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恩关于科学发展的理论
第四章 库恩关于科学发展的理论
对科学发展的传统看法是：科学知识是不断增加的，发展是一个直线的、知识累积的过程，这就是归纳主义的科学发展观，为大多数人所接受。波普的证伪主义方法论对科学发展提出不同的看法，它所强调的不是知识的累积，却是科学理论的更替，旧理论不断地被推翻、被新理论取而代之的过程。库恩从科学史的研究出发，指出这两种看法都不符合科学发展的实际历史，归纳主义者看不见科学史中非累积的发展阶段，即科学革命的阶段；证伪主义者则忽视了科学中受传统束缚的常规活动，却用那仅仅间断地出现的破坏传统的活动即科学革命来代替整个的科学活动。为了克服这两种发展观的片面性，库恩提出了自己对科学发展的新看法。
第一节 科学和非科学的分界
库恩同波普一样注意研究科学知识的发展问题，反对归纳主义者的由于累积而发展的看法，但他们却又提出了彼此不同的发展模式。把他们的模式加以比较，是特别有教益的。波普关于科学和非科学的划界标准是可检验性。他所强调的检验是对基本信念的检验，是为了检查已被接受的理论的缺陷，或使流行理论经受最大限度的严峻考验而进行的检验。他所喜爱的例子就是拉瓦锡的煅烧实验、1919年的日蚀观测和最近的宇称守恒实验，所有这些检验都产生了惊人的和破坏性的结果。但是，依库恩看，这样的插曲在科学的发展中是很罕见的。它们的产生一般由于或者在有关领域中先前已存在一种危机 （拉瓦锡的实验或李政道和杨振宁的实验），或者存在着一个同现行研究规范相竞争的理论 （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但这些都属于他所谓的 “非常研究”的方面，这种研究确实呈现波普所强调的许多特性，但它只是间断地和在任何学科的十分特殊的情况下才产生的。在一般的常规研究中，并没有这种波普式的检验。因此，库恩认为，按照这个意义去了解的可检验性标准，并不能够把科学同非科学区别开来。
另一种检验却是对个人猜测，而不是对流行理论的检验。个人对于怎样把自己的研究问题同全部科学知识合适地联系起来做出最好的猜测，例如他猜想他的试验鼠的肥胖由于它们的食物中含有某种特殊成分，他所研究的下一步便检验这个猜测或假说，如果它通过了足够多的或足够严格的检验，这位科学家就有所发现或至少解决了他所遇到的疑难问题。有许多研究问题采取这种形式。这种检验是 “常规研究”或 “常规科学”的标准成分。但通常意义下这种检验并不是对准流行理论的。相反，当科学家从事于常规研究的问题时，他必须预设流行理论作为他的研究的规则。他的目标是解决一个疑难，最好是别人所解决不了的，这就需要流行理论来给这个疑难下定义，并且保证只要有足够的才能就能解决这个疑难。当然这个科学家必须常常把他所猜测的解决付诸检验，要是通不过检验，那么被驳斥的只是他个人的才能，而不是全部的流行理论。“简言之，虽然在常规科学中，经常有检验，这些检验是特殊的一种，因为归根结底受检验的是个别科学家而不是流行理论。”[1]
所以库恩认为，区别科学与非科学的标准，与其说是可检验性，还不如说是解决疑难的活动。他说：“一个简单例子就可以表明在检验和解决疑难这两个标准中，后者既是较确定的也是更根本的。”[2]占星学便是这样一个例子。波普指责占星学家为了避免证伪而毁坏了他们的理论的可检验性，所以占星学是典型的伪科学。库恩指出波普把占星学排除于科学之外是对的，可是他所提出的理由却不对。真正的理由是：占星学家虽然做出了可检验的预测并且承认这些预测有时候失败了，但他们并不也不能够从事那种解决疑难的活动。失败的出现能够被解释，可是具体的失败并不导致研究疑难的产生，而没有要解决的疑难，也就没有要加以研究的问题，占星学就不可能成为科学。占星学和天文学的区别在于没有一个同解决疑难的天文学传统相当的占星学传统[3]。
这样看来，库恩把划界标准 （依他看不是界限分明的）放在常规研究或常规科学一边。而波普的划界标准却是在 “非常研究”或 “非常科学”一边，因为他所强调的是要把理论证伪或推翻的那种检验，而不是在一个理论结构内部解决疑难的检验。问题在于：最近乎把科学同其他事业区别开来的究竟是非常科学还是常规科学呢？
波普的可检验性或可证伪性是同批评的讨论相联系的。他强调批评讨论的传统是扩展我们知识的唯一可行的途径。库恩指出：批评议论的方式是哲学、艺术和原始科学所共同具有的特征。这是对于基本原理提出主张与反对主张从而进行激烈争辩的传统，哲学和社会科学的大部分历来就是如此。今天的许多社会科学，18世纪中叶以前的化学和电学，19世纪中叶以前对遗传和种系发生史的研究，都是原始科学。在这些领域中，不间断地批评和继续地追求新的起点，就是发展的原动力。这些领域的研究确实产生了可检验的结论，但它们在发展模式上倒像哲学和艺术，而不像成熟的科学。就是说，它们并不导致确定的进步。于是库恩做出结论说：“简言之，原始科学像艺术和哲学一样，缺乏一些在成熟科学中容许较明显的进步的因素。但这不是方法论的规定所能够提供的任何东西。”[4]他并没有提出帮助把原始科学转变为科学的任何药方，也不认为可能有这一类的事情。科学的趋于成熟要靠等候和努力争取。有许多领域确实达到成熟期了。在希腊文化普及时期数学、天文学、静力学、光学的几何部分就已经放弃批评议论方式而采用解决疑难方式。以后越来越多的其他科学也经历了相同的转变过程。当前每一门已成熟的科学都是从过去某一时期的工艺、医学或自然哲学的先前较富思辨的分支发展出来的。其他领域将来也必定经历同样的转变。恰恰是这种批评议论的放弃标志着向科学的转变。只当发生转变以后，进步才成为一个领域的明显特征。按照库恩的看法，由原始科学向科学的转变，同时就是由批评议论方式向解决疑难方式的转变。一个领域一旦有了一个具备一定条件的好理论 （这个问题下文再加以论述），持续批评和理论繁殖的时期就过去了。科学家不再像原始科学的从业者那样行动、不再寻找这个理论的潜在弱点 （总会有很多的弱点）并且力图在这些弱点周围建立其他的理论。他们却能够专心致力解决存在于辅助假说中的那些疑难。现在他们的一个目标便是扩充现有实验和理论的范围和增加其准确性，以及改进它们之间相符合的程度。另一目标便是消除在他们工作中所使用的不同理论之间的冲突，并且消除单一理论的不同应用方式之间的冲突。这些和其他类似的疑难便构成常规科学的主要活动。依库恩看，只有成熟科学中这种解决疑难的活动才呈现出叫做科学进步的那个特殊的发展模式。因为成熟科学的从业者通常能够认定流行理论是真的，利用它而不批评它，他们便能够自由地研究自然界，达到在其他情况下不可想象的深奥程度与详细底蕴[5]。只当一门科学的基本理论再度陷于危险中的危机时期，批评的议论才会重现。只当科学家必须在互相竞争的理论之间做出选择时，他们才会像哲学家那样地行动。而哲学通常被看作同成熟科学适成对照、是没有进步的。这样，库恩显然认为，在不同理论互相竞争的 “非常科学”中，进步就不是明显的特征了。
总的说来，依库恩看，常规科学或在一个理论结构内部解决疑难的活动，是成熟科学的特征，也就是把科学从一切非科学 （包括哲学、艺术、原始科学）区别开来的标准。这个划界标准和波普的可证伪性或可检验性标准是不同的，占星学 （类似于艺术）和原始科学也是可检验的，波普的标准并不能把它们排除在科学之外，解决疑难的标准就没有这个困难。
波普还强调批评讨论是科学发展的途径或动力，库恩反对这种看法。库恩指出批评讨论是前科学 （包括哲学、艺术和原始科学）的共同特征。由前科学发展到科学恰恰是由批评议论方式转变到解决疑难方式。他还认为在前科学的批评讨论和理论繁殖中看不出明显的进步，只是在常规的解决疑难研究中才发现可称为科学进步的发展模式。而由常规科学转变为非常科学，就又回复到类似前科学时期的批评讨论和理论繁殖了。因此非常科学像哲学一样并不导致明显的确定的进步。
第二节 科学发展的模式
依库恩看，科学发展的模式就是由一个常规科学传统转变到另一个常规科学传统，两个传统之间则是非常科学或科学革命的插曲，是科学进步的中断。
常规科学传统是由一个公认的理论决定的，这个理论包含着研究方法和技术，它指定什么疑难问题要加以研究，并且什么样的解决是可以接受的。库恩把这样的理论叫做范式。范式无疑是库恩 《科学革命的结构》[6]一书中的基本概念，范式是 “在一个时期内给科学家集团提供模范问题与解决的普遍公认的科学成就”。因为范式 “在开始大部分是在被选择的和仍不完全的范例中可发现的成功预示”，它是“要在新的和更严格的条件下继续加以阐明和详细说明的对象”。因此从范式中 “产生了科学研究的特殊的连贯的传统”即常规科学。这样常规科学活动大部分是为实现范式的最初希望而进行的 “扫荡战”。在发展范式的这个过程中表现了常规科学的优点和缺点，因为范式提供了 “选择问题的标准，当这个范式被视为当然时，这些问题就能够当作是可以解决的”；但是另一方面，“常常根本看不见同这个盒子不适合的”那些现象。在阐明范式的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和其他异例，要是一个常规科学传统试图加以解决而再三失败，就会产生 “对常规科学受传统束缚的活动加以补足的破坏传统活动”[7]。这种破坏传统的活动中影响最普遍的，库恩就称之为 “科学革命”。
面对着异例或危机，科学家对于现存的范式就采取了不同态度，他们的研究的性质也就随之改变了。互相竞争的阐释的增多，愿意试一试任何东西，表达出明显的不满，求助于哲学和对基本原理的辩论，所有这些就是由常规研究过渡到非常的研究的征象。
科学革命的开创由于越来越感觉到……在对自然界一个方面的研究中原先曾是开路先锋的现存范式已不再发生充分的作用了[8]。
这样的危机的结果常常是接受一个新的范式：
这里把科学革命看作那些非累积的发展事件，这时一个较老的范式全部地或部分地为一个不相容的新范式所代替[9]。
这里库恩对科学发展的解释所使用的这个关键概念 “范式”，无疑是十分含混的。他认为范式 “包括规律、理论、应用和工具在一起”。构成一个范式的是 “坚强的信念网络——概念的、理论的、工具的和方法论的”；在这些信念中也有 “类似形而上学的”[10]。这样“范式”这个名词包括科学发展中的一系列因素，如规律和理论，模型，标准和方法 （包括理论的和工具的），模糊的直觉，明显的和不明显的形而上学信念。简言之，同科学研究有关的任何东西都可以是范式的一部分或同范式有牵连。既然这样广泛地给范式下定义，那么断定一个科学传统是受范式支配的，就好像是同义语反复了，库恩的一切丰富的历史分析就成为不相干的了。
库恩承认他使用 “范式”一词，原来是想表示 “问题解答的范例”，意指在学生实验室中、在教科书练习题中和在考试中所遇见的那一种解答问题的标准例子。后来他对这个词的使用失去了控制[11]，扩大了它的应用范围，直至包括科学家集团所共有的一切信念，包括他现在愿意称为学科模型 （disciplinary matrix）的一切成分。其结果必是混乱[12]。他认为书中主要有两种不同的用法，需要有不同的名称。他说：“‘范式’的一个意义是总体性的，包括一个科学家集团的一切共同的信念，另一个意义把一种特别重要的信念孤立起来，因而是第一个意义的一个子集。”[13]他现在用 “学科模型”表示第一个意义，而用 “范例”（exemplar）来表示第二个意义。科学家集团所信奉的对象的大部分或全部，在 《科学革命的结构》中被描述为范式，范式的部分，或范式性的一切东西，都包括在学科模型中，但它们不再被个别地或集体地混在一起当作范式。它们当中有共有的符号概括、共有的模拟、共有的价值标准和其他元素。后者中特别重要的是具体的问题解答，现在被叫做范例。这样范例就是学科模型的一个子集。
在这样地澄清 “范式”的意义、把其中所包括的不同成分加以区别之后，范式或学科模型就丧失了它原先具有的那种感染力或神秘性，就相当于通常一门学科中被公认的理论，包括符号概括、模拟和解释，以及方法论标准的理论了。过去一般读者所了解的、使 《科学革命的结构》特别富于吸引力和刺激性的那种看法：范式是一个连贯的、统一的观点，一个覆盖一切的单一世界观，一门学科的时代精神，它决定某一传统的科学家怎样观察世界、研究世界的方式，决定什么是一个他们认为值得研究的问题，一个证据，一个理由和一个可接受的解决，那种强调范式的统一性和支配地位的观点就好像被放弃了。过去库恩用 “范式”这个词把一门科学发展过程中的较早阶段和较后阶段区别开来，称之为 “前范式阶段”和 “后范式阶段”。在前范式阶段中，科学从业者分裂为许多互相竞争的学派，每一个学派都自称有资格研究相同的题材，却以很不相同的方式来进行研究。通常在某种显著科学成就之后便由这个发展阶段比较急速地过渡到一个所谓 “后范式阶段”，其特征便是全部或大部分的学派都消失了。这种变化使留下来的科学家集团的成员们有更强有力得多的专业行为。由于 “范式”一词意义的改变，库恩便不再能求助于 “前范式阶段”和“后范式阶段”的用语去描写一门科学的成熟过程了。因为按照这个名词的两个意义：学科模型和范例，库恩承认任何科学家集团，包括所谓 “前范式阶段”的学派一直都是有范式的。他说：“我从前看不到这一点确实促成这种看法：范式好像是半神秘的东西或属性，像一种能引起大众狂热拥护而无法形容的领袖气质一样，使那些受它感染的人完全改观。”[14]但他指出这种术语的改变一点也不改变他关于发展过程的描述。那个由百家争鸣到定于一尊的发展模式仍然是典型的和重要的，但讨论这一点并不要提及范式的第一次完成。这种发展也确实使科学家改观，但改观不是由于获得一个范式而引起的。
按照库恩这时的看法，一个范式就是一个学派所接受的科学理论，范式已经丧失了它的神秘性和感染力，“范式”这个概念在科学发展的说明中已不占那么关键的地位了。但库恩仍然坚持在科学发展中各学派相争持的初期和定于一尊的成熟期之间的根本区别，也仍然坚持 “革命”科学与常规科学的根本区别。这样，科学的发展要经过以下这几个环节：
（1）原始科学——各学派互相争持，这时期的正常方式是批评议论而不是解决疑难。
（2）常规科学——由于某一显著的科学成就而形成解决疑难的传统，这门科学达到成熟期，常规科学出现，它的目的是阐明和发展一个范式。“常规科学是一般地累积的过程，一个科学共同体的被接受的信念由之而得到具体化、阐明和扩充。”[15]范式就是一个科学家集团的共同信念。
（3）“革命”科学——要是一个范式 “不再充分地支持一个解决疑难的传统”[16]，就是说，如果一个常规科学传统试图解决这个范式所遇到的问题和异例，却再三失败，人们就会把这种失败归咎于基本理论或范式本身，这门科学就面临危机。在这个时候，人们公开表示不满，纷纷求助于哲学和根本原理的辩论，各种解决问题的企图互相竞争，但仍然缺乏一个为科学家所广泛接受的新范式。在这样的科学革命当中，批评议论代替解决疑难再次成为正常的方式，问题不是要阐明和发展一个范式或理论，而是在互相争胜的理论之间进行选择。
（4）新的常规科学——危机过去了，理论选择问题得到解决，出现新的、被普遍接受的范式。这个范式决定了新的常规科学传统。批评讨论与哲学辩论又让位于疑难的解决。科学家在新范式的指导下按照新的研究方法、新的评价标准来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努力阐明、发展和扩充这个新范式。
常规科学再次遇到困难、发生危机，科学革命来临。整个过程周而复始。
在整个发展过程中，两个重要的转折点是：由原始科学转变为成熟科学和由一个常规科学传统过渡到另一个常规科学传统。
在原始科学时期，有许多学派许多理论互相竞争，结果一个理论获得了显著的成就，它就成为普遍接受的理论，而各个学派都趋于消灭。科学的成熟期到来了。能使一门科学达到成熟期的一个理论就是容许常规科学出现的理论，就是能够形成一个解决疑难的传统的理论，这样的理论同原始科学一切其他的理论都不能相比。有了这样一个理论，不间断的批评，专门寻找理论的潜在弱点从而繁殖更多理论的时期就过去了。这样的理论需要具备何种条件呢？库恩指出，就其目的是要详细说明某一范围的自然现象的那些学科来说，当这样一个学科有了满足下述四个条件的理论和技术，它就达到成熟期了：第一要满足波普的可检验性标准，任何学科不满足这个条件，就不会潜在地是科学的。这就是说，关于某一范围的自然现象，必须从这个学科的实践中产生具体的预测。第二，对于这些现象的某个有趣的子类，可以称为预测成功的任何东西，必须能够一贯地实现 （托勒密天文学永远在广泛承认的误差限度内预测行星的位置）。第三，预测的技术必须根植于一个理论中，这个理论不管带有多少的形而上学性，同时给这些技术提供辩护，说明它们的有限度的成功，并提出使它们既在准确度上也在范围上获得改进的方法。最后，预测技术的改进必须是一项引起竞争性兴趣的工作，有时需要最高度的才能和热心。库恩指出具备这些条件的理论就是一个好的科学理论[17]。它不是仅仅模仿以前的原始科学理论，而是另一种完全不同的理论。有了这样的理论，科学家就能够专心致力于解决在应用和发展这个理论过程中所遇见的各种疑难了。而没有这样的理论出现，一门学科便始终停留于原始科学阶段，或始终只是手艺或艺术而不能成为科学。
库恩认为由原始科学到成熟科学的主要关键，在于一门学科有了能够一贯地做出成功的预测理论，并且能够不断地改进预测技术；这个理论同形而上学理论也并没有绝对的区别，唯一区别就在于它同预测技术的密切关系。因此，把这个理论从一切的原始科学理论和其他的形而上学理论区别开来，就有了比较确定的标准。尽管鉴别一个科学理论是否成熟的条件并不都是超范式的 （但其中关于具体预测的第一条是超范式的），预测是否成功、预测技术是否有改进也许依赖于这个理论本身所包含的研究方法和评价标准，但形而上学理论和原始科学理论同成熟的科学理论之间的区别并不由于它们包含着不同的标准，却由于它们或者是不可检验的，或者虽然可以导出经验的预测，却未曾获得一贯的成功，即使根据它们自己所规定的标准也是这样。所以按照库恩的看法，鉴别一个理论是否脱离了原始科学，而达到成熟科学的水平，还是有比较客观的标准，一门学科是否已进入成熟科学之列，还是有比较确定的标志。这样由原始科学的理论过渡到成熟科学的理论，并不是在范式之间或理论之间进行选择的问题，像在科学革命中所发生的情况一样。要是我们把这个理论更替过程也看作理论选择，这种选择的特点是有比较确定的标准，成熟科学较之原始科学表现出显著的进步。
科学发展过程中的另一个转折点，由一个常规科学传统过渡到另一个常规科学传统，要经历整个科学革命。这时出现了许多互相竞争的不同学派，许多互不相容的不同理论，在它们之间进行着激烈的争论和不间断的批评，有点类似原始科学的情况。旧的理论不再支持解决疑难的传统，也还没有任何一个新的理论能够形成解决疑难的传统，这也和原始科学有点相似。依库恩看，原始科学缺乏解决疑难的传统，所以没有进步。那么，科学革命不是同原始科学的情况一样吗？不是停止进步了吗？是否可以说在科学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倒退，不仅没有进步，而且退步了呢？库恩既没有这样说，也并不蕴涵有这样的意思，如果这样看，就是误解了他的学说。
库恩强调常规科学的进步性，强调常规科学的检验不同于科学革命中对整个理论的检验，强调评价一个理论的个别应用和评价整个理论应该运用不同的标准，强调决定一个理论的应用或阐明是否有效的逻辑标准不足以决定不同理论之间的选择，因此，他强调常规科学表现出根据逻辑标准可以确定的明显进步，而科学革命中的理论选择则缺乏可以依据的进步标准。所有这些，并不表明他认为 “革命”科学较常规科学是退步了，或科学革命同革命前的时期比较，整个科学已经倒退了。否，事实上他既强调常规科学的进步，也强调常规科学对于科学革命的贡献。他说：“和哲学不同，在发达的科学中，给革命提供通常的良机并且常常提供具体材料的是技术上的疑难。它们的出现和它们所提供的消息与信号一起大半说明了科学进步的特殊性质。因为成熟科学的从业者通常能够认定流行理论是真的，利用它而不批评它，他们便可以自由地研究自然界，达到在其他情况下不可想象的奥秘深度和详细底蕴。因为那种研究将最终地把严重的易惹麻烦之处辨认出来，他们可以确信：常规科学的研究将会告诉他们在何时和何处他们能够最有益地成为波普式批评家。”[18]这就是说，把常规科学的研究进行到底，就会知道常规科学终于在何时何处遇到麻烦，学科陷入危机，科学需要革命，这时波普的方法论就大有用武之地了。
在危机当中常规研究遇到许多解决不了的问题，说明不了的异例，可以说是由进步转为退步，于是出现了各种非常的研究，或革命的科学。这些研究同退步了的常规研究相比，不能说是倒退，倒可能是进步。至于其中何种非常研究将取得显著的成绩，终于形成一个新的常规科学传统，还待以后才见分晓。
许多哲学家反对库恩关于常规科学和非常或革命科学的区别，他们提问说：“我们能够把对于共有信念的单纯阐明与扩充同那些必然涉及重建的变化区别开来吗？”库恩的答复是：在极端情况下这是肯定的。例如：哥白尼的天文学说是革命的，而绝热压缩的热质说则是常规的。就理论性较不明显的例子来说，拉瓦锡的氧的发现是革命的，但氖的发现则是常规的，因为前者和新的燃烧与酸度理论是不可分的，而后者则已由氦提供了惰性气体的概念和周期表上所需要的那一列。
库恩承认往往有人问他某一种发展是 “常规的还是革命的”，他通常只好回答不知道。他认为部分的困难在于需要有周密的历史研究，才能够把常规事件和革命事件区别开来。但他的困难还有更深刻的方面。他说：“问题的症结在于要回答 ‘是常规的还是革命的’这个问题，你一定首先要问：‘对谁来说呢？’”[19]有时回答是容易的：哥白尼天文学对所有的人都是一场革命。氧气则对化学家来说是革命，但对数理天文学家来说却不是，除非像拉普拉斯那样他们也对化学和热的题材感兴趣。但是通常并不可能仅仅依靠共同的题材来辨认那些在认识上有共同信念的科学家集团，因为在科学中也有从不同观点研究同一题材的各个学派。这样，库恩认为：要讨论科学知识的发展，必须以科学家集团或科学共同体作为分析的单位。范式、成熟科学、常规科学和革命科学这些概念的分析，特别是这些概念的应用标准，都涉及产生科学知识的社会集团，即科学共同体。他说如果他现在要改写 《科学革命的结构》的话，他必定大大改变这本书的组织，开头就讨论科学的共同体结构[20]。
第三节 科学共同体
库恩回顾说：
传统的科学方法讨论一向寻求这样的规则的集合，它将允许任何遵守规则的个人产生可靠的知识。相反，我一向坚持的却是：虽然科学是由个人来研究的，它却本质上是集体的产物，不提及产生它的那些集体，它的特殊的效力和它怎样发展起来的方式都将不会被理解[21]。
按照库恩的看法，科学之由哲学、艺术和原始科学中产生出来，成熟科学的出现，和科学共同体即专家集团的形成是不可分的。把科学和哲学或原始科学 （如社会学、历史、人类学）对照起来，就是把一门深奥的、孤立的、大部分是自足的学科和一门仍然志在同自己的专业人员之外的更多听众交流并且说服他们的学科对照起来。这样的对照并不自今日始。数学和天文学在古代就是深奥的学科了；在伽俐略和牛顿以后力学也成为这样的学科；电学在库仑和泊松之后也是这样，如此等等。当一门学科的从业者形成一个封闭的专家集团的时候，大致就是这门学科达到成熟期的时候，这是成熟科学的标志之一[22]。哲学或原始科学的从业者也能组成共同体，但只有科学共同体是封闭的，每个共同体就是它自身唯一的听众和裁判。
什么是一个科学家集团或科学共同体呢？科学共同体是产生科学知识的单位，它是一个给定专业的从业者们，由他们的教育和训练中的共同要素联系在一起的人们，了解彼此的工作，其特点是他们在专业方面的思想交流是比较充分的，他们在专业方面的判断也是比较一致的[23]。这个特点是由这个共同体的范式所决定的。范式就是一个给定共同体的成员所共有的信念、价值标准、技术等等的整整一群。在库恩的 《科学革命的结构》中，“范式”和 “科学共同体”这两个名词是密切相关的。范式是一个科学共同体的成员们，而且仅仅他们所共有的东西。反过来，一群在别的情况下迥然不同的人恰恰由于具有一个共同的范式就构成了一个科学共同体。把这两个陈述作为定义，就陷于循环定义了。因此库恩后来认为要成功地解释 “范式”这个名词，必须首先承认科学共同体是独立于范式而存在的。
对科学共同体的研究，近来已很受社会学家和历史家的注意。初步的成果表明需要动用的经验技术，并不简单，但成功的希望很大。对于发达的科学，那些已经割断了它们在哲学或医学共同体中的历史根源的科学，尤其可以这样说。库恩相信将会有辨认共同体的更系统的方法。在把一个科学共同体或专家集团辨认出来之后，下一步他便要问：它的成员们所共有的、使他们能够解决疑难，并且说明他们在问题的选择和问题解答的评价中相对的一致性的，是什么呢？在 《科学革命的结构》里，他的答复是：“范式。”后来为了避免含混，他改用 “学科模型”一词。总之，给 “范式”或 “学科模型”下定义需要使用科学共同体的概念。
很清楚，这样了解的科学共同体存在于许多不同的层次上。也许一切自然科学家形成一个共同体。在略为较低的层次上，主要的科学专业集团提供共同体的例子：物理学家、化学家、天文学家、动物学家等等。从所参加的专门科学学会和所阅读的学术杂志通常就能够确定这些主要共同体的成员是哪些人。类似的方法也将下一层主要的共同体辨认出来：他们中的有机化学家和蛋白质化学家、固体物理学家和高能物理学家、射电天文学家，等等。只是在更下一层才出现经验的困难。一个局外人在噬菌体专家集团被公众喝彩之前，如何能把它辨认出来呢？为了辨认，你一定要求助于暑期讲习班和专题讨论会的出席者，求助于出版前非正式样本的分配名单，特别是求助于正式的和非正式的通讯网。库恩认为通过这些渠道能够达到并且将达到辨认的目的，这样就会得到成员在一百人左右、有时还要少得多的典型的共同体。个别科学家，特别是最有才能的，将会或者同时地或者先后地隶属于几个这样的集团。虽然现在还不清楚经验分析将达到什么结果，他相信有很好的理由认为科学知识实质上是这一类专家共同体的集合的产物，科学事业依靠这一类共同体往前推进[24]。
某一具体的科学发展属于常规研究还是非常研究的范围，是常规科学还是革命科学的一部分？库恩认为要解答这个问题也必须从科学共同体出发。正是对于像这样的共同体应该提出 “是常规的还是革命的？”这个问题。这样，许多事件将对于任何共同体都不是革命的，许多其他事件仅仅对于一个小集团是革命的，还有其他的事件对于在一起的几个共同体是革命的，少数事件则对于整个科学都是革命的[25]，他相信：这样地提问题，这个问题便会得到准确的答案，其准确性达到这种区别所需要的程度。有人批评库恩的 “科学革命”概念十分含混：有时指整个科学的革命，像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有时则指一个局部领域的革命，像X射线的发现。现在看来，按照库恩的提问题方式，“对谁是革命的？”他的概念一点也不含混。相反，从科学共同体出发，任何科学发展事件是常规的还是革命的，都会有一个清楚的答案。
库恩的科学发展模式受到很多人的误解。他们攻击说，库恩关于在科学史中常规科学时期和革命科学时期互相交替的说法是要把一个固定的简单化的图式强加给科学史。事实上，库恩并没有这样简单化的图式。他只是指出：在科学发展中，既有一般地累积的过程，即常规科学，也有非累积的发展的插曲，即科学革命。在科学研究中，既有受传统束缚的常规科学活动，也有打破传统的非常研究，两者互为补充。两种不同的研究：常规的和非常的，必须加以区别，因为两者的性质不同，前者旨在把原有的理论加以阐明和应用，后者旨在用新理论代替旧的理论。但他并不认为，在科学发展史上有截然不同的两个时期，在其中一个时期，全部的科学研究都是常规的，而在另一个时期，全部研究都是非常的或革命的，然后又是新的常规科学时期，这样地周而复始，永远在常规科学时期和革命科学时期之间摆动。不仅对整个科学来说，不能这样划分，即对个别的科学部门来说，要截然划分为常规研究和革命研究的两个不同时期，也是十分困难的。因为，在常规的研究问题遇到失败时，失败的结果，究竟是增加了一个异例，还是引进了这门学科的危机，究竟应把失败归咎于科学家个人的能力，还是归咎于这个理论本身？同一个科学共同体的不同成员对此也会做出不同的判断。你若认为这次失败只带来一般的异例，你就会继续从事受传统束缚的常规研究；反之，你若感到这是危机到来的讯号，你就会努力去寻找理论本身的毛病，从而进行打破传统的研究活动了。到了绝大多数科学家都放弃旧传统时，新的常规科学传统也就出现了。库恩并不认为革命是不可测度的单个事件，却认为在科学中有常规的和革命的这两种变化。并且同意图尔明 （Toulmin）的说法，这两种变化是互相渗透的；革命在科学中并不比在生活的其他方面更是整体性的。但承认革命当中的连续性并不引导历史家或任何别的人舍弃这个概念[26]。这样，指责库恩用简单化的图式强加于科学史为什么是错误的，就很清楚了。依库恩看，常规科学和革命科学并不是两个历史时期，却是研究科学的两种方式。在任何一个时候其中的一个或另一个可以处于主导地位，这就会使人产生常规科学时期或革命时期的印象。但这是错误的印象。有些科学家对于并不使他们大多数同事觉得不安的问题会发生危机的感觉。另外的科学家继续兴趣盎然地进行常规研究，虽然他们的同事们对于这种研究究竟有什么意义，不再有把握了，常规科学和危机几乎总是以这个方式同时并存的。什么东西把引起危机的困难从常规科学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和异例区别开来呢？这是一个特别棘手的问题。库恩说：“除去那些完全是工具性的问题以外，常规科学看作是一个疑难的每个问题，从另一个观点看来，都能够看作是一个反面例证因而是危机的来源。”[27]
危机的解决可以有三种方式。第一，危机消除了，或者因为困难已被解决，或者因为由于共同体观点的改变，不再把困难看作是麻烦的，可以搁置起来。第二，危机持续不得解决，科学共同体解体了。这不是那些较大的稳定的共同体 （固体物理学、射电天文学等等），而是较短暂的研究集团，它们的出现和消失是科学研究的常规特点。第三，共同体或它的一部分可以围绕着一个进行研究的新方式集结起来，这就是库恩所说的非常研究或科学革命。革命就是重新建立常规科学的一种方式。它是另一个常规科学传统的起点。
常规科学和革命科学，受传统束缚的活动和打破传统的活动，这是科学研究的相反相成的两个方面。库恩强调科学研究中传统和创新之间的 “基本的紧张状态”，只有在一个传统内部研究才是可能的；然而传统将被破坏并且必须通过打破传统的创新再度建立起来。
第四节 理论选择和科学的进步
库恩把常规研究和非常研究区别开来，前者是在一个解决疑难的传统内部，把现有理论加以阐明或加以应用。理论是已经预设的，科学家能够依靠观察和逻辑决定这一阐明或应用是否正确，这里不存在理论选择的问题。后者对于现有的理论丧失信心，竭力寻找这个理论的弱点，怀疑在这个传统的研究是否有任何意义，试图提出新的理论来代替现有的理论。这里，观察和逻辑的力量在原则上不能是令人信服的，不能用常规研究所用的同样一种标准来对整个理论做出判断。这就是库恩所强调的相竞争理论之间的选择问题。他问道：“科学家怎样在相竞争理论之间做出选择呢？我们怎样去理解科学确实在进步的方式呢？”[28]
库恩指出在常规研究中有解决问题的确定的标准，有明显的进步。这种发展是累积性的，这里不存在什么问题。问题在于另一种发展。在危机中出现了非常研究，出现了新的理论，在互相竞争的理论中终于有一个取代旧范式的地位，而成为多数科学家接受的新范式。理论之间的选择、新范式的接受，要是没有像常规研究中的那一种逻辑标准，是否有任何确定的标准呢？在旧范式被新范式所推翻的科学革命中，怎样表明科学是进步的，而不是单纯的变化呢？这就是库恩的科学革命论所必须解决的中心问题，对于其他的学派来说，这是理论评价的问题。归纳主义者和证伪主义者谈理论评价，意味着评价是有逻辑标准 （归纳主义）或方法论标准 （证伪主义）的。
按照库恩的看法，一个科学理论一旦升到范式的地位，它就决不能被 “经验”所废弃。它只能够被 “另一个准备取而代之的候补者”所推翻。这就是说，在常规科学中也好，在非常研究中也好，一个范式是决不会由于证伪而被淘汰的。在常规研究中它甚至根本不会被怀疑，而在非常研究中，并不是 “顽抗的资料”，而是另一个理论把它推翻。放弃一个理论永远意味着接受另一个理论。“放弃一个范式的决定永远同时是接受另一个决定。”[29]这样，在放弃一个范式以前，必定有一个代替者出现。现在的问题就是：新的范式怎样出现并且向旧的范式挑战？既然常规科学不承认有能证伪的资料，不把这困难看作反例，却看作始终要加以解决的疑难，怎样能够出现科学的变革呢？了解这个现象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认识异例怎样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并且转变为反例的过程。
“异例”和 “反例”之间不必有本质的区别。但就其对科学家的影响而言至少有程度上的区别。例如，一个最初只觉得是麻烦的未解决问题，由于科学的继续发展能够变成一个反例并且引起危机 （例如18世纪化学中的重量关系问题）。或者由于实用上的理由特别迫切地要加以解决的一个疑难变成了反例，这种应用上的失败使理论陷于危机中 （例如在托勒密天文学的体系内部制定准确的历法的任务）。当给定的困难使理论的根本假设受到怀疑时就可以谈到二者之间的内在区别 （例如麦克斯韦电磁理论中的以太波问题）。
这样，随着被怀疑的假设的重要性程度和同传统理论所产生的预期相违背的程度，异例可以变成反例，能够引起科学家中间或多或少明显的不安。当异例顽固地不顺从这个范式所容许的一切解释，并且开始堆积起来，它们就成为反例，常规科学就陷于危机中了。“危机”这个词概略地表示科学共同体的成员中间集体的不安。它来源于他们持续地缺乏把这些异例作为常规科学的疑难加以解决的能力。于是理论的各种不同形式便流传开来。常规科学的规则逐渐丧失它的控制了。这就是说，危机的结果产生修改范式以便能够说明异例的各种尝试。这些修改范式的尝试的典型方式是：这样地把范式中的符号概括加以改变，以致有些范例必须修改或更换，或者改变的结果要求有完全新的范例。由于异例仍然无法被解释，人们便会发现：范式的修改越来越变成特设的，科学共同体中间对于哪些修改是合理的、哪些修改不是合理的，越来越缺乏一致的看法。这个时候情况的特点可以用几个方式加以描述。既然理论就是被解释的符号概括，符号概括的不同修改加上不同范例为它们提供的不同的经验解释，就相当于理论的繁殖；科学共同体的不同成员就是在明确陈述着和运用着不同的但相关的理论，因此再也没有科学共同体所共有的一个理论了。既然范式是由被接受的现有范例所决定和造成的，所提供范例增多的结果就是科学共同体的不同成员有了不同的范式。的确，既然有一个共同的范式是科学共同体的标志，以前的科学共同体就不再存在了。而既然不再是一个有共同范式的科学共同体，就不再有常规科学了。曾属于共同体的成员们感觉自身处于革命的危机中，危机就是由于共有范式的丧失而引起的科学共同体的名存实亡。
这样的危机是一个学科领域里科学革命和新理论出现的必要的先决条件，但它本身并不是科学革命的充足条件。“虽然他们 （指科学家）开始失去信心，并考虑其他的选择，但他们并不放弃引导他们陷入危机的那个理论。就是说他们并不把异例当作反例……放弃一个范式的决定永远同时就是接受另一个的决定。”[30]新范式必定要出现，旧范式才会被推翻。科学革命即是科学家由效忠于旧范式转变为效忠于新范式。严格说来，科学家并不真的决定放弃整个旧范式，而是决定放弃一个被解释的符号概括，而接受另一个，这就必然导致接受新的一类范例，而改变符号概括或范例的结果就是范式的改变。关于不同范式之间的争论本身表现为关于不同理论之间的争论。那么，科学家根据什么标准或理由决定接受一个理论而放弃另一个呢？换句话说，一个理论要具备什么条件才会作为新范式的候补者出现，而经过激烈争论之后被接受为新的范式呢？
新范式的候补者首先主要由符号概括以及为把这些概括连结于自然界而提出的范例组成；那么，事实上它就是一个新理论。这个理论和为旧范式所提供的或与其相联的那个理论不同，它能够使那些引起危机的异例成为合乎规律的，照此，新理论 “必定要容许做出和由它的先行理论所得出的那些预测不同的预测。如果这两个理论是逻辑地相容的，便不会有这种差别”[31]。这样，旧理论和新范式的候补者必定是逻辑地不相容的。接受这个新理论就是接受新的符号概括和作为原型范例的这些概括的某些应用。当然，这样做就必须把这些范例所提出的问题的种类和所提供的答案的种类接受为这门科学应当提出的问题和答案的种类。因为这些范例不明显地解释了这些符号概括并且决定在它们中出现的理论名词的意义，接受这个新理论就必须接受用于观察世界和从事理论科学研究的新的或改变了的词汇；而如果新理论使用一些和旧理论所使用的相同的名词，接受新理论就必定导致以不同于它们在旧理论中的意义去使用这些名词。但所有这些变化就构成接受或者获得一个新范式，所以接受新理论就必须放弃旧的范式而接受另一个包含这个新理论的范式；这样关于相竞争的范式所进行的辩论就是对于相竞争的世界观和相竞争的研究科学的方式所进行的辩论。
在科学革命初期，旧的革命前的科学共同体的大多数人将会相信旧的理论和范式的各种不同的新增形式，而少数人将宣布效忠于新的候补者，其理由是：它成功地使引起危机的异例成为合乎规律的，并且对于处理其他问题和旧理论所说明的事例，也大有希望。科学家便分裂为互相反对的阵营，结果发生关于新候补者是否适当的争论。因为要衡量新候补者的成绩，只能够以关于下列问题的某些标准为依据：什么问题是科学应当处理的、何种答案是合适的、动用何种实验技术和方法论将是合理的？但这些恰恰是受一个人使用的范例所决定的准则和价值标准；既然旧范式和新候补者必须接受不同的范例，这两个阵营就不会共有相同的准则或价值标准。的确，它们的许多争论就是关于哪些准则或价值标准应被接受的争论。虽则根本上他们所争论的是这个问题，表面上的辩论题目通常是要接受哪个理论和哪些范例——就是说，哪个理论加范例是最可接受的。照此这两个阵营就在辩论上互相误解，各从自己范式的价值标准和准则出发，主张它自己的理论是较优良的。因为这两个阵营并不共有相同的假设或价值标准，没有逻辑论证能够证明一个理论优越于另一个。论证最后必定是劝诱性的。
库恩把科学革命中两个范式的斗争比作政治革命中的党派斗争。政治革命的起因由于政治界的小部分人越来越感觉到现存制度对于部分地由它们自己造成的环境所提出的问题，已不再能够充分地应付。同样地，科学革命的起因，也由于科学界的小部分人越来越感觉到，现存范式在它本身以前曾领过路的对自然界一个方面的探索中已不再能够起充分的作用[32]。此外，“政治革命旨在以那些制度本身所禁止的方式来改变政治制度”[33]。随着危机的加深，越来越多的人为在一个完全新的政治体制内部改造社会的具体纲领而献身。这样，社会分裂为互相斗争的党派，一个试图保卫旧秩序，另一个试图建设新秩序。因为并没有公认的更高级的权力机构可以为双方的纠纷仲裁“……革命冲突中的各派最终必定诉诸大众劝诱的技巧，常常包括使用武力”[34]。依库恩看，科学革命也可以相类比。相竞争的范式之间的选择，有如相竞争的政治制度之间的选择一样，是 “……一个不相容的集团生活方式之间的选择”[35]。正如互相敌对的政治阵营并不承认有任何调停冲突的超级权力机构一样，常规科学的评价方法在范式冲突面前必定失效，因为它们自身依赖于一个在危机时并没有得到公认的范式。这就说明为什么范式辩论中的论证具有纯劝诱的性质。库恩说：
在学习一个范式时，科学家一起获得了理论、方法和标准，通常是在一个不可分解的混合中……
这个论点……就第一次明显地表明为什么相竞争范式之间的选择经常提出那些为常规科学的标准所不能解决的问题……正如关于相竞争标准的问题一样，（它）只能够根据完全位于常规科学之外的标准来解答。正是求助于外在标准这一点最明显地使范式辩论成为革命的[36]。
依库恩看，接受一个范式就是不仅接受理论和方法，而且接受了那些用来在敌手面前为这个范式辩护的标准……由此得出：每个范式事实上是必然地为自己辩护的，范式辩论不可能是客观的。
这样，依库恩看，在理论选择中辩论的模式是劝诱性的，甚至是主观武断的，不是具有逻辑性和客观性的。这种辩论好像和政治与文学批评中的议论没有根本的差别。而其他学派的科学哲学家，即使现在也承认像培根和笛卡儿所追求的那种理论选择的算法是不大可能达到的理想，却都认为观察和逻辑推理是在理论选择中起决定作用的力量，在科学中获得公认的理论，和在 “实际的”或 “审美的”问题中达到一致意见，所采取的是完全不同的途径。可是库恩现在却向科学哲学中这种正统的和流行的观点挑战，而提出了他的令人震惊的新看法：在科学革命中，在理论之间的选择中，常规科学的标准不再起作用，这也就是说，正是把科学和非科学区别开来的那些标准失效了，因此在理论选择中求助于外来的标准或非科学的标准，就是可以理解的了。科学革命可以同政治革命相比，就不足为奇了。
归纳主义者和证伪主义者都反对把科学革命类比于政治革命，他们指出建立一个新理论和建立一个新政体是完全不同的。一个理论有较好的根据，得到较好论证的支持，并且最好地经受住了经验的检验，最终将会取胜。库恩却认为观察和逻辑的力量不足以决定一个理论的胜负。
只当对于相竞争的理论来说，有这样一个中立的观察语言，像经验检验这样的东西才能够在不同理论之间客观地进行裁判。但是，依库恩看，一个对理论中立的观察语言的存在却是一个幻想。当一个新理论被接受时，不仅现象 “被重新思考”一番，而且一切的描述词句也都重新被解释过。已知的定义和解释或者明显地被新的所代替，或者，即使没有这种明显的修改，由于背景知识发生了这样大的改变，旧的语句便都有了新的意义。对于那些改变了范式的科学家来说，好像他们已转移到另一个行星上去了。过去熟悉的事物呈现出完全不同的面貌来，以前不知道的事物又聚集在周围。他们借以观察世界的整个概念结构都改变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随着范式的改变，世界本身也改变了。
如果说不同的理论之间没有共同的观察语言，那么，它们之间是否有能够把论证和反论证表述出来的彼此都可以了解的语言呢？库恩认为正如中立的观察语言是一个教条，相互了解的共同语言同样是一个教条。在范式冲突中不仅科学家中间不再有相同的观察，所说的词的共同的应用标准也不存在了。这样并没有横越于相竞争范式之间的共同的科学语言。在不同学派的代表之间的确常常发生辩论，但自古以来这样的辩论永远有这两个特征：第一，当参加者把各个范式的优点加以比较时，彼此完全听不进对方的话；第二，充满这样的循环论证：每个范式都满足了它给自身规定的标准，却不能满足竞争者所规定的一些标准。这样的争论决不能得出一致同意的结论。而且，因为不同的范式所解决的，部分是不同的问题，这就必然发生关于哪些问题和解决最重要的争论。像互相竞争的标准或规范一样，这个问题只有求助于常规科学之外的标准才能够解决。
当一个理论推翻了另一个，这两个理论就不能是逻辑地相容的；在大多数情况下它们甚至是不可比较的，就是说由于它们在概念结构上的根本差异而是不可比较的。这一点非常重要，如果库恩关于互相替代的理论之间的不可比较性的论题是正确的，那么就没有任何合理的论证能够在它们之间做出选择。
但要是既没有经验的检验也没有合理的论证能够解决这个问题，那么怎样能够解决一个新范式的胜利呢？这里要注意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提出新理论的大多数是年轻人或一门科学的新人，无论如何必定是对新理论发生信仰并以皈依者的热诚献身于新理论的人们。这样的献身是必需的，因为在一个范式刚刚出现时新理论甚至比起那个陷入危机的旧理论也永远面对着更多的问题。不以信仰为支持的力量，这样的献身也是不可能的。接受一个新范式可以和改变信仰相比，不是单纯的理论思想的改变。而使别人皈依同一个信仰的方法便不是论辩，而是，甚至像政治革命那样，劝诱和宣传。改变信仰者在他们的思想和知觉中感受到心理学家称之为形态转变的一种经验。“恰恰因为这是不可比较者之间的转移，相竞争范式之间的转移便不能够为逻辑和中立经验所迫使，一步一步地做出来。像形态转移一样它必定是突然地发生的……或者就根本不发生。”[37]
那么，科学革命，新范式的胜利，是否和在何种程度上意味着科学进步呢？对于这个问题库恩似乎做出了最清楚的回答。他说：“革命以两个敌对阵营中的一个的完全胜利而告终。那个集团难道会说它的胜利的结果算不上是进步吗？那就好像是承认他们是错了而他们的敌人倒是对的。”[38]对胜利的这一派的成员来说，革命的结果就是进步。而且这个集团也占着有利的地位，能够给科学共同体的未来成员定调子。
这样看来，库恩好像否认了在范式选择中有立足于客观的根据做出合理的判断的可能性。接受一个新范式不能够有好的理由，因为“好理由”这个概念本身被认为是依赖于范式的。他以这样一种方式来描绘科学革命，使科学家的行为显得是非理性的。因为在一个理论推翻另一个理论的革命过程中，我们所看到的不是中立观察、严格检验、数据确证或归纳确认和令人信服的论证，而是信仰、对一些新的思想的献身、劝诱说服、宣传鼓动、信仰改变的经验、形态转变等等。
上面的叙述所突出的是库恩的分析中最新颖独创的方面，也是引起批评者最强烈的反应的那些方面。以往的科学哲学家力求提供理论选择性算法或理论评价的逻辑。这个目的被认为是不可能实现的幻想，传统的科学哲学引以自豪的客观性和进步性，现在都被放弃了。库恩的新观点被这些哲学家指责为相对主义的和非理性主义的，而受到严厉的批评和猛烈的攻击，这是很自然的。在 《科学革命的结构》第二版中，库恩试图应付相对主义的指责而从原来的极端立场做出了显著的退却。现在他不再强调通过两个相竞争的范式所看见的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因而没有任何途径可以把它们加以比较。他承认范式之间的交流和比较是可能的。这里的问题部分是翻译问题：如果两个敌对阵营能够学会把彼此的陈述 （理论的和事实的）翻译为他们自己的语言，对于彼此的主张的某种理解是可以达到的——至少达到这样的程度：能够把相反对的理论容纳异常或正常现象的相对能力加以比较。这样，对于相竞争理论的优点的某种比较的评估是可能的。如果比较的结果表明新理论比起旧理论能够更好地说明现象，那就可能导致科学共同体中越来越多的人转而效忠于新理论和相联的范式。但是，仅仅和现象更适合这一点并不是充足的。因为接受新理论就要求拥护新的范式，包括它的价值标准和方法论规则。这就是说，接受新理论和相随的范式就必须把这个新理论看作科学的典范、看作研究科学的富有成效的途径。因此，一个人能够承认新理论更适合于现象但却否认它是科学研究的典范，这并不矛盾。换句话说，预测的准确性并不是理论选择的充足条件。但是，如果有足够多的人把新理论看作是能够处理异例 （旧理论所不能说明的）和常例 （旧理论所能够说明的）的一个成就，同时又能够给新范式的拥护者提供解决各种问题的广阔机会，那么他们就转而效忠于新理论及其相随的范式，并且愿意从这个范式内部去研究常规科学。当这个新范式获得了科学共同体绝大多数人的拥护时，科学革命就大功告成了。
当然，承认经验预测的准确性在理论选择中的作用并不表明库恩已经放弃他的反传统立场。不，他对传统的科学哲学是坚决反对的。他指出波普及其追随者和更传统的科学哲学家 “所共有的假设是：理论选择问题是能够用在语义上中立的技术来解决的。首先要用共同的基本词汇 （不必是完全的或永久性的）把两个理论的观察推断陈述出来。然后计算它们的真假的某种比较测度，以提供在它们之间做出选择的基础。对波普及其学派来说，并不亚于对卡尔纳普和赖兴巴赫，合理性的标准便这样唯一地由逻辑和语言句法的标准引申出来”[39]。他还指出费耶阿本德却是证明这个规则的例外。他否认有适合于中立的观察报告的词汇，便立即做出结论：理论选择本身是非理性的。
库恩自己的立场和他们都不同。他既不否认理论选择有好的理由，也不否认这些理由即是科学哲学家通常所列举的那一类：准确性、范围、无矛盾性、简单性和富有成果性。只是强调这些理由 “并不作为决定选择的规则，而是作为影响选择的价值标准起作用的”[40]。科学家所使用的价值标准相同，但在具体情况中却做出不同的选择。这里有两个原因。首先，不同的价值标准虽然都构成好的理由，它们却导致不同的结论，不同的选择。在标准冲突 （例如一个理论较简单但另一个却较准确）的情况下，不同的个人对不同标准的轻重权衡在个人选择中起决定的作用。其次更重要的，虽然科学家共有这些价值标准，并且如果科学要生存便必须继续如此，他们并不以相同的方式去应用这些标准。简单性、范围、富有成果性，甚至准确性都能够被不同的人做出十分不同的判断 （这并不是说它们可以被任意下判断）。又一次他们可以在结论上彼此不同，却并不违反任何公认的规则。也就是说，科学家经过考虑所做出的任何判断，都不能认为是不合逻辑的或非科学的。
这样，库恩强调：应用共有的科学价值标准的责任必须让科学家集团来承担。理论选择的决定权操于他们之手。他所提出的问题就是：信念和价值标准的一个特定的集合将怎样影响集团的行为呢？信念和价值标准等等的集合构成一个意识形态，库恩强调在理论选择中算法和意识形态的根本区别。给定一个适合于理论选择的算法，一个科学家集团的所有成员都会做出相同的决定。但是一个共有的意识形态所产生的效果就不是那么一律的，因为它的应用方式完全不同。科学家集团根据相同的意识形态在不同的理论之间进行选择，个别成员在个别情况下的具体决定将会是彼此不同的。“集团行为将决定性地受共有信念的影响，但个别选择同时也将决定于个性、教育和专业研究的先前模式。（这些变量属于个人心理学的研究范围。）”[41]库恩对这个问题的解答完全求助于社会心理学 （或 “社会学”更好），这是和个人心理学很不相同的学科。这样为了说明的目的，他便以正常的（非病态的）科学家集团做单位。他说：“面对着理论选择的问题，我的答案的结构大致是这样的：以有最合适的动机的一群最有能力的人为例；使他们受一门科学和同目前选择有关的专门知识的训练；把在他们的学科中 （以及很大程度上也在其他的科学领域中）流行的价值系统灌输给他们；最后，让他们做出选择。如果那个方法不能够说明我们所知道的科学发展，那么没有其他任何方法能够做到这一点。在科学家一生的经历将要遇见的具体情况中，不可能有足够决定合意的个别行为的任何一组选择规则。不管科学进步是什么，要说明它我们必须通过考察科学家集团的性质，发现什么是它所珍视的，什么是它所容忍的和什么是它所鄙视的。”[42]这个立场本质上是社会学的。
他反复强调，科学进步的 “说明最终分析起来，必定是心理学的或社会学的。就是说，说明必定是一个价值系统、一个意识形态的描述，加上对于那个系统借以传授下来和加强起来的制度的分析。晓得了科学家珍视什么东西，我们可以希望了解他们将要着手研究什么问题，以及在理论发生冲突的特殊情况下他们将做出什么选择。我怀疑还有另外一种答案可以找到”[43]。
库恩并不认为他所说的这些就已经是科学进步问题的正确答案，只是认为它们就是必须寻求的答案的类型，或者说，是解决理论选择问题所必须遵循的途径。由逻辑和实验所不能单独决定的选择的结果通过意识形态 （包括价值标准、方法论格言、专业上必须履行的责任等等）的制度化和进一步阐明将会得到说明。依他看，研究科学共同体的意识形态是解答理论选择问题和科学进步问题的唯一步骤，科学共同体说什么是合理的、科学的，什么就是合理的、科学的。如果一切都取决于科学共同体，那么不同的共同体所做出的不同的决定将都是正确的，这难道不是彻底的相对主义吗？库恩晓得这一点是他的说明中的一个弱点。他便设法加以弥补：“常规科学的大多数的疑难都是由自然界直接提出的，而一切疑难都间接地和自然界有关。虽然不同的解答在不同时候被接受为正确的，自然界却不能够被勉强塞进任意的一类概念盒子中。相反，原始科学的历史表明只当有了很特殊的盒子常规科学才是可能的，而发达科学的历史表明自然界将不会无限期地受科学家迄今所构造出来的任何一类盒子所限制。如果我有时候说科学家根据他们过去的经验和按照他们传统的价值标准所做出的任何选择都由于那个事实而是它那个时候的正确科学，我不过是强调了一个同语反复。以其他方式做出的决定或不能够以这个方式做出的决定并不为科学提供任何基础，并且不会是科学的。”[44]这样，每一个时代都有它自己的正确科学，问题就在于：既然有了自然界作为独立于范式的客观根据，理论选择的标准或理由是否完全由范式决定、由科学共同体决定呢？科学由一个范式到另一个范式的变化，有没有进步和怎样判明它进步呢？
库恩对这些问题的答复有点前后不一贯。在 《科学革命的结构》第一版中，他所强调的是范式的决定作用，什么是 “事实”，什么是值得研究的问题，和什么是问题的合适的答案，都是完全由范式决定的。在该书第二版和其他的著作中，为了回答关于相对主义和非理主义的指责，他所强调的就有所不同。谈到在进化阶段上相关的两个理论的比较问题，他这时候认为：“我相信要设计出能够使没有成见的观察者把较早的理论同最近的理论区别开来的一类标准倒是容易的。其中最有用的标准将是：预测的准确性，特别在量的预测上；深奥的和日常的问题之间的平衡；所解决的不同问题的数量……这些表还不是所需要的表，但我毫不怀疑那些表是能够完成的。要是能够完成的话，那么科学发展便像生物发展一样，是一个单方向的和不可逆转的过程。后来的科学理论比起较早的理论来，就它们在常常很不相同的环境里被应用以解决疑难而言，是较好的。这不是一个相对主义的立场，它表明在什么意义上我是一个深信科学进步的人。”[45]的确这不是相对主义的立场，但他离开原来的立场，即科学是否进步决定于科学革命中的胜利者怎样说，就非常远了，简直作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总的说来，关于理论选择和科学进步这个中心问题，库恩的立场前后颇不一致。关键在于：在科学革命中理论的选择标准是不是客观的？科学家接受一个理论而拒斥另一个是否根据客观的理由？库恩后来承认有一类标准能够把进化阶段上在先的理论同后来的理论区别开来，这当然是超范式的客观标准了。尽管库恩仍然坚持这些标准对于具体的科学家来说，并不构成决定选择的逻辑规则，理论选择不可能有算法，个别科学家能够同样合理地做出不同的选择，这并不要紧。问题不在于个别科学家实际上是怎样选择的，而在于哲学家是否能够从科学史上当代科学实践的选择行为中提炼出合理的评价标准，据以鉴别理论的优劣。既然库恩现在相信这是可能的，那么他就放弃了大部分的原来立场，同费耶阿本德的距离越来越远，而同波普学派的距离却越来越近了。
[1] 库恩：《发现的逻辑还是研究的心理学》，见拉卡托斯等编：《批评与知识的增长》，第5页。
[2] 库恩：《发现的逻辑还是研究的心理学》，第7页。
[3] 库恩：《发现的逻辑还是研究的心理学》，第8～10页。
[4] 库恩：《发现的逻辑还是研究的心理学》，第244～245页。
[5] 库恩：《对批评者的意见》，见拉卡托斯等编：《批评与知识的增长》，第247页。
[6] 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T．Kuhn：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2）。
[7] 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第5、23～24、23、10、24、37、24、6页。
[8] 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第90、91页。
[9] 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第91页。
[10] 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第10、42、41页。
[11] 库恩：《对批评者的意见》，第272页。
[12] 库恩：《再论范式》（T．Kuhn：Second Thoughts on Paradigms，in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Theories，ed．by F．Suppe，Urbana：University of Illinois，1979），第482页。
[13] 库恩：《再论范式》，第460页。
[14] 库恩：《对批评者的意见》，第272页附注。
[15] 库恩：《对批评者的意见》，第250页。
[16] 库恩：《对批评者的意见》，第248页。
[17] 库恩：《对批评者的意见》，第245～246页。
[18] 库恩：《对批评者的意见》，第247页。
[19] 库恩：《对批评者的意见》，第252页。
[20] 库恩：《对批评者的意见》，第252页。
[21] 库恩：《基本的紧张状态》（T．Kuhn：The Essential Tension，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7），第88页。
[22] 库恩：《对批评者的意见》，第253页。
[23] 库恩：《对批评者的意见》，第253页。
[24] 库恩：《再论范式》，第462页。
[25] 库恩：《对批评者的意见》，第253页。
[26] 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第250页。
[27] 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第79页。
[28] 库恩：《发现的逻辑还是研究的心理学？》，第19页。
[29] 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第77页。
[30] 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第77页。
[31] 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第96页。
[32] 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第91页。
[33] 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第92页。
[34] 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第92页。
[35] 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第93页。
[36] 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第108～109页。
[37] 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第150页。
[38] 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第166页。
[39] 库恩：《对批评者的意见》，第234～235页。
[40] 库恩：《基本的紧张状态》，第331～332页。
[41] 库恩：《对批评者的意见》，第240～241页。
[42] 库恩：《对批评者的意见》，第237～238页。
[43] 库恩：《发现的逻辑还是研究的心理学？》，第21页。
[44] 库恩：《对批评者的意见》，第263页。
[45] 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第205～20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