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代的佛教与华严宗
辽代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特殊王朝，由契丹贵族耶律阿保机在公元916年创立，至公元1125年为金朝所灭，前后共历九帝，计210年。除了契丹族的原始信仰萨满教之外，佛教是辽代最主要的宗教，其中尤以华严宗（贤首宗）、密宗为最盛。并且，辽代的佛教有一个显著的特点：贤首宗（华严宗）与密宗日趋融合（以下将其简称作“贤密融通”），呈现出一种独特的现象。就中国佛教史之整体而言，自唐以后，禅净合流成为大势，具体到华严宗而言，“禅化”也成为主要的发展趋势，相对而言，华严“密化”实在是辽代的一个特殊的文化现象。
辽代佛教之兴盛，绝不亚于与其同期的中原王朝唐、宋。具体来说，有如下表现：辽代帝王之崇佛；佛藏编修和石经凿刻事业的发展；佛教对辽代民众生活的影响入微。限于篇幅，本节仅对辽代帝王之崇佛作一简要介绍，从中我们不难窥见辽代佛教发展之盛况。
根据相关学者的研究，可能在916年辽朝建立之前，佛教就已经传入了契丹，具体时间可能是十世纪初，传入者可能是汉人俘虏。据《辽史》，唐天复元年（901），契丹痕德堇可汗以耶律阿保机为迭剌部夷离堇，专征讨。阿保机“乘机入塞，攻陷城邑，俘其人民，依唐州县置城以居之”。这些新建城邑中有不少的佛教徒。另据《旧五代史·契丹传》载：阿保机还曾经“别作一城，以实汉人，名曰汉城。城中有佛寺三，僧尼千人”。
契丹开始建佛寺的时间也在辽朝建立之前。公元902年七月，阿保机“以兵四十万伐河东代北，攻下九郡，获生口九万五千，驼、马、牛、羊不可胜记”。为安置这些汉人俘虏，阿保机在龙华州“始建开教寺”，“开教”，可能含有纪念“创教”“开导”“教化”之义。太祖三年（909）四月“诏左仆射韩知古建碑龙化州大广寺，以记功德。”912年，又建天雄寺于皇都。
比之耶律阿保机，太宗耶律德光更加崇奉佛教，“饭僧”的记录屡屡见诸史书：如935年，“幸弘福寺为皇后饭僧”；942年，“饭僧五万人”。除了饭僧之外，耶律德光还建立了“菩萨堂”：“太宗幸幽州大悲阁，迁白衣观音像，建庙木叶山，尊为家神。”耶律德光建立菩萨堂，改变了祖宗之法，开了后世辽帝崇佛之先声。公元903年—947年这一段时间，可谓辽（契丹）佛教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期，这一阶段燕京地区被纳入版图（938年），极大地促进了佛教的发展。世宗、穆宗、景宗统治期间，崇佛之风不改。如史载：穆宗庆历二年，“以生日，饭僧，释系囚。”景宗保宁八年，“汉遣使言天清节设无遮会，饭僧祝厘。”另外，景宗还自行增设了宗教管理人员：“以沙门昭敏为三京诸道僧尼都总管，加兼侍中。”
从辽圣宗耶律隆绪开始，佛教在辽国境内得到了更为广泛的传播。辽圣宗本人汉化程度很深，“至于释道二教，皆洞其旨。”圣宗统和九年（991），诏许私度僧尼。其后势难控制，于是不得不又在统和十五年（997）诏诸山寺，毋滥度僧尼；开泰四年（1015）诏汰东京僧，开泰九年（1020）又禁止燃身炼指之风。圣宗对佛教的过快过滥发展仍有控制，但他统治期间饭僧、佛事的规模仍相当可观：统和四年（986），“诏上京开龙寺建佛事一月，饭僧万人。”统和七年（989），“诏知易州赵质收战亡士卒骸骨，筑京观”，同年，“幸延寿寺饭僧”。统和十年（992）九月，“幸五台山金河寺饭僧。”统和十二年（994），“以景宗石像成，幸延寿寺饭僧。”太平二年（1022），“遣金吾耶律谐领、引进姚居信充宋主吊慰使副。”“为宋主饭三京僧。”从这些记载中，我们不难窥测圣宗朝佛教发展的态势。
辽兴宗耶律宗真不但更加沉溺于佛教，而且还受了戒（1038年）。并且进一步改变了契丹旧俗：“兴宗先有事于菩萨堂及木叶山辽河神，然后行拜山仪，冠服、节文多所变更，后因以为常。”另外，他还给予沙门极高的名位：“然兴宗好名，喜变更，又溺浮屠法。”“……数变服入酒肆、佛寺、道观……又重浮屠法，僧有正拜三公、三师兼政事令者，凡二十人。”“燕京兰若相望，大者三十有六，然皆建院。自南僧至，始立四禅，曰太平、招提、竹林、瑞像。……延寿院主有质坊二十八所，僧职有正副判录，或呼司空。”兴宗不但大规模建寺，还常召僧讲法、幸寺饭僧：重熙八年（1039），“朝皇太后，召僧论佛法。”重熙十一年（1042），“以宣献皇后忌日，上与皇太后素服，饭僧于延寿、悯忠、三学三寺。”和他的父祖们一样，兴宗也设立了僧官，《非浊禅师实行幢记》载：“（重熙）八年（1039）冬，有诏赴阙，兴宗皇帝赐以紫衣。十八年（1049），敕授上京管内都僧录，秩满，授燕京管内左街僧录，属鼎驾上仙，驿征赴阙。今上以师受眷先朝，乃恩加崇禄大夫检校太保。次年，加检校太傅太尉。”辽兴宗的这些作为，给他的后继者道宗做了一个不好的示范。
辽道宗耶律洪基是辽代九帝中崇佛最甚者，恐怕也是佛学造诣最高的君王。（他也就是在金庸《天龙八部》中出场的那位辽国皇帝。）他不仅潜心供佛，而且还到寺院“执经亲讲”。在他的统治期间内，佛教得到了大规模发展。咸雍四年（1068），“颁行《御制华严经赞》”；咸雍八年（1072），“以御书《华严经五颂》出示群臣”；大康元年（1075），“命皇太子写佛书”。大康五年（1079），“召沙门守道开坛于内殿”。大康九年（1083），“诏僧善知雠校高丽所进佛经，颁行之。”寿隆六年（1100），“召医巫闾山僧志达设坛于内殿。”他不但个人迷恋佛教，而且不断给沙门加官晋爵，并导致了大量民众遁入空门。帝王一次次的饭僧，也致使社会财富迅速消减。咸雍二年（1066），“僧守志加守司徒。”咸雍五年（1069），“僧志福加守司徒。”咸雍六年（1070），“加圆释、法钧二僧并守司空。”咸雍八年（1072），“有司奏春、泰、宁江三州三千余人愿为僧尼，受具足戒，许之。”同年，“乌古敌烈部详隐耶律巢等奏克北边捷。以战多杀人，饭僧南京、中京。”大康四年（1078），“诸路奏饭僧尼三十六万。”大安九年，“兴中府甘露降，遣使祠佛饭僧。”社会财富的浪费还可以从以下一条记载得以说明，晁说《嵩山集》：“契丹主洪基（道宗）以白金数百两铸两佛像，铭其背云：‘愿后世生中国’。”
辽境之内，唯识宗、净土宗、律宗、禅宗等宗派都有流行，但影响最大的，还是华严宗（贤首宗）和密宗。华严宗和密宗在辽代几乎同时勃兴，但又互不排挤，反而相互融合，这是辽代佛教的一个特殊现象。具体来说，有以下几种表现。
（一）辽代帝王常常贤、密二宗并弘
道宗朝是辽代佛教发展的最高峰，而道宗本人也是辽代九帝之中佛教信仰最虔、用功最深者，他崇佛的史料也相对丰富。辽道宗一方面非常热衷华严，著有《华严经随品赞》十卷，《发菩提心戒本》二卷。咸雍八年（1072）七月曾“以御书《华严经五颂》出示群臣。”而另一方面，他又笃信密宗，对《释摩诃衍论》尤为看重。他自述：“听政之余，留心释典，故于兹论，尤切深赜”。法悟也评价他“备究于群经，而尤精于此论”。从中不难看出，作为一个佛教徒，辽道宗将“贤密融通”作为自己的修佛法门，我们可将之视为辽代“贤密融通”兴盛的一个表现；而作为一个统治者，他的言行则反过来促进了“贤密融通”的兴盛，我们可将之解读为辽代“贤密融通”兴盛的一个原因。
（二）佛教学者在其著作中援引贤、密二宗的理论互相阐释
辽代佛教学者众多，代表者有觉苑、道敐。觉苑著有《大日经义释演密钞》（全称作《大毗卢遮那成佛神变加持经义释演密钞》），该书是对《大日经义释》的注释，而《大日经义释》则是唐代一行法师对密宗经典《大日经》的注释。一行法师的《大日经义释》由于战乱等原因，不显于世，觉苑将之发掘，并作疏解流传。在这部著作中，觉苑引用了澄观《华严经疏》等著作来诠释《大日经义释》，表现出强烈的融通贤、密的倾向。
道敐和觉苑一样，也试图用华严宗的理论来阐释密宗思想。他著有《显密圆通成佛心要集》，在这部著作中，他指出了显宗、密宗的修行者互相攻击的不良倾向，表达了自己融通显（华严）、密的愿望：“法无是非之言，人析修证之路。暨经年远悟见弥多。或习显教，轻诬密部之宗。或专密言，昧黩显教之趣。或攻名相，鲜知入道之门。或学字声，罕识持明之轨。遂使甚深观行变作名言，秘密神宗翻成音韵。今乃不揆琐才，双依显密二宗，略宗成佛心要，庶望将来悉得圆通。”
（三）寺庙设计中表现出的“贤密融通”
辽代佛教兴盛，寺庙佛塔众多，在佛殿、佛塔的设计之中，我们也可以窥见辽代佛教“贤密融通”的特色。下面，我们选取现存的几个辽代佛教建筑为例，试说明这一特点。
1．应县木塔
应县木塔位于山西省朔州市应县城内，建于辽道宗清宁二年（1056），是我国现存的最古最大的木塔。塔高67．31米，实有九层，平面呈八角形，外形稳重庄严。塔内存有几十尊佛像，按照华严宗和密宗的教义布置。第一层为释迦坐像。第二层为“华严三圣”。第三层是五方如来中的四尊：东方阿閦佛、南方宝生佛、西方阿弥陀佛、北方不空成
就佛。第四层七尊塑像仍然表现了“华严三圣”，中央是释
应县木塔
迦牟尼佛，两旁侍立阿难、迦叶，两旁是文殊菩萨、普贤菩萨和牵狮侍者、牵象侍者。第五层为“八大菩萨曼陀罗”，中央为大日如来，四周环绕着八大菩萨。应县木塔内佛像的排列极为精致，巧妙体现了“贤密融通”：第二层和第四层的“华严三圣”明确彰显了华严特色，第三层和第五层则体现了密宗特点，这两层的佛像合在一起，正是“五方佛”与“八大菩萨曼陀罗”的组合，这一五佛八菩萨曼陀罗正与慈贤所译的《妙吉祥平等秘密最上观门大教王经》中的记载一致。另外，第二层的主尊卢舍那、第四层的主尊释迦牟尼、第五层的主尊毗卢遮那，正好构成了“三身佛”的组合。应县木塔的设计者正是以佛的“三身”为中心，把华严宗和密宗的崇拜对象统一起来，而且“华严三圣”和密宗五方佛的主尊均为法身毗卢遮那佛。这种精巧的设置完美表现了辽代佛教的“贤密融通”特色。
2．大同善化寺
根据寺内的碑文记载，大同善化寺始建于唐代，寺内现存建筑大都是金代天会六年到皇统三年间（1128—1143）的重建，具体包括天王殿、三圣殿、大雄宝殿、普贤阁等。三圣殿内存有金代华严三圣像，大雄宝殿内有辽金时代的五方佛、金代二十四诸天塑像。虽然我们现在看到的建筑和佛像主要是金代的重建，但是由于时隔不远，且又是在辽代基础上的重建，所以这些建筑和造像基本上反映了辽代的特色。大雄宝殿内现存辽金时代造像三十三尊，表现的是五方佛和护法诸天。大殿正中是金刚界五方佛及弟子、胁持菩萨，二十四诸天位于五方佛两侧，沿大殿东西墙壁分两组排列，东西各十二尊。据研究者分析，这里的二十四诸天与众不同，在中国寺庙中独树一帜。大雄宝殿内供奉的是密宗的崇拜对象，但是在寺中心的三圣殿内，供奉的则是“华严三圣”：中为毗卢遮那佛，两侧分别为文殊菩萨和普贤菩萨。另外，在大雄宝殿的东西两侧建有文殊阁和普贤阁，这也体现了华严特色。据此我们可以推断，大同善化寺的造像布置体现了辽代“贤密融通”的特色，而且这种现象有可能在金代初年还有一些影响。
大同善化寺
3．大同华严寺
大同华严寺现存有辽金时代的薄伽教藏殿和大雄宝殿两座殿堂，薄伽教藏是该寺留存至今的唯一辽代建筑，建于辽兴宗重熙七年（1038）。殿内有辽代彩塑二十九尊，表现的是“三世诸佛，十方菩萨，声闻罗汉，一切圣贤”，以过去、现在、未来佛为中心分三组排列，四周围绕着菩萨和护法天王。大雄宝殿重建于金天眷三年（1140），殿内的塑像在明初被毁，现在我们所见的为明宣德、景泰年间重立。这些造像表现的也是五方佛和护法天神，和大同善化寺非常类似，不同的是，这里供奉的是二十诸天，而非二十四诸天。有意思的是，华严寺是华严宗的寺庙，但是内中的佛像却是密宗特色。一方面，这是由于战乱和不断重修，导致佛像失去了一些华严特色；另一方面，我们根据重修的记录和同时期的善化寺推断，华严寺在辽代时也极有可能是“贤密融通”的造像布置模式：大雄宝殿内供奉的是密宗五方佛，而其他殿堂（今不存）中供奉的是“华严三圣”等华严造像。
大同华严寺（摄影：李春尧）
从以上介绍的三个佛教建筑中，我们可以推见：华严造像与密宗造像错落有致的布局可能是当时寺庙的常见风格，这种寺庙设计也正是辽代“贤密融通”现象的一个重要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