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乘佛教的兴起与华严思想的产生

一、大乘佛教的兴起与华严思想的产生

佛教的创始人是释迦牟尼(公元前565—前486)。他姓乔达摩,名悉达多。“释迦”是他的族名,“牟尼”意为圣人。释迦牟尼的意思就是释迦族的圣人。除了佛陀之外,他还有其他几个尊号,比如:如来、世尊、大雄,等等。

释迦牟尼原为迦毗罗卫国的太子,刹帝利种姓,父亲净饭王,母亲摩耶夫人。太子从小接受了传统的贵族教育,文武双全。十六岁时,他和邻国的公主耶输陀罗结婚,生子罗睺罗。相传,太子出生之时,有相士预言说,他将来有可能会出家,成为天人之导师。净饭王害怕太子出家,特意在王宫内营造了花天酒地的生活环境,希望太子会留恋尘世的生活。但是,在太子二十九岁(一说十九岁)之时,他还是舍弃了家人,离家出走,开始了僧侣生活。

太子出家之后,一开始师从两位外道。虽然学有所成,但是太子觉得,所学不够彻底、究竟,遂独自苦修。六年苦行之后,太子一无所得,甚至险些丧命。于是,太子意识到,修行要避免苦、乐两个极端,便中止了苦修。在接受了牧羊女供养的乳糜之后,太子静坐在菩提树下,经历了七天七夜(一说四十九天)的冥想,终于获得了觉悟,成为“佛陀”,意即“觉悟的人”。

佛陀成道时三十五岁,此后的四十五年间,他四处传教,培养了“十大弟子”。佛教一方面倡导众生平等,获得了各界人士的普遍欢迎;另一方面又倡导苦乐中道,得到了贵族和富商的经济支持。所以,佛教得以迅速发展。公元前486年,释迦牟尼在拘尸那迦入涅槃,世寿八十岁。

印度佛教的历史,可以大致分为七个阶段:原始佛教时期、部派佛教时期、初期大乘佛教时期、小乘佛教时期、中期大乘佛教时期、晚期大乘佛教时期、密教时期。

从释迦牟尼创教开始,到佛教开始分裂,这一段时期的佛教叫作“早期佛教”,或者“原始佛教”。早期佛教的基础理论是“缘起论”,基本教义是“四谛”:苦、集、灭、道。相传,释迦牟尼涅槃之后,“头陀第一”大迦叶成为僧团的领袖,并且主持了“第一次结集”。所谓“结集”,就是佛教僧侣以“代表大会”的形式集合,一起审定编纂佛教的经典。第一次结集的时间,据说是释迦牟尼涅槃后不久,参会代表是五百比丘。在这次结集中,“头陀第一”大迦叶和“多闻第一”阿难之间产生了一些意见分歧。阿难提出,佛陀在临终之前,曾经允诺过“小小戒(细微戒)”可舍,这一指示应该在结集时予以遵从。然而,“头陀第一”大迦叶认为,即使佛陀真的有那样的指示,也无法确定“小小戒”的标准,所以“小小戒可舍”无法操作。由于大迦叶的权威,结集贯彻了大迦叶的主张。但是,通过这一事件,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的僧团已经有了分裂的苗头。不过,总的来说,释迦牟尼涅槃之后的大约一百年内,佛教内部是大体和睦的。

释迦牟尼涅槃大约一百年之后,佛教开始了分裂。一开始,佛教一分为二,产生了“上座部”和“大众部”。之后,上座部和大众部的内部,又不断分裂出小的部派,共计有十八部,也有记载说二十部。这一段印度佛教史,主旋律就是“分裂”,史称“部派佛教”时期。

原始佛教分裂为“上座部”和“大众部”,具体原因是什么?不同的经典有不同的记载。由于本书篇幅有限,且此事无关宏旨,所以我们在这里仅介绍一种说法。

根据经典记载,释迦牟尼涅槃后大约一百年,古印度西部有一位叫作耶舍的长老,巡游到位于古印度东部的毗舍离城。在那里,他惊讶地发现,当地僧侣的行为和西部地区大为不同:这里的僧侣会在某几个日子,向当地的居士要求金钱的施舍,有的人愿意给,也有的人不愿意给。耶舍长老觉得,这也太不像话了!便和当地的僧侣理论,可是却无法说服他们。于是他只好折返回西部地区,邀请了几位颇具声望的长老,作为他“请来的救兵”,一起杀奔毗舍离城,开会辩论此事。

据说,这次会议有七百人参加,选出了九名代表投票表决,最后认定:毗舍离城僧侣的做法是不合规矩的。在这次会议上,除了讨论“是否可以接受金钱”,还讨论了其他一些琐碎的问题,一共有十条。以耶舍为首的众长老认为这十条是“十非法事”,而毗舍离城的僧侣认为这十条是“十合法事”。这十条分别是:(不同的经典有不同的记载)

(1)没有吃完的姜、盐可以储存起来,以供下次使用;

(2)按原则是正午进食,但是稍微过一点时间的话,也没有关系;

(3)吃完饭后,还可以坐回去继续吃;

(4)吃完饭后,还可以去附近的村子再吃东西;

(5)任何时候,都可以吃酥油、蜜、糖、奶酪等食品;

(6)如果生病的话,可以饮用经过发酵的酒;

(7)坐具(垫子之类)可以任意大小;

(8)出家之前学习的知识,出家之后可以继续学习;

(9)原则上,僧团有事,大家商量。但是某些场合可以先斩后奏,即,做了之后再求得他人的同意;

(10)可以接受在家信徒布施的金钱,存起来以供日后之用。

不难看出,除了最后一条涉及财产问题之外,其他的都是一些琐事,可能都属于“小小戒”的范畴。但是,由于不同地区的僧侣观点不同,互不妥协,所以最终无法达成共识。会议的结果是,以耶舍长老为代表的一方取得了胜利,判定“十事非法”。会议胜利的一方,是僧团中偏于“保守”(无褒贬之义)的一派,虽然数量上不占优势,但是却德高望重。在这次会议上,还完成了新一次的结集的工作。这次结集,是佛教史上第二次结集。因为召集的人数是七百人,所以又叫“七百人结集”;因为会议地点在毗舍离城,所以又叫“毗舍离结集”;因为参加者多为长老,所以又叫“上座部结集”。

“上座部结集”判定毗舍离城僧侣的行为是非法的。毗舍离城的僧侣在自己的“主场”蒙羞,自然心不甘、情不愿。又由于毗舍离城的国王也不支持外来僧侣,所以毗舍离城的僧侣拒不接受会议结论,仍然坚持“十事合法”。他们也不承认会议的结集成果,自己又重新召集了一批僧侣结集。据说,他们的结集参加人数众多,数以万计,所以被称为“大众部结集”。

这样一来,佛教就因为戒律问题,分裂成了“上座部”和“大众部”。在这两大部派中,上座部倾向保守,大众部倾向革新,所以,大众部发展得很快。不过,大众部的理论中也渗入了很多外道思想。

时间又过了一百多年。公元前273年,一位著名的君王登上了历史舞台。他就是阿育王,孔雀王朝(约公元前324年—约前185年)的第三任君主。由于他的努力,孔雀王朝基本统一了整个印度,而阿育王也在征伐与杀戮之后,皈依了佛教。在阿育王时期,佛教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一方面,阿育王以“护法王”的身份,组织了佛教史上的“第三次结集”(公元前253年);另一方面,他鼓励僧侣走出国境,去周边地区传教。阿育王的宗教政策导致了两方面的结果。一方面,佛教的影响进一步扩大;但另一方面,由于佛教的多向传播,教义和戒律的分歧更加复杂。从阿育王时期开始,上座部和大众部的内部迅速分裂出若干派别,最终形成了共十八部派(南传佛教说法)或二十部派(北传佛教说法)。

那么,大乘佛教是在何时兴起的?这个问题恐怕没有确切的答案。我们可以知道的是,大乘佛教的兴起是由于大乘经典的出现;至于大乘经典,学者们通常认为出现的时间大约是公元1世纪。所以,我们只能得出一个大概的结论:大乘佛教兴起的时间大约是公元1世纪。

从理论渊源来说,大乘佛教和部派佛教中的大众部关系最为密切。从经典方面来说,最先出现的大乘经典,可能是般若类经典。般若类经典很多,学者们推测,出现最早的很可能是《金刚经》。至于般若类经典出现的地点,学者们推测可能是南印度。继般若类经典之后出现的,是宝积类经典、华严类经典。在华严类经典中,最早出现的是《兜沙经》。宝积类与华严类经典之后,又出现了《法华经》《维摩经》,另外还有净土类的经典《阿閦佛经》《阿弥陀佛经》,等等。

出现了大乘经典,并不必然促使大乘佛教的兴起,因为教派的兴起还要借助政权的力量。完成这个历史使命的,是贵霜帝国。

贵霜帝国建立的时间是在公元1世纪初,也就是说,和大乘经典出现的时间相近。贵霜帝国的建立者是大月氏人。大月氏人本来在今天的新疆一带游牧,后来为匈奴人所败,于是被迫西迁。在迦腻色迦王统治时期(78—102),贵霜帝国的势力达到极盛。它定都于富楼沙(今巴基斯坦白沙瓦),控制了整个北印度,还有今天新疆的部分地区。

迦腻色迦王信奉佛教,他和孔雀王朝的阿育王被并称为“护法二王”,在佛教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他在位期间,资助佛教徒完成了“第四次结集”。通过这次结集,大乘佛教的势力进一步壮大。

大乘佛教兴起之后,为了争取信众,就把它之前的所有教派都贬低为“小乘”。乘,是“承载”或者“道路”的意思。大乘,就是大车、大船、大路;小乘,则是小车、小船、小路。大乘佛教认为,小乘只能度己,不能度人,而大乘则可以普度众生。

那么,大乘佛教和小乘佛教究竟有什么区别呢?总的来说,大致有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在宇宙观上:小乘佛教保持了原始佛教的某些“唯物主义”因素,主张“我空法有”,意即,“我”不存在,但是“法”存在;大乘佛教则认为“我法皆空”,意即,“我”“法”都是现象,其实质都是“空”。

第二,在佛陀观上:小乘佛教认为,佛陀也是人,是觉悟者,但不是神,所以不拜佛陀的偶像;大乘佛教认为,佛陀神通广大,无处不在,拜佛陀的偶像,而且重视拜佛的礼仪和祭祀。

第三,在修行观上:小乘佛教主张“自度”,就是自我修行,他们认为,佛陀已经指明了努力方向,修行者要做的,就是通过出家修行,证得罗汉果,进入涅槃;大乘佛教主张“普度”,不仅要度自己,还要度他人,修行也不一定非要出家,在家一样可以,他们认为修行的终极目标是“成佛”,在成佛之前,要发心普度众生,先成为菩萨。

第四,在戒律观上:小乘佛教比较接近原始佛教,持戒严格,缺少变通;大乘佛教则相对自由,在一定程度上,放弃了严格的禁欲主义。

总之,在公元1世纪,由于大乘经典的出现,辅以贵霜帝国迦腻色伽王的推动,大乘佛教开始兴起,并且逐渐流行起来。

大乘思想的最初形态可能是般若思想,诞生于南印度;与之不同的是,继之而起的华严思想,可能诞生于北印度,也就是贵霜帝国的境内,及其周边地区。华严思想的产生,依赖于华严类经典的出现。根据现有资料,最早的华严类经典是《兜沙经》。《兜沙经》宣扬了多佛崇拜,它将并存的“多佛”,解释为释迦牟尼的“分身”。同时,该经还列举了十位大菩萨,为首的是文殊。《兜沙经》之后出现的是《本业经》。《本业经》分三部分。第一部分的内容与《兜沙经》相同。第二部分讨论了“菩萨如何修行”。第三部分讨论了“十住”或者“十地住”,这指的是:从“树立信仰”到“获得诸佛功德”,修行者要经过的十个修行阶段。《兜沙经》和《本业经》都是“文殊类”经典。之后出现的《渐备经》可以被看成是“文殊类”经典、“普贤类”经典之间的衔接。

“普贤类”经典宣传“法身崇拜”。法身,以佛智为体,具有客观实在性、遍在性,显示为大慈大悲。而普贤菩萨的一个特点,就是能与法身相契合。相对而言,文殊菩萨的特点是:智慧超群、博学善辩;普贤菩萨的特点是:神通变化、善巧方便。“普贤类”经典的代表有:《兴显经》《度世品经》《等目菩萨所问三昧经》,等等。“文殊类”“普贤类”经典都出现之后,就在此基础上出现了《入法界品》。再之后,就是集成本《华严经》的问世。从大约公元1世纪开始,到公元3世纪末,整部《华严经》编撰完成。这意味着,华严思想已经在域外初成体系,一旦因缘成熟,即将进入中原,生根发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