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储足食思想的历史演进——从“平粜”“平籴”到“常平仓”思想
我国古代以农立国，鼓励农耕重视积贮。早在先秦，重储足食思潮就逐渐兴起，粮食储备思想开始孕育萌芽。
春秋战国时期，思想家们对粮食储备和应对灾荒饥馑就已经有了深刻的认识。《墨子·七患》认为“仓无备粟，不可以待凶饥”，“备者，国之重也”。《管子·国蓄》认为“五谷食米，民之司命也”，《管子·八观》提出“稼亡三之一，而非有故盖积也，则道有损瘠矣”，“非有余食也，则民有鬻子矣”。《汉书·食货志》亦载“世之有饥穰，天之行也”。基于对粮食重要性、饥荒规律性及其灾难性后果的认识，春秋时期，管仲进一步提出“厚收善藏，以充仓廪”，“务在四时，守在仓廪”，主张抓好农业生产，积极储备粮食充实国库。西汉初期，贾谊在给汉文帝刘恒的奏章《论积贮疏》中讲“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尝闻”，认为“夫积贮者，天下之大命也”，要重视农事、劝课农桑，注重积谷以备荒。
自古以来，国家重视发展粮食生产增加储备，既事关备荒安民稳定政权，也关系到军事战争统一大业。《孙子·军争》提出“无粮食则亡，无委积则亡”，强调了粮食储备对军事战争的重要性。《管子·治国》认为“不生粟之国亡，粟生而死者霸，粟生而不死者王”，就是说只有重视粮食生产并加强储备，才能实现富国强兵一统天下。《管子·轻重》讲到“天下有兵，则积藏之粟足以备其粮”，认为军队统帅应“量蓄积”掌握“城粟军粮，其可以行几何年”，重视发挥粮食积贮的备战作用。(https://www.daowen.com)
随着古代重储足食思潮的演进，在不同历史阶段，对于粮食储备战略调控模式的主张也在演进之中。范蠡是春秋末期政治家，曾辅佐越王勾践复国兴越灭吴，因“十九年中三致千金”被尊为经商鼻祖。他重视发展粮食流通，也是救荒史上平粜理论的鼻祖。他提出了著名的粮食“平粜”思想，为国家宏观经济调控奠定了理论基础，对后世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在长期实践中，范蠡总结提出了农业生产周期性循环理论，认为农业丰歉饥穰取决于天时律动。《史记·货殖列传》载“六岁穰，六岁旱，十二岁一大饥”，当太阴（木星）分别运行到“金”“水”“木”“火”的三年中，就会相应引致“穰”（大丰年）、“毁”（大荒年）、“康”（小丰年）、“旱”（旱灾年）。粮食生产循环往复，存在12年大饥荒循环周期、6年中周期以及3年小周期，这种周期性变化带来粮食价格的相应变化。
基于对农业经济循环规律的认识，范蠡指出“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并对粮食市场价格的变化规律进行了探讨，认为“八谷亦一贱一贵，极而复反”，“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深刻地认识到商品价格受供给变化影响的波动运行规律。对此，他提出了粮食储备调控“平粜”论的主张。依据“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的原则，通过储备吞吐调节市场，使粮食价格在合理的波动区间内运行，统筹调节粮商和农民的利益关系，实现“农末俱利”。一方面，他认为“二十病农”，“农病则草不辟”，意思是粮食出售价格跌到每石二十钱时，农民利益就会受到损害，田地则无人耕种出现撂荒。另一方面，他认为“九十病末”，“末病则财不出”，就是说当粮食出售价格涨到每石九十钱时，商贩利益就会遭受损失，粮食则无法正常流通到社会中去。可以说，范蠡的利商观念有着鲜明的时代烙印，这与春秋时期商业流通和私营粮商快速发展的背景是分不开的。
范蠡认为，当丰年粮食供过于求、价格畸低（每石低于二十钱）时，国家应以高于市场价格收储粮食；相反，当歉年粮食供不应求、价格暴涨（每石高于九十钱）时，国家应以低于市场价格抛售库存，把粮价控制在可容忍的限度之内。并进一步指出，“上不过八十，下不减三十，则农末俱利”，如果粮价每石最高不超过八十钱、最低不少于三十钱，就能使农民和商贩都有利可图，粮食供给流通就会趋于正常状态。所以，范蠡主张国家通过实行“平粜”措施，将粮食市场价格稳定在合理区间，兼顾生产者和经营者的利益，以维持粮食正常流通、市场平稳运行、供给持续保障。由此，《史记·货殖列传》讲“平粜齐物，关市不乏，治国之道也”。
到战国初期，李悝在继承范蠡“平粜”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平籴”论（亦提出“平粜”主张），使其更加具体可操作。李悝是战国时期法家的始祖，曾任魏国国相，开创中国变法先河，使魏国走上富国强兵之路。他认为“籴甚贵伤民，甚贱伤农”，而“民伤则离散，农伤则国贫”，粮食价格过高过低都会带来严重后果。由此提出“善为国者，使民无伤而农益劝”，应当兼顾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利益。他主张要“善平籴”，统筹把握粮食丰歉程度，根据上熟、中熟、下熟，小饥、中饥、大饥几种情况，通过相机采取“籴、粜”措施，来平衡“熟、饥”年度之间的粮食供求余缺，加强应对市场粮价的暴涨暴跌。通过分析研判粮食生产形势，“谨观岁有上、中、下熟”，设计出国家实行平籴政策的具体方案，“上熟其收自四，余四百石；中熟自三，余三百石；下熟自倍，余百石。小饥则收百石，中饥七十石，大饥三十石”。
总体上，官府收购农民粮食，要做到“大熟则上籴三而舍一，中熟则籴二，下熟则籴一”，把握好时机节奏力度，“使民适足，贾（价）平则止”。按照“取有余以补不足”的原则，遇到灾害饥荒年份，官府就把丰年储存的粮食抛售出去，“小饥则发小熟之所敛，中饥则发中熟之所敛，大饥则发大熟之所敛而粜之”。这样一来，“虽遇饥馑水旱，籴不贵而民不散”，实现救荒济民平抑粮价，以成国家富强之道。总体看，李悝的“平籴法”与范蠡的“平粜法”本质上是共通的，但前者更加具体周密，注重兼顾生产者和消费者利益，认为价格要保持基本稳定。而后者尽管也提出平粜齐物，却相对笼统一些，在调控目标上对粮食价格波动幅度有更大的容忍空间，以照顾到私营粮商的利益。这体现了范蠡“农商俱利”的理念，与李悝“民无伤”和“农益劝”的思想是有所差异的。
管仲是春秋时期著名的经济学家和政治家，曾辅佐齐桓公成为春秋五霸之首。管仲在经济制度上提出了“敛轻散重”论，他认为“天下之数尽于轻重”。一般说到“轻重”，就会与管仲相联系，其实早在此前就广泛运用了。对古代金属货币而言，币值大小主要体现在分量轻重上，故以轻重来区分价格高低。管仲认为国家应当关注粮食供求形势变化，当价格较低时敛积收储，当价格高位时散行抛售。这样可以增加财政收入，调节供求关系，平抑市场价格，一举多得。尽管《管子》并非管仲本人所作，但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他的经济思想。《管子·山权数》认为“重则见射，轻则见泄”，应当“以重射轻，以贱泄平”。也就是说，当粮价高涨（“重”）时，社会预期价格会进一步上涨，就会“买涨不买跌”，人们开始大量抢购囤积（“射”）粮食，以防可能出现更大短缺，尤其是私商会观望价格走势，期待在更高价位卖出获利，从而诱致价格暴涨。这时，国家应当以低于市场价格（“贱”），尽快抛售（“泄”）储备粮食，调节过高价格使其尽快回落。反过来，当粮价跌落（“轻”）时，社会预期价格会继续下跌，私商就会争相抛售（“泄”），以及时止损，从而进一步加剧粮价下跌。这时，国家应当以高于市场价格（“重”），及时收储（“射”）粮食。由此，国家要根据市场形势变化，适时以“射、泄”调控市场“轻、重”，维持粮食市场平稳运行。
《管子·国蓄》指出，“蓄贾游市，乘民之不给，百倍其本”。粮食供求变化失常，市场价格出现剧烈波动，往往与私商尤其是“大贾蓄家”囤积居奇、操纵市场、推波助澜有很大关系，这就需要“敛积之以轻，散行之以重”。也就是说，如果粮食供过于求、价格“轻”（跌落）时，应当适时“敛”（收购）；反之，粮食供不应求、价格“重”（高涨）时，就要及时“散”（抛售）。这样根据市场“轻、重”相机“敛、散”调控，将使得粮食供给在不同区域之间合理配置，在季节丰歉之间的粮价异常波动得到平抑。《管子·国蓄》认为“万物之满虚，随时准平而不变，衡绝则重见。人君知其然，故守之以准平”，关键要把握好春天“青黄不接”和秋天集中收获两个时间节点，适时通过国家粮食储备吞吐调节，确保粮食价格平稳、供求基本平衡。
商鞅是战国时期的思想家和改革家，曾辅佐秦孝公，实行“商鞅变法”，在经济上主张重农抑商、奖励耕战，使得秦国成为富强之国。他认为“善为国者，仓廪虽满，不偷于农”[1]，并通过实施“訾粟而税”“纳粟拜爵”等措施，把粮食统一“上藏”国家粮食储备，使“商无得籴，农无得粜[2]”，完全禁止自由流通，关闭粮食市场。商鞅主张国家垄断粮食储备调节，重视充实粮食库存，提出要对粮食“贵籴贵粜”，通过高价收粮保护农民利益，使“市利尽归于农”，然后高价卖出减少商人私利，从而“重农抑商”，鼓励发展农业生产，保障兼并战争顺利进行，为秦国走向富强发挥了重要作用。
桑弘羊是西汉时期的政治家和理财家，也是汉武帝的顾命大臣之一。当时的汉王朝抗击匈奴连年征战、国库空虚，农民兵役徭役沉重。而富商大贾巧取豪夺、兼并土地，“财或累万金，而不佐公家之急”，财政危机不断加剧。桑弘羊先后推行算缗、告缗、盐铁官营、均输、平准、统一铸币等经济政策，这些举措为汉武帝推行文治武功事业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桑弘羊作为盐铁官营等经济政策的创始人，对后世经济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应当说，桑弘羊创立的“平准法”，已经不局限于粮食，而是将平抑物价拓展到“万物”。据《史记·平准书》载，“置平准于京师，都受天下委输。召工官治车诸器，皆仰给大农。大农之诸官尽笼天下之货物，贵即卖之，贱则买之。如此，富商大贾无所牟大利，则反本，而万物不得腾踊。故抑天下物，名曰‘平准’。”[3]与先前相比，桑弘羊改革更加强调以官代商、打压商人，国家干预经济的倾向更加强硬，使大量财富从富商大贾流向国家手里，实现了增加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经济目标，对西汉王朝化解财政危机、实现开疆拓土作出了巨大贡献。
西汉宣帝时期，是汉王朝继“文景之治”、汉武帝鼎盛时期之后的又一个盛世，史称“昭宣之治”。耿寿昌曾任大司农中丞，后封关内侯。历史典籍中关于耿寿昌的记载并不多，但其关于粮食“常平仓”的制度思想，在财政税收、稳定市场、保护农业、救灾救荒等方面，对古今中外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司马光曾言“常平仓者，乃三代圣王之遗法”。据记载，“耿寿昌请于边郡皆筑仓，谷贱时增价而籴，贵时减价而粜，名曰常平仓，常平之名起于此也[4]”。从“常平仓”名称来看，就是通过政府调控“均贵贱”“平谷价”，使粮食价格“常平”，长期处于相对平稳状态，这大致是其初始设立的基本目标。而“常平仓”制度的重要作用，并非拘于价格本身，其主张“当丰年谷贱的时候，政府用较高的价钱籴入，广为收贮；等到凶年谷贵的时候，便用较低的价格，供民间籴买。这样一出一入之间，也可稍获微利，用以充常平的基金，这可说是各朝共同的办法[5]”，多元功能随之逐渐衍生和拓展。
通常认为，汉代的“常平仓”是古今中外“常平仓”制度的滥觞，由此正式开启设立并逐步完善。之后，在中国历史上运行了两千多年，其间虽有中断、职能延伸或者名称发生变化，但依然保留着这一制度的基本思想。在实践中，根据形势变化，国家择机收购和抛售粮食，调控粮食供求关系，在丰收年景收购粮食，以备灾荒之年紧急之需，在可忍受的较小区间保持市场价格基本平稳，为救荒稳市安民、弥补市场失灵发挥了重要作用。其间，及至北宋时期，随着商品经济日趋发达、流通量明显增加，以王安石“青苗法”为代表的“常平仓”思想有了新的发展，也被称为常平新法或常平敛散法。从以前的灾荒之年向农民“贷物”（提供粮食），转变为向农民“贷款”（提供现金），但仍然遵循“常平仓”的基本原理。具体来看，政府在粮食收获前，把钱借给农民（在唐朝即有预给“青苗钱”做法），帮助农民在青黄不接或灾荒之年渡过缺粮或生产难关，农民在粮食收获后，可以用粮食变现或抵值还贷。在具体还贷方式上，农民有主动权，可以根据当时的市场粮价高低，决定是卖粮变现后归还现金，还是直接抵值归还粮食。这样既可以调控不合理的市场价格，也可以保障农民合理的种粮收益，维护农业生产正常运转。在制度功能上，“常平仓”发挥的作用，已经从救荒救灾、调控市场、平抑粮价的基本功能，拓展到惠农利农、钱谷贷借、促进生产的融资功能。
实际上，耿寿昌倡立的“常平仓”制度，是以前人“平籴平粜”、“敛轻散重”以及“平准”等一系列思想为基础的集成发展。自古以来，“仓廪”体系作为特殊的财政制度渐成传统，西周时期也出现“司稼”依据粮食丰歉调控价格的制度雏形。由此，“常平仓”思想渊源可追溯至三四千年以前更为久远的历史，其在粮食调控和农业生产的理论和实践中不断创新，对后世影响极为深远、贡献不可磨灭。我国古代的“常平仓”以及“青苗法”“市易法”和“均输措施”等，对美国农业发展也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1929年，美国爆发空前的经济危机，随后的大萧条使农业遭受严重打击。罗斯福执政之初，面对愈演愈烈的农业危机，在1933年和1938年先后颁布了两个《农业调整法》。华莱士时任罗斯福政府的农业部长，他后来讲，接任农业部长后，在最短的时间内敦促国会通过立法，把中国古代农业政治家的实践——“常平仓”引入美国农业立法中[6]。当时美国国会《农业调整法》的重要思想，就是当主要农产品出现过剩时，国家对农民发放储存农产品的“无追索权贷款”，实行价格保护；当仓储爆满时，国家实行农产品配额销售，保证农民不竞相降价，以避免引发市场混乱；当农产品出现短缺时，国家用“常平仓”的库存弥补市场需求，保持农产品市场价格稳定。而华莱士的这一设想，正是来自中国留学生陈焕章在其博士论文《孔子及其学派的经济原理》中对中国“常平仓”制度的介绍[7]。
自古代重储足食思潮兴起以来，经过数千年的演进，我国官方粮食储备制度和仓储体系逐步建立健全。汉代以后的“常平仓”多设于通都大邑，隋唐时期出现的“义仓”遍及州县，南宋时期出现的“社仓”设在乡村民间。清朝“康乾盛世”，通过实行减免田赋、限制土地兼并、兴修农田水利等一系列举措，促进农业生产快速发展，粮食供给也较为充足。《清朝文献通考》记载“直省则设有常平仓，乡村则有社仓，市镇则有义仓”。这一时期，太仓之粟常有余，从省会到府州县均设“常平仓”，市镇设义仓，乡村设社仓。其中，太仓也就是京仓，清朝京仓包括海运仓、北新仓、南新仓、禄米仓、太平仓、兴平仓等，各省运京漕粮都分储于此，所存粮食为皇家直接掌管。同时，清政府规定，各省省会和府、州、县都要设立“常平仓”，并设置了全国和各省的存储规模和相关储备管理制度。我国古代粮食储备体系的设立和完善，对历朝历代重农保供、备战备荒、救灾安民、调控稳市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