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大国的话语权——迈向粮食强国的必由之路
目前，我国已成为世界最大的农产品进口国，包括大豆、棕榈油、食糖和棉花等产品在内，我国都是全球最大的买家。与此同时，我国大宗农产品对外依存度屡创历史新高。据测算，大豆自给率已从入世初期的53%下降到目前的13%，食用植物油自给率从74%下降到36%，食糖自给率从91%下降到55%，棉花自给率从99%下降到63%，乳制品自给率从95%下降到76%，农业对外开放程度持续提高。
但是作为全球最大的农产品进口国，我国并没有取得与贸易地位相对应的话语权。巨大的购买力未能改变我国企业被动接受国际市场价格的尴尬境况，这与农业贸易大国地位确不相称。以大豆市场为例，少数几家跨国粮商掌握着美国、巴西和阿根廷等主产国大豆的收购、仓储和出口码头等设施，控制着全球70%以上的大豆货源，世界大豆贸易基本被跨国粮商垄断。2016年我国大豆进口规模高达8391万吨，占世界贸易量的65%，但我国在国际市场交易价格上话语权较弱，只能被动接受不公平的定价机制。从全球大宗农产品基准价格看，定价权是由期货市场决定的，而国际期货市场基本分布在欧美等国外市场。目前，几乎所有的大宗农产品都已在国际市场上形成其定价中心，如大豆、玉米、小麦的价格主要由芝加哥期货交易所确定，棉花价格形成于利物浦，天然橡胶定价主要以日本价格为基准等。近些年来，我国期货市场建设取得了积极进展，如大连成为芝加哥之外重要的玉米期货市场，郑州小麦和棉花期货交易在一定程度上构建了“中国价格”，但距离全球定价中心目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期货市场的发展和完善是一国拥有国际话语权的重要前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把重点放在引外资、上项目和发展货物商品的出口上，争取国际定价权的“忧患意识”不强。国外关于期权的思想，最早可以追溯至公元前7世纪，亚里士多德著作中提到，古希腊思想家、科学家、哲学家泰勒斯预测第二年将迎来橄榄的丰收年，于是就支付了一些费用，这笔费用可以理解为“期权费”，用此购买了第二年的许多榨油器使用权。一年之后，如预测所料橄榄大丰收，泰勒斯在低价买进榨油器使用权后，择机高价卖出，获得了丰厚收益，成为历史记载的第一个期权交易者。在19世纪国际农产品价格剧烈波动的背景下，农场主、贸易商和加工商通过签订远期销售协议的方式，保护买卖各方主体的利益，减少季节性价格波动，降低潜在市场风险。随着农产品风险管理需求的上升，期货交易应运而生。芝加哥地处美国中西部平原和密歇根湖区域，是美国最大的谷物集散地。1848年，由83位商人发起并成立了芝加哥商品交易所（CBOT），这是世界上第一家期货交易所，最开始主要进行现货商品和现货中远期合约的买卖。20世纪中期以来，随着农产品贸易周期长、价格风险大的问题越来越突出，全球大宗商品价格紧盯期货价格，期货价格成为大宗商品国际贸易的基准价格，“期货价格+升贴水”定价模式成为国际贸易的主流模式。这种定价方式改变了传统定价模式，金融产品（期权、保险等）也以此作为定价依据，一些国际知名的期货交易所已经成为全球大宗商品定价中心。
从国际趋势看，粮食已由商品单一属性向商品、金融和能源多重属性转变，粮食市场化、金融化、能源化的倾向越来越明显，整个粮食市场价格与货币市场、外汇市场、期货市场和金融衍生品市场的联动性也越来越紧密，与原油价格也高度联动。在主要经济体普遍采取宽松货币政策、全球流动性增加的背景下，粮食价格通过期货市场向现货市场传导，市场波动更加频繁剧烈。据美联储数据，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后，2009年农产品期货市场每月投入资金超过9.7亿美元，指数基金大量涌入芝加哥农产品期货市场，控制着超过一半的农产品贸易合约。当前，国际国内农产品市场深度融合，国际输入性传导压力明显增加。在国际粮食市场金融化的背景下，我国粮食期货投机交易规模和范围也快速扩大，不同品种之间的替代关系也容易造成联动“跟风”，一旦调控管理不当，恐会对粮食市场运行和价格形成过度扭曲。
我国期货市场建立于20世纪90年代。自1990年以来，我国先后成立了郑州商品交易所、上海期货交易所和大连商品交易所，其间经历1993—2000年的清理整顿，经过40多年的发展，走上了持续规范健康发展之路。截至2021年5月我国已经上市26个农产品期货品种，形成了谷物、油脂油料、饲料养殖、木材、软商品等五大板块。大连商品交易所上市品种涵盖玉米（玉米、玉米淀粉）、大豆（黄大豆1号、黄大豆2号）、稻谷（粳米）、油脂油料（豆油、棕榈油）、饲料养殖（豆粕、鸡蛋、生猪）、木材（胶合板、纤维板）等五大系列12个品种。其中，棕榈油是国内唯一纯进口商品的期货品种，开创了“国外生产、国内交易”的新模式；鸡蛋是国内首个涉及畜牧行业的鲜活品种，填补了国内畜产品的空白。郑州商品交易所上市品种涵盖小麦（普麦、强麦）、稻谷（早籼稻、晚籼稻、粳稻）、油脂油料（油菜籽、菜籽油）、饲料养殖（菜籽粕）、软商品（棉花、棉纱、白糖、红枣、苹果）等四大系列13个品种。上海期货交易所上市天然橡胶1个品种。
我国的农产品期货市场上市品种，已经覆盖了粮食大宗和棉油糖肉蛋等重要农副产品，市场交易不断活跃，国际影响力也越来越大。农产品价格发现、套期保值和风险规避功能日益彰显，对保护农业生产发挥了重要作用，对相关涉农行业产生了深远影响。农产品期货交易在期货市场中占有重要地位。2019年，全国涉农期货产品的成交量、成交额、持仓分别达11.59亿手、52.69万亿元、840.27万手，分别占国内期货市场的29.27%、18.13%、43.89%。在我国商品期货成交量排名前二十位品种中，农产品就有豆粕（大连商品交易所）、棕榈油（大连商品交易所）、天然橡胶（上海期货交易所）、白糖（郑州商品交易所）、豆油（大连商品交易所）和棉花（郑州商品交易所）6个品种，农产品期货交易总体趋于活跃。我国农产品期货市场规模已位居世界前列，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在2019年全球农产品期货及期权成交量排名中，我国有12个品种进入全球前20位，前4位的品种均为我国的期货品种，分别是豆粕（大连商品交易所）、菜籽粕（郑州商品交易所）、棕榈油（大连商品交易所）、白糖（郑州商品交易所），尤其是豆粕、菜籽粕和豆油已经连续多年在全球农产品期货成交量中名列前茅。大连商品交易所大豆、棕榈油等品种的“大连价格”对国际相关市场具有重要影响，使大连成为全球农产品的价格传导中心之一。(https://www.daowen.com)
农产品期货价格是发现未来价格的望远镜。我国农产品期货价格和现货价格相关性保持较高水平，尤其是豆粕、菜籽粕、豆油、棕榈油、天然橡胶的期现价格相关度更高。在前几年农产品收储制度改革期间，大豆、棉花和玉米期货价格迅速传递了市场价格形成机制变化的信号，也传递出“托市底价”将被打破、市场价格波动增加、国内外价差缩小的市场预期。东北大豆收储政策调整前后，通过比较分析黄大豆1号期货价格的变化趋势，总体也反映出了国内大豆现货价格波动加大的特点。2008—2015年，在实施玉米临时收储政策期间，玉米期货主力合约价格波动率约为10%，2016年初玉米临储政策调整后，玉米期货主力合约价格波动率增加至35%。2016年1—4月，大连商品交易所玉米期货与美国芝加哥期货交易所玉米期货主力价差由1000元/吨左右缩小至800元/吨左右，郑州商品交易所1号棉花期货与洲际交易所2号棉花期货价差由约8000元/吨缩小至约3000元/吨。这反映出政策调整后国内外农产品价差缩小的市场预期，也有效传递了市场供求预期和政策调控信号。
我国农产品期货合约品种历经多年发展，产业链上中下游的各类产业企业普遍积极参与。目前，中粮、中储粮等大型国有企业，益海嘉里、嘉吉、邦基、路易·达孚等国际大粮商，海大、温氏、新希望、双胞胎等民营企业都是农产品期货市场的重要参与者。其中，以国际大粮商ABCD为代表的外资企业在豆粕等品种主力合约上的持仓量已经占该品种法人持仓量的20%左右。总体看，我国农产品交割业务运行平稳，与现货市场联系密切，期货市场通过顺畅的实物交割使期货价格最终收敛于现货价格，实现了期货市场与现货市场的有效对接。
随着我国农产品期货市场的发展，粮油和饲料企业完全基于现货合同进行贸易的方式逐渐发生变化。基于期货价格，以期现价差签订购销合同的基差定价模式正逐步成为现货贸易的主流方式。期货价格发现功能日益提升，改变了现货贸易定价模式，“期货价格+基差”成为合同约定的购销价格。在我国油脂油料行业中，大约70%的棕榈油、50%的豆粕以及40%的豆油现货贸易，均已采用大连商品交易所相关价格进行基差定价以锁定货源。与此同时，我国农产品期货市场风险管理功能逐步发挥，为现货企业提供了有效的避险工具，提高了油脂油料等企业产业链稳定性。目前，我国多数农产品套期保值效率超过50%，也就是说，企业通过期货市场对冲掉50%以上的现货价格波动风险。在日压榨能力在1000吨以上的油脂油料企业中，90%以上的企业参与油脂油料期货交易，国内85%以上的棕榈油进口企业参与棕榈油品种国内期货市场交易，全国30强饲料企业集团约有半数参与国内期货市场交易。
应当看到，我国农产品期货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对提升贸易定价权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与农产品贸易大国的地位相比，我国大宗农产品定价缺乏话语权的局面尚未得到根本改变。究其原因，主要是我国企业在国际贸易链条中处于劣势，国内期货市场影响力依然偏弱，全球定价中心基本在国外，而在贸易规则方面国内企业“客场”作战不利，信息数据被国外垄断，国内价格只能被“牵着鼻子走”。
进入21世纪以来，通过比较分析国际大豆市场价格三次大幅下跌对国内企业影响的鲜明差异，可以反映出这些年来期货市场风险管理功能日益发挥，行业应对风险的意识和能力已显著提升。2003—2004年，在美国农业部报告的引导下，国际大豆价格先暴涨后暴跌，走了一轮“过山车”行情。2004年4—11月，国际大豆价格下跌超过45%～50%，面对国际市场价格剧烈波动的输入性冲击，国内油脂加工企业亏损严重，全行业陷入破产境地，损失达到80亿元，被称为“大豆风波”事件，一度造成国内大豆产业危机。这既折射出美国农业部供需报告信息的影响力，我国企业处于被动境地，也反映出我国大豆压榨企业缺乏风险管控意识。当今全球商品期货价格开始显著影响现货价格，而大宗商品的国际定价权归属于世界著名的商品期货交易所，比如，芝加哥期货交易所的农产品价格成为定价基准。这些定价中心影响甚至操纵着商品的国际贸易价格，跨国粮商积极参与套期保值，影响交易价格，而国内企业因处被动局面而蒙受巨大经济损失。2008年7—11月，国际大豆价格下跌接近50%，整个行业与2004年相比损失明显减少，体现出了我国大豆压榨企业运用金融衍生品市场管理价格风险的意识明显增强。当前，国际贸易规则和市场规则主要由西方国家制定，我国仍处于被动接受状态。世界大豆贸易基本被跨国粮商垄断，中国作为一个占全球60%的大豆进口大国，却没有话语权，仍不得不接受不合理的定价机制。2014年6月至2015年12月，国际大豆价格下跌40%，随着全行业风险应对能力和精细化经营水平的跃升，再次面对国际市场的剧烈冲击，我国油脂压榨企业运行基本平稳，输入性影响总体可控。但长期以来，我国缺乏权威公开的农产品供需信息，期货市场国际化程度低，国内企业不能对大宗商品价格形成有效预期，难以掌控价格。尽管我国大连商品交易所成为芝加哥商品期货交易所之外的全球重要玉米期货市场，郑州商品交易所的小麦和棉花也在一定程度上构建了“中国价格”，但与全球定价中心的目标相比，影响力还相当有限。
未来一个时期，是中国加速形成全球定价中心的重要机遇期。要全面增强全球粮食安全治理水平，加速海外战略布局提升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一是积极参与国际组织信息系统和数据库建设，加强与联合国粮农组织、经合组织、二十国集团全球农业市场信息系统等国际组织建立信息人员互访机制、技术合作机制和国际市场会商机制。二是加大农业“走出去”支持力度，重点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粮商，聚焦加工、仓储、物流和贸易等产业链关键环节，加大投入、加速布局、加快推动，通过海外投资、并购、资本运作，提升在全球农业价值链中的地位和农产品国际贸易话语权。三是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及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农业贸易合作，全面摸清相关区域粮食资源情况，定期跟踪监测粮食贸易和市场动态，制定有针对性的农业对外合作规划，进一步挖掘合作潜力，拓宽进口来源渠道，形成我国长期稳定的供应基地。四是扩大我国期货市场对外开放，支持国内商品交易所在市场准入和技术标准方面做大做强，加快大豆期货国际化进程，吸引境外中介机构和投资者参与国内期货市场，着力打造“中国价格”与贸易标准。加强期货合约设计与研发支持，完善我国食品安全法规和标准体系，积极参与国际标准制修订工作，推动我国逐步成为国际大宗农产品定价中心。五是加快健全国内外农业信息采集分析和预测体系，占领农产品权威信息发布制高点，防止外部机构操控“中国需求”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