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
第五章 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
库恩反对科学由于永恒真理的积累而发展的归纳主义模式，这是波普所赞同的；他也反对素朴证伪主义关于科学通过猜测和反驳而发展的模式，这是拉卡托斯所赞同的。但对于库恩和波普的争论，拉卡托斯是反对库恩而支持波普的。他认为：波普主张科学的发展是合理的，或至少是可以合理地重建的，因而它属于发现的逻辑的领域；而库恩则主张科学的发展——由一个范式到另一个范式——是并不也不能够受理性规则支配的一种神秘的信仰改变，它完全属于发现的 （社会）心理学的范围[1]。所以他反对库恩的 “非理性主义”而拥护波普的理性主义。
拉卡托斯指出：库恩反对素朴证伪主义是对的，但他以为抛弃素朴证伪主义便抛弃了一切牌子的证伪主义，这便错了。而且库恩仅仅理解波普的素朴证伪主义，却不理解波普的科学发现的逻辑中还含有精致证伪主义的因素[2]。他认为这种精致的证伪主义可以避免库恩的批评，并且把科学革命当作构成合理的进步而不当作信仰的改变展现出来[3]。
第一节 从素朴证伪主义到精致证伪主义
拉卡托斯的方法论是波普的精致证伪主义思想的进一步发展，他不仅赞同，而且要加强库恩对素朴证伪主义的批评；他不仅支持，而且要加强和发展波普的精致证伪主义因素。依他看，波普的功绩在于用 “可误的——批评的发展”这个新问题来代替古典合理性的中心问题，即基础的老问题，并且开始精心制定这个发展的客观标准。尽管波普关于科学发展的重建：大胆的理论及其戏剧性的失败的连续出现这样一幅图像和科学史不符，需要有另外一种重建。他却偶尔也注意到库恩所强调的科学理论的韧性或科学家的教条主义。拉卡托斯认为只要我们把常规科学的 “教条主义”同波普学派的这个认识结合起来：有好的、进步的常规科学，也有坏的、退化的常规科学，并且只要我们保持这个决心：在一定的、客观地明确的情况下把某些科学理论淘汰掉，常规科学的教条主义就不会妨碍科学的发展[4]。这样，拉卡托斯精致证伪主义便是吸收了库恩的常规科学观念，摆脱了波普的素朴证伪主义才发展起来的。
拉卡托斯指出：素朴证伪主义至少有两个决定性的特征是同科学的实际历史不符合的：“（1）一个检验是——或必定被作为——理论和实验之间双方的斗争，以致在最后的对抗中只有这两者面面相觑；（2）这种对抗的唯一有兴趣的结果是 （决定性的）证伪：‘（唯一真实的）发现是科学假说的被驳倒。’”[5]
按照素朴证伪主义观点，如果我们看看科学史上一些最著名的证伪是怎样发生的，我们就会做出这样的结论：或者它们全然是非理性的，或者它们根据的是完全不同的合理性原则。首先，我们的证伪主义者看到顽固的理论家常常向实验的判决提出挑战，把它们推翻，感到十分痛心。在证伪主义关于科学的 “法律与秩序”的概念中，这种成功的上诉是找不到的。其次，关于附有 “其他情形相同”条款的理论的证伪更发生困难，在实际历史中它们的证伪按照证伪主义标准看来，简直是非理性的。按照他的标准，科学家常常好像不合理地太慢了，例如在把水星的近日点作为异例来接受和作为牛顿理论的证伪来接受之间过去了85年，尽管事实上 “其他情形相同”条款是很好地得到确证了的。另一方面，科学家常常又好像匆促得不合理，例如，伽利略及其信徒们不顾大量的不利于地球自转的证据而接受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波尔及其信徒们不顾其与麦克斯韦得到很好确认的理论相违反的事实，而接受了光发射的理论[6]。
当科学史并不证实我们关于科学合理性的理论时，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两条道路。一条是放弃寻求科学成功的合理解释的努力，那么，“作为关于科学理论的合理评价以及进步的标准的学科——科学方法（或 ‘发现的逻辑’）就消失了。当然，我们仍然可以试图按照社会心理学来说明 ‘范式’的改变。这就是波拉尼和库恩的道路。另一条道路便是放弃以上述论题 （1）和 （2）为特征的方法论证伪主义的素朴形式，它将给证伪做出新的理论说明，从而挽救方法论和科学进步的观念。这就是波普的道路”[7]。这就是拉卡托斯所要走的道路。
精致证伪主义的接受规则 （或 “划界标准”）和证伪或淘汰规则都和素朴证伪主义的规则不同。对素朴证伪主义者来说，任何理论如能够解释为可以实验地证伪的，便都是 “可接受的”或 “科学的”。对精致证伪主义者来说，只当一个理论把它的超过先行者 （或竞争者）的多余经验内容加以确证，就是说，只当它导致新事实的发现，它才是 “可接受的”或 “科学的”。这个条件可以分析为两个条款：新理论有多余的经验内容 （“可接受性1”）和这个多余的内容的一部分得到证实 （“可接受性2”）。第一条款可立即通过逻辑分析来检查；第二条款只能够经验地加以检查，不是立即办得到的[8]。
再者，对素朴证伪主义者来说，一个理论为同它冲突的 （或他决定解释为同它冲突的）一个 “观察”陈述所证伪。精致证伪主义者则认为一个科学理论T被证伪的充分和必要条件，是具有下列特征的另一个理论T′被提出来了：（1）T′有超过T的多余经验内容；它预测到新的事实。（2）T′说明T以前的成功，就是说，T的所有未受反驳的内容都包含在T′的内容中。 （3）T′的有些多余内容得到确证[9]。
约定论者的一个方法论发现是：任何理论在反例面前都能够或者由于某一辅助假说，或者由于它的名词的重新解释，而被拯救。素朴证伪主义者为了达到理论证伪的目的，便把辅助假说划入毫无问题的背景知识领域，从而使被检验理论孤立起来，成为实验所射击的靶子。但这个方法既然并不提供科学史的合理重建的指南，我们理应放弃以证伪为唯一目的，却为做出理论调整规定一定的标准，允许通过这些调整来拯救一个理论。迪昂的含混的 “简单性”概念就是这样一个标准。比起约定论者来，波普的方法大有改进。他的解决——一种精致的证伪主义——更客观和更严格。他认为问题在于怎样在科学的和假科学的调整之间、在合理的和不合理的理论改变之间划清界限。依波普来看，借助于满足一定的明确的条件的辅助假说来拯救一个理论表示科学的进步；借助于不满足这些条件的假说来拯救理论便表示科学的退化。波普把这种不可容许的辅助假说叫做特设假说，“约定论者的伎俩”。但是，任何科学理论都应当同它的辅助假说、初始条件等等，特别是同在它以前的理论一起来评价，以便我们可以看到它是由何种变化所产生的。那么，我们所评价的当然就是一系列的理论，而不是孤立的理论了[10]。
精致证伪主义的接受规则和拒斥规则要是明显地按照理论系列的观点来表述，就具有下面的略微不同的形式：设有一系列的理论T1、T2、T3……其中每个后继的理论都来源于给以前的理论增加一个辅助条款 （或做出语义的重新解释）以便说明一个异例，每个理论的内容至少同在它之前的理论的被确证内容相等。如果每个新理论都有超过其先行者的多余的经验内容，这样的理论系列就是理论上进步的（或 “构成一个理论上进步的问题转移”），如果这种多余内容的一部分也被确证了，就是说，如果每个新理论导致一些新的、出乎意料的事实的实际发现，一个理论上进步的理论系列便也是经验上进步的（或 “构成一个经验上进步的问题转移”）。最后，一个问题转移如果同时在理论上和经验上都是进步的，它便是进步的；如果它不是，便是退化的。我们 “接受”问题转移是 “科学的”只当它至少是理论上进步的；如果它不是，我们便 “拒斥”它为 “伪科学的”。进步是由一个问题转移的进步程度，由理论系列引导我们去发现新事实的程度所衡量的。当系列中的一个理论被一个有较高确证内容的理论所接替，我们便认为它 “被证伪了”[11]。
这样，精致证伪主义便把怎样评价理论问题转移为怎样评价理论系列的问题。只有理论系列才能够说是科学的或伪科学的，这样的评价不适用于孤立的理论。
精致证伪主义有许多新的特点。第一，它否认波普的这个论点：“最终决定一个理论的命运的是检验的结果。”和素朴证伪主义相反，“没有任何实验、实验报告、观察陈述或很好地被确证的低层证伪性假说能够单独地导致证伪。在一个较好的理论出现以前是没有证伪的”[12]。要是证伪依赖于一个较好理论的出现，依赖于预料新事实的理论的出现，那么，“证伪便并不简单地是一个理论和经验基础之间的关系，却是相竞争的理论、原来 ‘经验基础’、和由竞争得来的经验增长之间的多重关系，这样证伪可以说具有 ‘历史的性质’”[13]。第二，在这样的多重关系中，没有任何实验结果必须被直接地解释为“反证”，这样，“反证”便没有了，或者得要这样地重新下定义：“对T1的反证”就是对于或者同T1不相容或者同它不相干的T2的确证例子 （但以T2是一个满意地说明T1的经验成功的理论为条件）。这就表明在许多异例中间 “决定性的反证”或 “决定性实验”只能够事后聪明地从接替的理论的观点辨认出来[14]。第三，证伪中的关键因素在于新的理论与其先行者比较是否提供任何新的多余的信息和是否有些多余的信息被确证了。我们对于成千上万的琐屑的证实例子和好几百个容易找到的异例不再感兴趣：少数关键的证实多余信息的例子才是决定性的[15]。
这样，素朴证伪主义的 “证伪”不是淘汰一个特定理论的充分条件，它也不是科学进步所必需的：一个进步的问题转移并不必要点缀着一些 “证伪”。科学可以没有任何 “证伪”的引路而发展。素朴证伪主义提示这样一幅科学的直线发展的图像：继理论而出现的是把它们淘汰掉的有力证伪，在这些证伪之后跟着又出现新的理论。科学发展的关键因素是异例或反例。而按照精致证伪主义，关键因素是新理论的发明，是理论的增多。对于素朴证伪主义，新理论不必在 “证伪”之前出现，对于精致证伪主义，理论增多不能够等候到原来的理论被反驳之后。前者强调 “以较好理论来替换被证伪理论的迫切性”，后者则强调以较好理论来替换任何理论的迫切性。这样，“证伪”就不再是科学发展的动力了[16]。
在理论和实验结果不一致时，素朴证伪主义者让实验结果否决被检验的理论，精致证伪主义者则允许上诉。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不应当认为实验结果本身像被证伪的假说一样地有疑问。那么 “被证伪”理论的主要代表能够以什么为根据提出上诉和取胜呢？当理论家对实验家的判决提出上诉时，上诉法院通常并不直接审问表达实验结果的基本陈述，却审问那个解释的理论 （或观察的理论），只是按照它的观点基本陈述或实验结果才得以确定的。
在检验一个说明性理论T时，实验家应用了一个解释性理论T1，他按照T1的观点来解释他所观察到的现象，这样便得到实验结果R0仅仅根据T1，R才是一个 “确凿的事实”。但是在说明性理论受检验的单理论模型中，这个解释性理论根本就不露面。但解释性理论T1可能是假的，如果应用T而不应用T1来解释，R就不再是确凿的事实。而按照T的观点来看，就将有另外一个确凿的事实，这样解释性理论T1就要被推翻了。
“那么，问题不是什么时候我们应当不顾 ‘已知事实’而坚持一个 ‘理论’，和什么时候应当反过来。问题不是当 ‘理论’和 ‘事实’发生冲突时怎么办。这样一种 ‘冲突’仅仅是 ‘单理论的演绎模型’所暗示的。在检验情况中一个命题究竟是 ‘事实’，还是 ‘理论’，以我们的方法论决定为转移。‘一个理论的经验基础’，是一个单理论的概念，它是相对于一些单理论的演绎结构来说的。我们可把它当作相当近似来使用，但在理论家 ‘上诉’的场合我们必须使用一个多元主义的模型。在多元主义的模型中，冲突不是在 ‘单理论和事实之间’，而是在两个高层理论之间发生的：在一个提供事实的解释性理论和一个说明事实的说明性理论之间发生的，而解释性理论可以在和说明性理论一样高的阶层上。那么冲突便不再是发生在一个逻辑上高层的理论和一个低层的证伪性假说之间了。问题不应当按照这个方式来提，‘反驳’是不是真实的。问题是怎样去补救受检验的 ‘说明性理论’和明显的或隐藏的 ‘解释性理论’之间的不一致；或者，如果你愿意，问题是把哪一个理论看作提供 ‘确凿’事实的解释性理论、哪一个看作 ‘试行’说明这些事实的说明性理论。在一个单理论模型中，我们把高层的理论看作一个被由外面 （权威的实验家）交来的 ‘事实’所判决的说明性理论，在冲突的场合，我们便拒斥这个说明。在一个多元主义的模型中，我们可以二者择一地把高层理论看作一个判决由外面交来的 ‘事实’的解释性理论，在冲突的场合我们可以把‘事实’当作 ‘怪物’来拒斥。在一个多元主义的模型中，好几个理论——或多或少演绎地组织起来的——结合在一起了。”[17]所以实验并不简单地把理论推翻。
那么，问题便由替换被 “事实”所反驳的理论的老问题转移到怎样去解决密切相联的理论之间的不一致性的新问题了。在互相矛盾的理论中间，哪一个应该被淘汰呢？精致的证伪主义者能够很容易地回答这个问题：你得要尝试替换第一个，然后是另一个，然后可能两个都要替换，而选择那个提供确证内容的最大增加、提供最进步的问题转移的新组合[18]。
这样，如果理论家愿意对实验家的否定判决提出疑问，精致证伪主义者便为他确立了上诉手续，理论家可以要求实验家明确指出他的“解释性理论”来，然后他就可以用较好的解释性理论来替换它，按照这个理论的观点，他原来 “被反驳的”理论可以得到肯定的评价。当然上诉法院的判决也不是不会错误的。当理论家决定究竟是解释性理论还是说明性理论的替换会产生新的事实时，他就要对于基本陈述的接受或拒斥做出决定，因此，拉卡托斯同意波普的这个观点：在重要的意义上，经验仍然是科学争论的 “公正的裁判者”。精致的证伪主义者像素朴证伪主义者一样逃脱不了 “经验基础”的问题[19]。
第二节 科学研究纲领的方法论
精致证伪主义者以科学理论的系列而非单个理论作为评价的单位。科学发展中最重要的这种理论系列以其成员之间的某种连续性为特征。这种连续性来自一个真正的研究纲领。研究纲领由方法论的规则组成。有的规则把研究所要避免的途径告诉我们 （消极启发法），别的规则则告诉我们要遵循的研究途径 （积极启发法）。科学理论T1，T2，……Th是一个研究纲领的产物，如果它们共有某些 “不可反驳的”公设，这些公设构成这个研究纲领的 “硬核”。例如牛顿的三个运动定律和万有引力定律便构成他的研究纲领的硬核。消极启发法规定一个研究纲领的由于科学家的方法论决定而成为 “不可反驳”的硬核。它防止我们把证伪的矛头指向这个硬核。这就是消极启发法在研究纲领中的作用。
一个科学理论中除硬核以外的其余陈述叫做辅助假说或模型，它们构成核心周围的保护带；它们是由这个纲领的积极启发法所产生的。积极启发法就是科学家或多或少地大致明确的研究策略或计划，它对于怎样改变和发展这个纲领的 “可反驳的异体”，怎样阐明和修改 “可反驳的”辅助假说等等的保护带，提出建议或暗示。积极启发法使科学家不至于在无数的异例或 “反证”面前困惑不安。积极启发法设计出由模仿实在的一系列越来越复杂的模型构成的一个纲领，科学家的注意力集中于按照纲领的指示发展他的模型及由此可以得到的“数据”，而不理会那些实际的反例。例如牛顿从这个最简单的太阳系模型出发：像一个固定质点的太阳和像单单一个质点的一颗行星，发展了越来越复杂的模型：有较多的行星但只有太阳中心的力，还没有星际间的力；然后太阳和行星都是质球而不是质点；然后引入行星际的力；然后他又研究突起的行星而非圆的行星，等等[20]。“模型”就是你知道在纲领的进一步发展中必定要被替换的初始条件 （可能同一些观察理论一道）的集合，你甚至多少知道它们将怎样地被替换。这就表明在一个研究纲领中任何特定异体的 “被反驳”是多么不相干的：它们的存在是积极启发法充分预料到的[21]。
上面的考察说明积极启发法几乎完全不顾 “反驳”而稳步前进，好像并不是反驳而是 “证实”提供同实在的接触点，或者说，好像科学的经验性质并不是由反驳而是由证实来保证的。虽然必须指出：纲领的第n＋1个型式的任何 “证实”同时就是第n个型式的反驳，我们不能够否认后继型式的有些失败，总是可以预见的：尽管有顽抗的例子，使这个纲领保持前进的恰恰是 “证实”。这一点是研究纲领方法论同素朴证伪主义的重要分歧。
即使在研究纲领已被 “淘汰”之后，我们也能够评价它们的启发力：它们产生了多少新的事实？把启发法因素引进理论的评价中，这是研究纲领方法论的一个特点和优点。一个有力的启发法常常会指出纲领中现有理论的缺点和规定怎样把它们替换的指导方针，而且是完全不考虑任何的经验困难便这样做的。这样，研究纲领方法论便为理论科学的相对独立性提供了说明，这个历史事实的合理性是过去的证伪主义者所不能够说明的。为一个有力的研究纲领而工作的科学家合理地选择什么问题来研究，这是由纲领的积极启发法而不是由心理上使人忧虑的 （或技术上亟待解决的）异例所决定的。他们把异例搁置一边，希望它们有朝一日会变为确证这个纲领的事例。只有那些为一个启发力已消耗殆尽的研究纲领的退化阶段而工作的科学家，才会把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在异例上[22]。这就是研究纲领方法论对理论和实验的关系所持的观点。与此相反，素朴证伪主义认为理论一旦被实验“所反驳”，继续研究、发展这个理论就是不合理的了，你必须用一个新的理论来代替它。
现在我们把拉卡托斯及其学派关于理论评价的标准，以研究纲领的观点重新表述如下：
如果一个研究纲领满足以下条件，它便得到肯定的评价：
（a）启发法的力量——有详细和广博的积极启发法：关于怎样使一组基本的理论陈述 （硬核）充实和更准确、由之导出推断来，以及怎样详细说明它们，引进新的假设以便把它们应用于新领域，并在遇到困难时怎样修改它们等等的一组观念；
（b）理论上进步——一个研究纲领在阶段n是理论上进步的，如果Tn比Tn－1有更多可检验的推断；并且
（c）经验上进步——一个研究纲领在阶段n是经验上进步的，如果Tn的任何增添的可检验推断被实验地确证了 （要是其他的被反驳了也没有关系）。
另一方面，如果一个研究纲领的积极启发法很弱或消耗完了，如果新的理论修改是特设的，并且如果没有任何新的预测被确证，这个纲领便得到否定的评价。依拉卡托斯看，预测的失败对于研究纲领的评价是不相干的。并没有决定性的实验，没有证伪，没有由异例的累积所带来的危机。只要有了任何理论的或经验的进步，任何数量的预测失败都是可以容许的。研究纲领的消失由于它们被较进步的纲领所取代，而不是由于它们被事实所推翻。
这里要指出：拉卡托斯在他的 《证伪和科学研究纲领的方法论》（1970）一文中对理论评价问题的答案同后来拉卡托斯学派的沃勒尔（J．Worrall）和札哈尔 （E．Zahar）对评价问题的答案是稍有不同的。第一，把启发法的考虑引进理论评价中的思想，主要是拉卡托斯学派对研究纲领方法论的发展；第二，拉卡托斯本人好像认为研究纲领方法论同精致证伪主义实质上毫无区别，不过在用词上把一系列的理论叫做 “研究纲领”而不仅仅叫做 “问题转移”罢了[23]。沃勒尔却认为研究纲领方法论关于两个基本的评价问题的答案都是和精致证伪主义有区别的。
按照沃勒尔的看法，第一个基本问题就是：什么时候一个事实给理论提供真正的支持？第二个问题就是：什么时候一个事实对一个理论比另一个提供较好的支持？对于第一个问题，精致证伪主义者的答案是：支持一个理论的任何事实是作为检验这个理论的结果才第一次发现的；在这个理论提供之前已经知道的事实便不支持这个理论。拉卡托斯1970年的答案和这个答案基本上相同。沃勒尔认为研究纲领方法论所提供的答案应当是这样：一个理论所说明的任何事实只要不是它预先安排来加以说明的事实 （为了说明它才特意构造这个理论的），都支持这个理论，不管这个事实是否在这个理论提出之前就已为人所知。换句话说：精致证伪主义者强调新的事实，研究纲领方法论却强调在构造理论时未曾加以利用的事实[24]。它强调理论发现的启发途径对经验支持问题是有关的。
对于第二个基本问题，精致证伪主义者的答案是：如果一个理论有超过它的竞争者的多余经验内容，它就是比它的竞争者较好的理论。他们强调多余的经验内容和多余的 “证实”。沃勒尔提出为了避免并不提供真正的经验支持的多余的经验内容和多余的 “证实”，必须在理论评价中谈到是否真正获得事实支持的问题。因此，“按照研究纲领方法论，不管两个理论是否都被反驳了，如果一个理论获得更多事实的真正支持，它就比另一个更好。如果一个研究纲领产生了一系列理论，其中每一个都在这个意义上比它前面的那个理论较好，那么，这个纲领就是 （经验地）进步的。如果一个研究纲领产生了在这个意义上比它的竞争者所产生的最新理论较好的一个理论，那么，这个研究纲领就 （至少暂时地）取代了它的竞争者”[25]。另一方面，如果一个纲领所产生的一系列理论，并非其中每一个都比在它前面的理论得到更多事实的真正支持，这个纲领就是 “退化的”。意思是 “这个纲领所产生的理论或者并不做出真正多余的可检验预测 （就是说它们所说明的仅仅是引进它们来说明的那些事实），或者它们所做出的这样的额外预测是被经验地反驳了的”[26]。按照沃勒尔的看法，研究纲领方法论对第二个基本问题的答案就是如此。沃勒尔所强调的是：精致证伪主义者在回答第二个问题的时候，并不联系到他们对第一个问题的答案 （虽然这个答案也是不正确的）来考虑。如果 “按照简单的多余经验内容标准……用最明显的特设策略所产生的几乎任何理论系列”就得要 “被断定为进步的”[27]。但按照研究纲领方法论关于经验支持的标准，“这样的多余证实并不提供真正的经验支持”[28]。
什么时候一个科学理论比另一个较好的比较评价问题也就是科学进步的问题，波普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是有一个发展过程的。波普学派最后达到的答案就是精致证伪主义关于科学进步的定义或标准。拉卡托斯及其学派对这个问题的答案也有一个发展过程。研究纲领方法论关于进步的标准就是他们后来所做出的答案。拉卡托斯似乎认为精致证伪主义的进步标准同研究纲领方法论的进步标准是一致的，他所注意到的是波普学派最后达到的标准同研究纲领方法论早期即拉卡托斯1970年文中所主张的标准的一致性；沃勒尔强调精致证伪主义同研究纲领方法论关于进步标准的区别，他所着眼的则是研究纲领方法论后期或拉卡托斯学派所主张的进步标准，无论同基本上是素朴证伪主义的波普标准，还是同波普学派的精致证伪主义的标准相比，都是有区别的。沃勒尔还指出一个使波普的方法论感到束手无策的问题，研究纲领方法论却能够提供某些答案。
按照精致证伪主义的进步标准，如果一个理论具有超过它的竞争者的多余经验内容，它就是较好的理论。可是在科学革命中，一个新理论比起已被接受的旧理论来，往往不是说明内容较多，而是说明内容较少。这个现象叫做说明内容的 “库恩损失”。根据库恩损失对证伪主义者所提出的批评，甚至最精致的证伪主义也不能够回答。研究纲领方法论关于科学革命的说明却使它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对这个批评提出回答。
库恩和费耶阿本德为 “不可通约性论题”辩护所提出的中心论证之一就是：科学革命中由一个理论 （或研究纲领）到下面一个的转移在实验地被接受的说明的内容上既有所得，也有所失。以研究纲领的观点来表述便是：一个纲领所产生的最新理论可以获得并不支持它的竞争者所产生的最新理论的事实的支持，反过来也是这样。费耶阿本德最喜爱的例子就是：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在当时并不能够说明地球中心说 （和亚里士多德物理学一起）所能够说明的许多事实。“库恩损失”的现象在理论转移中无疑是存在的。尽管在说明内容上有损失，我们能够把一个理论 （或研究纲领）到另一个的转移解释为科学进步吗？我们能够把那个在某些方面说明内容有所减少的新理论当作较好的理论吗？按照波普的确认学说或精致证伪主义的进步标准是不能够的。当然在理论转移中说明内容并非纯粹的减少，往往在一些方面有减少，在其他方面却有增加。就是说这样的两个理论是不可比较的：其中每一个都正确地回答了另一个并未回答的 （或并未正确地回答的）经验问题。
在两个理论的经验内容不可比较的情况下，精致证伪主义是无能为力的。反之，研究纲领的方法论在这个方面却较为灵活，它提供了甚至在这些情况下在理论之间进行鉴别的若干方法。当然，要是两个研究纲领的最新理论各自说明了不同的事实，各自获得不同事实的支持，就很难说哪一个理论得到更多事实的支持，这样在两个纲领之间做出比较评价的标准便不适用了，那么，两个纲领都不 “取代”另一个。但这不是说这个方法论对于这样的情况就一定无话可说了。的确至少有两件事情它能够加以评论：也许这两个最新理论中的一个是被一个进步的研究纲领所产生的，而另一个却是被退化的研究纲领所产生的；也许一个研究纲领在启发法上是强有力的，而另一个的启发法却是虚弱无力的。
如果像常常发生的那样，这两个 （纲领内的）评价一致地对同一个纲领有利，研究纲领方法论便提供选择一个纲领而非另一个的清楚的理由，即使带来说明内容的损失。毕竟在这些情况下说明内容的收益和损失都是免不了的，因此不选择新的理论也会蒙受 “库恩损失”。那么，问题在于是否有任何一般的根据，可以认为一个纲领较之另一个更有希望弥补在选择它时所蒙受的说明损失。研究纲领方法论便提供这样的根据，就是研究纲领中的一个的进步性和较大的启发力量。
19世纪早期的光学革命便是这两个纲领内的评价好像一致的例子。这个发生于19世纪20年代晚期和30年代初期的革命确实包含着说明力量的损失。例如色散的存在是由微粒说直接得出的推断。另一方面，在那个30年代色散怎样可以由波动来说明是完全不清楚的。然而在30年代波动纲领比起它的微粒说竞争者来优越得多，并且这是得到公认的。而且这个优越性也能够用研究纲领方法论来解释。第一，菲涅耳已使波动纲领成为极其进步的纲领，最新的波动说能够说明的事实比原来的波动说多得多 （例如关于衍射和偏振光的干涉），而微粒纲领则是退化的，它顶多能够特设地记录这些事实。第二，菲涅耳已经表明波动说的启发法对于特殊理论的研究和发展能够提供像微粒纲领的启发法几乎一样准确的指导方针。可是波动纲领的启发法不像它的竞争者，是几乎完全未探查的。这样大多数科学家都开始赞成波动纲领，这个纲领便终于把它的 “库恩损失”弥补起来了。
这样，其说明内容各不相同的理论之间的转移的大多数例子，就会失去它们的神秘性，要是我们所评价的不是相竞争的理论，而是以这些理论为其最新产品的相竞争的纲领。但是这个评价分两部分，可能有这两个评价不一致的情况。一个纲领可以恰巧是进步的，但却有一个虚弱的启发法，而另一个纲领尽管是经验地退化的，却有一个强有力的启发法。于是这个分析便揭开这样的可能性：研究纲领方法论也许会描画出那些例子 （如果有的话）的一般轮廓，其中有两个研究纲领之间的真正的科学不确定性，这就是一些真正具有 “不可通约性”的例子。这个极吸引人的可能性还等待着历史的研究[29]。这样看来，拉卡托斯学派终于承认：在互相竞争的两个理论或两个纲领之间，无论按照纲领间的评价标准或纲领内的评价标准，都不能做出确定的方法论评价，不能判定哪一个理论或纲领较好，这样的例子是存在的。这也就是说：科学合理性的标准或进步的标准是有局限性的。
第三节 评价方法论的元标准
库恩和费耶阿本德批评素朴证伪主义的主要论据是：素朴证伪主义不符合科学发展的历史，拉卡托斯也同意这一点。这个批评已预先设定这样一个 “元标准”：任何方法论都应当按照它同科学史或标准科学实践的符合程度而被判决。对各种不同的方法论给予评价的问题是素来被忽视的，拉卡托斯特别强调这个问题的头等重要性。他发现了适用于方法论的编史的批评方法。这个方法的基本思想是：一切方法论都作为编史的 （或元历史的）理论或研究纲领起作用，批评它们的方法是通过批评它们所导致的合理的历史重建来实现的[30]。
每一个方法论都构成一个编史的研究纲领。任何历史家都要接受某一种方法的指导来编写科学的合理历史即内史。方法论的评价规则就作为这个编史的 （规范的）研究纲领的硬核起作用。例如归纳主义者所宣称的确凿事实及所谓归纳概括的发现就构成他们的内史。构成约定论者内史的则是事实的发现和分类架系统的建立，以及这些系统被所谓更简单的系统所代替。证伪主义的内史戏剧性地表现了大胆的猜测，被认为永远增加内容的进步和尤其是胜利的“决定性实验”。最后，研究纲领方法论则强调主要研究纲领理论上和实验上的长期竞争，进步的和退化的问题转移，以及缓慢地出现的一个纲领对另一个的胜利。这样，历史家在构造内史时是高度选择性的：一切从他的合理性理论看来是不合理的事情都要被省略掉。每一个合理重建便产生了科学知识的合理发展的某一个特殊模型。但所有这些规范的重建都应当由说明其余的非合理因素的经验的外史来补充。科学史永远要比它的合理重建丰富得多。但最重要的外史问题的提出和表述，也要依赖某种方法论。这样，对一个历史家来说，不仅什么事件构成内史决定于他的方法论，什么问题属于外史，也是由方法论决定的。科学史就是被规范地选择和解释的事件的历史。
怎样去批评方法论或合理性的理论呢？在什么条件下可以拒斥一个方法论规则或划界标准呢？拉卡托斯认为这个问题是能够解决的。他的解答分两个阶段：他首先提出一个素朴的答案，然后提出一个较精致的答案。他的素朴的答案就是以证伪主义作为方法论的元标准：“一个合理性理论——或划界标准——如果同知名科学家已被接受的‘基本价值判断’不一致，就应当被排斥。”[31]应用这个元方法论规则（元证伪主义）于波普的证伪主义，证伪主义便被 “证伪”了。因为波普的方法论规则或划界标准同知名科学家的基本评价不一致。知名科学家并不认为一个理论或研究纲领如遇到异例或预测失败，便被反驳了。在大的研究纲领中永远有已知的异例：研究者常常不理会它们而遵循积极启发法的指示继续研究。按照波普的规则看来，甚至最著名的科学家也是非理性的教条主义者。但牛顿科学尽管有这种 “教条主义”，却受到最大科学家的推崇。还有科学家在选择问题时忽视异例的情况，都 “证伪”了波普的方法论，因为波普不能够把一些最重要的科学发展模式解释为合理的。科学家的一些基本评价同波普的合理重建相违反。那么，波普的方法论能否给科学史家提供指导呢？拉卡托斯认为只在很小程度上能够。他说：“如果一个历史家的方法论所提供的是很贫乏的合理重建，他便可以或者这样地误解历史以便它同他的合理重建相符，或者他将发现科学史是高度地不合理的。”[32]波普所选择的是第一条：他歪曲历史、使它符合他的合理性理论。例如他倾向于把异例变成 “决定性实验”，并且夸大它们在科学史上的影响。通过他的眼镜看来，大科学家都很容易接受反驳，并且这是他们的问题的首要来源。他忽视这个历史事实。最重要的理论是一出世便被反驳了的，并且一些规律尽管有反例，却被进一步说明而非被抛弃[33]。
这样看来，证伪主义的编史法便 “被证伪了”。但拉卡托斯还指出，要是我们把同样的元证伪主义方法应用于归纳主义者和约定论者的编史法，我们也将把它们 “证伪”[34]。因此，借助于拉卡托斯所提出的这种编史批评，归纳主义、证伪主义和约定论作为历史的合理重建，都是能被证伪的。不仅如此，一切方法论，一切合理重建都能够在编史上 “被证伪”。拉卡托斯不得不承认：他的研究纲领方法论也能够 “被证伪”，其简单的理由就是：科学家的基本价值判断的任何集合都不是完全合理的，因而没有任何合理重建能够同实际的历史相符合，他说：“例如知名科学家的判断有时候也违反我的一般规则。”[35]
有鉴于此，他便提出一个新的建设性标准，借以评价那作为历史的合理重建的方法论。这就是他对于评价方法论问题所提出的较精致的答案。
他的提议分作两步。首先，他把证伪主义的元标准稍加修改：如果一个一般规则同某一个 “规范的基本判断”相冲突，应该允许科学共同体有充分时间来考虑：他们也可以放弃他们的那个基本判断，而遵守一般的规则。“二阶”（编史的）证伪像 “初阶”（科学的）证伪一样不可以急促行事。其次，既然在方法上放弃素朴证伪主义，为什么在元方法上还要坚持它呢？拉卡托斯建议用二阶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或者编史研究纲领方法论来代替它[36]。
按照这个方法论的要求，一个合理性理论应当试图把基本价值判断组织为普遍的、互相连贯的结构，但我们并不必须仅仅因为异例或其他矛盾便立即排斥这样一个结构。当然，我们应当坚持一个好的合理性理论必须预料更多的为被它取代的原有理论所意料不及的基本价值判断，或者它甚至必须导致前已接受的基本价值判断的修改。于是，我们所以排斥一个合理性理论，便仅仅因为有了一个较好的理论，有了一个代表合理重建的研究纲领的序列中一个进步转移的理论。这样，这个新的、更温和的元标准就使我们能够把相竞争的方法论加以比较，并且辨别 “元科学的”——方法论的——知识中的进步[37]。
例如，并不需要仅仅因为波普的科学合理性理论被主要科学家的一些实际的 “基本判断”“所证伪”，便把它排斥。而且按照我们的新标准，波普的划界标准同原来的辩护主义者，特别是归纳主义者的标准相比，明显地是一个进步。因为，同原来的合理性理论相反，它恢复了燃素说等被证伪理论的科学地位，这样便把一个已将燃素说从科学史中驱逐出去的价值判断颠倒过来了。按照大多数辩护主义者的合理性的理论的观点看来，科学史充其量不过是某一未来科学史的前科学序幕的历史。波普的方法论使历史家能够把科学史中更多的实际的基本价值判断解释为合理的：在这个规范的编史的意义上波普的理论便构成进步。借助于科学的更好的合理重建，人们永远能够把更多的实际科学重建为合理的[38]。
拉卡托斯指出：按照他所提出的元标准，将会看到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又是更前进了一步。因为它好像为更多过去的孤立的基本价值判断提供连贯的说明，而且它导致新的、至少对于辩护主义者或素朴证伪主义者是意外的基本价值判断。例如，按照波普的理论，在发现水星的反常的近日点以后，保留和进一步阐明牛顿的引力理论就是不合理的了。按照拉卡托斯的观点，这是完全合理的发展：为了保卫已被战败的纲领的某些后卫战斗——即使在所谓 “决定性实验”以后——是完全合理的。这样他的方法就导致把这些后卫战斗从归纳主义者和素朴证伪主义者的科学史中勾销的那些编史判断被颠倒过来了[39]。
的确，这个方法论满怀信心地做出和证伪主义者、约定论者等等的编史法不同的预测，例如它预测历史家将会发现理论的胜负由于旧纲领中的经验退化和新纲领中的经验进步。研究纲领方法论这样便预测了新的历史事实，按照现存的 （内史和外史的）编史法看来是意外的事实，这些预测将会被历史研究所证实。如果它们得到确证，那么，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本身就构成一个进步的问题转移了。
这样，科学合理性理论的进步标志就是新历史事实的发现，和把浸透价值的历史潮流的越来越大部分重建为合理的。换句话说，科学合理性理论如果构成一个进步的编史研究纲领，它就是进步的。当然，没有任何这样的编史研究纲领能够或应当把全部科学史解释为合理的：甚至最大科学家也会有失误或判断错误。因此，合理重建永远被淹没在异例的汪洋大海之中。这些异例最终必将或者从较好的合理重建或者从 “外在的”经验理论中得到说明[40]。
正如科学进步是可能的，即使人们决不能够摆脱编科学上的异例，合理的编史法中的进步也是可能的，即使人们决不能摆脱编史上的异例。理性主义的历史家不需要为这样的事实感到不安；实际的历史总是比内史更多，并且间或和内史甚至不同，他也许必须把这种异例的说明移交给外史。内史的这种不可证伪性并不使它免受建设性的批评，仅仅免受否定性的批评罢了，正如一个科学研究纲领的不可证伪性并不使它免受建设性批评，却仅仅免受否定性批评一样[41]。当然，你要对内史进行批评，唯一的方法是使历史家 （通常潜在的）方法论明显起来，表明它是怎样作为一个编史研究纲领起作用的。编史的批评常常能够破坏许多时髦的外在主义。一个 “给人深刻印象的”、“包括无遗的”、“影响深远的”外在说明通常是方法论基础很弱的标志；而一个比较弱的内史 （依照它的看法，实际历史的绝大部分或者是不可能解释的或者是反常的）的标志又是：它把太多的东西留给外史去说明。当你有了一个较好的合理性理论的时候，内史便会扩张并且向外史索回地盘。也就是说，科学史的更大部分便能够被解释为合理的历史了[42]。
总的说来，拉卡托斯关于评价方法论的编史批评方法，分为两个阶段：首先，他以素朴证伪主义作为元标准，使素朴证伪主义和任何其他方法都 “被证伪了”。这就是说，实际的科学史，科学家所作的“基本价值判断”，把素朴证伪主义和一切的方法论，都 “证伪了”，因为任何合理重建都不符合实际的历史。因此，他强调一切科学哲学家都能够和应当学习科学史。
其次，拉卡托斯提出评价方法论的新的建设性标准——编史的研究纲领方法论。按照这个标准，科学史在不同程度上确证了它的各种合理重建，从而确证了互相竞争的各种方法论。例如，波普的证伪主义是进步的，它把更多的实际科学当作合理的加以重建。拉卡托斯的研究纲领方法论较之素朴证伪主义，又是进步的，它把科学史上更多的基本价值判断当作合理的加以解释，并且预测到新的历史事实。这样，按照这个新的元标准，如果一种方法论构成一个进步的编史研究纲领，它就是进步的。因此，编史研究纲领方法论提供了怎样把互相竞争的方法论加以批评比较的一般理论。按照这个理论科学史可以看作是它的合理重建的 “检验”。不仅科学哲学家应当学习科学史，科学史家也应当严肃注意科学哲学，要决定他的内史将以哪一种方法论为基础。
正如按照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科学的进步是有客观标准的一样，按照编史研究纲领方法论，“元科学的”或方法论的知识的进步，也是有客观标准的。正如科学理论的序列或研究纲领中，我们仅仅因为有了较好的理论才拒斥原来的理论一样，在编史研究纲领的序列中，我们也仅仅因为有了较好的编史研究纲领 （或合理性理论）才拒斥那个被它取代的研究纲领 （或合理性理论）。
第四节 对拉卡托斯方法论和元方法论的批评
拉卡托斯的科学哲学既提供了理论评价的规则或科学进步的标准——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也提供了对方法论进行评价的规则或方法论进步的标准——编史研究纲领方法论。拉卡托斯的方法论和元方法论、拉卡托斯和他的学派的工作，都曾引起热烈的讨论，获得许多赞扬，也受到不少批评。
拉卡托斯发展他自己的观点，是通过一系列的批评来实现的：他一方面批评逻辑经验主义者，另一方面又批评历史主义者，特别是其中的库恩和费耶阿本德。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本来是介于这两个立场之间的中间立场。他反对逻辑经验主义者，他们把科学知识建立于不会错误的观察陈述的基础上，并由这些陈述 （通过归纳逻辑）进至概率较低的和理论性较大的陈述。他同意近来对基础主义立场的许多批评，这个立场被攻击为不顾历史的。但另一方面，他又要避免他认为同库恩和费耶阿本德等历史主义者相联系的怀疑主义、相对主义和非理性主义，拉卡托斯把波普的立场看作比起传统基础主义者的看法是巨大的进步，但他认为这个立场对科学本性和历史的理解是不够灵敏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虽然是由波普思想发展出来的，拉卡托斯声称它是可代替波普立场的另一途径。波普要解决的一个中心问题是划界问题，拉卡托斯的方法论也应当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实证主义者和波普的划界问题，都是要规定一个标准，以便把那些有经验推断因而值得加以研究的科学陈述同其他陈述区别开来。尽管波普的解决和实证主义者有所不同，他们在这一点上却是一致的：这个问题只需要用逻辑 （也许包括归纳逻辑）和观察陈述 （或基本陈述或经验推断）来加以解释。这样便得到了证实主义或证伪主义的标准。拉卡托斯坚信无论证实主义或证伪主义都不是对于划界问题的适当解决。证实主义者不能解决它，因为一切科学的陈述都是可误的和理论性的，并没有由观察陈述组成的认识上可靠的基础可以作为他们的归纳体系的基础。而且一切伪科学也都获得某些经验证据的支持。另一方面，“独断的”证伪主义，以及其他形式的证伪主义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因为 “恰恰是最受人钦佩的科学理论简单地并不禁止任何可观察的事态”[43]（例如牛顿理论便是这样），因而是不可证伪的。拉卡托斯虽然赞同波普的这个批评：逻辑实证主义者把太多的陈述（包括伪科学的）承认为科学的，他却反对波普自己的解决，因为这个解决 “……忽视了科学理论的值得注意的韧性”[44]。这样无论证实主义者还是证伪主义者都没有提供那表明牛顿的和爱因斯坦的理论是科学的，而星相学和弗洛伊德理论却是非科学的一般标准。
拉卡托斯相信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较当代科学哲学中的其他立场为优越的主要理由之一便是：它得出对于划界问题的适当解决。可是拉卡托斯所解决的并不是原来的划界问题，仅仅根据观察陈述和逻辑就可以区别科学和非科学的问题。拉卡托斯首先要根据实际的历史发展过程把一个研究纲领辨别出来，而且他明确指出：“不是孤立的理论，只有理论的系列才能够说是科学的或非科学的：应用 ‘科学的’这个词于一个单独的理论，是一个范畴错误。”[45]这样，拉卡托斯所要解决的是在进步的问题转移和退化的问题转移之间划界的问题，而不是在科学的与非科学的陈述之间划界的问题。其次，拉卡托斯把理论评价问题和划界问题等同起来。依他看，“科学的”（按照划界标准）和 “被接受的”（按照评价规则）同义，“伪科学的”和 “被证伪的”或 “被拒斥的”同义。所以他说：“只当问题转移至少是理论上进步的，我们才 ‘接受’它们为 ‘科学的’；如果它们不是，我们便把它们 ‘拒斥’为 ‘伪科学的’。”[46]这样，拉卡托斯便把较好的和较不好的科学 （或有前途的和没有前途的科学）之间的划界和科学与伪科学之间的划界等同起来了。或者说，他认为并不存在科学和非科学的划界问题，只有科学理论的评价问题，进步的同退化的研究纲领之间的区别问题。再次，依拉卡托斯看来，一个科学的或进步的研究纲领不会永远保持进步，终将转变为伪科学的或退化的研究纲领；一个伪科学的或退化的研究纲领也可以由于某种创造性的转移，转变为科学的或进步的研究纲领。这样，科学和伪科学或非科学之间不会有绝对分明的界限，或者说，科学可以退化为伪科学，伪科学或非科学也可以发展为科学。因为一个理论或研究纲领的评价，不是从它和某些观察陈述的逻辑关系来着眼，却是作为某种历史发展的结果或在历史发展的范围内来考察的，被评价的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逻辑对象，而是一个处于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理论或研究纲领。因此按照评价规则做出的评价：“科学的”或 “伪科学的”、“进步的”或 “退化的”，都是有时间性的，和证实主义者或证伪主义者按照划界标准所规定的超历史界线的 “科学的”或 “非科学的”是不同的。一个陈述按照划界标准是科学的或非科学的，便永远如此；一个理论或研究纲领是科学的即进步的或伪科学的即退化的，是从历史观点做出的评价，是要随历史发展的不同情况而改变的。所以，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并没有解决原来的划界问题，而是把问题转移了。可以说拉卡托斯并不承认有独立的划界标准。
拉卡托斯指出：三派证伪主义者各有不同的划界标准。首先，独断证伪主义者的标准是：一个理论如果有一个经验基础，便是 “科学的”。换句话说，只有那些禁止某些可观察事态因而事实上可以反证的理论，才是 “科学的”。独断证伪主义者的经验基础由不会错误的观察陈述组成，像实证主义者的经验基础一样。其次，素朴证伪主义提出一个新的划界标准：只有那些禁止某些 “可观察”事态因而可以“被证伪”和被拒斥的理论 （即非 “观察的”陈述）才是 “科学的”；或者，简言之，如果一个理论有一个 “经验基础”，它便是 “科学的”（或 “可接受的”）。这个打了引号的 “经验基础”用辩护主义或实证主义的标准看来，是很难叫做 “基础”的。它并不是已被证明的。如果这个 “经验基础”同一个理论发生冲突，这个理论可以叫做 “被证伪的”，但不是它已被反证这个意义上的被证伪[47]。这个理论还可以是真的。这个新的划界标准较之独断的划界标准宽大得多，现在有更多的理论可以合格地算作是科学的。素朴证伪主义者所面对的事实就是：科学理论既不是可以证明的，也不是可以确证其概率的，也不是可以反证的。一切科学陈述包括 “观察”陈述都是会错误的，因而我们批评科学陈述时只能够批评它们之间的不一致或矛盾。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在何种意义上科学是经验的呢？我们能否保证科学的经验性呢？所以素朴证伪主义者仍然要坚持一个显然宽大得多的划界标准。依归纳主义者看来，一个科学理论的经验性在于它是否被观察陈述所反驳，是否被反证了。对于素朴证伪主义者，一个理论的经验性在于它所禁止的 “可观察的”事态，在于它是否 “被证伪”。这里 “观察”陈述和 “经验基础”都是打了引号的，“观察”陈述或 “基本”陈述的决定含有许多约定的成分，同应用哪个 “观察”理论有密切关系。“经验基础”并不是同理论有严格区别的，它仅仅同它所要检验的理论有区别。最后，对精致证伪主义者来说，一个理论的经验性主要在于它所预测的新事实：拉卡托斯说：“的确，对于我所主张的那一种波普的经验主义来说，唯一有关的证据就是一个理论所预见的证据，而经验性（或科学性）和理论的进步是不可分离地联系在一起的。”[48]又说：“一个令人满意的理论的由来已久的经验标准就是同所观察事实的一致。我们关于一个理论系列的经验标准却是：它应当产生新的事实。增长的观念和经验性质的概念是结合为一的。”[49]因此，依精致证伪主义者看来，按照划界标准决定一个理论的经验性质或科学性质，同按照评价规则决定一个理论较之原来的理论是进步的，完全是一回事。理论的科学性同它的进步性是不可分的，划界标准同评价标准合而为一，所以精致证伪主义者就没有独立的划界标准了。
精致证伪主义或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把多余内容的确证看作是决定性的，而一般的确证事例并不提供支持；预测的失败和异例也不提供反驳，因此预测失败对于研究纲领的评价是不相干的。这样研究纲领方法论便和归纳主义、素朴证伪主义，以及其他甚至家长作风更厉害的哲学是根本不同的。归纳主义要求把缺乏经验支持的理论排除掉，素朴证伪主义要求把被 “观察”陈述 “所证伪”的理论排除掉。任何人都要求把互相矛盾的理论，或经验内容很少的理论排除掉。研究纲领方法论既没有也不能包含这样的要求。它提出的理由是要给科学理论 “一个喘息的时间”，还有关于需要更宽大的标准的论证，因此不可能指定这样的条件，在这些条件之下，一个研究纲领必须被抛弃或者继续支持一个研究纲领便是不合理的。科学家的任何选择都是合理的，因为它并不违反标准。费耶阿本德对此高兴地说：理性不再影响科学家的行动了。他并指出导致这个令人诧异的结果的两个步骤：第一步就是拉卡托斯所接受的理性定义 （“合理性理论”），它包含在他的关于研究纲领的比较评价的标准中。第二步就是这个意见：这些标准本身是没有启发力的。拉卡托斯为之下定义的理性并不直接地指导科学家的理论。只有这个理性没有别的，便 “什么都行”[50]。所以费耶阿本德认为事实上拉卡托斯和他自己并没有什么区别，拉卡托斯实质上也是一个认识论上的无政府主义者。
的确，拉卡托斯把科学进步重建为相竞争的研究纲领的增多，和进步的与退化的问题转移，同波普的把科学进步重建为连续不断的大胆猜测的戏剧性的反驳相距很远，同费耶阿本德的观点倒比较接近。拉卡托斯说：“纯粹否定的、破坏性的批评，像 ‘反驳’或矛盾的说明，并不淘汰一个纲领。一个纲领的批评是一个冗长的、常常成为无效的过程，一个人必须宽大地对待一个刚萌芽的纲领。”[51]所以在研究纲领方法论中，没有决定性的实验，没有证伪，没有由异例的积累所造成的危机。只要正在出现任何理论的和经验的进步，任何数量的预测失败都是可以容许的。一个研究纲领只会被更进步的研究纲领所压倒，决不会被事实所证伪。
按照拉卡托斯的看法，研究纲领是不可证伪的。例如牛顿理论像弗洛伊德的理论一样，是不可证伪的。牛顿物理学家会把任何明显的反例解释掉，恰恰像弗洛伊德心理学家，依波普看，会把弗洛伊德理论的反例解释掉一样。拉卡托斯指出假设一个尚未发现的行星来说明天王星轨道的偏差，就是一个例子。以后海王星的发现把牛顿天文学的一个异例变成辉煌的证实。波普承认拉卡托斯的例子是对的，但他认为这是例外，不是常规。波普说：“……有无穷数量的简单的和很不同的可能观察 （或潜在证伪者）的集合，如果被接受，就会反驳了牛顿的理论。这正是事情的关键，因为我对弗洛伊德理论的批评就是：它简单地并没有潜在的证伪者。”[52]拉卡托斯主张不惜任何代价要研究纲领的硬核免受批评，像假设海王星的例子那样，使否定式不指向硬核，而指向由初始条件、辅助假说等等构成的保护带。许多人认为拉卡托斯关于研究纲领是不可证伪的、硬核必须保护的建议，是独断的。凯尔奇指出，即使硬核可以避免检验的反驳，仍然能够有理论间的批评，可以表明硬核是同一个很好地检验过的理论矛盾的[53]。马斯格雷夫指出，在拉卡托斯关于牛顿研究纲领的典型例子中，有试图修补牛顿定律的长期历史[54]。可见硬核并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迪昂早就指出，在理论科学中，要引出实验的预测，便必须借助于辅助假说，那么，在预测失败的情况下，演绎逻辑并不告诉我们：哪个前提被反驳了。拉卡托斯对于哲学的功绩，是强调这个 “迪昂问题”的重要性，但是他自己的解决：通过方法论的决定，永远把辅助假说看作被反驳了的，却没有被普遍地接受。对于这个问题，马斯格雷夫发展了一个较正统的波普式答案[55]。按照这个答案，没有任何前提能够避免批评。哪一个前提都可以被替换，但是任何替换步骤都不可导致内容的减少，这是必须满足的条件。
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中最有争议的问题就是这些。一方面有人认为拉卡托斯的评价规则或进步标准太宽大了，关于进步的研究纲领的要求太弱了，需要加强标准，提高要求，以便恢复批评的打击力；另一方面又有人认为这些标准这样柔和，这样缺乏锋刃，简直同没有标准差不多。费耶阿本德高兴地说：“被拉卡托斯所软化的科学方法不过是一个装饰品。它使我们忘记 ‘什么都行’的立场事实上已被采用了。”[56]
拉卡托斯的元方法论或编史研究纲领方法论为一个好的方法论提出以下的标准：一个方法论 （a）要同知名科学家的基本价值判断符合；（b）把更多的外史恢复为内史；（c）预测基本的价值判断；和（d）导致基本价值判断的修改。拉卡托斯要用科学史来检验方法论，因为 “没有某种理论 ‘偏见’的历史是不可能的”，拉卡托斯就是用规范地加以解释的历史作为检验和支持方法论的基础。萨卡尔指出，这就要导致一个悖论。这个悖论的基本思想是很简单的：如果科学的规范历史是从一定的方法论观点来的，然后使那个方法论受所得出的历史的 “检验”，它将会被完全地证实。我们是作了循环论证。另一方面，如果一个方法论受从另一个方法论观点所写的规范的科学史的检验，并且如果我们把这两个方法论来评价，第一个方法论就不如第二个那么好。明显的理由就是：我们把假定作为论据。所以，如果规范的科学史是必不可少的，那么我们把不同的方法论加以评价，便或者是进行循环论证，或者是以假定作为论据。这就是从拉卡托斯的编史研究方法论所导出的悖论[57]。
以上就是对拉卡托斯的方法论和元方法论的批评意见。
[1] 拉卡托斯：《证伪和科学研究纲领的方法论》，见拉卡托斯等编：《批评和知识的增长》，第93页。
[2] 拉卡托斯：《证伪和科学研究纲领的方法论》，第181页。
[3] 拉卡托斯：《证伪和科学研究纲领的方法论》，第93页。
[4] 拉卡托斯：《证伪和科学研究纲领的方法论》，第177页。
[5] 拉卡托斯：《证伪和科学研究纲领的方法论》，第155页。
[6] 拉卡托斯：《证伪和科学研究纲领的方法论》，第114～115页。
[7] 拉卡托斯：《证伪和科学研究纲领的方法论》，第115～116页。
[8] 拉卡托斯：《证伪和科学研究纲领的方法论》，第116页。
[9] 拉卡托斯：《证伪和科学研究纲领的方法论》，第116页。
[10] 拉卡托斯：《证伪和科学研究纲领的方法论》，第117～118页。
[11] 拉卡托斯：《证伪和科学研究纲领的方法论》，第118页。
[12] 拉卡托斯：《证伪和科学研究纲领的方法论》，第119页。
[13] 拉卡托斯：《证伪和科学研究纲领的方法论》，第120页。
[14] 拉卡托斯：《证伪和科学研究纲领的方法论》，第119页。
[15] 拉卡托斯：《证伪和科学研究纲领的方法论》，第120～121页。
[16] 拉卡托斯：《证伪和科学研究纲领的方法论》，第121～122页。
[17] 拉卡托斯：《证伪和科学研究纲领的方法论》，第129～130页。
[18] 拉卡托斯：《证伪和科学研究纲领的方法论》，第130页。
[19] 拉卡托斯：《证伪和科学研究纲领的方法论》，第130～131页。
[20] 拉卡托斯：《证伪和科学研究纲领的方法论》，第135～136页。
[21] 拉卡托斯：《证伪和科学研究纲领的方法论》，第136页。
[22] 拉卡托斯：《证伪和科学研究纲领的方法论》，第137页。
[23] 拉卡托斯：《证伪和科学研究纲领的方法论》，第118页附注3。
[24] 沃勒尔：《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怎样改进了波普的方法论》（John Worral：The ways in which the Methodology of Scientific Research Programmes improves on Popper’s Methodology，in G．Radnitzky and G．Andersson（eds）：Progress and Rationality in Science，Reidel，1978），第48～49页。
[25] 沃勒尔：《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怎样改进了波普的方法论》，第56页。
[26] 沃勒尔：《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怎样改进了波普的方法论》，第59页。
[27] 沃勒尔：《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怎样改进了波普的方法论》，第57页。
[28] 沃勒尔：《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怎样改进了波普的方法论》，第57页。
[29] 沃勒尔：《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怎样改进了波普的方法论》，第62～64页。
[30] 拉卡托斯：《科学史和它的合理重建》（I．Lakatos：History of Science and its Rational Reconstructions，in Philosophical Papers，vol．1，The Methodology of Scientific Research Programme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8），第122页。
[31] 拉卡托斯：《科学史和它的合理重建》，第124～125页。
[32] 拉卡托斯：《科学史和它的合理重建》，第127页。
[33] 拉卡托斯：《科学史和它的合理重建》，第128页。
[34] 拉卡托斯：《科学史和它的合理重建》，第129页。
[35] 拉卡托斯：《科学史和它的合理重建》，第131页附注。
[36] 拉卡托斯：《科学史和它的合理重建》，第131～132页。
[37] 拉卡托斯：《科学史和它的合理重建》，第132页。
[38] 拉卡托斯：《科学史和它的合理重建》，第132页。
[39] 拉卡托斯：《科学史和它的合理重建》，第132～133页。
[40] 拉卡托斯：《科学史和它的合理重建》，第133～134页。
[41] 拉卡托斯：《科学史和它的合理重建》，第134页。
[42] 拉卡托斯：《科学史和它的合理重建》，第134～135页。
[43] 拉卡托斯：《拉卡托斯哲学文集》，第1卷 （I．Lakatos：Philosophical Paper，vol．1，The Methodology of Scientific Research Programme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8），第16页。
[44] 拉卡托斯：《拉卡托斯哲学文集》第1卷，第4页。
[45] 拉卡托斯：《拉卡托斯哲学文集》第1卷，第119页。
[46] 拉卡托斯：《证伪与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第118页。
[47] 拉卡托斯：《证伪与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第109页。
[48] 拉卡托斯：《证伪与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第123页。
[49] 拉卡托斯：《证伪与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第119页。
[50] 费耶阿本德：《反对方法》，第186页。
[51] 拉卡托斯：《证伪与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第179页。
[52] 希尔普编：《波普的哲学》，第1004页。
[53] 凯尔奇：《理论间的批评与科学增长》（N．Koertge：Inter－Theoretic Criticism and the Growth of Science，in R．C．Buck，and R．S．Cohen（eds．）， PSA 1970，Boston Studies in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8，Dordrecht：Reidel 1971），第160～173页。
[54] 马斯格雷夫：《方法还是疯狂》（A．Musgrave：“Method or Madness”， in RS Cohen et．al．（eds．），Essays in Memory of Imre Lakatos，Dordrecht：Reidel 1976），第475～492页。
[55] 马斯格雷夫：《证伪和它的批评者》（A．Musgrave：Falsification and Its Critics，in Suppes，P．et．al．（eds．），Logic，Methodolog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 IV，Amsterdam：North Holland 1973），第393～406页。
[56] 费耶阿本德：《可以使专家感到安慰的》（P．Feyerabend：Consolations for the Specialist），载 《批评和知识的增长》，第229页。
[57] H．萨卡尔：《拉卡托斯的元方法论》，《社会科学的哲学》第10卷，第4期，第413～4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