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科学哲学？
第一节
20世纪以来，科学哲学已成为急速发展的哲学学科，有自己独立的学术团体 （例如美国的科学哲学协会），专门的研究机构和学术刊物，也有不少毕生研究科学哲学的学者。更有各个不同的学派，在有关科学哲学的问题上各持一说，进行激烈的无休止的争论。科学哲学不仅是一个独立的学科，而且是哲学中最重要的学科之一，属于哲学研究的中心领域，这并不奇怪，因为科学哲学历来是认识论的一部分。
17世纪以来随着新科学的兴起、随着认识论成了哲学研究的中心问题，对于科学知识的考察和反省就在哲学中占越来越重要的地位。波普说得好：“认识论的问题可以从两方面来研究：（1）当作日常的知识或常识的问题，或 （2）当作科学知识的问题。”[1]培根、笛卡儿、洛克、莱布尼兹、休谟、康德、穆勒等大哲学家都主要采取第二种研究方式，通过对科学知识的分析来探讨认识论问题。他们的科学观或关于科学的理论就在他们的认识论中占了中心地位或主要地位。即使在新科学出现以前，古代哲学家也往往把他们那个时代的科学看作是和意见有别的真知识，十分重视对科学知识的研究，形成他们关于科学的理论或科学观，例如亚里士多德就有关于科学知识的完整的理论，这就是他在 《后分析篇》所发挥的关于定义和证明的理论。
所以自从人类有了灿烂的文化以来，就有科学知识出现，也就有科学哲学所要研究的题材。而自从有系统的哲学，就有关于人类认识的理论，也就有关于最完善的认识即科学知识的理论。这样看来，科学哲学是古已有之，但它在哲学中还未发展为独立的分科，所以还未叫做 “科学哲学”。而且，在牛顿的时代和以前，当最先进的自然科学还被称为自然哲学的时候，科学与哲学在名义上还没有完全分家，就更不可能有 “科学哲学”的名称了。因为一个单纯以科学为研究对象的哲学学科，必定在 “科学”和 “哲学”被严格区分开来之后，才可能出现，才可能作为 “科学哲学”的独立学科而出现。
科学哲学发展为一个独立的学科，是19世纪中期前后的事情。休厄尔 （W．Whewell）的 《归纳科学的哲学》（1847）可以说是第一本专门的科学哲学著作。在科学哲学史上，穆勒的 《逻辑系统》（1843）是同样重要而影响则更大的著作。休厄尔和穆勒分别是19世纪科学哲学两大学派的奠基人，一派主张科学理论是一个假说演绎系统，提倡检验假说的科学方法，另一派主张科学理论是经验概括，提倡归纳法。
到了20世纪，许多哲学家和一些著名的科学家都在研究科学哲学问题，写出了不少重要的科学哲学著作。彭加勒的 《科学与假说》，迪昂的 《物理理论的目的和结构》，马赫的 《感觉的分析》，都出版于20世纪初年。被誉为 “这个世纪的哲学家”的罗素，在他的 《论几何学基础》（1897）和 《人类知识：它的范围和界限》（1948）之间的半个世纪当中，所写的许多著作如 《哲学问题》（1912）、《我们关于外在世界的知识》（1914）、《心的分析》（1921）、《物的分析》（1927）和 《意义与真理的探讨》（1940），都涉及科学知识的性质问题。在 《人类知识》一书中，罗素更第一次完整地提出了他关于经验科学中的非证明性推理的理论。但20世纪30年代初期以后，受马赫、彭加勒和罗素的影响，一个强大的科学哲学运动在英美哲学界出现了并且占了主导地位，这就是由维也纳学派和其他哲学家从以下三个要素锤炼出来的逻辑经验主义运动：传统的经验论哲学、“新物理学”即相对论与量子力学、罗素的数理逻辑以及他关于哲学即语言分析的看法。
逻辑经验主义运动在其全盛时期，即在50年代中期以前，也不断受到各方面的挑战。首先，维特根斯坦的 《哲学研究》虽然主要不是科学哲学著作，却教训科学哲学家要注意语言用法的复杂、细致的结构，要他们提防维也纳学派关于 “科学语言”的看法，很像 《逻辑—哲学论》的已被批判了的观点。其次，波普攻击维也纳学派的证实主义和归纳主义。再次，蒯因指责分析与综合的区别是没有根据的。但这个区别却是逻辑经验主义者把形式科学和事实科学严格区分开来的基础。这些挑战都一一被招架住了，并不能使逻辑经验主义受到根本的挫折。
到了20世纪50年代末期，对逻辑经验主义的进攻越来越厉害。汉森 （N．R．Hanson）、库恩 （T．Kuhn）、图尔明 （S．Toulmin）和费耶阿本德 （P．Feyerabend）是这些战役的主将。逻辑经验主义的中心主张，关于观察名词与理论名词的根本区别，关于发现的范围（context of discovery）和辩护的范围 （context of justification）的严格区别，以及在辩护范围中逻辑标准的普遍有效性，关于科学的合理性即是逻辑性，关于检验即是理论与经验的比较，理论能够被经验所“确立”等等主张，都受到反驳，而且其中许多主张已被驳倒。这样，不仅它的早已被波普批判的归纳主义方法论站不住了，它的基础主义的认识论和逻辑主义的 “合理性理论”（theory of rationality）也站不住了。这些反逻辑经验主义的哲学家同时论证了他们自己的反基础主义、反归纳主义和非逻辑主义的科学哲学，他们被称为历史主义学派，有取逻辑经验主义而代之之势。
20世纪60年代末期，在美国伊林诺大学召开的关于科学理论结构的讨论会上，逻辑经验主义者亨贝尔放弃了自己以前的观点。而以库恩和费耶阿本德为代表的历史主义学派又受到各方面的批判，出现了以夏皮尔 （D．Shapere）和萨普 （F．Suppe）为代表的新的历史主义学家派。他们既反对逻辑经验主义，也反对库恩和费耶阿本德的科学哲学。
这样看来，20世纪是科学哲学得到迅速发展的时期。在30～50年代逻辑经验主义的统治结束之后，对于科学哲学的基本问题是什么，以及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已没有一致的看法。基本立场不同的各个学派相继出现，霎时间科学哲学成为最活跃、争论最激烈、彼此分歧最大、反传统精神和革命气息最浓厚、提出了最惊人主张的哲学领域。有人为此深感不安。但是，从这种不定于一尊的百家争鸣中，将会有一个学派由于其主张较合理，能给科学知识提供较充分的说明，最终战胜一切其他学派，这是可以预卜的。
这些学派都承认科学知识是科学哲学的研究对象，但对于科学知识是什么这个问题，他们的看法却可以大不相同。由此出发，他们对于科学哲学主要研究哪些问题，或者什么是科学哲学，彼此的看法就有很大分歧，甚至相反。各个学派的科学哲学在内容上往往差别很大，不仅他们对问题的看法不同，甚至他们所研究的也不是相同的问题。
20世纪科学哲学中的主要学派，按照其活动时期的次序，是逻辑经验主义、波普学派和两个历史主义学派。下面依次把这些学派对于科学哲学是什么，要研究哪些主要问题，对于科学哲学的内容和范围的各种看法加以阐述。
第二节
逻辑经验主义者把科学哲学看作 “经验科学知识论”（a theory of empirical scientific knowledge），也就是看作认识论的主要部分或分支。尽管维也纳学派早期扬言要取消认识论，因为传统的认识论既不是逻辑，也不是经验科学，因而按照他们看来就是 “形而上学”，必须取消。但所谓 “取消”，不过是企图用他们的 “科学的逻辑”来代替传统的认识论，用 “形式的说话方式”来代替实质的说话方式罢了。传统认识论谈到 “能知主体与所知对象之间的关系”，维也纳学派认为这种说话方式有危险，反会产生关于各种对象的本质及它们之间的关系的假问题。而他们的 “科学的逻辑”则相反，它所探讨的主要是同语言有关的问题，例如：一个陈述是不是可证实的或可证伪的；一类观察陈述是否 （直接或间接地、完全地或不完全地）确认一个假说 （即一个假定的语句），两个理论 （即语句系统）是不是逻辑上相容的，或者是否一个可以逻辑地由另一个导出，等等。所有这些都是关于陈述之间的关系，或整类陈述系统之间的关系问题。这样“科学的逻辑”就是用形式的说话方式来研究关于经验科学知识的问题，就是维也纳学派的认识论。
到后来，逻辑经验主义者一般都不再严格区别这两种说话方式，他们就回到传统的认识论问题上来了，他们的科学哲学和其他学派相比较，有以下特点：第一，倾向于把科学哲学看作仅仅是认识论的一部分，强调关于知识的结构问题是科学哲学的中心问题。第二，他们比较忽视如何获得知识的方法论问题，把方法论简单地归结为如何应用归纳逻辑来得出一个理论或假说的确认程度的问题，也就是归结为一类观察陈述 （证据）同被检验的假说之间的逻辑关系问题。第三，他们不注意知识的发展问题，而把发展简单地归结为理论之间的还原：一个先行的理论能否逻辑地由后起的理论推导出来，也就是归结为两个理论之间的逻辑关系问题。
所以，逻辑经验主义者的注意力集中于科学的逻辑结构上，他们认为一个完整的经验科学知识论，应该包括以下三个问题：
第一，知识的基础问题，检验科学假说的最终论据是什么？它们是一类无需辩护的非推出的陈述吗？这一类陈述的总和叫做科学知识的基础。基础问题有两方面：
（一）每门科学有没有这样的基础？这些陈述的性质是怎样的？这是认识论的根本问题。过去哲学家从心理学的观点出发，称之为认识的来源问题。现在从逻辑观点来看，认识的来源问题就变成知识的基础问题了。
（二）各门科学之间有没有共同的基础？这是逻辑经验主义者所关心的统一科学问题。
第二，理论的结构问题。科学理论是概念和陈述的集合，概念之间和陈述之间的有系统的联系就叫做理论的结构。从逻辑经验主义的观点看来，这个问题是科学哲学的中心问题。它又有两方面：
（一）公理系统的解释问题。一门系统的科学需要按照某种秩序来排列它的概念和陈述。就概念说，这是选择某些概念作为不下定义的或原始的概念，而把其余的一切概念通过一系列定义都还原为这些原始概念。陈述的排列则是选择某些陈述作为原始的陈述或公理，然后根据纯粹的逻辑推导，由这些公理得出其他所有的陈述。这样一门科学就有了公理化的构造。由于公理系统中的原始概念只是不明显地下了定义，仅仅决定了某些形式的属性，并没有固定的意义，因此公理系统容许有各种不同的解释。如果一个形式系统的解释所得出的断定都是真的，它就叫做满足了这个系统的一个模型。一个科学理论就是这样的模型。
（二）说明的逻辑。理论的重要作用是能够说明一定范围内的现象和事实。对科学说明这个概念做出逻辑分析，揭示说明的推理形式和一个完整的说明必须包括哪些前提，这样就从逻辑结构上阐明了理论的作用。
第三，理论的确认程度问题。
上面第一个问题是寻找检验假说所依赖的一类陈述，即 “基础”。现在的问题则是要研究构成基础的陈述即证据和被检验的假说之间的逻辑关系，证据在多大程度上给假说以支持、假说从证据得到多大程度的确认？“确认”是个逻辑概念。逻辑经验主义者卡尔纳普后期集中精力建立一个量化的归纳逻辑，以便有助于解决对假说给予评价、决定其可否接受的问题。
以上三个问题都和科学的逻辑结构有关，都是探讨陈述之间的逻辑关系的问题。仅仅在应用归纳逻辑的时候才涉及科学方法论问题。在科学研究实践中，科学家如何选择假说，如何决定理论的去取，本来是最突出的问题，理论评估本来是科学方法论的核心，但逻辑经验主义者不太关心这个问题。他们所关心的是理论的逻辑结构，静止状态的理论。他们从理论的结构的分析去探寻理论是否有意义。按照经验论的意义标准，理论只有从构成其基础的观察陈述中取得意义，别无其他途径。
逻辑经验主义者所研究的并不是实际的个别的科学理论的逻辑结构，而是一般的理论，或任何可能的理论的逻辑结构，以及对一般理论所提出的问题：什么是科学说明，什么是经验地有意义的，什么是确认，等等。这些涉及科学理论的问题使用了一些概念，它们和科学理论中的概念或科学概念，例如质量、能量等等有别，叫做 “元科学”概念，它们是谈及理论的，不是谈及客观世界的。“理论”、“公理系统”、“解释”、“理论陈述”、“观察陈述”等等就是元科学概念。逻辑经验主义者认为科学哲学的任务就在于分析这些元科学概念，就在于解答关于理论所提出的这些问题。这些 “元理论”问题构成科学哲学的基本内容，例如上述三个元理论问题就构成逻辑经验主义者的科学哲学的基本内容。所以逻辑经验主义者的科学哲学也叫做 “元科学”，可以同希尔伯脱的 “元数学”和塔斯基的 “元逻辑”相类比。
第三节
波普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提出了和逻辑经验主义者不同的看法，他把科学哲学叫做 “科学发现的逻辑”，它不是研究科学知识的结构，而是研究科学知识的发展，它不是以分析元科学概念为自己的任务，而是以建立方法论的规则为自己的任务。波普承认科学哲学即是认识论，他坚持这个主张。“认识论的中心问题历来是而且现在仍然是知识的增长问题。而研究知识增长的最好途径是研究科学知识的增长。”[2]而且他还认为：“传统认识论的几乎所有的问题都是同知识的增长问题相联系的。”[3]而研究知识的增长问题，就不能限于分析一些关于理论的元概念，必须对科学问题、理论和方法、科学讨论等等进行分析，最重要的是对科学讨论进行分析[4]。也就是说，研究知识的增长问题，就要研究人们获得知识的过程，就不能脱离科学发展史而单纯地对现成的科学理论进行逻辑分析。
波普指出经验科学的特征是它的方法。但这方法既不是从培根到穆勒的古典归纳法，也不是逻辑经验主义者的现代归纳法，而是休厄尔所主张的假说演绎法。科学家的任务在于构造假说或理论系统，然后用观察与实验来检验它们。因此科学发现的逻辑的任务就在于分析这种方法[5]。他说：“以分析经验科学所特有的方法为任务的认识论因此可以被描绘为经验方法的理论……”[6]又说：“认识论或科学发现的逻辑应当等同于科学方法论。”[7]这样，依波普看，认识论、科学发现的逻辑和科学方法论是同一个东西。它的任务是要建立那些指导科学家进行研究或发现的方法论规则或规范[8]。但他反对自然主义的方法论，即把方法论本身看作一门经验科学，看作是科学家的实际行为或 “科学”的实际方法的研究。他的方法论既不是经验科学，也不是纯逻辑。方法论一旦超出科学陈述之间的关系的纯逻辑分析的范围，就和方法的选择有关——就是要对怎样处理科学陈述的方式做出决定，这些决定又依赖于我们所选择的科学的目的。他说：“这里提议给我所称谓的 ‘经验方法’定下合适的规则的决定是和我的划界标准紧密相联的：我建议采取这样的规则，它们将会保证科学陈述的可检验性，就是说，它们的可证伪性。”[9]波普主张经验科学和形而上学的分界就在于前者是可检验即可证伪的，而后者则不是。因此，一切方法论规则都应当保证经验科学的可证伪性，他说：“按照我的建议，经验方法的特征就在于它的千方百计地让被检验的系统面临证伪危险的方式。它的目的不是要挽救站不住脚的系统的生命，而是相反要使所有的系统面临最剧烈的生存竞争，从而选择出那个比较地最适应的系统。”[10]
波普把科学哲学归结为科学方法论，把科学方法论归结为证伪主义方法论。这方法论有一个最高规则，它作为一种决定其余规则的规范而起作用，因而它是一个属于较高类型的规则。这个规则说，必须这样地设计科学方法的其他规则以便它们不致保护科学中任何陈述免于证伪。证伪主义者认为他们的任务是分析科学特有的要前进的能力，并且分析在决定性场合在互相冲突的理论系统之间做出抉择的特有方式[11]。他们相信只有通过合理的批评和证伪科学才可能进步，因为只有通过错误的消除才会获得新的知识。
简言之，波普的方法论是规范的方法论。他试图制定科学家在其研究或发现过程中应当遵守的规则，他认为只有符合这些规范的科学行为才是合理的。任何科学假说都应当受到尽可能严厉的批评考查和尽可能严格的检验。任何有助于在一个假说周围建立一堵保护墙的步骤都不利于批评，因而应当放弃。任何有助于使假说经受更严峻考验的步骤都受欢迎。假说一旦被证伪，它就必须被排除。特别是人们不应当用特设 （ad hoc）假定来试图挽救这个假说。波普说：“一般地我们把一个可公共地检验的证伪 （只要它很好地受检验）看作是最后的。”[12]因此，波普派历史家要在科学史上找寻伟大的 “大胆的”可证伪的理论和伟大的否定的决定性实验。这些构成他的合理重建（rational reconstruction）的骨架。波普派最喜爱的伟大可证伪理论的典型是牛顿的和麦克斯韦尔的理论以及爱因斯坦的革命；他们最喜爱的决定性实验的典型是迈克尔孙—莫雷的实验和埃丁顿的日蚀实验。
第四节
逻辑经验主义的科学哲学是和科学史相脱离的，逻辑结构不受历史因素的影响。这一学派并不研究知识的发展问题，并不相信有科学发现的逻辑，他们认为科学发展的研究应当是心理学家、社会学家和历史家的任务。波普指出逻辑分析并不能揭示经验科学的特征，因为它不能把这种流行的形而上学 （即把过时了的科学理论奉为颠扑不破的真理）排除于经验科学之外[13]，只有检验与证伪的方法才能区别科学和形而上学。所以科学哲学的任务是研究科学方法，也叫做发现的逻辑，以便建立那指导科学家进行研究和发现的规则或者规范。这样波普的科学哲学就不能同科学史脱离。这有两层意思：第一，过去的科学家实际上遵守这些方法论规则；第二，凡科学家都应当遵守这些规则。但证伪主义方法论当作科学发展的合理重建，却违反了科学的实际历史。按照库恩的看法，科学史中并没有相当于严格检验和证伪的方法。像库恩一样，费耶阿本德也深信：一旦面对着历史研究的结果，波普派的科学发现的逻辑就遇到不可克服的困难。历史上，每一个伟大的科学理论出现不久，例如哥白尼的理论和牛顿的理论，都会碰到无数的反面事例，可以使这个理论遭受证伪。但科学家并不按照波普的方法论规范，放弃这个理论。而是不管这些异常事例，继续研究，结果终于胜利地把许多原来反常的事例变成能够确认这个理论的正面事例了。这样的情况在历史上屡见不鲜，要是真正把科学哲学建立在科学史上，决不能忽视这个事实。所以库恩和费耶阿本德都不能同意波普的观点。这个观点如果作为历史事实的合理重建，是不正确的，如果作为规范的方法论，则是有害的，因为很多伟大的科学理论都可能被证伪而过早夭折，始终得不到发展的机会。
库恩和费耶阿本德是历史主义者，他们都反对那试图为科学行为定下不变的不可违犯的规则的规范方法论。因为依他们看，根本就没有这种超历史的放诸一切时代而皆准的规则。库恩像波普一样研究科学的发展，同样反对科学由于永恒真理的积累而发展的看法。波普用证伪主义来代替归纳主义，库恩则认为归纳主义和证伪主义都不能给科学发展以合理的说明。科学发展的两种形式：常规科学和反常的或革命的科学，都没有普遍适用的方法论原则，因为方法论规则是随范式而不同的，所以规范的方法论是不可能的。费耶阿本德不仅反对波普的规范方法论，还反对一切 “老式理性论”者 （笛卡儿、康德、波普、拉卡托斯 ［Imre Lakatos］）的这种主张：合理性是普遍的，不受境遇所影响的，它还产生了同样普遍的规则。他反复强调没有所谓正确的方法。任何方法论规则都有局限性，墨守成规有时会妨碍我们达到自己的目的。“我的意图不是要用一组规则去代替另一组，我的意图倒是要读者相信：一切方法，甚至最明显的方法都有它们的局限性。”[14]
库恩在回答波普和波普学派对他们的批评时指出：他的注重合理的重建和主要特征的发现，并不亚于科学哲学家，他的目标也是了解科学，了解科学事业是怎样获得成效的。和科学哲学家不同的是作为科学史家，他开始仔细地考察科学生活的事实。在这过程中，他发现许多科学行为，包括最伟大的科学家的行为，都是不断地违犯公认的方法论准则的，但这一点也不妨碍科学事业的成功。由此他对于科学的性质产生了新的看法，这个新理论使在旧的观点看来是反常的或不相干的许多事实都得到一贯的解释[15]。于是他对这个理论产生了信心。他的这个理论是以科学史家和社会学家所搜集关于科学生活的观察资料为基础的。他的论证结构是很简明的：科学家一般按照如下的方式行动 （观察），这些行为模式具有如下的基本功能 （理论）；在缺乏产生同样功能的其他模式的情况下，科学家如以发展科学知识为目的就应当基本上像那样行动。所以库恩有一个关于科学怎样和为什么有成效的理论，由这个理论必定可推出关于科学家如要使科学事业兴旺发达应当如何行动的结论。但由这理论所得出的实践上的结论和规范的方法论不同，它们不是每个科学家必须遵守的方法论规则。因为，依库恩看，就最重要的理论选择问题来说，“在科学家一生经历中所遇见的具体事例上并没有任何一组足以规定合意的个别行为的选择规则。不管科学进步是什么，我们要说明它，就必须通过考察科学家集团的性质，发现它的价值标准，什么是它所容忍的和什么是它所鄙视的”[16]。这个立场本质上是社会学的，和归纳主义及证伪主义传统所特许的说明的准则完全不同。
依库恩看，科学哲学的主要问题就是要说明为什么科学事实上在发展着，并且首先要揭示事实上它是怎样发展的。许多问题还没有弄明白。但是，“应当已经清楚，最终分析起来，说明必定是心理学的或社会学的。就是说，说明便要描述一个价值系统，一种意识形态，还要分析把这个系统传授下来和加强起来的那些制度，晓得了科学家珍视哪些东西，我们就有希望了解他们将要着手什么问题，以及在意见冲突的特殊情况下，他们将做出什么选择”[17]。因此，科学哲学将和科学史，科学社会学与科学心理学有密切关系。那种同社会学和心理学完全脱节的 “科学的逻辑”只是哲学家的虚构。
费耶阿本德在反对维也纳学派的 “科学的逻辑”和波普的 “知识的逻辑”方面，同库恩一致。他指出，维也纳学派忽视科学史。他们不能跟随科学家由一个发现到另一个发现的复杂的漫游，只好对这些漫游的暂时的经过点用逻辑工具来描画一番，并把这个过程叫做 “逻辑分析”或 “逻辑阐明”。他们的出发点是完全神话的科学观，他们的图像是神话的而不是科学实在的图像。这些图像被当作一门新学科——科学哲学的成分提出来。这个学科不是科学史，它处理像定义之类的逻辑东西，只有逻辑家才了解的东西。这个学科确实存在着，因为现在有了许多 “逻辑重建者”了[18]。费耶阿本德把波普和波普学派也算作这种科学哲学的提倡者，尽管他们和维也纳学派有不同之处。他认为这两个学派在这一点上一致，他们缺乏对科学的批评态度，他们并不试图改进科学，却辩护科学并为科学宣传，有时也作一点小小的 “阐明”。因此费耶阿本德的科学哲学不仅和这两个学派相反，和库恩也有不同，它首先要批评科学，反对把科学捧上天。他说：
（认识论的）无政府主义者较之任何一组明确规定的标准、规则或指示都有更大的成功可能性……如果我们要理解自然界……那么我们必定要运用一切的观念、一切的方法，而不仅是其中的一小部分，断定除科学之外没有知识不过是另一个最方便的童话罢了[19]。
他特别反对理性主义者的正确方法、适用于一切时代一切情况的规则规范。他的立场不是要取消任何规则、标准或方法论，而是把它们都留在方法论的工具箱内，也欢迎别人把更多的工具添加进来。但是要应用规则、标准、方法论和合理性的理论你必须作某种具体研究，离开具体研究来谈方法论是不切实际的空谈。因此理性主义者的精细的逻辑练习是毫无用处的[20]。采取他的立场的研究者便不再能够把方法论和具体历史事例的研究分离开来。也就是说，不能够有什么独立于科学史的 “发现的逻辑”或 “知识的逻辑”。
依费耶阿本德看来，要了解科学，不需要作为独立学科的科学哲学，不需要规范的方法论，因为科学比理性主义者所认定的要灵活得多和困难得多。一个科学家不仅是理论的发明者，而且是事实、标准、合理性的形式的发明者，一句话，是整个生活方式的发明者。只有那些能够理解这一切发明的细节的人才能够理解他的工作[21]。所以对科学家的具体研究和对科学发展史的研究可以代替科学哲学。
从库恩的观点可以推出不需要有独立的科学哲学这个论断，但库恩没有明显地说出来；费耶阿本德则明显地做出这样的结论。
第五节
库恩对波普的科学发现的逻辑提出了严重的挑战，我们最好把拉卡托斯的科学哲学了解为他对这种挑战的反应，他力图进一步发展波普的观点，以便克服库恩所指出的各种困难，并且还要用所得到的结果对库恩进行反攻。
按照波普的素朴证伪主义，一个理论一旦付诸检验，就被判决了：或被接受或被判死刑。这就会使科学还未开始就遭夭折，拉卡托斯决心要补救这种情况。他的补救法不是费耶阿本德的无政府主义，而是略为修改他所崇拜的 “批评标准”。他仿照库恩的 “范式”，用理论的系列即所谓 “研究纲领”来代替波普的 “理论”。他给一个研究纲领以充分的时间，让它发展、让它显出它的潜在力量。他只是最后才给它判决。他所用的 “批评标准”提供一个迟疑未决的间歇期，它们的应用是 “事后之明见”。如果这个纲领引起有兴趣的新发展，如果它产生 “进步的问题转换”（progressive problem shifts），那么尽管它开头很坏也可以保留。另一方面如果这个纲领没有什么结果，如果它好像扼杀想像力和使思想枯竭，如果它产生 “退化的问题转换”（degenerating problem shifts），就是说走进死胡同的变化，那么就应当放弃它另寻较好的研究纲领。
拉卡托斯指出素朴证伪主义有两个关键的特征是同科学的实际历史不符的：（1）一个检验是理论和实验之间的双方斗争以致在最后的对抗中只有这两者面面相觑。（2）这种对抗的唯一有兴趣的结果是（决定性的）证伪：唯一真实的发现是科学假说的被驳倒。但科学史却提示出来：（1’）检验是相竞争理论与实验之间至少三方的斗争；（2’）有些最有兴趣的实验显然以验证而非证伪为结果[22]。但在我们的方法论不符合科学史的情况下，我们有两条途径可以选择。一条是放弃给科学的成功以合理解释的努力。那么，“当作关于科学理论的合理评价以及关于进步的标准的学科——科学方法 （或 ‘发现的逻辑’）就消失了”[23]。当然我们仍然可以试图按照社会心理学用 “范式”来解释，拉卡托斯指出这就是库恩的途径，他指责库恩把科学变化——由一个 “范式”过渡到另一个——看作不受理性的规则所管辖，而全部归入发现的 （社会）心理学的范围内。另一途径就是放弃以上述 （1）、（2）论题为特征的素朴证伪主义，而代之以精致的证伪主义，它将把批评的标准加以修改，从而拯救方法论和科学进步的观念。
拉卡托斯认为在素朴证伪主义被驳倒后，他的研究纲领的方法论能够给科学发展以合理的说明，从而避免陷于库恩的 “非理性主义”。他给予了一个纲领的进步性和停滞性的标准，也给予了淘汰整个研究纲领的规则。如果一个纲领进步地说明了比它的竞争者更多的事实和现象，它就取而代之，而竞争者就可以被淘汰或 “被搁置”。他的方法论给科学史的合理重建提供一个理论结构，以这个方法论为指导的历史家将强调主要的研究纲领在理论上与经验上的长期竞争、进步的问题转换和退化的问题转换，以及缓慢地出现的一个纲领对另一个的胜利。
由于吸收了库恩关于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直接相关的见解，他便把科学哲学变成方法论，从而放弃了逻辑经验主义者和波普都关心的一些认识论问题。他说：“方法论是同历史结不解之缘的，因为方法论不过是历史的、知识发展的合理重建，由于科学家不是完人，有些实际历史只是它的合理重建的讽刺画。”[24]这就是说，因为人并不是完全合理的动物，所以科学的合理重建不能是全面的，合理重建的内部历史必须以经验的外部历史来补充。科学史总是比它的合理重建丰富得多。但合理重建或内部历史是首要的，外部历史只是次要的，因为外部历史的最重要的问题都是由内部历史来明确的[25]。科学发展的合理方面从方法论得到了充分的说明。
依拉卡托斯看来，科学哲学给历史家提供了规范的方法论，历史家便据之来重建内部的历史，从而提供对客观知识的发展的合理说明。现代的方法论或 “发现的逻辑”仅仅由评估现成的、明确表达的科学理论的一组规则构成。这些规则或评估的系统常常也是 “科学合理性的理论”，“划界标准”或 “科学的定义”。在这些规则的立法范围之外，当然还有科学发现的经验心理学与社会学。[26]拉卡托斯把科学发现的逻辑同发现的心理学与社会学严格区别开来，这是和逻辑经验主义者与波普一致的，而与库恩、费耶阿本德等历史主义者有别的。他肯定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的直接相关，这是同历史主义者和波普一致而与逻辑经验主义者有别的。他保持着在逻辑经验主义者和历史主义者之间的中间地位。但他和波普的规范的方法论同时受到这两方面的激烈反对。
第六节
拉卡托斯是新的历史主义者的第一个人。他把科学哲学定义为“科学合理性的理论”，专门研究科学知识发展中的合理性问题，这过于狭隘；而且他主张他的规范方法论必须为科学所遵守，这是错误的。充其量他只揭示出科学推理的一种形式，而科学的进步往往需要运用其他的、不相容的推理形式。对于理性在科学知识发展中的作用，他的 “合理性的理论”是不能给予充分说明的。
同样地，反对库恩和费耶阿本德的其他历史主义者，如夏皮尔（D．Shapere）和萨普 （F．Suppe）便提出了摆脱拉卡托斯的狭隘性的看法。萨普指出面向历史的科学哲学要探讨两个中心问题：（1）要发现科学事实上是怎样对它的题材进行推理和怎样评估它的假说的；（2）通过对这样的推理形式的评价，揭示出实际的科学实践导致或能够导致关于世界的知识。因此，他认为今天科学哲学中正在集结起来的新运动从事于理论、说明和还原 （reduction）等等的分析以及在科学知识发展中所运用的推理形式的分析[27]。这种研究的目的在于表明科学中所运用或能运用的推理形式是能够提供关于世界的知识的，并且分析这种知识的性质是什么。这样看来，新的科学哲学把科学看作认识客观世界的事业，它要通过对于各种认识手段 （例如理论、说明等等）的分析，达到对于科学事业的系统的哲学理解。
上面我们把20世纪几个主要学派关于什么是科学哲学这个问题的不同看法扼要地介绍了。虽然大家都承认科学哲学是以科学知识为研究对象的，但对于什么是科学知识，科学知识的哪些方面是科学哲学所关心的等等问题，大家就提出了彼此不同的答案。逻辑经验主义者说要研究科学知识的结构，波普和波普学派说要研究科学知识的发展。什么是科学方法也众说纷纭。逻辑经验主义者主张把假说来确认（confirm）的归纳法，波普学派主张把假说来证伪 （falsify）的演绎法。历史主义者一致否认归纳法和证伪法在理论选择中的作用，但拉卡托斯提出了规范方法论的规则和进步的标准，库恩却否认任何为一切科学家所共同遵守的规范的规则，费耶阿本德甚至否认任何正确的科学方法。意见分歧这样的大，争论这样的激烈，那么，各个学派是否有共同研究的问题呢？
在逻辑经验主义的全盛时期，大家对科学哲学的主要问题是什么有共同的看法。20世纪60年代中逻辑经验主义受到严重挑战，它关于理论结构的正统观点以及对理论间的还原、说明、归纳和确认的看法都受到攻击，于是哲学家们对于什么是关于科学知识的主要哲学问题，和应当怎样研究这些问题，就陷于一片混乱。1969年在伊林诺大学召开的关于科学理论结构的讨论会是在混乱当中举行的，就是这个学科正在寻找新方向的记录，对于科学哲学应向何处去，哲学家们发表了极其不同的看法。科学哲学中产生了许多学派。这些学派提出了逻辑经验主义者未曾注意的新问题，或者以不同方法研究了原来的问题。逻辑经验主义者的中心问题是理论结构问题以及关于理论间的还原、说明等问题。这些问题是仍然要研究的，但不是单纯的逻辑结构研究，同时也不属于中心地位。现在成为中心问题的是科学知识发展的合理性问题，这个问题是由历史主义者首先提出的，库恩鉴于在科学史中确认或证伪都不是接受理论与否的标准，似乎怀疑理论选择的合理性，但理论评估或理论选择问题无疑是一切科学哲学家都要研究的，库恩不过提出和历来科学哲学不同的看法，拉卡托斯便把库恩的观点加以改造以便保证理论评估的标准是合理的，科学知识是进步的，拉卡托斯所研究的这个唯一问题确实成为科学哲学的中心问题了。逻辑经验主义者所研究的假说的验证问题，它的归纳逻辑和确认理论仍然有影响，但归纳和确认在科学哲学中已不占重要地位了。至于逻辑经验主义者的 “基础问题”，由于基础主义认识论已受到普遍的反对，科学哲学就不再研究它了。
什么是科学哲学？什么是关于科学知识的主要问题？逻辑经验主义者仅仅注意科学知识的结构，使科学哲学完全脱离科学实践和科学内容，成为单纯的 “元科学”，有很大的片面性，会歪曲科学知识的性质。波普和拉卡托斯及其学派仅仅注意科学知识的发展，并且试图提出规范的规则，作为知识发展的唯一合理的标准，这是不符合科学历史与科学实践的。他们轻视逻辑分析，也有片面性。库恩和费耶阿本德没有把科学哲学和科学心理学与科学社会学严格区别开来，使科学哲学失去了作为专门学科的资格，使科学哲学与经验科学毫无区别，这是令人难以赞同的。夏皮尔和萨普既肯定科学知识发展中的合理性是中心问题，又不忽视联系科学实践对理论、说明、还原等等的性质进行分析，借以揭示科学知识的结构。所以，这个历史主义学派的看法是比较全面的。依他们看，科学哲学的主要问题包括以下几方面：
第一，科学假说与理论的构成或发现及其最后的接受或拒斥中的推理形式的研究，也就是科学发现与理论评估的方法和科学进步的标准的研究，这即是科学知识发展中的合理性问题。
第二，科学活动中实际上使用的 “理论”、“说明”、“还原”“原因”、“规律”等等概念的分析，结合科学的 “内容”考察这些概念在不同场合的不同用法。这是有关知识结构的问题。
第三，科学推理的逻辑形式与规则的研究。归纳逻辑、确认逻辑等等属于这个领域。这个领域的重要性正在下降。
总的来说，科学哲学并不是单纯的认识论和归纳逻辑，像逻辑经验主义者所强调的；也不是单纯的认识论和科学合理性的理论，像波普学派和拉卡托斯学派所强调的；更不是和科学史、科学心理学与科学社会学糅合在一起的学科，像库恩和费耶阿本德所强调的；而是包括上述三方面问题的一门哲学学科，它不仅是方法论和合理性的理论，也是认识论的最重要部分，这是比较正确的看法。
[1] 波普： 《科学发现的逻辑》（Karl Popper：The Logic of Scientific Discovery，London：Harper ＆Row，1959），第18页。
[2] 波普：《科学发现的逻辑》，第15页。
[3] 波普：《科学发现的逻辑》，第19页。
[4] 波普：《科学发现的逻辑》，第22页。
[5] 波普：《科学发现的逻辑》，第27页。
[6] 波普：《科学发现的逻辑》，第39页。
[7] 波普：《科学发展的逻辑》，第49页。
[8] 波普：《科学发现的逻辑》，第50页。
[9] 波普：《科学发现的逻辑》，第49页。
[10] 波普：《科学发现的逻辑》，第42页。
[11] 波普：《科学发现的逻辑》，第49～50页。
[12] 波普：《科学发现的逻辑》，第268页。
[13] 波普：《科学发现的逻辑》，第50页。
[14] 费耶阿本德：《反对方法》（Paul Feyerabend：Against Method，London：verso，1975），第32页。
[15] 库恩：《对于我的批评者的意见》（Thomas Kuhn：Reflections on My Critics），见拉卡托斯等编： 《批评与知识的增长》（Imre Lakatos ＆Alan Musgrave［eds．］，Criticism and the Growth of Knowledg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0），第236～237页。
[16] 库恩：《对于我的批评者的意见》，见拉卡托斯等编：《批评与知识的增长》，第238页。
[17] 库恩：《发现的逻辑还是研究的心理学？》（Thomas Kuhn：Logic of Discovery or Psychology of Research），见拉卡托斯等编：《批评与知识的增长》，第21页。
[18] 费耶阿本德：《从无能的专业作风到专业化的无能——一种新型知识分子的出现》（P．Feyerabend：From Incompetent Professionalism to Professionalized Incompetence：The Rise of a New Breed of Intellectuals，Philosophy of the Social Sciences，（8）1978），第52～53页。
[19] 费耶阿本德：《反对方法》，第195、306页。
[20] 费耶阿本德：《从无能的专业作风到专业化的无能——一种新型知识分子的出现》，第43页。
[21] 费耶阿本德：《从无能的专业作风到专业化的无能——一种新型知识分子的出现》，第44页。
[22] 拉卡托斯：《证伪和科学研究纲领的方法论》（I．Lakatos：Falsification and the Methodology of Scientific Research Programmes），见拉卡托斯等编：《批评与知识的增长》，第115页。
[23] 拉卡托斯：《证伪和科学研究纲领的方法论》，见拉卡托斯等编：《批评与知识的增长》，第115页。
[24] 拉卡托斯：《哲学论集》第2卷：《数学、科学和认识论》（I．Lakatos：Philosophical Papers，vol．2：Mathematics，Science and Epistemology，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8），第178页，脚注3。
[25] 拉卡托斯： 《哲学论集》第1卷： 《科学研究纲领的方法论》 《（I． Lakatos：Philosophical Papers，vol．1：The Methodology of Scientific Research Programme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8），第118页。
[26] 拉卡托斯：《哲学论集》，第1卷，第103页。
[27] 参阅萨普：《科学理论的结构》（F．Suppe，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Theories，Urbana：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79），第655～65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