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营资本驱动模式
区域现代化的民营资本驱动模式,以浙江为典型代表。这主要由市场导向的民间诱致型制度创新来启动,是以农村工业化和小城镇发展为主线的内发型区域现代化。浙江的现代化进程是自下而上而非自上而下的,具有明显的内发性、自组织性和可持续性。地方政府在浙江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比较有限,唯其有限才使得浙江现代化道路的演进路径未被外部的行政性力量所阻滞。浙江经济高速增长的历程也表明,经济发展过程实际上是一个资源配置优化的动态过程。资源配置方式从计划为主向市场为主的转变,也就是以市场化为特征的改革进程。从浙江经济发展的过程来看,浙江工业化进程的主要特征表现为以个体私营经济、股份合作经济为代表的乡镇企业的崛起和迅猛发展极大地促进了农村工业化进程的加速,而浙江城市化进程的主要特征则表现为小城镇的兴起与迅速扩张极大地促进了城镇化发展的水平。
一、 改革的动力——个私经济发展启动工业化
浙江山地和丘陵面积占全省74.63%,平坦地占20.32%,河流和湖泊占5.05%,耕地面积仅为208.17万公顷,故有“七山一水二分田”之说,人均资源拥有量综合指数位居全国倒数第三。从通常意义而言,这算是一个“三无”小省:无资源优势、无政策优惠、无国家扶持,但经过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浙江却发展成了经济大省、市场大省和民营经济大省。浙江人以全国1.06%的土地,3.57%的人口,创造了占全国7.5%的GDP。其中,全省生产总值的70%、税收的60%、新增就业岗位的90%来自非公经济,民营企业出口占全省外贸出口总额的近70%。(19)
由于地处“海防前线”,浙江始终是一个国有经济成分较少,国家投资也较少的省份。自1950年至1978年,国家在浙江的投资额仅为人均240元,不及全国人均600元的一半,位列全国各省级行政区最后一位。(20)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实行计划经济体制。从实际情况看,计划经济既有中心地带,也有边缘区域或薄弱环节,而制度创新往往从原制度环境最薄弱的地方开始。按照这种区分标准,浙江无疑属于计划经济的边缘区域或薄弱环节。加之浙江人多地少、资源缺乏,浙江人面临较大的生存压力,这使他们具有较强烈的自主谋生意愿或自主创新精神,并能够较快地培育起风险、竞争等意识。正因如此,当政策上出现某些变化时,这种变化会迅速地传递到等待这种变化的计划体制的“神经末梢”,从而激发出浙江人的自主谋生、自主创新的意愿和冲动。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许多实质性的经济变革,都是在计划体制的正式规则“名称”和“形式”没有变的情况下,浙江人以务实精神首先在事实上采取了与旧体制相冲突的行为,摆脱了旧体制的约束,创造了新的所有制关系和新的分配模式,从而得以捕捉获利的机会。在个体私营经济仍受歧视的情况下,浙江的许多个体私营企业就变通地采用“假集体”戴“红帽子”的形式生存;在股份制、股份合作制以及专业市场等许多制度创新的行为还存在争议时,浙江人就灵活地采取“先生孩子,后起名字”的方式变通;许多改革还未得到公认时,浙江人就采取“先看一看,不下结论”的政策应变。
在党的十五大以前,浙江省各地在个私企业注册登记、税收、贷款、用地等方面大胆突破,冲破传统禁锢,为个私经济发展主动“松绑放权”。党的十五大以后,浙江省委和省政府下发了《关于大力发展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的通知》,在法律、法规范围内对个私经济发展中的不平等政策进行了清理,保证了个私经济在相对宽松的环境中健康发展。2000年,省政府办公厅转发了《省工商局关于进一步发挥工商行政管理职能,支持企业改革和发展的若干意见》。地方各级党委、政府都出台了内容更加具体、措施更加实在、操作更加方便的政策措施,在法律、法规范围内为个私经济配送“政策套餐”。同时,对各种不平等法规进行清理,让个私经济充分享受国民待遇,保证了个私经济在相对宽松的环境中健康发展。
浙江现代化的条件,是中国共产党新的思想路线的确立以及长期计划经济造成的小商品短缺的市场结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所确立的改革开放的思想路线是直接导因。但浙江现代化的内因,则是浙江民间长期潜存着的生存压力以及由生存压力催生的创业冲动。由于民间力量的旺盛和市场化利益的内驱力强大,浙江地方各级政府对推进改革和推动经济发展的现代化只发挥了次要或者说从属的作用。可以说,浙江各级政府特别是基层政府内逐步形成了间接性的、有限干预的政治文化。改革开放之前,浙江的许多地区,包括地下高利贷、包工队、黑市交易、长途贩运等与当时的体制根本冲突,有着巨大风险的牟利行为就已经普遍存在。这是浙江现代化进程重要的基础,也是浙江现代化进程发端于民间的主要根源。浙江的普通群众对变化了的政治环境和经济环境所带来的机会有更主动迅速的把握,因此才有了改革开放后小商品生产和交换的迅速崛起。浙江长期存在的文化传统又使得官员较其他地区更快地认同发展生产力的政治目标,越是基层官员,越是在思想观念上与老百姓一致。这样,民间启动现代化进程所需要的思想基础很快就确立起来。
由于在所有制上不搞一种模式,坚持不论成分看发展,不限比例看效益,坚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个私企业在浙江经济发展中,无论是企业数量还是经济总量,都占了很大比例。浙江经济现代化的主体是各种形式的民营企业。按照严格的产权经济学的原理进行所有制结构的评估,浙江的民营经济比重早已经突破了50%这样一个公认的公有制经济占主体地位的界限。这些方面共同指向了市场化。市场化又反过来进一步加强了民间力量的重组。
可以说,浙江现代化的发动主要依靠民间力量,政府有限干预,轻管制,重服务。浙江的政府推动发展和现代化的过程中,更多形成的是民营经济的活力特征,“民本多元”的发展模式。有些国内的学者认为浙江的发展得益于政府早期的放任,其实浙江民营经济发展的制度创新具有原生和先发性,并不等于政府的作用是弱化的。在改革开放早期的市场经济制度建设过程中,“维持市场的作用和力量”也需要政府部门的解放思想和不懈努力。
与国内许多地方的情况不同,浙江现代化是内生的或者说是自发启动的。计划经济下浙江难以获得政策性的发展资源,但人多地少的压力又必须通过非农化来寻求出路,这是改革开放前浙江发展的一对尖锐矛盾。而且,在计划经济时代,这对矛盾无法找到根本解决的途径。因此,只有以体制创新为切入点来寻求解决区域资源约束的途径。于是,工业化首先从农村地区开始,从体制创新力强的地区开始,从技术含量低、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开始。这是约束下的必然选择。从产业推进模式看,浙江现代化最初是从劳动密集型的加工工业起步的,随后逐渐地提高加工深度、加工规模和资本集约度。建材、纺织、小家电和其他小商品成为浙江经济的当家产品。虽然多年的发展已经逐步使工业结构突破了以上的行业范围,但是轻小低散的特点基本保留了下来,工业生产的集约度和集中度与沿海其他省市相比明显偏低。
目前,民营经济已经成为浙江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乡镇企业、私营企业已经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体。从浙江民营经济发展不同阶段存在的突出问题来看,对于一种法律认可的市场主体的认定问题,已不是目前及今后阻碍民营经济发展的主要问题。加快民营经济结构调整,是推进浙江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所在。对民营经济自身来说,解决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压力和挑战,根本在于加快结构调整,推进转型升级。要着力优化民营经济产业结构,更加注重运用高新技术、先进适用技术、现代信息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加快推进制造业高端化,进一步提升传统产业竞争力。鼓励民营经济进入高技术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等领域,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融合互动、创新发展,大力培育产业竞争新优势。
二、 小城镇、大市场的城市化模式
浙江省委省政府对发展商品交易市场高度重视,1998年就专门出台了《关于促进商品交易市场快速健康发展的通知》,提出了从量的扩张向质的提高过渡、促进市场快速健康发展的思路,重点帮扶20个省重点市场和40个区域性重点市场。有关部门始终坚持个私经济与商品市场共同发展的思路,在积极培育市场、促进个私经济连片成块发展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各地依托原有的产业基础,从培育和发展专业市场起步,形成了原材料与产品市场两头在外的发展格局,使浙江由地域小省成为市场大省。
浙江是我国最早出现产业集群成长现象的地区之一,在浙江区域产业群的成长过程中,历史上重商的传统文化以及制度变迁起了重要作用。历史上民间的商业传统,主要是民间传统手工业和繁荣的商业历史推动了区域专业化市场的发展,使当地产业集群的发展有了必要的依托。浙江以中小企业为主体的产业集群属于“原生型”产业群,即产业群的发展较好地结合了本地的要素禀赋和历史文化因素,使其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和发展潜力。
浙江的产业集群是以当地专业化市场为依托发展起来的。以专业化分工为基础,以专业化产品为主业,多种产业群相互补充、共同发展是浙江产业集群发展演变的基本特征。浙江专业化产业集群的发展经历了一个动态演变和深化的过程:首先是产品生产的专业化阶段,其次是生产工艺专业化阶段,最后是生产服务专业化阶段。这三个阶段在产业集群发展过程中同时并存,产生了专业性工艺加工企业、专业性最终产品生产企业、专业性生产服务企业。(21)近年来,随着产业群落的不断演进,一些地区产业群落内部的行业结构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开始从过去单纯的专业化向相对综合化发展。可见,随着产业集群的扩散,各集群的边缘效应已初步显示。
浙江民营经济的产生和发展,采取的路径是体制外成长,始终面临着市场开拓的问题。民营经济的产生和发展,一直伴随着寻找市场和构建市场体系的过程。浙江的民营经济在市场经济制度构建上的一个创举,就是以专业市场为突破口,在商品市场率先“突破”和要素市场“跟上”等方面,有力地推进了浙江市场化进程。浙江较早确立了发展大市场、大流通和大生产的观念,使浙江的市场化进程领先于全国。
浙江的商品交易市场中近90%的经营户是个私企业主,他们大多既是经营者,又是生产者,从事与所经营商品相应的专业加工业。商品交易市场与区域经济特别是专业加工群体互为依托、滚动发展,或是传统工艺基础上的产业催发市场,或是专业市场带动产业,使浙江个私经济区域产业特点非常明显,全省由此形成了“小商品、大市场,小区域、大发展,小资本、大辐射”的格局。专业市场和特色产业互为依托、共同发展,是浙江块状区域经济的最大特色。产业催发市场,或者是市场带动产业,市场优势与产业优势相互结合,相互促进,形成了浙江的块状区域特色经济。义乌小商品、绍兴轻纺、海宁皮草、柳市低压电器、永康小五金以及嵊州领带等商品成交量稳居全国同类市场的前茅。“世界领带看中国”“中国领带看嵊州”已成为浙江区域经济发展的有力佐证。近年来,独树一帜的特色产业都加快了与国际著名企业的联结,形成产品加工链,谋求在高起点上的跨越式发展。他们中的不少已经成为中国同行业的生产中心、信息中心、展销中心、研发中心和质量检测中心。2016年,仅义乌小商品城的经营户就达70089个,全年成交额1105.8 亿元,同比增长12.6%,成交额位居全球小商品市场第一。(22)截至2016年10月底,浙江舟山大宗商品交易所累计成交额已突破1300亿元,日均接近7亿元,(23)增长迅速。独具特色的块状区域经济的壮大,走的都是专业加工与商品交易市场一脉相连的路子,小城镇成为全球市场,从而推动浙江的城市化进程。
义乌模式
一直以来,义乌是浙江经济模式的典型代表之一。2006年4月30日,浙江省委省政府正式发出《关于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的通知》。由此,义乌经验成为新时期浙江发展的一种新模式。义乌这座小城在既无区位优势也无先天资源的背景下,为全国专业市场提供了成功的样板,成为世界性的集市、全球化的市场。
义乌市场最初从事小商品流通贸易,随着市场辐射面不断扩大,逐渐形成了具有一定规模和影响力的专业化小商品市场,同时还带动了会展、中介、物流和金融等现代服务业的大发展。义乌利用市场的先发优势和集聚功能,发展以小商品流通为主的商贸业,促使商业资本向制造业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扩张,以贸促工,以商兴工,实现市场与产业、城市的联动发展,推进区域经济工业化、城市化和国际化的进程。
与此同时,义乌的经济发展面临着现实的瓶颈——小商品、低附加值、低技术、小品牌、创业激情的减退与现有体制的冲突,等等。如今的义乌,始终在积极寻求由中介型市场向产业依托型市场转换的方法,围绕市场平台,发展本地小商品制造业,不断降低产品成本,以商促工、贸工互动。目前,在义乌已建成80多平方公里的工业区,其中包括以国际商贸城为标志而规划的国际物流园区、小商品生产中心等工业园区,这些工业区的建立,大大提高了义乌汇集资金、技术、人才和资讯等要素的能力,强化了义乌的竞争优势。
目前的义乌其实早已换了一副模样,大批优秀的国内企业为其商机吸引,纷纷在此地投资建厂,越来越多的“义乌制造”开始成为这里的主角。与此同时,众多国外品牌也在这里投入巨资,它们看中的,就是义乌这个平台强大的生命力。而义乌的物流系统、展会经济也正在变得空前强大,它们为“义乌模式”的成长成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温州模式
温州模式是指浙江省东南部的温州地区以家庭工业和专业化市场的方式发展非农产业,从而形成小商品、大市场的发展格局。1984年,中央下发的“一号文件”提倡农村发展商品经济,搞活流通,民间创业行为得到肯定。温州人的激情再度喷发,以家庭工业为主的乡镇企业迅速崛起。他们采取“自我投资、自我建设、自我完善、自我发展”的方式,构筑了以家庭工业为基础、股份合作经济为导向的“走南闯北、拾遗补缺,小商品、大市场”的经济格局。
“温州模式”的特点是利用了体制外改革的先发优势,造成了一种经济体制与运行机制方面的区域性落差,由此造成了市场的落差、工业化的落差和城镇化的落差,从而形成了以专业市场、多种所有制经济和小城镇建设为特色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
其次,从区域经济发展的支持要素及其关系看,“温州模式”首先得益于区域内的人力资源,调动了区域内具有商业文化传统的各类经营人才的创业积极性,在较短的时间内启动并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培育和发展了民间的资本市场,并且及时地把商业资本转化为产业资本;同时,通过较早地培育和发展各类生产要素市场,使区域的农村工业化及整个经济的发展及时地获得了技术要素的支持。
最后,从“地下工厂”“前店后厂”起步的温州传统私营企业,基本上都是采取家族式管理。但随着企业的发展,家族式管理的弊病越来越凸现,大批私企纷纷转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逐步发展成为现代化的股份制企业或上市公司。通过企业组织形式的发展与改进,通过建立公司制的企业和企业集团,用企业的科层组织部分地替代了市场的功能,然后在市场替代政府、企业替代市场的过程中,政府在被替代的过程中逐渐地从被动走向主动,开始进入了一种新形势下的有为状态,积极介入市场失灵的领域。
浙江现代化主导产业的上述特点使得工业对区域聚集度的拉动力较大工业要弱,这也决定了浙江的城市化道路的特点,即小城镇成为城市化的基本选择。浙江的城市发展落后有供给约束的因素。但是不能否认,浙江经济自身缺乏对城市发展的拉动力。也就是说,城市发展存在着一定的需求约束。从需求方面来看,分散于农村各地的小企业对地域性的要求不高。从企业自身来说,所谓的聚集效益或规模效益对劳动密集型技术和产品都不是必须,尤其是在产品市场约束不显著的农村工业化初始阶段,情况更是这样。对于小企业来说,小城镇足以满足生产和交易的区位要求,重要的是交通运输条件。浙江的轻型产业结构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迅速改变的,即使大工业、大企业有所发展,也未必会形成对浙江本身城市化的推力。在高速交通迅速发展、上海等周边城市的极化效应非常强大的情况下,经济运行和产业布局不可能再是一个行政区划的概念。因此,推进城市化进程要求调整过时的战略和改革不合理的管理体制,并且需要培植支持城市化的产业群,这个任务任重道远。
三、 省会的再中心化与特色小镇推动区域现代化
杭州的崛起与新兴产业的加速集聚以及资本对有前景的新兴行业的偏好不无关联。以民营经济高度发达、市场力量竞争充分而著称的杭州,诞生了全球市值最高的电子商务企业阿里巴巴集团。并且,杭州集聚了一大批具有全国甚至世界影响力的电子商务领军企业及行业网站,全中国每五个电子商务网站中就有一个源自杭州,年均增长率超过50%,成就了杭州“电子商务之都”的美誉。(24)作为阿里巴巴诞生地,杭州正加速突进全国电子商务的中心化。电子商务的攻城略地,缘于创新性地砍掉了层级制销售渠道的中间环节而为自己赢得利润空间。如今,互联网金融正创新性地用互联网技术降低投资理财的门槛,形成一个快速爆发且庞大的互联网金融市场。
继成为中国电子商务中心后,杭州正日益成为中国互联网金融中心。其标志性的事件,就是全国首个互联网金融大厦在杭州落成,并于2015年2月5日举办了互联网金融产业园开园仪式,挖财作为全国互联网金融平台的代表企业首批入驻。(25)
自2013年开始,杭州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就走在全国前列。余额宝的成功,更是掀起了一个高潮。围绕领军企业形成的互联网金融产业链群聚正在显现。如果以杭州互联网金融大厦为中心画个同心圆,挖财、爱学贷、同盾科技、蚂蚁金服、铜板街、51信用卡、盈盈理财、恒生电子、数米基金网、米牛、赢在投资等互联网金融企业都在这个同心圆内,一个全新的互联网金融生态圈正在杭州形成,华星路这个曾经的阿里巴巴总部所在地也俨然成了杭州互联网金融街。
浙江在2015年1月正式发布红头文件《浙江省促进互联网金融持续健康发展暂行办法》,把浙江省打造成为全国互联网金融创新中心。杭州也于2014年11月出台《关于推进互联网金融创新发展的指导意见》,到2020年,杭州要力争规划和建设一批具有全国影响力的互联网金融聚集区,构建和运作一批具有全国辐射力的互联网金融交易平台,培育和发展一批具有全国竞争力的互联网金融企业,开发和推广一批全国市场占有率高的互联网金融创新产品,基本建成全国互联网金融创新中心。
2015年召开的杭州市“一号工程”工作领导小组第四次全体会议,对《杭州市建设“六大中心”三年行动计划(2015—2017)》的编制情况进行了研究部署,进一步瞄准信息经济和智慧应用精准发力。国际电子商务中心、全国云计算和大数据产业中心、物联网产业中心、互联网金融创新中心、智慧物流中心、数字内容产业中心“六大中心”建设是杭州市“一号工程”的主攻方向。
在全球经济发展正进入“去体量论”的大背景下,以阿里巴巴这样世界级科技企业所带动的移动数据时代新经济为抓手,杭州正在将科技与产业升级的权重远远置于资本、土地、劳动力等要素之上。杭州,作为全球电子商务、移动支付、云计算和数字经济的中心城市,在发展驱使下,已经逐渐成为中国面向全世界的一个信息门户,超越了上海这样传统的“贸易门户”和“金融门户”。比起打工文化盛行的上海,独立创新的杭州显然更能代表新时代下杭州湾大湾区乃至后中国经济的未来。未来的杭州势必将如同硅谷一样以相对较小的城市规模成为全球科技、经济创新引擎类型的城市。这是顺应时代发展潮流的一个经济迭代阶段,也是杭州崛起以及再中心化的开端。
值得关注的是,杭州将于“十三五”期间着力建设城西科创大走廊。根据规划,杭州将致力发挥浙江大学、阿里巴巴等知名校企的主引擎作用,突出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强化人才的科技创新支撑,彰显杭州在信息建设方面的先发优势、全球影响和巨大潜力,努力将杭州城西科创大走廊打造成全球领先的信息经济科创中心,成为具有国际水准的创新共同体,浙江创新发展的主引擎。预计到2020年,在这片长约30公里,南北向宽约7公里的土地上,将集聚30万创新创业人才,1000家高新技术企业,10000家科技型中小微企业。(26)这对于杭州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将起到巨大的驱动作用。同时,这也将进一步提升杭州对于杭州都市圈产业格局的引领作用。
杭州作为省会,不仅在新兴产业集聚中成为高地,而且在城市群发展上也发挥着龙头作用。杭州都市圈位于长江三角洲经济圈的南翼,以杭州为中心联结湖州、嘉兴、绍兴三市为节点打造的长三角“金南翼”,地域面积3万多平方公里,2015年GDP首次突破2万亿,常住人口人均GDP达到93876元,财政收入达到3807.56亿元,城市化水平达到67.2%,高于全省1.4个百分点。按照《杭州都市圈发展规划》总体要求,“十三五”期间杭州都市圈要建成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世界第六大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的重要板块、亚太地区重要的国际门户、全国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先行区和浙江创业创新核心区。
2016年6月,国务院公布的《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提出构建“一核五圈四带”的网络化空间格局,杭州都市圈为“五圈”之一。与此同时,杭州获得G20峰会和2022年亚运会两大盛会的主办权,并获国务院批准中国(杭州)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和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这些发展机遇的叠加,对于提升都市圈影响力和竞争力,促进区域创新发展、转型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除了杭州都市圈发展的斐然成就,由浙江最早开始探索的特色小镇,如今已成为全国各地学习的榜样,更是实践新型城镇化的重要平台。作为与传统行政区划上的“镇”有明显差异的区域,特色小镇是指以某种新兴产业或其中的某一环节为基础,汇聚相关企业、机构和人员,集生产、商贸、旅游、居住及各类关联服务等功能于一体,具有“产·城·人”深度融合特征的新型发展平台,其健康发展不仅有利于推动发展动能接续转换和经济转型升级,也有助于促进大中小城镇协调发展并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
在浙江,有很多正在规划建设的特色小镇,作为金融、科研、创意、休闲、养生等新兴产业培育的新载体而蓬勃发展,带动区域经济发展,成为小镇新型经济模式的样本。特色小镇正在成为现代创业群体集聚的首选地和加快产业转型升级的新载体。在建设过程中,关键问题是如何将产业发展与特色小镇建设深度融合,以“产城互动、产城融合”推动特色小镇发展,避免特色小镇的“空心化”和“无序化”,努力建设一批新兴产业集聚、传统产业升级、体制机制灵活、人文气息浓厚、生态环境优美的特色小镇。
2015年,浙江提出积极推进特色小镇创建工作,计划通过三年左右时间,重点培育和规划建设100个左右特色小镇。2015年6月初,浙江省发布首批省级特色小镇创建名单,包括杭州梦想小镇等37个小镇入围首批名单。2016年1月28日,省级特色小镇第二批创建名单出炉,包括杭州下城跨贸小镇、宁波鄞州四明金融小镇等在内的42个小镇入围第二批名单。2017年8月2日,浙江省省级特色小镇第三批创建名单正式公布,35个小镇入围。同时,浙江省还首次命名了两个省级特色小镇——玉皇山南基金小镇、余杭梦想小镇。首批命名的两个省级特色小镇可谓优中选优,这也意味着,浙江特色小镇“创建一批、培育一批、验收命名一批”的建设格局初步形成。基金小镇经过两年多的时间,已经摇身一变成为上海、北京和深圳之外中国最大的对冲基金聚集地,余杭梦想小镇更是被誉为创业者心中的圣地。
特色小镇规划建设两年多来,浙江省涌现出一批创新能力强、体制机制活、生态环境美、发展势头好的特色小镇。从统计数据来看,前两批78个省级创建小镇累计完成投资2117亿元,累计入驻创业团队5473个,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291家。78个创建小镇去年入库税费160.7亿元,比上年增长13.5%。2017年1月至6月,税费收入达130.6亿元,达到2016年总税收的81.3%。(27)
表6.1 浙江省省级特色小镇第一、二批创建情况(截至2016年4月)(28)
第三批特色小镇创建名单(截至2017年8月)(29)
杭州:上城南宋皇城小镇、淳安千岛湖乐水小镇、滨江互联网小镇、萧山湘湖金融小镇、杭州东部医药港小镇
宁波:镇海I设计小镇、慈溪小家电智造小镇、海曙月湖金汇小镇、江北前洋E商小镇、余姚智能光电小镇、宁波杭州湾汽车智创小镇、象山星光影视小镇
温州:乐清智能电气小镇、瑞安侨贸小镇
湖州:德清通航智造小镇、长兴县太湖演艺小镇
嘉兴:海宁阳光科技小镇、嘉善归谷智造小镇、秀洲智慧物流小镇、平湖国际游购小镇
绍兴:诸暨环保小镇、嵊州越剧小镇、新昌万丰航空小镇
金华:浦江水晶小镇、义乌绿色动力小镇
衢州:柯城航埠低碳小镇、常山云耕小镇
台州:台州无人机航空小镇、玉环时尚家居小镇、椒江绿色药都小镇、临海国际医药小镇
丽水:丽水绿谷智慧小镇、云和木玩通话小镇、青田千峡小镇、遂昌汤显祖戏曲小镇
基金小镇
2014年8月,《玉皇山南基金小镇业态及功能规划》通过评审,杭州市玉皇山南基金小镇正式成立。截至2015年一季度,该基金小镇已集聚了各类基金机构160家,总管理资产规模超过1000亿元,成为杭州私募股权投资企业最多、管理资产规模最大的区块。据称,思科中国落户杭州上城区,很大原因就是基金小镇对其打造上下游产业链,形成智慧产业基地,具有促进作用。
杭州玉皇山南基金小镇采用“政府+新型运作主体”的发展机制,政府主要为机构入驻提供硬件环境、政策配套、服务配套。同时,委托私募(对冲)基金行业代表性机构组织运作主体,通过“产业链招商”和“生态圈建设”模式,发挥行业协会与龙头企业的影响力与引领作用,开展专业化的园区发展和促进工作,有效带动了整个产业的快速积聚。
杭州玉皇山南基金小镇已被列入杭州市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的试点,受到浙江省金融发展促进会、省金融管理部门的大力支持。
梦想小镇
占地3平方公里的余杭“梦想小镇”,采用“互联网创业小镇”和“天使小镇”双镇融合发展,是当前特色小镇建设中的“翘楚”,为省长工程。该小镇2015年3月28日启用,已经集聚基金及投资机构58家,资本管理规模超过115亿元;引进孵化器公司7家;申报入驻项目近100个,创业团队人数超过2000人。其目标是在3年内集聚大学生创业者1万名,创业项目2000个,基金(管理)及相关机构300家。
梦想小镇内涵建设包括三大块:创业生态系统建设、人才服务体系建设和金融服务体系建设。梦想小镇采用“互联网创业小镇”和“天使小镇”双镇融合发展。其中,互联网创业小镇重点鼓励和支持“泛大学生”群体创办电子商务、软件设计、大数据、云计算、动漫设计等互联网相关领域的企业。天使小镇则重点培育和发展科技金融、互联网金融,集聚天使投资基金、股权投资机构、财富管理机构。
通过孵化与基金叠加,梦想小镇紧紧抓住创业中最关键也是最艰难的两个环节,让“人才”与“资本”无缝对接。
云栖小镇
2012年12月,在杭州市的支持下,西湖区政府发布《关于促进杭州云计算产业园发展的政策扶持意见(试行)》,计划在转塘科技园的基础上,加快建设第一个市级云计算产业园——杭州云计算产业园。事实上,杭州云计算产业园也是浙江省第一个云计算产业园。上述意见中大力度的扶持政策,对当时的云计算产业的发展,以及一年后云栖小镇的正式诞生、快速崛起,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云栖小镇依托于阿里巴巴云公司和转塘科技经济园区两大平台,是一个以云生态为主导的产业小镇。目前,小镇已引进各类涉云企业130余家,涵盖App开发、游戏、互联网金融、移动互联网、数据挖掘等各个领域,阿里云计算、华通云、跃兔网络、商圈网络、威锋网、云商基金等一批巨头,在此形成了国内罕见的云产业生态链。2014年,云栖小镇实现涉云产值10亿元以上,税收1.5亿元。小镇的目标是通过3—5年的发展,集聚上千家涉云企业,形成完整的云计算产业链条,实现产值100亿元,税收5亿元以上。
自2015年以来,浙江省陆续公布了三批共106个省级创建小镇。特色小镇坚持产业间的融合、产业内的融合、产业发展与城镇空间布局之间的融合,实现产业发展和城市建设并驾齐驱,推进产业集聚、产业创新和产业升级。预测“十三五”时期,全国人口转移市民化还将保持较快增长速度,预计到2020年,城镇人口将超过7.5亿,城市化率将超过55%。特色小镇作为新型的产业发展平台,对于规避城市新区建设中“空城”“睡城”等现象有着先天优势。特色小镇致力于发展新兴产业和历史经典产业,更加重视吸引具有现代创新与专业知识以及具有传统工艺文化传承的人才。创新创业小镇要吸引、留住一批人才在特色小镇工作、居住、生活,引导更多优秀人才树立创新创业的生活态度,成为高端人士城市化过程中逆城区化的理想之地。坚持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可推进就地改变人的生活方式,吸引来自周边地区的人口定居、创业,实现就地城镇化,为城镇建设注入新的活力,形成宜居、宜业的氛围,推动从土地型城市化向人口型城市化转变,从粗放型城市化向质量型城市化转变,从物态的城镇化向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