逻辑经验主义的一般考察
一
逻辑经验主义是在20世纪初年形成起来的，而到今天还在西方国家的科学家和知识分子中间产生巨大影响的一种哲学思潮。属于这个运动的中心人物，大都是一些数学家和物理学家等。他们的哲学的任务，在于研究科学，特别是自然科学的认识论问题，在于考察科学知识的基础和目标。这一班哲学家都受过科学的专门训练，他们把自己的哲学看作是从科学研究的土壤中生长起来的，与 “传统”的哲学不同的一种崭新的哲学—— “科学的哲学”。
逻辑经验主义与其说是一个学派，毋宁说是一个运动。这个运动开始于1918年，它的发源地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中欧各国：奥地利、捷克、波兰、魏玛德国。而奥京维也纳尤其成了这个运动的中心。参加这个运动的哲学家和科学家的共同目标在于反对所谓传统哲学 （School Philosophy，即在学校中所讲授的哲学），从经验主义的观点去考察科学的认识论问题。但他们在各个问题上的看法并不是完全一致的，并没有一个可以代表逻辑经验主义的哲学系统。有些逻辑经验主义者带有实在主义的倾向，例如德国的莱辛巴哈；有的主张彻底的约定主义，例如波兰的阿尤支凯维茨；有的是比较露骨的主观唯心主义者，例如维也纳学派的卡尔纳普和弗兰克 （Ph．Frank）。不但以莱辛巴哈为首的柏林学派，以卢卡西维茨、塔斯基和阿尤支凯维茨等人为代表的波兰学派，和以石里克和卡尔纳普为首的维也纳学派各有不同的特点，就是在维也纳学派当中，石里克和卡尔纳普也代表着略为不同的倾向。现在我们以维也纳学派为中心，把逻辑经验主义运动的历史作一个简短的回溯。
20世纪初年，在维也纳大学的一些研究生当中形成了一个维也纳小组，其中的主要人物是研究物理学的弗兰克，研究数学的哈恩，和研究经济学的纽拉特。他们经常聚集在咖啡店里讨论各种问题，特别是如何加强哲学和科学的协调问题。他们的共同倾向则在于一方面喜爱经验主义，另一方面喜爱冗长而清楚的逻辑推理。这个小组可以说是后来的维也纳学派的萌芽。
当爱因斯坦在1917年发表了他的 “广义相对论”之后，就有一些哲学著作出版，它们的共同方向不是要把爱因斯坦的新物理学综合于 “传统哲学”，例如亚里士多德的或康德的哲学系统中去，而是企图在新科学的基础上建立新的哲学，以代替亚里士多德或康德的形而上学。
以中欧为发源地的这个 “科学的哲学”运动到了1920年左右，借用弗兰克的话来说，便到达了第一个顶峰。代表性的著作有：石里克继 《现代物理学中的空间和时间》（1917）这本著作之后所写的 《普通认识论》（1918），莱辛巴哈的 《相对论与先天的认识》（1920）和维特根斯坦的 《逻辑哲学论》（1921）。到了1928年，另一本代表性的著作卡尔纳普的 《世界的逻辑构造》也出版了。
维也纳学派的正式组成则发生在石里克和卡尔纳普到了维也纳大学之后。1922年，石里克任维也纳大学哲学教授，1926年卡尔纳普也到了维也纳。由于石里克、卡尔纳普和维也纳小组的密切合作，一个新的哲学学派便告形成了。1929年发表的 《维也纳学派的科学世界观》，可以看作这个学派正式成立的宣言。在这篇专论中，他们追述了维也纳学派在四个方面的渊源如下：
实证主义和经验主义：休谟，启蒙时期哲学家，孔德，穆勒，阿芬那留斯，马赫。
科学方法：赫姆荷尔茨，李曼，马赫，彭加勒，安里克，迪昂，波尔兹曼，爱因斯坦。
符号逻辑及其应用：莱布尼兹，皮阿诺，弗雷格，施洛德，罗素，怀特海，维特根斯坦。
快乐论的伦理学和实证主义的社会学：伊壁鸠鲁，休谟，边沁，穆勒，孔德，费尔巴哈，马克思，斯宾塞……
同一年，他们在布拉格安排了第一次公开集会，讨论的题目是“精密科学的认识论”。这个会议是由马赫协会 （维也纳学派在法律上的组织）和柏林的经验哲学会 （受莱辛巴哈的领导）共同主办的。
两年以后，布隆贝格和费格尔 （Albert E．Blumberg and Herbert Feigl）在 《美国哲学杂志》（Journal of Philosophy）上发表 《逻辑实证主义：欧洲哲学的一个新运动》一文，从此维也纳学派的哲学在国际上便有了两个正式的商标了。
1930年至1931年间，《认识》（Erkenntnis）杂志创刊，这个杂志成为 “科学世界观”运动的主要喉舌，主编者是卡尔纳普和莱辛巴哈。在这个杂志的第一期上首先刊登了石里克的 《哲学的转向》一文。石里克用很乐观的口气宣称，哲学中最后的转机已经到来了，各个哲学系统的无结果的纷争已经解决了。“我们的时代已经掌握了使这种争论成为多余的方法，问题只在于坚决地运用这些方法。”
1931年，卡尔纳普到布拉格大学任自然哲学教授，所以从1931年以后，布拉格大学又成为 “科学世界观”运动的另一个中心了。
维也纳学派和莱辛巴哈的柏林学派原来只是在汪洋大海的德国“传统哲学”中的一小撮反对派，现在他们开始和英、法、美等国的哲学家们发生广泛的接触，得到了后者的支持和同情。在美国方面，双方联系的桥梁是实用主义者，特别是C．S．皮尔士的著作。芝加哥大学的莫里斯就是把中欧的实证主义和美国的实用主义结合起来的代表人物，他把这个国际合作的结果叫做 “逻辑经验主义”。这个名字从此成了维也纳学派和莱辛巴哈最爱用的名字。在莫里斯之后，美国还有E．内格尔和W．V．蒯因来到维也纳和布拉格，和石里克、卡尔纳普等人进行了个人接触。
在英国，维特根斯坦天然地起了联系的桥梁作用。通过维特根斯坦的关系，也得到了罗素的支持。青年哲学家艾耶尔到了维也纳，并用英文写了被称为逻辑经验主义的教科书的一本著作：《语言、真理与逻辑》。
在法国，以物理学家彭加勒为代表的 “新实证主义”的信徒很自然地对 “科学世界观”的运动感到兴趣。L·路希埃从彭加勒的观点出发，试图把爱因斯坦的见解综合于 “新实证主义”之中。他写了一本有名的批判 “传统哲学”的著作 《理性主义的诡辩》。
为了组织这种广泛的国际合作，1934年在布拉格召开了预备会议，美国的莫里斯和法国的路希埃都参加了。这次会议准备好每年召开一次 “科学统一运动”的世界大会。大会于1935年在巴黎，1936年在哥本哈根，1937年在布拉格，1938年在英国剑桥，1939年在美国剑桥的哈佛大学召开。
1936年，石里克在维也纳大学遇刺身死，这是在纳粹势力进迫下中欧的实证主义运动开始分散的先兆。到了1938年底，他们的绝大部分都已移居美、英两国。
1938年，《统一科学的百科全书》开始在美国出版，同时创刊了《科学的哲学》杂志。
这样，逻辑经验主义成了最近40年间最有势力和影响的哲学思潮之一，作为逻辑经验主义的中心力量——维也纳学派的衣钵现今还在美国剑桥的 “统一科学研究所” （Institute for the Unity of Science）中继续保存下来。这个研究所是在弗兰克的领导之下进行工作的。研究所的论文和报告发表在 《综合》杂志上。
以上就是以维也纳学派为中心的逻辑经验主义运动的发展的简单轮廓。下面简述这种哲学思潮在历史上的思想渊源。
二
逻辑经验主义的思想背景和出发点是从休谟到马赫的彻底经验主义和反 “形而上学”的倾向。
休谟把一切知识分做两大类：第一类是分析的知识，包括数学和逻辑。例如 “2＋2＝4”这个公式是分析的，因为等式右边 “4”不过是左边 “2＋2”的简写，并没有新的内容。第二类是综合的知识，例如 “金属加热则膨胀”。当我们应用这个规律于个别对象时，我们首先要凭观察去确定该对象满足了规律中所陈述的条件：它是加了热的，然后才能推断，它会膨胀。一切综合的知识都是来自经验的。这种规律性的知识有预测的作用。例如根据 “金属加热则膨胀”，可以预测到铁轨在太阳光照耀下，会产生膨胀现象。
休谟进而主张：所有综合的知识都是只凭经验证实的。休谟所谓“来自经验”，不仅具有洛克所赋予的意义——我们心里的一切概念都是通过感官知觉得到的；而且具有这个意义——一切综合的知识，其正确性的来源都只在于感官知觉。换句话说，感官知觉不但是认识的唯一基础，也是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因而理性的力量就限于确立分析的原则，它并不能使我们知识的内容有所增加。在休谟看来凡是经验所不能达到的，理性也决不能认识，因为抽象思维仅具有分析的性质。
按照把一切知识分为这两类的看法，休谟就明白提出：任何书籍，如果既不含有 “关于数和量的抽象的推理”，也不含有 “关于事实和存在的实验的推理”，便不过是形而上学的诡辩和幻想，都应该烧毁。这样，休谟早就从他的彻底经验主义做出反 “形而上学”的结论了。
但是休谟这种彻底经验主义的立场，不但得出反 “形而上学”的结论，而且还得出经验知识不可能的结论，从而摧毁了经验主义自身的基础。
一切有用的经验知识都是关于将来的预测性的知识。休谟的彻底经验主义却不能够说明经验知识凭借过去来预测将来的方法，不能解释科学知识的预见性。因为他对于归纳法的分析使经验知识的工具的合理性发生问题了。
简言之，休谟认为一切归纳推理都可以还原为简单枚举归纳法：从过去所观察到的某类事物有某一属性，推论到一切这类的事物都有某一属性。例如过去所观察到的天鹅都是白的，所以一切天鹅都是白的。休谟进而指出：这样的归纳推理并不是分析的，就是说，它的结论并不包含于前提之中，前提真而结论假的情况是可能的。既然如此，归纳推理的结论就没有逻辑的必然性，这种结论只是按照我们的心理习惯做出来的，而不是按照逻辑规则得出来的。
归纳推理在逻辑上既然是说不通的，它的原则既然不是分析的，那么是否可以根据经验来说明归纳推理的正确性呢？归纳推理的原则能否说是 “来自经验”的呢？
休谟认为这也是不可能的。任何想根据经验来论证归纳法的正确性的企图，都是用归纳法来论证归纳法。例如，归纳法的应用是素有成效的，因而将来继续应用归纳法，也会得到可靠的结果等等。这个议论本身就是一个归纳推理。但是运用归纳法来论证归纳法，就意味着预先假定归纳法是正确的，从而得出归纳法可靠的结论。这是一个循环论证，这样的论证是不能成立的。因而根据经验来辩护归纳法这个工具的合理性的企图也归于失败了。
从对归纳法的分析中，休谟就得出这个结论：归纳法这个工具的合理性是不能得到说明的，因而我们不能相信归纳法的结论，我们关于将来的知识是靠不住的。但这就意味着，有用的经验知识是不可靠的。我们对于 “当下经验”以外的任何事情，什么也不能断定，将来是不可知的。所以休谟就从彻底经验主义陷入于不可知论，陷入于怀疑论，甚至对经验知识的可能性本身也发生怀疑了。
由此可见，休谟的彻底经验主义的立场，不但引导到反“形而上学”的结果，也引导到另一个严重的后果：摧毁了经验主义的基础。
休谟关于两类知识的划分和对归纳法的分析都是逻辑经验主义所接受的。至于逻辑经验主义对于科学方法试图给予新的说明，我们下面再加申论。
如果说逻辑经验主义在思想上的远祖是休谟，则其直接的祖先就是马赫。
和休谟一样，马赫也站在彻底经验主义的立场上。他企图把整个经验世界还原为最简单的要素和最原始的成分。所谓 “要素”，乃是指这个世界所由以构成的最简单的事实和现象。在马赫看来，我们所观察和经验的世界是由 “颜色、声音、暖、压力、空间、时间等等”和这些要素的复杂程度不等的复合物组成的。我们所陈述和断定的，或者我们所提出问题和给予解答的，都是关于这些要素相互之间的关系。这些要素在与自己的身体相联系的场合下又叫做 “感觉”。一切物理学的规律都是关于感觉之间的关系的规律，因而是对具体经验有所陈述的原理。具体经验是唯一真实的东西，一切概念，例如日常生活的概念——桌子、椅子等等和科学的概念——物质、原子、能和力等等都是 “辅助概念”，经济的符号，为认识具体经验而使用的工具。这些辅助概念正如其他一切工具一样，只在有限的范围内才是适用的，才是有意义的。
但是辅助概念却常常会被滥用，即被应用于它们的适用范围之外。在18世纪 （启蒙时期）的物理学中，物质和原子等概念开始起重要的作用，于是人们不久就忘记了它们是辅助概念，而提出关于物质的性质，力的性质等等没有意义的问题。按照马赫的看法，这些概念可以从一切物理陈述中淘汰掉，而剩下来的只是关于具体经验的陈述，所以关于物质等的性质问题是没有意义的。
马赫指出18世纪物理学中的辅助概念 （物质、原子等等）已被滥用于世界上一切的事物了。人们开始把物质看做世界的本质，这就是唯物主义这种 “形而上学”的理论产生的根源。所以马赫反对机械的物理学和原子论，要用实证主义的物理学去代替它。
马赫试图推翻一切自称是描写本体的实在或形而上学的实在的辅助概念。他的反 “形而上学”的倾向很清楚地表现于这一段话中：
我对于物理学的逻辑基础和知觉生理学的研究都基于这同一个思想：一切形而上学的命题都必须被淘汰，因为它们是空谈，并且有害于科学的经济计划[1]。
所谓科学的经济计划也就是 “科学的统一”：计划目的在于找寻出一个能够把物理学、生理学和心理学联系起来的观点。他提出要素论的动机就是如此。要素论企图把整个经验世界还原为统一的要素，以便取消物质、生命、心灵等辅助概念。按照他的看法，如果使用物质、心灵等概念，由于 “心”、“物”等词不能还原为相同名词，就不可能用统一的名词系统去表述我们的经验，换句话说，就使科学的统一成为不可能。正是为了消除这种困难，马赫才建议把物理学的规律表述为例如 “绿”、“暖”、“硬”等感觉 （当然也包括空间和时间感觉）之间的联系。因为按照马赫的看法，每一个物理实验都在于观察某些感觉的改变怎样与其他感觉的改变相联系。
马赫的哲学倾向可以说是：“科学的统一 （即经济的表述）”和“形而上学的取消”这两个目的是密切结合着的。马赫把要素论看做是达到科学统一和取消形而上学的一个有用工具。
按照逻辑经验主义者 （弗兰克、卡尔纳普）的解释，马赫学说的基本意义就是这样：每一个关于我们的观察的命题都含有 “绿”、“暖”、“快乐”、“痛苦”等等感觉名词作为谓词。一个命题如果不能还原为仅仅会有感觉名词作为谓词的命题，便不能由经验来检查，便是一个形而上学的命题。因此 “形而上学的取消”就意味着取消一切不能够还原为观察命题（仅仅含有感觉名词作为谓词的命题）的句子。这就使得在科学中只剩下同一类句子，即观察句子，这就使科学可能成为我们经验的经济表述，就是说用统一的概念系统去表述了[2]。
马赫的要素论，他关于取消形而上学和科学统一的思想，都被逻辑经验主义者卡尔纳普、纽拉特和弗兰克全盘接受下来，成为他们所代表的逻辑经验主义的基本思想。只是按照他们的解释，马赫的“要素”变成了最简单的、不能再加以简约的句子，即所谓观察句子[3]。
但是马赫对于科学理论的看法，即物理学不过是关于感觉之间的关系的命题的集合，而理论不过是把这些联系简括起来的经济的表述方式，却还不能完全解决逻辑经验主义者在企图说明科学方法时所遇到的困难。一个最显著的困难就是：近代科学的理论往往是关于少许几个概念 （如力、质量等）之间的十分简单清楚的数学关系的陈述，和感官观察的描写有很大的距离。马赫关于科学理论不过是具体经验的简括描写的看法并没有估计到抽象理论和具体观察的描述之间的这个距离。要是把日常生活中所使用的概念和经验的规律看做是由感官知觉抽象出来的，关于具体经验的经济的表述方式，倒还较容易说得通，但要说明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理论也只是感官观察的简括描写就十分困难了。
按照逻辑经验主义看来，马赫学说的缺点恰恰在于他忽视逻辑推理在发现和提供科学理论中的重要作用。康德早就指出：观察的记录不是纯被动的，要作出关于感官观察的一般陈述需要很多的思维活动。感官观察所提供的数据，只是由于添加了由人心的性质所决定的思维的形式，才能够被制成科学的体系。维也纳学派完全同意这一点：人心对于科学命题和理论的内容负了一部分责任。但是他们并不接受康德的这个看法：思维范畴和认识的形式是固定不变的，因为是受人心的结构所决定的。
按照逻辑经验主义看来，科学理论形成的过程或归纳过程有两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它是受观察决定的，但也留给科学家以一定程度的创造的自由，这里就是数学和逻辑在科学理论的结构中表现了主要作用的地方。马赫只注意到感官观察的方面，而忽视了数学和逻辑在构成理论中的作用。彭加勒第一次以一系列的通俗著作强调了这另一方面，他认为科学家在建立基本的科学规律时具有创造的自由[4]。
按照彭加勒看来，一个物理理论的基本前提的内容不过是一些“约定”（伪装了的定义）。他宣称：科学的普遍规律——惯性定律、能量守恒原理等等——既不是能够由实验来检证的关于事实的陈述，也不是由人心的结构所必然引出的先天的认识形式 （如康德所主张的），而是关于怎样使用某些概念的任意的约定。科学的基本原理既然只是约定或伪装了的定义，它们就不是永恒不变的。彭加勒指出，在许多世代中，由于理智的选择过程，人们会赞同这些基本假设，例如人们把欧氏几何学看做描述空间现象的最简单的、最方便的和最有用的根据。但这个约定在时间的过程中也会发生变化或甚至被另外的约定所完全代替。
彭加勒对科学理论的这种看法被叫做 “约定主义”。他说：“几何公理既不是先天综合判断，也不是实验的事实，它们是约定；在一切可能的约定中我们的选择是由实验事实所指导的；但选择仍是自由的，唯一的限制在于必须避免任何矛盾。因而公设能够是严格地真的，虽然决定采用这些公设的实验规律却只能是近似地真的。换句话说，几何公理……只是伪装了的定义。那么对于这一问题：欧氏几何学是真的吗？应该如何想呢？这个问题是没有意义的……一个几何学不能比另一个更真些；它只能更方便些。”[5]
在约定主义看来，不但几何学是如此，物理研究的其他领域也是一样。
许多逻辑经验主义者认为约定主义很正确地说明了归纳过程的另一方面。他们感觉到，当马赫的彻底经验主义不能够把事实的描写和科学的普遍原理充分联系起来，而他们也不能同意康德用先天的认识形式把两者联系起来的时候，约定主义似乎解决了他们在说明科学方法中所遇到的困难。弗兰克最显明地表现了这个信念。他说：“最新的自然哲学很显著地复活了批判的唯心主义的基本思想，就是说经验的作用只在于把人随身带来的框架 （作为人性的一部分）充实起来。区别在这里：旧的哲学认为这个框架是人的结构的必然结果，而我们却把它看作人的想像力的自由创造。”[6]
举例来说，康德和康德学派认为欧氏几何学的公理或牛顿的运动规律是人心的结构所产生的认识形式，因而是先天的；它们限制了可能的经验，因而它们对于物理世界的特性是有所断定的。彭加勒却认为这些规律只是关于怎样使用一些概念的约定 （例如能量守恒定律不过是如何使用能量这个名词的规定），因而是自由创造的；它们并不限制我们可能得到的经验，因而对于物理世界的特性无所断定。这样，彭加勒把康德的先天原则变成没有内容的东西，变成人所发明以描述自然现象的工具，好像数学中所使用的任何记号系统一样，因而赋予了科学家以创造的自由。
如上面所指出的，马赫的彻底经验主义制定这样的要求：一切抽象的科学概念必须用感官观察来加以解释，一切含有抽象概念的科学命题必须被解释成关于感官观察的命题。他注意到归纳过程中感官观察的方面。现在彭加勒却认为每一科学理论的一部分是一组任意的公设以及由这些公设所引出的逻辑结论。这一部分是纯约定的，它所描述的不是观察的内容而是结构，是符号之间的关系 （也被叫做结构系）。彭加勒注意到了思维活动的方面，他建立了新的范畴论，这是旧实证主义所欠缺的，因而彭加勒对科学理论的看法又被称为 “新实证主义”。
许多逻辑经验主义者在彭加勒的学说中找到了自己所要求的东西。弗兰克说：
我认识到科学的哲学的任何进步在于建立一个学说，在其中马赫和彭加勒的见解将是一个更普遍的见解的两个特殊方面。用一句话来简括这两种学说，我们可以说：按照马赫看来，普遍的科学原理乃是所观察事实的简括的经济的描述；按照彭加勒看来，它们乃是人心自由创造的产物，对于观察的事实并不作任何断定。把这两种看法结合为一个完整体系的企图就是日后被称为逻辑经验主义的看法的来源[7]。
表面上看来，马赫的见解和彭加勒的见解好像是互相矛盾的。但是彭加勒知道得很清楚，结构系虽说从逻辑观点看来是任意的约定，因为它是不能用逻辑方法来证明的，但从心理观点看来，它却不是任意的，因为实践上我们只构造可以用物理事实来解释，因而有助于制定自然规律的那些系统。
这样看来，为什么能够把马赫和彭加勒关于科学理论的见解结合起来，就是可以理解的了。公理系、符号之间的一组关系，是我们的自由想象的产物；它是任意的。但是其中出现的概念如果用观察的概念来加以解释或者使两者等同起来，那么我们的公理，只要选择得好，就会成为所观察事实的经济描述。举例来说，按照希尔伯特的看法，欧氏几何学的公理系，是关于如何使用 “点”、“直线”等名词的约定。它们作为结构系的符号，在物理世界并没有什么意义。但是这些符号却能够以简明易懂的方式和观察的事实发生联系，例如 “直线”可以近似地用一个硬桌子的边来检查等等，在给予物理的解释之后几何学就成为关于所观察的空间现象的简括描述了。
这样，马赫的彻底经验主义和彭加勒的约定主义就结合为一个整体，而科学认识过程中的两个方面就似乎得到完满的说明了。
如果说逻辑经验主义在关于怎样说明科学方法的问题上，综合了马赫和彭加勒的学说，则它对于这个更一般的、由来已久的认识论问题——逻辑与经验的关系，数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的解答，就以休谟的彻底经验主义作为出发点，而由维特根斯坦的 《逻辑哲学论》首次鲜明透彻地做了出来。维特根斯坦的学说固然是维也纳学派的思想渊源之一，但已属于逻辑经验主义运动本身的范围了。
三
逻辑经验主义运动大致可以分做两个阶段或两个方面：逻辑实证主义和物理主义。
第一个阶段的口号是 “取消形而上学”。哲学被归结为一种分析的活动，其任务在于阐明各种专门科学的命题。所谓 “阐明”就是说，哲学要把科学的抽象的一般原理解释为关于感官知觉的命题。彻底经验主义是这一阶段的主导思想。但这种经验主义是用逻辑分析方法建立起来的，这是和休谟、马赫的理论有区别的地方。这一个倾向以石里克、维特根斯坦和卡尔纳普的早期思想为代表。
维特根斯坦根据罗素的基本逻辑思想去研究命题一般的性质，特别是逻辑命题的性质。他认为主要的问题在于找出人们究竟能够清楚地说些什么。用我们日常的语言可以描述事实的世界；因此维特根斯坦说：“了解一个命题就是说，晓得如果这一个命题是真的，就会有什么一回事。”[8]我们日常的语言是适合于描述日常生活的事实的，但是这种语言却不适合于表达和解答 “传统哲学”所提出的问题。如果我们打算这样地去使用日常的语言，就会产生许多困难。维特根斯坦直截了当地指出，“传统哲学”的问题不过是关于言词的争论。“传统哲学”的许多命题既不是直接地指示经验事实的命题，也不能够还原为这样的命题。按照他所提出的 “意义”和 “了解”的标准，这些命题就既不是真的，也不是假的，而是没有意义的胡说，因而应该取消。
一切非 “形而上学”的命题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描述事实、因而可以被经验检证的命题，另一类是不以经验为转移，按照命题本身的用语而能决定其真或假的命题。在第二类命题中，真的命题叫做“重言式的”，假的命题就叫做 “矛盾的”。重言式的命题构成逻辑、纯数学和其他一切用公理系方法制定的科学理论的基本内容。
逻辑和纯数学的命题是重言式，因为它们对于实在世界丝毫不作什么断定。它们不过是任意地规定的语言规则 （定义）的变换或改造而已。例如 “两个自然数之和自身也是一个自然数”，大家都会认识到这个命题和 “酒精在温度摄氏48°时沸腾”是不同的。因为如果我们打算解释 “两个自然数之和”是什么意思，给 “和”这个词下一个定义，或者规定使用这一个词的规则，那么这些规则就必然地含有这个结果：“两个自然数之和自身是一个自然数。”这个命题的真并不依赖于观察或实验，而完全是根据对定义和其他语言规则的研究便能够决定的。
这样，逻辑和数学的定理便是重言式，但既不是综合的也不是先天的。它们不是综合的，因为它们对于实在无所断定；它们不是先天的，因为它们并不是从超经验的来源 （例如人心的结构）得来的，而是我们所采取的定义的必然结果。而且重言式的性质也不限于数学，任何按照公理系方法构造起来的理论系统都具有这样的性质。
在维也纳学派看来，维特根斯坦关于命题的意义和逻辑命题的性质的学说提供了取消形而上学的理论根据，并且解决了逻辑和经验、数学和自然科学的关系问题。维特根斯坦的观点在卡尔纳普、弗兰克和纽拉特等人的著作中，得到进一步的发展。维特根斯坦的 《逻辑哲学论》的基本思想成为逻辑实证主义的理论基础。
逻辑实证主义的另一代表卡尔纳普则以马赫的要素论为基础，借助于罗素和维特根斯坦的逻辑，企图构造出关于整个实在世界的图像。他在1928年出版的 《世界的逻辑构造》一书中就试图从具体经验出发，建立整个的科学体系。在他的系统中的基本概念是直接的感官印象以及它们之间的同异。表述这个世界的命题可以包含有任何概念，例如物理学的对象 “原子”、“电子”或心理学的对象 “态度”、“个性”等等，但是从这些命题必须能够逻辑地得出仅仅包含有关于感官印象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命题。由含有物理学或心理学对象的命题得出关于感官印象之间关系的命题的规则，卡尔纳普称之为这些概念的 “构成”。在一个科学命题中出现的概念应该只是其构成已被知道的概念。这个科学命题的 “意义”就是能够从它逻辑地引申出来的所有关于感官印象之间的同异的命题的总和。而每一门科学的基础就是概念构成的系统。卡尔纳普所谓世界的逻辑构造就是这样地借助于现代逻辑把这个概念构成的系统一步步地建立起来的。
从卡尔纳普的说法可以得出这个结论：在一个系统中出现的命题，如果含有不能以上述方式 “被构成”的概念，我们就不能从这些命题引申出关于感官印象之间的关系的命题。按照逻辑实证主义的理论，这些命题便是没有意义的。卡尔纳普认为 “形而上学”的命题，例如关于外部世界的存在或不存在的命题，显然就是这样的一种命题。因此他说：“‘形而上学’是没有意义的。”
维也纳学派认为 “形而上学”的命题既然不能够还原为关于感官印象之间的同异的命题，这就证明了 “形而上学”是没有意义的。所以他们要提出 “取消形而上学”的口号。他们强调 “新哲学”的建立必须采取这样的方式，使任何有利于 “形而上学”的曲解不致发生。但是如果不严格地使用 “实在的”、“本质的”等等语词，就一定会产生这样的曲解。所以为了贯彻他们反对 “形而上学”的主张，纽拉特便建议编出一本 “禁词索引”。而在他自己所写的 《社会科学的基础》这篇论文中，他就避免使用 “东西”、“本质”、“心”、“物”、“实在”、“事物”等词。
总的说来，逻辑实证主义的基本思想乃是马赫的 “要素论”的继续发展。卡尔纳普等人企图把一切科学所研究的对象还原为感官印象之间的简单关系。在他们看来，凡关于不能被这样地还原的对象的命题便都不能被了解，因而是没有意义的。他们用维特根斯坦关于 “意义”的学说去论证马赫的要素论，以便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的对立说成是 “没有意义的”，从而逃避对哲学的基本问题给予明确的答案。他们利用逻辑的术语去掩盖自己的主观唯心主义的实质。
逻辑经验主义的第二阶段——物理主义的阶段，大约从1930年开始。这一阶段的口号是 “科学的统一”。“取消形而上学”和 “科学的统一”这两个口号自然是有密切关系的。如果在前一阶段中哲学被归结为主要是一种分析的活动，那么现在它却企求综合了：“新哲学”的任务在于建立一个 “统一的科学”。有了这个目标，逻辑经验主义似乎又回到旧实证主义把哲学了解为人类知识的普遍系统的看法了。但区别在这里：所谓 “统一的科学”是通过对科学语言的逻辑分析达到的，是通过建立 “统一的语言”，就是说统一的、可以适用于一切科学领域的概念系统达到的。在前一阶段中，卡尔纳普已经使用统一的 “现象语言”（即是关于感官印象的陈述），企图构造出整个的科学系统了。所以逻辑经验主义所企求的 “综合”是通过对科学语言的分析达到的。他们认为逻辑分析的结果不但阐明了科学命题的意义，还表明一切科学可以归结为一个唯一的、普遍的科学。
这一阶段的特点就是：他们承认逻辑实证主义还含有 “形而上学”的残余，还表露出一些主观唯心主义的色彩，因而企图更进一步掩盖自己的主观唯心主义的立场。纽拉特现在建议取消感觉数据作为世界的逻辑构造的基本概念，而代以物理的对象。这就是说，人类知识的系统不再建立于 “红的点”、“温暖的感觉”这一类基本概念之上，而是建立于 “石头”或 “桌子”这一类基本概念之上了。这样，认识的出发点就从感觉数据转移到事物来了。纽拉特把他以物理对象为基本概念构造出来的一个系统叫做 “物理主义”。卡尔纳普把纽拉特的物理主义系统加工制成一个 “精确的”逻辑构造，他并且给心理学的领域也构造出一种 “物理的语言”——所谓 “逻辑的行为主义”。这样，“物理的语言”就成为适用于一切科学领域的 “统一的语言”，因而他们所要建立的 “统一的科学”也可以叫做 “普遍的物理学”了。
也许有人认为从以感觉为出发点的逻辑实证主义过渡到以事物为出发点的物理主义，是从主观唯心主义的立场转变到机械唯物主义的立场，这是不正确的。虽则弗兰克自己也承认，以感觉为出发点 “带有某些唯心主义的色彩”，而新的出发点则 “带有唯物主义的色彩”[9]，但是他又指出，“从近似唯心主义的语言到近似唯物主义的语言”的这种转变，并不是由哲学上的一个阵营突然地转入另一个对立的阵营，而恰恰是表示这一点：他们坚信 “一个唯心主义的系统和一个唯物主义的系统之间的区别在逻辑上和科学上是毫不重要的，实际上只是着重点的不同罢了”[10]。
但是这种转变，却的确表明他们从一种形式的唯心主义——彻底经验主义，过渡到另一种形式的唯心主义——约定主义，从还不完全隐蔽的唯心主义过渡到用 “唯物主义的语言”伪装起来的唯心主义。卡尔纳普的 《语言的逻辑语法》和 《可检验性与意义》[11]等著作就是这种 “新”观点的很好的说明。
卡尔纳普在 《语言的逻辑语法》中强调指出 “形式的说话方式”与 “实质的说话方式”的区别。他认为有许多命题在表达形式上看来好像是对于事实、经验有所断定，但严格说来，却并不如此。它们只是对于语词、句子或陈述有所断定。例如当人们说：“5不过是一个数”，他们的意思只是说：“‘5’这个词是数的名字，而不是事物的名字。”前一句话代表实质的说话方式，后一句话代表形式的说话方式。又如使用实质的说话方式可以这样说：“一个原子总是在空间的一定位置上出现的。”把这句话翻译成形式的说话方式，就应该是：“在人们谈到原子的每一组句子中，人们也能够谈到它们的当下的坐标。”把一个命题的用语这样地加以改变，表明它不是关于事实的命题，而是关于句子、名词等等的命题，卡尔纳普称之为由实质的说话方式翻译成形式的说话方式。按照他的看法，“传统哲学”由于对语言的逻辑的误解，往往把关于语言的命题和关于事实的命题混淆起来。这就是产生 “形而上学的假问题”（例如 “数是什么？”“原子是否存在？”等等）的根源。而使用形式的说话方式就可以避免这种混淆，防止把关于语言的命题误解为关于事实的命题，也就不致产生 “形而上学的假问题”了。因为按照他现在的看法，哲学所探讨的问题只是逻辑问题，即是与表达科学成果的语言有关的逻辑问题。不但 “传统哲学”中所提出的许多问题，例如 “物质是否实在？”“心灵是否实在？”“外部世界是否存在？”等等都是 “假”问题，即便是关于科学语言所指示的事实或对象是什么，科学研究何种对象 （客观的外界实在抑或感官印象之间的关系？）等等问题也属于 “假”问题之列。
逻辑经验主义者认为把哲学的任务这样地限制于对科学语言的分析，不提及与研究对象直接有关的问题，他们的理论就可以消除掉主观唯心主义的色彩了。因为按照他们此刻的看法，“只有感觉数据是存在的”，“世界是由知觉构成的”等等命题是要作为 “形而上学”的命题而被拒绝的。但是，“外界的物质对象不以我们的知觉为转移而存在”这个唯物主义的基本论点也恰恰为了同样的理由而被拒绝了。请看卡尔纳普的自白：
维也纳学派的看法有时被误解为对物理世界的实在性的否认。但是我们并不做这样的否认。的确我们拒绝关于物理世界的实在性的论点，但是我们并不是把它作为假的，而是作为没有意义的来拒绝它。而唯心主义的相反论点也受到恰恰相同的拒绝。我们既不断定也不否认这些论点，我们拒绝了这整个的问题[12]。
按照他们这种新的观点，他们首先就企图消除掉马赫的理论的主观唯心主义色彩。由实质的说话方式译成形式的说话方式之后，马赫的要素就成了他们的记录句子或关于知觉的陈述。因而弗兰克就认为，如果马赫说过，“我们的世界是由知觉复合构成的”，他并非对于世界的构造有所断定，只是由于他的实质的说话方式，才使人得到这样的印象。如果译成形式的说话方式，他不过是说：每一个科学的命题都是一个关于知觉复合的陈述[13]。至于 “世界是由知觉抑或由物质构成”这样的问题，并不是马赫所关心的。
他们进一步指出：“实在世界是由物质构成抑或是由知觉构成”这样的问题是根本不应该提出来的。因为这一类问题都不是科学的问题而是形而上学的问题。这类问题的发生乃由于不恰当地使用了实质的说话方式，把关于语言的问题误解为关于事实的问题。严格地说来，我们只能够这样地提问题：“何种语言最适宜于作为统一科学的语言？”从这个观点看来，主要问题仅仅在于：我们是否相信能够用统一的相同的语言去包括所有的科学领域。如果在这个意义上的科学的统一是可能的，则这个统一的实现究竟以知觉为基础，有如马赫所相信而为卡尔纳普在 《世界的逻辑构造》一书中所贯彻执行的那样，抑或应该采用物理的语言，有如纽拉特和卡尔纳普现在所倡议的这样，就是一个次要的问题了。这个问题不再具有深刻的 “形而上学的”重要性，而变成一个方便的问题，好像在逻辑中何种符号系统最适宜于被采用为统一的符号的问题一样。
逻辑经验主义发展到了这个阶段，既然认为采用现象的语言抑或物理的语言只是一个方便的问题，这就是说：它接受了约定主义的观点。按照这种观点，物理主义者就进一步去否认基本命题 （原子句子或记录句子）在理论系统中的意义。
逻辑实证主义者曾经认为基本句子是绝对确定的一类句子，因为它们是由直接经验所证实的，是一切认识的出发点。现在物理主义者却认为记录句子也是一些假说，它们每一瞬间都可能被修改 （卡尔纳普），或者认为记录句子自身也须要依靠其他句子来证明，并没有不需要别的句子来证明而靠直接经验来确立的基本句子 （纽拉特），或者认为任何句子都可以被选拔做记录句子，这要看我们的目的而定（波普[14]）。这样一来，认识就失去了确定的出发点，记录句子就不必是一个理论系统的基础了。
记录句子在一个理论系统中的意义，在于它们的真理性成为一切其他句子的真理性的尺度，而现在这个尺度本身也是不确定的了。石里克曾经指出物理主义的这种看法必将陷于极端的相对主义，因而取消了真理的绝对标准。他说：
那么留下来一般地作为真理的标准的将是什么呢？既然不应该采取这样的态度：即科学中的一切命题都要以完全确定的记录句子做准则；倒应该这样：即每一个句子都要依赖于一切别的句子，因而每一个个别的句子都将被看做基本上是可以修改的，那么真理就只能是句子相互间的一致性了[15]。
纽拉特确实采取了这样的看法，他说：
句子是要和句子比较，而不是和 “经验”，也不是和一个“世界”，也不是和任何其他东西比较。所有这些毫无意义的重复都属于一个或多或少地精制过的形而上学，因而应该取消……那么如果一个句子能够被收容于一个系统中，它就是正确的。任何我们不能加以系统化的句子就要作为不正确的而被拒绝……在这个学说中我们是永远停留在语言思维的界域之内的[16]。
至此，经验主义的出发点就被放弃了。卡尔纳普也同意纽拉特的观点，把语言的无矛盾性看作使句子的真理性得到检验的最后标准。因而消除矛盾的方法或者是改变公理系，或者是改变或取消某些记录句子。这就意味着：指示经验事实的句子并不构成科学理论系统的基础，主要的问题在于保持句子之间的一贯性。
石里克由于不愿意跟随着物理主义者走到这样的地步，他还要保持经验主义和知识的绝对可靠的基础，因而对卡尔纳普和纽拉特进行了论争[17]。这场在逻辑经验主义运动内部的温和派和激进派之间进行的论争，也可以看做逻辑实证主义和物理主义之间的交锋。它的经过和详细内容，我们不必介绍。这里只要指出，物理主义者把石里克的观点看做是不彻底的，带有实在主义的杂质，因而按照他们的彻底的主观主义和相对主义的观点，石里克已经陷于 “形而上学”之中。罕贝尔对石里克便提出以下的批评：
认为经验的句子 “表达事实”，因而真理就在于句子和它们所表达的 “事实”之间的某种符合，这样的见解乃是实质的说话方式的一种典型[18]。
他接着指出：在石里克为反驳卡尔纳普和纽拉特的主张而提出的论点中，就存在着由于实质的说话方式而引起的 “假”问题。他认为关于真理的绝对标准问题就是一个这样的 “假”问题。对于石里克所提出的另一个论点：按照卡尔纳普和纽拉特的看法，必定会导致混淆首尾一贯毫无矛盾的谎话与科学知识之间的界限，罕贝尔则给予这样的答复：他认为保证两者之间的区别的标准还是有的，那就是 “有资格人们”，亦即每一个时代的学者们的约定。这样，按照罕贝尔的看法，我们最后所达到的就是普遍约定这个主观主义的标准了。这就意味着：科学系统是任意地建立起来的，科学知识的基础不是通过观察和实验得到的，而是由人们的约定或决定所选择的。
从以上对于逻辑经验主义运动的两个阶段或两个倾向的概述中，可以看出：从逻辑实证主义到物理主义，维也纳学派已经翻了一个大斤斗，他们从彻底经验主义的立场转变到了彻底约定主义的立场。但是翻来翻去，他们还是站在主观唯心主义的立场上。只是他们的主观唯心主义一方面采取了越来越隐蔽的形式，但另一方面却也越来越彻底了。
四
自命为从科学的土壤中生长起来的 “科学的哲学”的逻辑经验主义，是否解决了它给自己所提出的任务呢？
它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这样的：哲学要解决科学的认识论问题，说明科学理论和观察事实的关系、逻辑和经验的关系。在逻辑经验主义者看来，认识论也就是方法论[19]，他们企图给科学方法提供彻底经验的说明。
按照维特根斯坦的看法，科学理论是一般的和抽象的，它本身不能告诉我们多少关于世界的情况，因为构成世界的事实都是简单的“原子事实”，世界不过是所有这些特殊的事实的总和，并不是一个有系统的整体。科学理论或规律的唯一意义在于它的工具性，作为一个公式或结构，人们借助它来构造出能够直接证实的单称命题或基本命题。基本命题是原子事实的图画。所有真的基本命题的总和就描画了全部经验的实在。人们的思想限于描画经验的实在。维特根斯坦从这里达到了唯我主义的结论：一个人只能表述他自己的经验中过去的、现在的和预料的事实，却不可能对别人的经验作出有意义的断定。他说：
我的语言的界限就表示我的世界的界限。
…………
唯我主义的意思倒是很正确的，只是不能够说出来，而是显示出来的。
世界就是我的世界，这个道理是这样显示出来的：语言 （我唯一能了解的语言）的界限就表示我的世界的界限[20]。
这样，在维特根斯坦看来，一个具有客观性的科学，它的正确性不以是否存在着特殊的经验或经验主体为转移的科学，是没有意义的，因为第一，按照他的看法，科学是主观经验的组织，其次，经验的主体和经验的客观基础都是没有意义的，因为这些都是非经验的概念。也就是说，“主体”和 “客观基础”都不在直接经验的范围之内。
所以维特根斯坦企图按照彻底经验主义的观点去解释科学的结果，就是第一，他陷入于 “语言的唯我主义”之中，否定了科学命题所必须具备的一个条件：使互相了解和思想交流成为可能的公共性（intersubjectivity）；第二，他把不能还原为直接经验的成分的物理对象看作是没有意义的，实质上就是否认不以经验为转移而独立存在的物理世界，从而取消了科学命题的客观内容、科学知识的客观性。但是排除了科学的这两个必要条件——公共性和客观性，就不可能对于物理世界提供正确的解释，这是一般科学家所公认的。维特根斯坦的看法不但歪曲了科学知识的性质，而且动摇了科学的基础，以便使科学向神秘主义让步、投降。
卡尔纳普关于概念构成的理论和维特根斯坦的看法是完全一致的。他借助逻辑分析的方法，把一切概念还原为经验的概念，从而把一切有意义的科学命题还原为关于主观经验的陈述。逻辑分析方法和彻底经验主义构成他的理论的两个主要成分。这种彻底经验主义就是在近代为阿芬那留斯、马赫和杜里舒 （Hans Driesch）等人所提出和部分地实行了的、把实在还原为 “所与”的主张。卡尔纳普把他自己在 《世界的逻辑构造》一书中所采取的哲学观点叫做 “方法的唯我主义”。他这样地道出了他的理论与主观唯心主义的联系：
构成论和主观唯心主义在这一点上是一致的：一切关于认识对象的命题原则上都可以改造为关于 “所与”的结构联系的命题……构成论和唯我主义在这一点上抱着相同的看法：那个 “所与”就是我的体验。构成论和先验唯心主义在这一点上持有相同的见解：一切认识的对象都是被构成的 （用唯心主义的语言来说就是 “在思想中被创造的”），而且被构成的对象只是作为以一定方式构造出来的逻辑形式，才是概念知识的对象。这一点对于构成系统的基本元素来说毕竟也是适用的[21]。
按照卡尔纳普的这些见解，他所企图建立的科学体系，或者更确切地说，他对整个科学知识所作的 “解释”，将是怎样地歪曲科学真理的一种纯主观主义的 “构造”，就不难想象了。
总的说来，以维特根斯坦和卡尔纳普为代表的逻辑实证主义把世界、经验的实在理解为 “我的体验”、我的感觉资料，而把一切认识对象、物理的实在看做是由这些数据构造出来的 “逻辑形式”，仅仅表示感觉数据之间的结构联系或规律性。因而他们所谓科学命题的“证实”（这是方法论中最主要的问题），就是把自己的思想和自己的体验比较，始终停留在主观经验的领域内。尽管他们承认语言的名词有和它相符合的东西，但是这个东西是经验，是 “直接的所与”，并不是外界的客观对象。而经验又只是内心体验的别名，并不具有客观基础。由此可见，无论维特根斯坦的 “语言唯我主义”或者卡尔纳普的 “方法唯我主义”，都是彻头彻尾的主观唯心主义。他们对科学方法的 “证明”排除了科学命题的公共性和客观性，因而实质上否定了科学理论的意义，降低了科学知识的作用。这就大大地助长了神秘主义、愚昧主义、信仰主义等等反科学的思想的传播。所以他们的理论和真正科学的哲学是背道而驰的。
逻辑实证主义既然陷于唯我主义的结局，因而不能解决科学的认识论问题，那么物理主义又怎样去解决它的任务呢？
纽拉特和卡尔纳普为了避免逻辑实证主义所陷入的困难，结果取消了维特根斯坦的基本命题，以及这些命题所描画的原子事实。他们指出像维特根斯坦那样承认有完全证实的基本命题，乃是认识论上的绝对主义的表现；而且由于命题与事实、议论与经验的两重性，便产生一些不能解决的 “假问题”。这些都是 “形而上学”的遗迹。他们认为产生逻辑实证主义的唯我主义的根源就在这里。
卡尔纳普就是为了避免由于命题与事实的两重性所引起的问题，而采用了形式的说话方式。因为通过由实质的说话方式翻译为形式的说话方式这个方法，人们可以避免谈到对象、事实、实在，所谈的只与语词、句子、语言有关，这样就能防止如像 “思维与实在的关系”这一类的 “假问题”的提出。同时一切语词和句子自始就是公共的，因而关于语词、句子的陈述（卡尔纳普所谓的 “语法句子”）是大家都能了解的，不像关于我的知觉的陈述是别人所不能了解的。所以形式的说话方式的采用，就可以避免陷于唯我主义的困难了。
但是逻辑经验主义逃脱了一种困难，是否就没有其他困难了呢？不是的，更大的困难还在后面。这种困难是在纽拉特的物理主义中所遇到的。
按照纽拉特的看法，科学是一个句子的系统。句子的公共性是简单地被假定了的。而一个句子的真理性则依赖于这个句子与整个句子系统的一致性 （无矛盾性）。对于一个不能由这个系统引申出来的新句子，有两个办法，或者拒绝它，或者改变这个系统以便把它收容进来。究竟采取哪一个办法，是由我们自己决定的。这样，物理主义所需要的只是把句子和句子相比较的方法，而不是把句子和经验事实相比较的方法。因而逻辑实证主义的真理标准，句子和经验的符合，对于它便是没有意义的。纽拉特不但逃避涉及句子和经验的关系问题，而且实质上取消了这两者之间的区别，把议论和经验等同起来。
但是纽拉特的看法是站不住的。第一，即使退一步承认，一个句子的真可以在系统之内决定 （这当然是不正确的），那么一个系统的真又是怎样决定的呢？一个系统的真显然不可能在该系统之内决定；而如果超出这个系统的范围，在一个更大的系统之内去决定，就会产生兜无穷圈子的困难。第二，科学理论 （假说）决不能够推翻经验数据或记录数据的句子。固然，假说要由单称命题来验证，例如 “所有天鹅都是白的”这个句子，要由 “天鹅甲是白的”、“天鹅乙是白的”等单称句子来验证；但是却不能倒转过来，用假说来检验单称句子，对和假说不一致的单称句子加以拒绝，正如不能以 “所有天鹅都是白的”为根据，拒绝承认在澳洲所看到的黑天鹅是天鹅一样。而物理主义竟然认为保留旧系统或接受新句子，乃是决定的事。对方法论的这种见解，实质上是否认了观察实验在科学方法中的地位和作用，因而使科学方法的规则和非科学的、创造传说的规则无法区别开来。第三，单称句子和一般句子 （全称句子、特称句子）的关系，一个系统中的句子之间的逻辑联系等等只是方法论的一个方面的问题，另一方面还有句子与事实、思维与实在的关系问题，决不能够取消。科学理论、假说应该通过客观事实来检证，而事实并不是议论，决不具有假说的性质。把事实和议论等同起来是绝大的错误。
总的说来，物理主义既然企图取消命题和事实的区别，否认思维和实在的关系问题是一个有意义的问题，因此一组得到完全地和直接地证实的基本句子，在物理主义中就没有任何的地位。无论纽拉特或卡尔纳普都放弃了把记录句子看做构成科学系统的基础的一类特殊句子的主张。这样他们就采取了彻底的约定主义的观点。按照这个观点，我们认识的基础是约定的结果，或者换句话说，我们任意地 “选择”科学的 “语言”。对语言的选择决定我们的命题的真和假，因而真理性是以我们为转移的，它间接地乃是我们关于选择语言的任意决定的结果。于是物理主义就陷于极端的相对主义之中，因为它承认一切的系统或语言都是同样正确的，究竟采取哪一种语言，是以专家们所同意的选择为根据的。而这种选择又是受一定的科学思想教育的结果，因而是主观因素所决定的。这样一来，科学理论的客观基础就完全被否定了。
另一方面，物理主义既然放弃以完全证实的基本命题作为科学理论的基础，它也就放弃了经验主义的立场。这样物理主义就不能提供真理的单义性的标准。因为按照无矛盾性的标准，要构造任何数目的，自身保持了一贯性的，但是彼此之间却不兼容的句子系统，都是可以容许的。对于以反映客观实在为目的的科学知识来说，这实在是荒谬绝伦的事情。但物理主义就是这样地用非科学的观点来对待科学问题的。
由此可见，物理主义和逻辑实证主义一样地企图否认科学的客观真理性。它为了避免陷于以主观经验为认识的绝对基础的唯我主义之中，却又陷于另一种主观主义和极端的相对主义之中了。它不能解决自己提出的任务，给科学方法提供彻底经验的说明；反而放弃了经验主义的立场，把科学方法变成任意设计的游戏，使科学理论和任何无矛盾的神话传说，没有丝毫区别。
从上文对于逻辑经验主义运动所作的简单介绍和分析中，可以作出这样的初步结论：
逻辑经验主义乃是把马赫的彻底经验主义和彭加勒的约定主义结合起来的一种主观唯心主义的哲学。尽管它用了多么巧妙的伪装、多么新颖的术语和多么精确而繁琐的逻辑分析去掩盖自己的真正的哲学观点，但是它的主观唯心主义的立场，它要否认世界的客观实在性、取消科学的客观真理性的意图还是掩饰不了的。恰恰由于这个主观唯心主义的立场，它对于科学理论和科学方法，只能提供片面的错误的“解释”。按照哪一个阶段和哪一个代表人物所强调的是彻底经验主义抑或是约定主义，它就或者陷于唯我主义，把科学系统看做我的体验的组织，或者陷于极端的相对主义和主观主义，把科学方法看做任意的游戏。这都是歪曲了科学的性质，降低了科学的意义，因而客观上起了反动的作用。至于它并不能解决科学的认识论问题，就丝毫不足为奇了。
只有按照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逻辑，才能正确说明科学认识过程中直观和思维的关系、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关系，科学方法中逻辑方法和经验方法、理论和实验、假说和事实的关系。只有运用唯物辩证法的观点，才能正确解决科学的认识论问题。仅仅应用形式逻辑的分析是不够的。逻辑分析只能够阐明科学系统中单称命题与一般命题的关系、各个命题之间的逻辑联系。而按照主观唯心主义的观点去运用逻辑分析，如逻辑经验主义者的做法，就会把片面看做全面，把已完成的科学系统的结构问题看做科学方法的整个问题，就必然会抹杀科学认识过程的全部丰富具体内容，就必然会歪曲科学方法的性质和作用。而逻辑经验主义者对于科学方法所作的说明恰恰就是这样的。
逻辑经验主义者声明他们在经验主义、科学方法和符号逻辑这三方面分别继承了马赫、彭加勒和罗素等人的传统，这是确实的。这可以说明他们的主观唯心主义的观点是源远流长的。可是他们认为自己在社会伦理学说方面是马克思的继承者，并且把马克思和孔德、穆勒、斯宾塞等放在一起，这却是一种歪曲。这一方面可以说明他们伪装进步的动机，另一方面也暴露了他们的修正主义的企图[22]——想把马克思归于实证主义者之列。我们必须揭穿他们的这个阴谋。我们必须坚决反对修正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实证主义是不相容的。
[1] 马赫：《感觉的分析》导言，1886年德文版。
[2] 弗兰克：《现代科学及其哲学》，1949年英文版，第84页。
[3] 观察句子在逻辑经验主义的术语中，又叫“记录句子”或“原子句子”。
[4] 彭加勒在 《科学与假说》（1902），《科学的价值》（1905）和 《科学与方法》（1909）等书中阐明了他的约定主义。这三本著作的英译本合订一册，题为《科学的基础》。
[5] 彭加勒：《科学的基础》，1929年英文版，第65页。
[6] 弗兰克：《现代科学及其哲学》，第57～58页。
[7] 弗兰克：《现代科学及其哲学》，第11～12页。
[8] 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1922年英德对照版，第67页。
[9] 弗兰克：《现代科学及其哲学》，第35页。
[10] 弗兰克：《现代科学及其哲学》，第36页。
[11] 卡尔纳普：《语言的逻辑语法》1934年出德文版，1937年出英文版；《可检验性与意义》见 《科学的哲学》（1936年和1937年）。
[12] 卡尔纳普：《哲学与逻辑语法》，转引自康福斯：《逻辑经验主义》，《未来的哲学》，英文版，第504页。
[13] 弗兰克：《现代科学及其哲学》，第82～84页。
[14] 波普：《研究的逻辑》，1935年德文版。
[15] 石里克：《论知识的基础》，《认识》，Ⅳ，1934，第84页。
[16] 纽拉特：《物理主义的社会学》，《认识》，Ⅱ，1932，第403～404页。
[17] 沙夫 （A．Schaff）在 《马克思主义真理论的几个问题》中对于这场论争作了详细的分析。参看该书德文版第432～447页。
[18] 转引自沙夫的上述著作，德文版第442页。
[19] 波普：《研究的逻辑》，第19页。
[20] 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第148～151页。
[21] 卡尔纳普：《世界的逻辑构造》，1928年德文版，第248～249页。
[22] 《维也纳学派的科学世界观》这个小册子的起草人之一纽拉特是奥国社会民主党的活动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