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食购销制度“解冻”演变——改革开放以来全国粮食供求形势明显缓解
从1978年开始到1984年，粮食统购统销制度进入松动调整阶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标志的中国农村改革拉开序幕。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普遍推行，粮食连续几年获得大丰收，极大缓解了多年以来粮食供求紧张的形势，粮食购销体制随之开始出现松动。
一是提高粮食收购价格。在1967—1978年长达12年时间里，主要粮食统购价格基本未作调整，每百斤粮价已明显低于生产成本（加农业税），统购价格偏低的问题日益突出。从1979年夏粮上市开始，粮食统购价格提高20%，超购加价幅度由原来的按统购价加30%提高到按新统购价加50%。
二是减少粮食统购数量。在这一阶段，粮食统购数量大幅降低，超购数量逐年增加。粮食征购基数经过连续4年调减，到1982年已减少到606.4亿斤，比1978年的755亿斤调减148.6亿斤，大大减轻了农民负担。而超购粮食数量占征购粮食数量的比重大幅提升，从1979年的37%上升到1984年的70.5%。同时，免除缺粮地区农民统购任务，对稻谷产区人均口粮低于400斤、杂粮地区口粮低于300斤的，一律免购。
三是实行粮食购销调拨包干。1979—1981年，在粮食征购较少、销量快速增加的情况下，国家粮食收支缺口加大，余粮地区实际调出量减少和缺粮地区调入量需求增加的矛盾较为突出。从1982年起，国务院决定对绝大部分省份实行粮食购销调拨包干“一定三年”的管理办法，计划外缺粮主要通过市场调节解决。各省份多购的粮食由地方掌握，若发生新的粮食亏空由地方自行解决。1983—1984年全国粮食连续丰收，购销调拨包干出现新的变化，部分地区出现农民“卖粮难”现象。为保护农民种粮积极性，国务院宣布在完成征收包干任务后，对农民出售的余粮一律按照超购价全部收购。
四是恢复发展粮食集市贸易。从1978年12月开始，中央明确提出，在完成征购任务后，允许农民自主出售多余农产品，允许粮食进行集市贸易和议价经营，粮食市场化改革和商品化进程开始起步。在发挥国营粮食商业主渠道作用的同时，实行多渠道经营。全国20多个省份先后建立了粮食议购议销公司，截至1984年年底，全国农贸市场已经发展到5.65万个，其中农村有5万个，城乡市场日益活跃。集市贸易的大量涌现，活跃了城乡物资交流，带动了农产品商品生产与流动的发展，农产品生产专业户、运销专业大户大量产生，独立的市场主体开始发育。随着农产品商品量的增加和流通范围的扩大，在一些地方的集贸市场基础上，适应农产品大宗交易的批发市场开始萌芽和出现。
总体来看，这一阶段粮食生产和购销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粮食产量在1978年、1982年、1984年先后突破6000亿斤、7000亿斤、8000亿斤大关，国家粮食库存量比1978年增加92%，社会余粮普遍增加，粮食商品率达到30%以上，超过历史上任何一年，为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提供了物质基础。
回顾改革历程，粮食统购统销是在农业发展落后、工业化处于起步阶段、粮食供求形势紧张的困难情况下，国家采取的一项重大战略举措和制度安排，曾在很长的一个时期内对保障供给和支持建设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从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那一天起，围绕着这项政策究竟是“弊大于利，还是利大于弊，或是利弊相抵”的争论就未中断过。
统购统销制度是粮食供给极度短缺的历史产物。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粮食形势非常严峻，粮食供求关系十分紧张，国内粮食流通严重不畅，一些资本投机势力囤积居奇、哄抬物价，1949—1950年曾发生了四次大的物价波动。据统计，1949年全国粮食产量2264亿斤，人均粮食产量仅209公斤。从1952年下半年开始，全国许多地区出现了抢购粮食的现象。在物资匮乏时期，粮食价格处于整个物价体系的基础地位，粮食价格的上涨，不仅对脆弱的国民经济造成了巨大的压力，也引起了人民群众对稳定市场粮价的疑虑。1952年全国粮食产量增加到3386亿斤，人均粮食产量285公斤。但与此同时，国家开始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对商品粮的需求快速增长，粮食短缺矛盾更加尖锐。
党中央明确提出，粮食工作面临保证供给、平抑粮价和稳定金融三大任务。只有国家征收足够的公粮、掌控充足的粮源，才能保障粮食供给、平抑市场和稳定粮价，才能减少财政赤字并维持金融市场稳定。据统计，1953年粮食商品率由上年的18.7%快速提高到25%，明显高于自由购销时期。在1953年7月至1954年6月粮食年度内，国家粮食征购量比上个粮食年度增加29.3%，超额完成当年全国粮食统购任务，购销相抵、库存增加，扭转了粮食市场上国家购少销多的局面。1953—1957年，尽管“一五”时期国民经济以年均11.3%的增幅快速增长，但物价指数年均上涨幅度只有1.1%，全国经济社会保持相对平稳发展。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实行，对于抑制投机行为、稳定市场价格、缓解粮食紧张局势发挥了重要作用。(https://www.daowen.com)
直到1979年，全国粮食产量达到6642亿斤、人均粮食产量达到341公斤，粮食供需矛盾逐步得到缓解，1984年首次出现“卖粮难”，统购统销政策延续的必要性随之降低，逐步松动直至取消。从粮食产需矛盾看，实行统购统销制度的全过程，贯穿了粮食供求关系由长期短缺转向短期过剩的周期性变化，由粮食供给极度短缺而生，又因粮食供给相对充裕而终结。
历史地看，农业为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我国长期存在粮食短缺问题，但不必然在各个历史阶段都实行农产品统购统销制度。应当看到，面对粮食严重短缺的客观现实制约，统购统销制度是在计划经济体制框架下，服务于我国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而作出的重大制度性安排。在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和条件下，一些西方国家对我国实行政治上孤立、经济上封锁，我国既不可能通过对外掠夺来实现资本的原始积累，也不可能通过引进外资来弥补国内资本的巨大缺口，必须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探索工业化所需资本的积累机制，这就需要建立一套相应的资源计划配置制度，以确保紧缺的物资和资源能够配置到国家优先发展的产业上来。纵观一些工业化国家发展的历程，在工业化初始阶段，农业支持工业，为工业化提供积累带有普遍性的倾向。从逻辑上看，在新中国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框架下，实施统购统销政策是压低重工业发展成本最为适当的制度安排，也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陈云同志在《1952年财经工作的方针和任务》中提到，“粮价涨了，物价就要全面涨。物价一涨，工资要跟着涨，工资一涨，预算就要超过”。在当时，不仅要向农民征购粮食和棉花、油料等主要农产品，而且还要压低收购价格。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整个国家的低物价、低工资、低福利，进而将工商业产生的利润更多地转化为国家工业化所需资本积累的源泉。由此，国内的农业特别是粮食产业必然要承担起服务于启动和推进工业化战略的历史重任。
我国是在小农经济基础上开始大规模的工业建设的。毛泽东同志曾说：“为了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农业技术改造所需要的大量资金，其中有一个相当大的部分是要从农业方面积累起来的。”陈云同志早在1950年6月就讲到：“中国是个农业国，工业化的投资不能不从农业上打主意。”1949—1978年，中国的工业总产值增长了38.2倍，其中重工业增长90.6倍，工业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从26.4%提高到57.3%。中国农民对此作出了巨大牺牲，据专家估计，从1953年实行统购统销制度到1978年改革开放前期，通过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获取资金总计约达6000～8000亿元，而截至1978年，国家工业固定资产总计仅9000多亿元，以粮食为主的传统农业为支撑工业化发展提供了巨大的经济积累。在“一穷二白”的情况下，正是因为统购统销制度，国家才有可能主要依靠农业提供积累、农民作出巨大贡献，为支撑工业化进程快速发展获得巨额资本积累和低成本原料，使我国建立起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过去，确实是农业长期支持工业，农村支持城市，现在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工业要反哺农业，城市支持乡村。
时过境迁，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弊端显现并产生了负面影响。不可否认，农产品统购统销制度的出台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其作为我国计划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新中国成立后30多年的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对早期国家工业化战略功不可没，但在后期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也产生了负面的影响。20世纪50年代我国计划经济体制有两个重要支柱，一个是粮食统购统销，另一个是户籍制度，目前这两个方面的改革依照没有真正彻底完成。
首先，城乡居民食物消费处于偏低水平均衡状态。粮食统购统销制度是以服务于国家工业化发展战略作为历史使命，难以兼顾满足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改善和提高。在当时全国粮食供求极度紧张的情况下，通过统购统销制度实行计划定量供应，大致集中合理配置资源粮食这一紧缺物资，基本保障了城乡居民的基本食物消费需求。但是农村留粮水平过低，到1978年仍有约2.5亿农民没有解决温饱问题，城镇居民采取粮食定量分配政策，在票证供应管理制度下主要依靠购粮本和粮票，粮食消费也处于较低水平。
其次，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长期得不到发挥。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对农产品实行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粮食价格由国家统一规定，排斥了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1957年粮食统购价格提高11.4%、统销价格提高8.7%，1961年统购价格提高25.3%、统销价格不动，1963—1965年统销价格逐步提高，总体与统购价格持平，1966年统购统销价格提高17.1%，1967—1978年粮食价格10多年未动，长期相对固化的粮食价格被低估、扭曲。统购统销的垄断经营也阻碍了多渠道流通，长途贩运遭到禁止，各种农产品集市贸易也处于被遏制的状态。在国家粮食收购任务没有完成之前，是不允许私自经营粮食的，农村跟市场的联系就彻底被割断了，农产品市场实质上处于关闭状态。在这种制度下，农民无法根据市场的价格信号配置资源，只能根据政府计划指令来安排。在“以粮为纲”方针的指引下，多年来在农村形成了单一抓粮食的产业结构，农民收入越来越低，农业劳动生产率越来越低。农民种粮也不是为了自己出售商品，而是为了完成政府计划任务为国家种粮，种了以后按规定的低价把粮食卖给国家，这就损害了农民的经济利益。国家收购的粮食占到了粮食市场总量的87.3%，市场的调节部分只占12.7%。农民几乎不可能向市场自由销售农产品，种粮积极性受到严重挫伤，削弱了农民发展生产的内生动力，农业生产的潜力也就难以充分释放出来。
最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相对固化。除了在统购统销制度下，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长期吮吸农业使得农业生产发展缓慢外，户籍制度也使得人口流动受到严格限制。由此，农村人口被禁锢在土地上，农业内部劳动力剩余不断增加，农村劳动力得不到充分就业，农村经济活力和农民收入受到极大抑制，城乡二元结构更加凸显，工农业之间的利益矛盾不断加剧。
在过去40多年里，中国农村改革取得的一个重大突破，就是突破了统购统销的计划经济模式。正是这一重大突破，使农民得以率先进入市场。我国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得益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农产品生产的发展，与农业商品化、市场化进程相辅相成、互为支撑。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以后，逐步破除了市场发展的各种政策障碍，为农产品市场的兴起开辟了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