研究;对当代中国法制改革与中国法制现代化等问题也进行了专题研究,形成了系列研究成果。
关于生态现代化研究。本土学者对该理论的引述和发展,目前仍处于起步阶段,大部分只是概念上的借用。姜春云在其编撰的《中国生态演变与治理方略》一书中指出:世界上一切文明的共同基础是生态文明。人类亿万年的历史表明:“顺自然生态规律者兴,逆自然生态规律者亡。”自然生态恶化几乎是世界上一切古文明消亡的根本原因。中国生态与环境保护成效显著,但“局部好转、总体恶化”,“一边治理,一边破坏”的局面尚未根本扭转。生态与环境已成为人们生活质量和生命质量的第一要素。为此,作者建议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生态优先的可持续发展理念,从建立长效机制入手,抓紧实施符合自然生态规律和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九大生态治理战略和十大支撑保障体系。(52)《中国的环境危局与突围(2005年)》汇集了40余位知名环保专家、环保人士、律师、记者的一线观点,尝试从环保组织的社会视角与民间立场,提供有别于政府/国家立场或学院派定位的绿色观察。(53)该书综合观察审视2005年度重大热点的环境事件、主要的环境领域,附加经典案例分析,提供较为翔实、重要的环保资料索引,为中国走向可持续发展的历史性转型留下真实写照和民间记录。2007年中科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完成的《中国现代化报告2007——生态现代化研究》是这类研究中最为系统的一项。报告在归纳和介绍西方学者在生态现代化理论方面的研究脉络的基础上,尝试将理论应用于中国,并提出了中国生态现代化建设的战略目标,报告中还提出了“运河路径”。(54)
关于人的现代化研究。就人的现代化的定义而言,傅丽芬认为,“所谓人的现代化,也就是人的文化素质的现代化,说到底,就是适应现代实践发展需要的人的主体能力的现代化。人的现代化不仅包括知识、技能的现代化,也包括人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的现代化”(55)。就人的现代化的特征而言,金耀基在《从传统到现代》一书中,也给现代化设定了五个标准,其中,“普遍参与”“世俗化”和“高度的结构分殊性”三点都是人的现代化的内容。(56)钱乘旦在《走向现代化国家之路》一书中,提出了现代化的12个标准,其中有7个和人的现代化有关。(57)就人的现代化和社会现代化的关系而言,傅松涛认为,“人的现代化既是社会现代化的核心内容和必然结果,又是社会现代化的基本前提和深层动因”。 “在整个国家向现代化发展的进程中,人是一个基本的因素,一个国家,只有当它的人们是现代人,它的国民从心理和行为上都转变为现代的人格,它的现代政治、经济和文化管理机构中的工作人员都获得了某种与现代化发展相适应的现代性,这样的国家才可真正称之为现代化的国家。……人的现代化是国家现代化必不可少的因素。它并不是现代化过程结束后的产品,而是现代化制度与经济赖以长期发展并取得成功的先决条件。”(58) 就实现人的现代化的途径而言,“人的现代化必须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现代化是社会各个方面的现代化,但最根本的还是经济的现代化,生产手段的现代化。经济是基础,具有雄厚的经济实力是解决一切社会问题最根本的条件”(59)。“现代市场经济对人的观念的改变,其作用不可低估。因为市场经济培养人们的竞争意识,契约观念,法律意识,时间观念,普遍主义原则,以及守信用等精神特点与道德素质,随时可见的事实向我们说明,越是在市场经济发展程度高的地区,人的现代性就越高,法制就越低。”(60)
概言之,区域现代化的中国经验表现在多个方面、不同维度上,其中比较重要的具有代表性的集中在这样几个方面:一是妥善运用非均衡发展规律。后发国家区域现代化有着自身的劣势,无法同步同起点地开展现代化建设。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围绕着现代化战略目标,国家有意识地实施非均衡发展战略。无论是改革前基于国防与安全需要对中西部三线地区的开发,还是改革后对东部沿海区域的优先发展,都是国家根据形势变化与资源条件实施的非均衡战略。二是妥善处理局部与全局的关系。作为一个统一主权大国,区域间、行业间差异极大,而在不同的时间节点上又有不同的任务。为此,需要运用国家力量,统筹安排各个区域、行业与整体的利益关系,部分区域、行业先行发展,而其他区域、行业要予以支持。如,改革开放后,中西部地区对东部沿海地区在资源、人力、资本上的支持;为了顾全大局,改革开放之初国防事业做出的暂时性压缩。但是,当先行区域达到一定水平后,同样要反馈后发区域、行业,通过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富的总体现代化目标。三是坚持先发引领、区域联动格局。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统一主权大国来说,在现代化事业中,实施的是赶超型现代化。要想赶超,就必须要有部分地区、部分行业进行引领性发展、探索性发展,如国家就明确要求江苏承担起“为全国现代化探路”的责任。通过引领性发展、探索性发展,为全国其他地区的发展提供样本与经验。四是坚持重点突破与整体提升。要想赶超世界发达国家现代化水平,必须要在重点行业、重点领域进行突破性发展,才能为整体提升提供方向,而整体提升则反过来又为重点突破提供殷实基础。
(执笔:刘旺洪、何 雨)
(1) 参见罗荣渠主编《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版,第109页。
(2) 参见何爱国《50年来现代化理论的演进》,载《中国学术论坛》,http://www.china001.com/。
(3) 参见沈杰《高度现代化理论:现代化研究的新近探索》,载《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
(4) 参见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5页。
(5) 布莱克:《现代化的动力:一个比较史的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76页。
(6) 同上书,第9—10页。
(7) [美]吉尔伯特·罗兹曼主编:《中国的现代化》,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比较现代化”课题组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5页。
(8) 参见[美]西里尔·E.布莱克等《日本和俄国的现代化》,周师铭等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21—29页。
(9) 参见《20世纪国际上衡量传统现代化的评述》,http://www.china.com.cn/chinese/zhuanti/265199.htm。
(10) 参见胡福明主编《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安徽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8—50页。
(11) 吴承明:《市场·近代化·经济史论》,云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9—10页。
(12) “社会发展综合研究”课题组:《我国转型时期社会发展状况的综合分析(摘要)》,载《社会学研究》1991年第4期。
(13) 参见童星、崔效辉《“现代化”概念及其内涵》,载《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2年第4期。
(14) 参见谢立中、孙立平《二十世纪西方现代化理论文选》,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202页。
(15) 参见何传启《中国现代化面临的挑战与未来前景》,载《理论与现代化》2010 年第6 期。
(16) 参见潘泽泉《空间化:一种新的叙事和理论转向》,载《国外社会科学》2007年第4期。
(17) 参见纪逗《解读本雅明的历史时间观念》,载《学术交流》2012年第10期。
(18) 参见张朋园《“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架构与发现》,载《近代中国区域史研讨会论文集》下册,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6年版,第849—867页。
(19) 参见胡福明等《苏南现代化》,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20) 参见汝信编《城市化:苏南现代化的新实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
(21) 参见张建英、朱炳元《演进中的苏南现代化模式:路径依赖与未来转型——一个新政治经济学的分析视角》,载《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
(22) 参见肖海鹏《现代化动力:从政府向民间转换——推动广东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政策方向》,载《学术研究》 2002年第4期。
(23) 参见李扬、裴长洪等《广东经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
(24) 参见潘玉君、武友德《区域现代化实证研究》,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
(25) 参见郭力《新型区域工业现代化发展研究:以哈大齐工业走廊与东北亚各国产业合作为例》,经济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
(26) 参见师守祥、张贺全、石金友、袁卫民《民族区域非传统的现代化之路:青藏高原地区经济发展模式与产业选择》,经济管理出版社2006年版。
(27) 参见罗荣渠《东亚跨世纪的变革与重新崛起》,载《现代化新论续篇》,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28) 参见杜艳华《中国现代化模式与中国共产党现代化理论创新》,载《思想战线》2011年第3期。
(29) 参见钱乘旦、陈意新《走向现代国家之路》,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30) 参见曾昭耀《政治稳定与现代化》,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
(31) 参见严立贤《日本资本主义形态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66页。
(32) 参见金明善、徐平《日本:走向现代化》,辽宁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33) 参见尹保云《韩国为什么成功——朴正熙政权与韩国现代化》,文津出版社1993年版。
(34) 参见王晓范《文化传统与现代化——中日近代摄取西方政治思潮探微》,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35) 参见曹丽萍编《学津清谈·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10年版。
(36) 参见江荣海《传统的拷问: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现代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37) 参见何中华《传统文化与现代化》,载《山东社会科学》1993年第4期。
(38) 参见夏振坤、唐龙《传统文化与中国现代化的辩证关系》,载《理论参考》2007年第11期。
(39) 参见戚本逊《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研讨概述》,载《高校社会科学》1989年第3 期。
(40) 高源:《传统的变异性、持续性与现代化》,载《青海民族研究》2005年第2期。
(41)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历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76页。
(42) 何星亮:《对传统与现代及其相互间关系的阐释》,载《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4期。
(43) 虞和平:《关于中国现代化史研究的新思考》,载《史学月刊》2004年第6期。
(44) 吴承明:《市场史、现代化和经济运行》,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1期。
(45) 参见赵德馨《市场化与工业化:经济现代化的两个主要层次》,载《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1期。
(46) 张培刚:《论工业化与现代化的涵义及其相互关系》,载《经济学家》1992年第2期。
(47) 唐元松:《中西方政治现代化理论研究综述》,载《社会科学论坛》2008年第4期。
(48) 聂运麟:《政治现代化与政治稳定》,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95页。
(49) 李元书:《政治发展导论》,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126页。
(50) 参见姚彤《政治现代化与市场经济过程中的民主政治建设——访包心鉴研究员》,载《社会主义研究》1994年第5期。
(51) 参见徐宗华《现代化的政治文化维度》,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52) 参见姜春云《中国生态演变与治理方略》,中国农业出版社2004年版。
(53) 参见梁从诫编《中国的环境危局与突围(2005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
(54) 参见中国现代化战略研究课题组《中国现代化报告2007——生态现代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55) 傅丽芬:《关于人的现代化的诠释与反思》,载《理论探讨》1995年第1期。
(56) 参见金耀基《金耀基自选集》,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57) 参见钱乘旦、陈意新《走向现代化国家之路》,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58) 傅松涛:《人的现代化:科技人格和科技本位教育》,载《现代教育论丛》1994年第4期。
(59) 李德玲:《浅谈人的现代化》,载《理论学刊》1998年第3期。
(60) 林斌:《人的现代化理论》,载《学习时报》2002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