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老米科拉依临终时将迦尼娅托付给我，当时我十六岁；她比我小将近一岁，也是刚脱离童年。
我几乎是硬拽着她离开老人的病榻，我们一起去到我家的小教堂。小教堂是不锁门的。古风盎然的拜占庭式的圣母像前点着两支蜡烛，幽幽地照亮沉浸于昏暗中的祭坛。我们并排跪下。小姑娘悲痛万分，因为接连多日夜不成眠，哀悼亲人，哭得力气都没有了，歪着可怜的脑袋靠在我的肩膀上；我们便这样默默地跪着。时间已经很晚，与小教堂毗邻的大厅里，式样古老的格但斯克挂钟上的布谷鸟嘶哑地咕咕啼叫的是半夜两点钟；小教堂里笼罩着深沉的寂静，只有摇撼铅的窗棂的暴风雪的凄厉呼啸和迦尼娅的悲痛叹息打破这一片寂静。我不敢说一句安慰她的话，只是紧紧地把她搂在身边，我俨然已是她的监护人或兄长。然而我却无法作祈祷：千般印象在我的脑海里激荡，万种感情在我的心头翻腾；种种情景在我眼前掠过；从这一片混沌中渐渐形成一种想法，一种感情，越来越清楚，那就是：这张闭着眼睛、紧紧依偎在我肩膀上的苍白的小脸蛋，这个娇小的、可怜的、没有能力保护自己的小人儿，如今成为我的可爱的小妹妹了，我愿意为她献出生命，如果必要的话，我将向所有的人挑战。
这时，我最小的弟弟加齐克来了，在我们后面跪下。接着，留德维克教士和几个家人也来了。按照我家惯例，我们开始念诵“我们在天上的父”。留德维克教士大声祷告，我们跟着他复述，又齐声念诵神的颂歌，其时，脸颊上有两道刀剑伤痕的圣母的暗淡面容正温柔地俯视着我们；她似乎参与了我家的不幸变故与哀恸，我家的成功与失败，她祝福所有跪在她脚边的人。祈祷仪式行将结束，留德维克教士又为我们一向为之祈祷的去世的人们祈祷，提到米科拉依的名字，这时迦尼娅又大声恸哭；我则在心里暗暗发誓：一定要完成死者托付于我的神圣责任，纵然这样做我要付出极大的牺牲也在所不辞。这是一个过度兴奋的青年人的誓言，这个青年既不知道这牺牲可能是多么沉重，又不懂得他所承担的责任是何等重大，但是他不乏高尚真诚的情操和热情敏感的性格。
祷告完毕，我们各自回内室。我命令掌管钥匙的管家、文格罗芙斯卡娅老婆子领迦尼娅到她如今理应居住的房间（不是她过去所住的存衣室），陪她一起过夜。我自己温柔地吻了吻孤女之后，朝厢房走去，我们家里称厢房为“男半厢”，我和加齐克及留德维克教士一起住在那里。我匆忙脱去衣服，上床睡觉。我爱米科拉依，真诚地为他的去世而伤心，但是尽管如此，我却几乎觉得自己很幸福，对当监护人的角色感到自豪。我，一个十六岁的男孩子，要去做一个娇弱而又不幸的孤女的依靠，这提高了我在自己心目中的地位。我感觉到自己是个男子汉。我心里想：“可敬的老头儿，你的少爷和少东家不会让你的希望落空的。你在坟墓中安息吧，你把外孙女的未来命运交给了一个可靠的人。”确实，对迦尼娅的未来我很放心。至于迦尼娅将来要长大成人，要出嫁，当时我可没想到。我以为她会永远待在我身边，像妹妹一样受到家人的关怀，像妹妹一样受到人们的眷爱。她有时可能也会感到忧愁，但总是能安安稳稳。根据自古以来的风俗习惯，长子得遗产较之诸弟妹多五倍；尽管我们家族中并不存在合法的长子继承制，但诸弟妹却尊重这一风俗，从不反对。我是家中的长子，因而大部分领地将来理应归我所得，所以已是中学生的我把它看作是我的私产。我父亲是当地最富有的地主之一。诚然，我们家族从不以豪绅的奢靡见称于世，然而我们家道富裕，那是旧式地主的殷实，有充足的粮食，可望在老家过一辈子丰衣足食的生活，无忧无虑，怡然自得。这样，我估计将来我会比较富裕，故而我瞻望自己的前途颇为泰然，瞻望迦尼娅的未来，亦然如此，因为我知道，不论她将来的命运如何，她始终可以在我这里得到有力的支持，找到一个安静的角落，只要她有此需要。
怀着这些想法，我沉沉睡去。第二天，我从早晨起便开始将托付于我的监护人事宜付诸实现。然而我做得何等幼稚，何等可笑！即令现在，当我回想起往事，我仍不能无动于衷。我和加齐克去吃早饭，在饭桌上遇到留德维克教士，我们的家庭女教师德伊芙夫人以及我的两个小妹妹——她们和往常一样坐在高高的芦苇做的小安乐椅上，摆弄着刀子，快活地闲谈。我以异常傲慢的神气在父亲的位子上坐下，以专制者的目光扫视饭桌，随即回头对着仆人以冷冷的命令口气吩咐道：
“给迦尼娅小姐摆餐具！”
说到“小姐”一词，我有意加重了语气。
在这之前从来不曾有过这种情况。迦尼娅一向在存衣室用饭，虽然我母亲很希望她和我们一起坐在桌上吃饭，米科拉依老头却不许她上桌，他一再固执地说：“用不着坐到正桌上。让她学着尊敬老爷们吧。还怎么的！”现在我立了新规矩。最亲爱的留德维克教士微微发笑，以闻鼻烟和绸手帕作掩饰；法国女教师是古老的贵族家庭出身，因而保持着贵族气派，她尽管心地善良，却不由得皱起了眉头；至于那个法国仆人则目瞪口呆，惊讶地望着我。
“给迦尼娅小姐摆餐具！你听见吗？”我又说了一遍。
“是，大人，”法国仆人答道；我的语气分明对他产生了应有的影响。
现在我可以承认，生平第一次被人家尊称为“大人”，我这“大人”的嘴上几乎忍不住要露出得意的笑容了。不过此刻“大人”的心里充满了傲气，没让笑容露在脸上罢了。餐具一会儿便送了上来；门开了，迦尼娅穿一身黑衣服[1]走了进来，黑衣服是女仆和文格罗芙斯卡娅老婆子连夜替她赶制的。迦尼娅脸色异常苍白，眼睛里泪痕犹在，长长的金色辫子，垂在黑衣服外，辫梢上系着黑纱带，和金光闪闪的头发编在一起。
我站起身，奔上前去，把她领到餐桌边。我的这一番努力和郑重其事的安排似乎只使得姑娘窘迫，紧张，难堪；当时我还不懂得，一个人在悲痛的时刻，远离众人的僻静角落和安安静静地待着远比闹嚷嚷的表示友好更要紧，尽管这种表示是出于极为良好的愿望。硬把我的照拂强加于她，还以为我是在出色地履行自己的职责，我的这一番好意也使迦尼娅为难。她默不作声，只是在我问她要吃什么、喝什么时才回答一声。
“什么都不要，恩人老爷。”
这一声“恩人老爷”使我颇为吃惊，原先迦尼娅对我很随便，称呼我也只是一声“老爷”。然而，我从昨天起担任的监护人的角色和我给迦尼娅的特殊待遇，造成了她此刻的畏怯和顺从。早饭后我立即把她带到一旁，说道：
“记住，迦尼娅，从今天起你便是我的妹妹了。从今以后再也不要叫我‘恩人老爷’。”
“好的，恩人……好的，老爷。”
我的处境很古怪。我和她一起在室内踱来踱去，却不知道说什么好。我很乐意安慰她，但是为此就要提到米科拉依和他的去世，这势必唤起她的痛苦，使她流泪。结果是我们两人在屋子尽头的低低的沙发上坐下；姑娘又把脑袋靠着我的肩膀，我则动手抚摸她的金色的秀发。
她确实当我如兄长，依偎着我，也许正是这种发自心坎的欣慰的信任感，又使她簌簌地流下泪来。她哽哽咽咽大声哭泣，我尽可能地安慰她。
“你又哭了，迦纽尔卡？”我说。“你的外公如今在天上，我将尽力……”
可是我没能继续说下去，因为我也被泪水哽住了。
“老爷，我能到外公那里去吗？”她悄悄问道。
我知道众人已把棺材抬了过来，此刻正在替米科拉依穿寿衣，所以我不想让迦尼娅到她外公那里去，眼下一切都还没有准备就绪。不过我自己却往那边去了。
路上我遇到德伊芙夫人，我请她稍等片刻，因为有件事想跟她谈谈。我对丧事作了最后一些指示，又在米科拉依的棺材旁作了祷告之后，赶紧去找法国女人。我简短地说了几句开场白，便问她，再过若干时间，待丧事的头几个星期过去之后，她是否愿意给迦尼娅上法语课和音乐课。
“亨利先生[2]，”德伊芙夫人回答道，我到处插手，到处发指示，分明使她恼火，“我非常喜欢这个姑娘，很愿意给她上课；但是我不知道您的父母是否有此打算，我同样也不知道他们是否会同意这个女孩子在你们家里充当您擅自要她担任的角色。别起劲过头，亨利先生。[3]”
“她受我的监护，”我傲慢地反驳，“我对她负责。”
“可我不受您的监护，”德伊芙夫人固执己见，“所以，如果您允许的话，我要等到您的父母回来。”
法国女人的固执使我生气，幸而与留德维克教士商量无比容易。可爱的教士原先就教过迦尼娅，不仅同意继续教她，增加课程，还赞扬我的竭诚关怀。
“我知道，”他说，“对于委托你的事情，你绝不马虎，竭力使它实现，尽管你年轻，自己还是个孩子，这精神却十分可嘉。但是请记住：既要尽心竭力，更要始终不渝。”
于是我知道，教士对我是满意的。我揽在自己身上的一家之主的角色，与其说使他恼火，不如说使他感到可笑。老头儿看到这一举动甚是孩子气，然而我的动机却是纯正的，因之他为我感到骄傲，并且为了他在我心中撒下的种子并未死灭而感到高兴。不过，老教士一般说来对我有偏爱；至于我，如果说早先童年时我全身心地怕他，那么现在，我已是个青年人，获得了他更多的好感。他非常喜欢我，听凭我的安排。他也喜欢迦尼娅，只要有可能，他准备改善她的命运，故而在他这方面我未遇到丝毫阻挠。德伊芙夫人其实心地也是很好的，虽则她稍稍有些生我的气，但对迦尼娅却也是关怀备至的。所以，孤女不能抱怨说她周围缺少怜惜她的人。仆役们待她的态度也开始不同，不是当她同伴，而是以小姐对待她。我们家里很重视长子的意愿，哪怕他还仅仅是个孩子。我的父亲也要求这样。不同意大少爷的意愿可以去告诉老爷或太太，但没有他们的授权便不得违抗。同样，对长子一定要称“大少爷”，即使他年纪尚幼，也不许直呼其名。对仆役们经常告诫，要尊敬长子，对弟妹们也经常劝导，要尊敬兄长，这种态度保持终生。“家庭靠规矩维持，”我父亲说。确实，端赖于此，我家长久以来保持了自觉自愿的而不是由法律规定的秩序，由此长子获得大部分遗产。这是一种代代相传的家族传统。人们已经习惯于把我看作是未来的主人，连得已故的米科拉依老头——他是怎么行事都可以的，只有他一个人对我直呼其名——连他也在很大程度上遵守这一传统。
母亲掌管家里的药箱，亲自看望病人。霍乱流行期间，她和医生一起，冒着死亡的危险，通宵在各村庄的农民家里看病。父亲向来为她的安全担心，却不禁止她挨家挨户去治病，一再说：“责任，首先是尽责任。”不过，尽管父亲生性严厉，却也经常给人以帮助：他常常免去人家的欠租，有时甚至替农民还债。他虽则脾气暴躁，却也很容易发善心，农民有了过失也不处罚；他屡次在村里为人操办喜事，替婴儿施洗礼。他教导我们要尊敬别人，逢到农民们向他鞠躬行礼，他总是脱帽还礼。不仅如此，他还经常向他们请教。故而农民们对我们一家人的眷恋爱戴之情，难以尽述，后来他们屡屡以最令人信服的方式作了证明。
我叙述这些情况，首先是为了真实地描述我家过去和现今的状况；其次是为了让人知道我要使迦尼娅变为“小姐”的努力未遇到任何困难。最大的、尽管是消极的反抗是她本人：胆怯和对“老爷”的过分谦恭温顺——米科拉依把姑娘调教得这样——使她难以适应新的处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