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言
一
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内分三大派系：南传、藏传、汉传。汉传佛教中，又有所谓“八大宗派”：天台宗（法华宗）、华严宗（贤首宗）、三论宗（法性宗）、唯识宗（法相宗）、禅宗、净土宗、律宗、密宗（为方便记忆，可以浓缩为八个字：台、贤、性、相、禅、净、律、密）。本书要介绍的，是其中的华严宗。
华严宗人认为，本宗有“华严五祖”：初祖法顺（杜顺）、二祖智俨、三祖法藏、四祖澄观、五祖宗密。这五位祖师都是唐朝人。五祖宗密之后，虽然华严宗仍以某种方式延续，但是再也没有出现过“六祖”。从某种意义上说，五祖宗密之后，华严宗便已“绝嗣”。我们再回到起点：法顺虽然是“初祖”，但华严宗却并非由他创立。学术界通常认为，华严宗的实际创始人是三祖法藏（也有观点认为是二祖智俨）。不过，如果要讨论华严宗的历史，我们不止要追溯到初祖法顺，还要进一步推进到古印度的贵霜王朝，这是因为：华严宗的“果实”虽结于中原，可“根蒂”却植于西域。
如果我们把“中国华严宗史”的体态比拟为一种动物，那么，它就如同一条“蛇颈龙”。蛇颈龙，是传说中的古生物，颈长，体硕，尾细，如同一条穿进乌龟壳的长蛇。华严思想有悠远的历史，从贵霜时代一直延续到唐初，这好像是“长颈”；华严宗的“义学史”短暂却辉煌，从唐太宗延续到唐武宗，这好像是“硕体”；唐武宗之后，华严学的“传播史”漫长而渐衰，这好像是“细尾”。总的来说，它的体躯、颈尾的比例严重失调，看起来颇为异怪。
下面，我们以朝代为序，快速浏览一下它的体貌。
二
大约在东汉时期（公元1世纪），“华严类”经典在西域出现，这标志着华严思想的产生。从东汉开始，历经三国、西晋、东晋十六国，直到南北朝初年，“华严类”经典被陆续译介到中原。东晋末年，著名译师佛陀跋陀罗开始翻译《六十华严》，南北朝初期译毕。这标志着“华严类”经典的输入暂告一段落。
南北朝时期发生了两件大事：其一，北魏时期，《十地经论》被翻译出来，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地论学派”。地论学派在思想方面、人才方面，为华严宗的创立做好了预备工作。其二，梁、陈时期，《大乘起信论》问世。这部论著虽然是疑伪经典，但是它的思想为后来的华严宗所借鉴，并融入了华严宗的学说体系。
隋朝建立之后，中原重新统一。隋代与唐初弘扬华严学的主力，是“地论学派”的集大成者——净影慧远及其门下弟子。而另一位“地论师”，静渊则在终南山建立了至相寺。到了唐代初年，至相寺成为全国华严学的研究中心，声名显赫。套用一句流行语来形容，恐怕一点也不夸张：“华严研究哪家强？终南山中找至相。”
初祖法顺、二祖智俨，均和至相寺关系密切。初祖法顺的主要活动区域在今天的陕西一带，他慧眼识珠，把智俨带到至相寺学习。二祖智俨常住至相寺，在成名之后，被尊称为“至相大师”。二祖智俨建立了一套完整的思想体系，华严宗的学说在他的手中已经初具规模。之后的三祖法藏得到了王室的支持，物质基础、理论体系、稳定信众，三者齐备，华严宗由此而正式成立。三祖法藏的“上首门人”本是慧苑，不过由于他标新立异，故而被排斥出了华严宗正统。四祖澄观生逢“安史之乱”，其时禅宗风头正劲，而澄观也杂学旁收，融汇禅贤，从而进一步确立了华严宗的“江湖地位”。五祖宗密本出自禅宗菏泽神会的法系，后又受衣钵于澄观，并以其“华严禅”学说彪炳青史。五祖宗密亦可视为华严宗的最后一任“舵主”，此后的华严宗就失去了明确的发展方向，“华严宗史”也逐步蜕变为“华严学传播史”。
五祖宗密之后便是“会昌法难”。法难之后，华严宗的理论为禅宗所借鉴，但其本身却失去了明确的传承。直到北宋初年，净源出任杭州慧因寺的住持，这才将华严宗的法脉续接起来，他也因其历史贡献，被誉为宋代华严宗的“中兴教主”。净源之后，出现了“宋代华严四大家”：道亭、师会、观复、希迪。他们围绕法藏的《五教章》，展开了一番论争，这显示出华严宗内部仍存有一丝生气。在宗派关系方面，宋代的华严宗则呈现出两个特点：一是与禅宗的融合；二是与净土宗的融合。
与北宋对峙的辽（契丹）境之内，佛教也颇为兴盛，尤以华严宗、密宗为最。并且，辽代佛教有一个显著特点：华严宗与密宗日趋融合。此二宗在辽代几乎同时勃兴，但互不排挤，实为中国佛教史上的一个特殊现象。金朝继辽而起，同时接受了辽、宋的佛教文化。不过，对金代华严宗的发展状况，我们知之甚少。
在元、明、清、民国四个朝代，华严宗的发展乏善可陈。本书在写作时，只能用“数人头”的方式加以介绍。明代的“四大高僧”倡导禅教合一，他们都对华严宗有所关注，然而并没有专门的发扬。清末民初的月霞可谓是华严宗史上最后的辉煌，他开办的“华严大学”培养了一批僧才，使华严奥义传承至今。
三
本书面向中等文化水平（及以上）的佛教文化爱好者。
学术，常被视为“象牙塔”内的事业。如果想要入内参观，一方面，必须跨过专业训练这道门槛。在此意义上，学术研究是有“封闭性”的。另一方面，“学术者，天下之公器也”。这意味着：学术研究，不是某一类人的特权行为，只要愿意接受“游戏规则”，任何人都可以“参与游戏”。学术研究的成果，并不为某一类人所独享。恰恰相反，它只有通过惠及大众，才能实现自身的全部价值。在此意义上，学术研究是有“大众性”的。不可否认，“封闭性”与“大众性”之间存在着一条鸿沟，这就需要有人来扮演“信使”的角色，能进能出，将塔内的讯息以适当的方式公之于众，使之成为共享的资源。否则的话，“象牙之塔”亦即是“巴别之塔”，终将“变乱天下人的语言”。
学术研究之余，笔者也从事文化经典的普及工作。相对学术研究，文化普及看似轻而易举，实则充满挑战。根据本丛书的写作要求，作者必须使用通俗、简明的语言，来介绍华严宗的历史。所以，在接受任务时，在写作过程中，我始终心怀忐忑。论及“华严宗史”，不可避免地要涉及“教史”“教理”两方面的内容。在介绍教史时，我尝试把历史分割成一个个的“人物单元”，再用讲故事的方式叙述人物生平与历史事件。在介绍教理时，则由于理论本身的抽象和繁复，我使用的叙述语言不免有些枯燥乏味。您在读完全书后，可能会发现，本书的语言风格不甚统一：某些段落过于严谨、刻板，有的文字失于嬉皮、轻佻。这样的尝试肯定不能让读者百分之百满意。不过，限于笔者的能力，也只能提前在这里向大家致歉了。
附言：本书第九章“辽金元时期的华严宗”系好友李元博士与我合作撰写而成。特此致谢！
李春尧
2017年10月31日
于暨南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