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粮于技战略——出路在科技：“让农业插上科技的翅膀”
长期以来，我国农耕文明居于世界先进水平，秘诀就在于精耕细作，其实质上是一个内涵丰富的农业科学技术体系。从春秋中期开始，我国开始进入铁器时代，铁农具的普及和牛耕的推广带来生产力的飞跃。明清时期，适应人口激增和耕地紧张的情况，多熟制种植、间作套种、轮作等耕作制度广泛应用。早在夏商周时期，我国就有“嘉种”之说，亦即良种。清代康熙在丰泽园的水田中以“一穗传”方法育出早熟稻，后经30多年试种推广到江南一带，该品种后来被称为“康熙御稻”。我国在长期的农业生产过程中，培育了丰富的作物品种，尤其是稻、大豆、养蚕缫丝和茶，堪称我国农业“四大发明”。现存的古代农学著作《氾胜之书》《齐民要术》《陈旉农书》《王祯农书》《农政全书》，统称“五大农书”，成为古代农业科学技术的重要文献，对千百年来中国乃至世界农业的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农业的根本出路在科技。粮食增产的潜力主要在单产，科技进步是提高单产的主要动力，逻辑基点在于推进农业科技自主创新和推广应用。在20世纪50年代，中央提出了建设现代农业的方向目标，毛泽东同志提倡科学种田，把农业增产的基本措施总结为“土、肥、水、种、密、保、管、工”八个字，这就是著名的农业“八字宪法”。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邓小平同志提出要走出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农业现代化道路，大力支持农业科技发展，对农业科教、机械化、专业化、农用工业、农产品加工业等作出全面部署。1989年，中央首次提出要把科技兴农作为振兴农业的重大战略措施，并逐步明确将坚持科教兴农战略作为推进农业现代化的重大战略。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实施科技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构建适应农业高质量发展的科技创新体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下决心把民族种业搞上去，抓紧培育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优良品种，从源头上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一粒种子可以改变一个世界，一项技术能够创造一个奇迹。要舍得下气力、增投入，注重创新机制、激发活力，着重解决好科研和生产‘两张皮’问题，真正让农业插上科技的翅膀。”[5]2019年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强调，要开展种源“卡脖子”技术攻关，立志打一场种业翻身仗。要尊重科学、严格监管，有序推进生物育种产业化应用。
实践证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农业发展的主要驱动力。我国农业科技创新能力稳步提升，为粮食生产不断迈上新台阶作出了重大贡献。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由改革开放初期的27%，逐步提高到2020年的60%左右，增加了约33个百分点，农业生产方式实现了由物质要素驱动向依靠科技创新的历史性跨越。近几十年来，我国粮食生产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发展，总产量的增加主要是通过单产的提高实现的。1978—2020年全国粮食产量增幅达119.7%，粮食播种面积减少3.2%，单产增幅达126.7%。也就是说，改革开放以来粮食单产水平的持续稳固提高，不仅弥补了面积减少的影响，而且支撑了总产量实现翻一番多。
历史地看，我国农作物的对外传播以及物种引进，对全球农业生产和粮食安全无疑作出了巨大贡献。在长期的农业生产实践中，我国培育了600多种农作物品种（世界上有1200种作物），其中约有300种起源于我国。如，我国稻作技术在公元前15世纪传入印度，公元2世纪传到尼罗河平原，现在稻米已经成为全球30多个国家和半数以上人口的主食品种。大豆原产于中国，现在世界各国的大豆基本都是直接或间接从我国传去的。19世纪后期开始传入欧美各国，20世纪30年代逐渐遍及世界各地。原产我国的糜子（黍），更是早在7000～8000年前就传到欧洲。在目前栽培的600种作物中，另有300种左右是从国外引进的。小麦在约4500年前从西亚两河流域开始传入我国黄河中下游地区，之后经过2000多年，我国又通过西北丝绸之路引进棉花、蚕豆、豌豆、黄瓜、胡萝卜、大蒜、胡椒等作物。自明朝开始，玉米、甘薯和马铃薯陆续从国外引进，距今有400～600多年的历史，这些品种适应性强且产量高，在当时就被广泛用于应对灾害和饥荒，并逐渐成为重要粮食作物。有人称之为我国第二次“粮食生产革命”。
种业处于整个农业产业链的源头，在农业现代化中具有基础性战略地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水稻单产经历了“三次飞跃”。20世纪50—60年代育成了矮秆水稻，20世纪70年代育成了“三系杂交水稻”，20世纪末培育出“两系杂交稻”和籼粳亚种间杂交所育成的“超级稻”。
现在“杂交水稻”已经广为人知，家喻户晓。早在1970年，袁隆平提出了“用远缘的野生稻与栽培稻进行杂交”的设想，根据这一设想，他的学生李必湖在海南找到一株奇异的野生稻，由此转育出的3粒珍贵种子被命名为“野败”。1972年，杂交水稻被列为国家重点科研项目，由中国农林科学院和湖南省农科院主持，组织全国力量协作攻关。1973年，袁隆平发表《利用“野败”选育“三系”的进展》，正式宣告中国籼型杂交水稻“三系”（雄性不育系、保持系、恢复系）配套成功，攻克了杂交水稻难关。从1974年开始，杂交水稻在湖南试种，之后陆续大面积种植推广，为我国粮食增产作出了巨大贡献。袁隆平院士也因此被誉为“世界杂交水稻之父”，并荣获“共和国勋章”。他在2018年未来科学大奖颁奖典礼上表示，“科学研究永无止境，我还有两个梦，一个是禾下乘凉梦，一个是杂交水稻覆盖全球梦。我的心愿是发展杂交水稻，造福世界人民”。“禾下乘凉梦”是袁隆平的中国梦，梦想水稻能一直长到比人还高，人们能坐在丰实的稻穗下面乘凉，秸秆像高粱那么高、稻穗像扫把那么长、籽粒同花生那么大，这是对未来杂交水稻高产的理想追求。“杂交水稻覆盖全球梦”反映出对全球粮食安全的美好愿景，他曾说“杂交水稻推广到全世界，全球的粮食产量就高了，到那时，不单是中国，全世界挨饿的人都会少很多”。
经过数十年的努力，我国种业科技和产业发展取得了明显成效，农业用种安全是有保障的。据统计，1979—2001年，全国经确认的农业科技成果近5万项，已培育并推广各种作物新品种、新组合1600多个，主要农作物品种已更换2～3次，每次更换都使单产增加10%以上。新品种技术的推广应用，是实现粮食单产水平提高的关键因素。特别是杂交优势利用技术的重大突破，为我国粮食生产作出了重要贡献。2020年，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种植面积占比超过95%，农作物良种覆盖率稳定在96%以上，水稻、小麦两大口粮作物品种做到了完全自给。我国粮食种子可以依靠自己的力量来解决，确保实现“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是没问题的，完全可以保障口粮绝对安全、谷物基本自给。另外，我国畜禽和水产核心种源自给率分别达到了75%和85%，也为稳定重要农副产品供给提供了技术支撑。
世界种业正迎来以基因编辑、合成生物学、人工智能等技术融合发展为标志的现代生物育种科技革命。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较，我国种业还面临与农业现代化发展新形势不相适应的环节，存在不少亟待补上的短板弱项。目前我国大豆、玉米单产水平还不到美国的60%，蔬菜国外品种种植面积占比达到13%。尤其是，耐储番茄、甜椒等少数专用品种进口率在50%以上，生猪繁殖的效率、饲料转化率和奶牛年产奶量都只有国际先进水平的80%左右，白羽肉鸡祖代种鸡主要还是依靠进口。种质资源保护利用不够，自主创新能力还不强，特别是育种理论和关键核心技术与国际先进水平差距较大。种业企业依然存在“小散弱”问题，创新主体企业竞争力还不强。与国内对农产品日益增长的多样化需求相比，高产优质、绿色高效、适宜机械化的专业优良品种还较为短缺，必须正视有些品种和具体环节的国际差距，增强竞争意识和目标导向，稳步提高自身创新发展质量。
在新品种选育方面，像杂交水稻这样的突破性品种少，栽培技术研究集成不够，近年来很少出现像抛秧、旱育稀植、地膜覆盖这样的重大增产技术。从短期来看，我国粮食品种增产技术应用难以有重大突破，提高粮食单产的难度增大。目前，我国农业科技的研发能力、成果转化能力、农业技术推广能力等都还相对薄弱，特别是农民受教育程度和新技术接纳能力不高，对粮油生产发展形成了制约，我国农业的科技贡献率仍然较低，科技支撑的作用还有待于进一步增强。从前些年情况看，农业技术推广和成果转化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至今仍未从根本上得以破解。一是农业科研与推广脱节。全国共有1170个农业科研机构和45所高等农业院校，科技人员达10万人，15.1万个基层农技推广服务机构和100多万名农技推广人员，机构条块分割，力量分散，难以形成合力。二是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低。我国每年大约取得6000多项农业科技成果，但转化率只有30%～40%，而农业发达国家成果转化率已达到70%～80%；全国平均每年审定的品种在100个以上，但有突破性的主导品种不多，其中90%的品种推广面积不足100万亩。三是转化成果的普及率和入户率低。目前我国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后的普及率也只有30%～40%，比发达国家低约40个百分点，也就是说在已转化的成果中，又有2/3没有应用于生产实践。
随着我国农业对外开放的深入发展，农作物种业的开放程度会越来越高。自2017年以来，我国就开始推动和实施外资准入负面清单，农业领域的外资准入和农作物种业的对外开放一直是重要内容之一。2018年开始种业外资准入限制逐步放宽，种业开放力度进一步加大。自2020年7月起施行外商外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提出“小麦新品种选育和种子生产的中方股比不低于34%，玉米新品种选育和种子生产必须由中方控股”“禁止投资农作物、种畜禽、水产苗种转基因品种选育及其转基因种子（苗）生产”等。在自贸区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中，将玉米新品种选育和种子生产放宽到“中方股比不低于34%”，进一步推动了农作物种业的对外开放。可以说，制定外资准入负面清单旨在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全面开放，扩大种业开放是构建农业开放新格局的重要内容，也是加快现代种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彰现出中国主动扩大对外开放的决心。
作为“藏粮于技”的关键领域，农作物种业对保障国家粮食和重要农产品安全具有重要作用。展望未来，我国农业科技研发前景广阔、任重道远，必须抢抓机遇、加快创新、迎接挑战。要紧盯提升科技水平这个种业竞争的关键，加强农业种质资源保护开发利用，聚焦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努力在原创技术和底盘技术方面取得突破，推动种业由产量数量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要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和市场监管，优化种业发展营商环境，建立健全商业化育种体系，在种业开放中健全信息监测预警机制。加快实现种业跨越发展，合力攻坚打好种业翻身仗，保障国家种业安全。
农业机械化是农业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标志，曾经承载了几代人的梦想。如今农业生产方式已经实现了从主要依靠人力畜力到主要依靠机械动力的历史性转变，可以说，粮食生产基本告别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传统田间劳作方式。从20世纪50年代初期开始，面对旧中国机械工业基础底子薄的现实，农业机械化白手起家，把解决最基本的农具问题作为恢复发展农业生产的紧迫工作。1959年4月，毛泽东同志以《党内通信》形式，发出了一封致省、地、县、社、队以至生产小队的信，提出“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的著名论断。同年9月，农业机械部成立；11月，我国第一拖拉机制造厂正式投产。时任国务院副总理谭振林说，“我国农民早已盼望着的‘耕田不用牛’的伟大时代已经来到了”。自此，中国一拖制造的“东方红”拖拉机源源不断从洛阳驶向全国，农业机械化的大幕就此徐徐拉开。“东方红”拖拉机一度成为中国农业机械化的代名词。1962年我国发行了第三套人民币，这套人民币在我国流通了38年。很多人还记忆犹新，其1元纸币券面主图印的就是国产第一批“东方红-54”拖拉机。20世纪60—70年代，国务院相继召开了三次全国农业机械化会议，采取一系列行政手段，加快农业机械化进程。
20世纪80年代初期，由于农村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分田到户，土地经营相对分散，规模减小，使农业机械化的发展一度遭受挫折，发展速度减慢，有些地方甚至出现了倒退现象。“包产到户，农机无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一时期的农业机械发展状况。1982年，国家提出发展小型农业机械的构想，允许农民私人购买大中型拖拉机等，为农业机械化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20世纪90年代以来，农机所有制结构发生的重大变化，使个体经营户迅猛发展，农民逐步成为农机化事业的投资、经营主体，农业机械化进入了以市场为主导的发展阶段。21世纪以来，我国颁布实施《农业机械化促进法》，并推动实行农机购置补贴政策，改善了农业机械化发展环境。这极大地调动了农民、农业生产经营组织购置和使用农业机械的积极性，促进了农机化新技术、新机具的普及应用，推动农业机械化进入跨越式发展阶段。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我国农业机械装备总量加快增长，农业机械化水平得到了快速的提高。2008年全国拖拉机总量首次超过2000万台，是改革开放初期的10倍多。2012年全国农机总动力首次超过10亿千瓦，是改革开放初期的近9倍。到2020年，全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到71%，小麦生产基本实现全程机械化，玉米、水稻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80%，全国主要产区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
农机物质技术装备作为先进生产工具和农艺技术大面积实施的载体，为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提供重要支撑和动力。当前，我国农业机械化和农机装备产业发展还不充分，不同品种和不同区域的农机化水平发展也不均衡，不同作业环节和自身配置结构等方面仍存在突出问题，一些深层次矛盾亟待解决。农机装备有效供给依然不足，农机和农艺融合度还不够高，适宜机械化的基础设施建设相对滞后，需要加快提升农机具的可靠性和适用性，加强品种选育、栽培制度与机械化生产的融合性和适应性，推动化解农机“作业难”问题。
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粮食生产耕作方式还存在很大差距。至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世界发达国家就已实现了高度的机械化和现代化。其中，美国1925年就开始了拖拉机取代畜力和人力的农业机械化，到1940年基本完成了农业机械化。日本1955年以后开始农业机械化，到1977年在育秧、插秧、收割、脱粒和烘干等环节全部实现了机械化，并向自动化发展。德国在“二战”后开始农业机械化，到1953年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以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德国、澳大利亚等其他工业发达国家为例，农机装备均达到了较高的水平，每百公顷平均拥有5.98台拖拉机、0.84台谷物联合收割机；每千名农业劳动者拥有的拖拉机数量，加拿大为1824台，美国为1586台，法国为1406台，意大利为1294台，德国为1018台，英国为931台，澳大利亚为705台，日本为732台。目前，经济发达国家的农机装备已进入了新一轮更新换代阶段，并向以应用电子计算机信息处理技术为标志的未来农业方向发展。另外，我国农业机械的技术与质量水平较为落后。在机具制造上，呈现功率小、企业规模小、品种少、造价高、故障多、生产厂家多的现象。在实际生产应用上，表现为质量可靠性、地区适用性、使用安全性、驾乘舒适性较差。在产品质量上，表现为故障多，发达国家拖拉机的平均无故障作业时间在330小时以上，而我国拖拉机不超过280小时。有些国产大型拖拉机的外购配件质量差，对不同地区的土壤适用能力差，存在80马力拖拉机拉不动四铧犁的现象。(https://www.daowen.com)
除此之外，农机装备结构性矛盾也相当突出。一是在不同粮食品种之间，农业机械化程度存在较大差异，水稻机械化插秧、玉米机械化收获仍是薄弱环节。从2003年的情况来看，在小麦、水稻、玉米、大豆四大粮食作物中，小麦机播和机收水平分别达到82%和77%，已基本实现了机械化；而大豆机播和机收分别为50%和25%左右，正处于发展时期；尤其是玉米机收水平仅为3%，技术上还不成熟；水稻机械化栽植和机收水平则分别只有5%和26%。尽管我国稻谷机械化收获水平发展较快，但在稻谷栽植机械化方面，特别是工厂化集中育秧、机械化插秧等种植机械化水平较低。此外，农机与农艺配套技术研究仍处于初级阶段，不够完善、不尽配套的机械化生产技术已成为制约稻谷生产的重要瓶颈。二是在不同地域之间，农业机械化水平发展不均衡。东西部地区农机化总体水平差距较大，如黑龙江、天津、江苏、山东省综合农机化水平都在50%左右，而云南、贵州、广西、四川等农机化综合水平不到10%，最低的贵州省还不到2%。三是在不同作业环节之间，农业机械化程度存在较大差异。如全国机耕、机播和机收作业机械化水平分别为47%、27%和20%，水稻机插、机收分别为5%和26%，玉米机播和机收分别为50%和3%，相互之间发展极不平衡。四是在不同农机配置方面，农机自身装备结构不尽合理。我国农机装备整体结构水平相当于国外20世纪80年代的水平，且小动力配套机具多，大动力配套机具少，单一作业技术含量低的机具多，复式作业专业化、高科技水平的机具少。农机自身装备结构的不合理导致粮田耕层变浅、土壤板结、肥力及蓄水纳墒能力明显下降，严重影响了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提高。
研究表明，农机装备对粮食增产的贡献份额在10%左右。加快农业机械化发展是今后一个时期降低农业生产成本、提高种粮效益的重要途径，也是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潜力所在。通过提升农机装备水平，充分发挥农业机械化在提高粮食生产效率、争抢农时、提高复种指数、抗旱排涝乃至节本增产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可使农机装备对粮食单产增产贡献率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提高。
近年来，我国粮食生产总体相对稳定，播种面积保持在17.5亿亩以上，产量连续6年在1.3万亿斤以上。尤其是，旱涝保收农田增加、机械作业比例提高、优良品种更新推广、病虫草害损失减少，这些因素支撑了单产水平的提高，弥补了面积减少的影响。但总体看，我国粮食育种自主创新能力还不强，农业科技研发、成果转化、技术推广能力等相对薄弱，还未有效打通科技转化应用“最后一公里”，短期内粮食增产技术应用难有新的重大突破。与保障14亿人口的粮食安全相比，现代农业科技的强力支撑作用还不相适应。2003—2015年我国粮食单产年均增长2%，但近年来受重大技术品种短期内突破难等影响，粮食单产增速明显趋缓，2015—2020年年均仅增长0.9%。
粮食单产水平的提高，已经成为支撑我国粮食增产的主要因素。2020年我国农业的科技进步贡献率迈上60%新台阶，但与发达国家70%～80%的水平相比差距依然较大，通过科技提高我国单产的潜力仍有不小空间。提高粮食单产的关键在于普及优质高产的新品种。袁隆平认为，如果我国超级稻实现大面积推广种植，以超级稻亩均增产150公斤、年均种植面积2亿亩计算，未来每年将增加600亿斤粮食，可多养活7000万人。未来，预期随着现代生物育种产业化应用的有序推进，我国提高粮食单产的潜力将会更大。
从先进作物栽培技术的科研攻关、引进和推广情况看，挖掘粮食增产潜力还有一定空间。水稻旱育稀植栽培技术增产效果显著，北方地区一般每公顷增产1200公斤左右，南方地区增产750公斤左右。水稻抛秧技术的增产效果也较为明显，一般比插秧稻每公顷增产450公斤。地膜覆盖栽培是传统农业技术和现代农业技术相结合的一项技术，增产效果尤为显著。以玉米为例，根据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的资料，地膜玉米一般每公顷增产2.25吨左右，高的达3～4.5吨，增产幅度30%～60%。在测土配方施肥技术方面，据原农业部的调查统计，开展测土配方施肥一般可使粮食单产提高6%～10%。
进入新世纪以来，以转基因技术、基因编辑技术、合成生物技术、体细胞克隆技术等为代表的一系列前沿生物技术，日益成为新一轮现代农业发展的新引擎。改造提升传统农业，必须持续强化农业科技的支撑作用，引领农业高质量发展。要加快实施农业生物育种重大科技项目，深入实施农作物良种联合攻关，培育一批育繁推一体化种子企业，抓好国家种子基地建设，谋划并落实打好种业翻身仗行动，争取在农业现代化进程中实现重大突破。从优良品种看，粮食作物良种实现了全覆盖，自主选育品种超过95%，品种更新换代了5～6次，一系列优良品种得以推广应用转化为现实产量，每次都使产量增加10%以上。一批优质、高产、抗逆新品种正蓄势待发，未来根据需要分类有序从技术储备走向田间地头，将强力支撑粮食生产在高水平上实现新的跨越攀升。从智慧农业看，一批新技术如粮食作物遥感、水肥药精准施用、无人机植保等，已经开始大规模应用。一系列前沿技术如农业大数据分析、5G农用技术、农业机器人等有望取得突破性进展，未来粮食生产智能化水平将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从农机装备看，一系列自主研发的深耕深松、精量播种、减损收获等机械开始深入推行，一批大马力拖拉机、北斗卫星导航自主作业、大型节水喷灌等设备推广条件逐步成熟，日益展现出广阔的发展前景。从防灾减灾看，我国跟踪粮食作物主要病虫害流行规律开展重大研究，探明成灾机理并实现了预测预报技术的精准性、及时性和有效性。一批绿色防控技术和药剂逐步推广应用，使得粮食生产抵御病虫害的能力大大提升。
在资源要素约束趋紧的现实条件下，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必须深入实施藏粮于技战略，强化科技装备支撑保障，给现代农业插上科技的翅膀。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近些年经济全球化受到严重挑战。相比农产品贸易的不确定性而言，“卡脖子”技术问题是更为长期的关键问题。必须着眼长远，聚焦生物育种、智慧农业、农机装备、绿色投入品等重点领域，加快推进农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强国家农业科研基地、区域性科研中心的创新能力建设，逐步构建以国家农技推广机构为主体、科研单位和大专院校广泛参与的农业科技成果推广体系。深入实施大豆振兴计划，适应市场需求变化，着力增加高油高蛋白大豆、饲用玉米和优质水稻、强筋弱筋小麦等紧缺、优质、绿色品种供给。加快推进“南繁硅谷”建设，深入实施现代种业提升工程，组织开展水稻、小麦、玉米、大豆良种联合攻关，加快培育一批高产绿色优质、适宜机械化作业、资源高效利用的新品种。要加强种质资源保护和利用，加强种子库建设。培育壮大农业科技服务公司，开展农业产业科技社会化服务，推进产学研深度融合。深入推进绿色高质高效行动，建设一批农业绿色提质增效技术集成示范区，辐射带动大面积增产增效。推进主要粮食作物生产全程机械化，加强农业设施和玉米机收、水稻机插、丘陵山区农机作业等薄弱环节农机装备研发推广，加强农田宜机化改造。实施数字农业农村建设工程，加强智慧农业技术装备的研发和集中应用。加强动植物疾病防控和防灾减灾体系建设的科技支撑，建立水旱灾害、病虫害和冻害等自然灾害的快速应对机制，增强科技创新和应急应变能力。
纵观人类文明发展史，前沿颠覆性理论的每一次重大创新，科学技术应用的每一次重大突破，比如蒸汽机、火车、飞机的诞生等，都会引发激烈的争论，带动人类思想的进步和思维方式的深刻变化。转基因技术也不例外，作为全球生命科学的重大前沿技术，公众对新生事物的认知接受需要一个过程，这种渐进式、螺旋式的认识过程往往带有普遍性、规律性，甚至出现疑虑和担心也都是正常的。
从科学层面看，世界上科学界对转基因的安全性已有共识，不存在科学争议[6]。从生产消费实践看，经过30多年科技研发和20多年产业化应用，全球70多个国家超过数十亿人食用消费过转基因产品，至今未发现过被科学证实的转基因食品安全事件。全球几百亿只鸡饲喂转基因饲料已超过20年，按蛋鸡的生命周期一年1～2代计算，已经繁衍了20～40代，也尚未发现安全性问题[7]。
实际上，“转基因”的字面意义容易引起公众恐慌，公众误以为基因会在物种间自由转移，进而改变人类基因，影响后代。但在国际上，所谓的“转基因生物”英文原文是“Genetically Modified Organism”，主要指用基因工程技术改造生物体。众多国际专业机构对转基因产品的安全性已有权威结论，通过批准上市的转基因产品是安全的[8]。目前有关转基因安全性的争论，主要是从事生物技术专业领域的学者与非专业领域人士之间的争论，一度出现非理性过度渲染的“妖魔化”、政治化、情感化倾向，超出了单纯的科学技术范畴，加剧了公众对转基因安全问题的疑惑甚至抵触情绪。
转基因技术是属于全人类的一项重大新兴技术，已成为当代农业科技浪潮中最具革命性、最为活跃的技术领域，正处于研发应用的战略机遇期。世界各国高度重视农业转基因技术研发和产业应用，全球生物技术及其产业进入抢占制高点的发展阶段。美国作为转基因技术研发大国，控制了全球农业生物技术大部分核心专利。
2019年，全球有29个国家种植了近29亿亩转基因作物，自1996年转基因作物开始商业化种植以来，累计种植面积达到400多亿亩。转基因种植品种已经覆盖水稻、大豆、玉米、小麦、马铃薯、棉花、油菜、苜蓿、甜菜等32种作物。目前，世界主要转基因农作物种植已达到相当大的比重，全球范围内种植的棉花79%、大豆74%、玉米31%、油菜27%都是转基因的。
美国不仅是世界上转基因农作物生产大国，也是转基因食品消费大国。据美国农业部（USDA）数据，美国转基因作物种植比例接近95%，其中玉米92%、棉花96%、大豆94%、甜菜99%都是转基因的。另外，巴西大豆、玉米和棉花等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占94%左右，阿根廷种植的大豆、玉米和棉花几乎100%都是转基因的，加拿大90%（大豆、玉米和油菜）、印度棉花94%也都是转基因的。
据美国杂货商协会（GMA）统计，美国市场上75%～80%的加工食品都含有转基因成分。2019年，美国大豆产量9668万吨，除出口5200多万吨外，其余4400多万吨（约占46%）大豆都在美国国内消费。美国玉米产量3.61亿吨，除出口4100多万吨外，其余88%以上的玉米也几乎全部在美国国内消费。加拿大油菜籽产量1945万吨，其中出口831万吨，其余大部分油菜籽（占57.3%）在加拿大国内消费。
以大豆为例，国际大豆贸易中95%是转基因的，不仅用于饲料，也用于榨油等食品行业。日本每年进口消费了大量的转基因农产品，进口大豆95%以上是转基因产品，2019年进口转基因大豆322万吨，占国内消费量的90%。另外，日本进口的玉米、油菜籽基本也都是转基因的，2019年进口转基因玉米1519万吨、油菜224.2万吨，分别占国内消费量的95%和97%。欧盟每年也大量进口转基因农产品，除大豆外，还涉及玉米、棉花、油菜、甜菜及其加工品。2019年欧盟大豆消费量为1771万吨，进口大豆1465万吨，其中转基因大豆1275万吨，约占总进口量的87%、总消费量的72%。另外，欧盟进口玉米2377万吨，其中转基因玉米约占进口量的27%、总消费量的8%。
全球未来科技之光正在悄然绽放。我国作为世界农业大国，必须坚持农业科技自立自强，主动出击，抢抓机遇，加快新一代前沿生物技术与信息技术融合创新，积极稳妥推动从技术储备转向产业运用的进程，在分子级育种研发应用领域占据一席之地。应尊重科学、严格监管，围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分类有序推进生物育种产业化应用，按照“非食用—间接食用—食用”的路线图，明确重点品种发展的优先序。批准上市的转基因食品，必须经过严格审查程序确保安全。要规范转基因食用农产品和含有转基因物质的加工食品标识，保障公众知情权和选择权。加强尊重科学、依据事实的公开讨论，开展常态化科普宣传，强化舆论引导管理，以更客观、更理性的眼光对待转基因技术研发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