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通玄的华严学研究
李通玄（635—730），籍贯有两说：一说是沧州（今属河北），一说是北京（今山西太原）。据说他是李唐王室的后裔。李通玄去世的时间是开元十八年（730），出生时间没有记载。根据相关资料推算，他出生的时间应为贞观九年（635）。他活了九十六岁，即使以今天的标准来衡量，也是相当长寿的。
李通玄年轻的时候，学无常师，对《周易》颇为精通。他一直过着“放旷林泉，远于城市”的生活，直到四十岁的时候，他放弃了其他学问，一心专研佛学。早在武则天时期，他就倾心于《华严经》，不过一开始，他所能读到的著述，都是针对《晋译华严》的。公元699年，《八十华严》译出。此时开始，李通玄即着手准备建立自己的学说。不过直到二十年后，也就是公元719年，他才正式开始自己的隐居注疏工作。据说，他携带《八十华严》隐居在太原附近闭门写作，足不出户，长达三年。之后，他又换了一个隐居地点，继续写作，直到逝世。在他隐居期间，据说他每天仅仅“食枣十颗，柏叶饼一枚”，所以世称“枣柏大士”。
李通玄的现存著作有：《新华严经论》四十卷、《略释新华严经修行次第决疑论》四卷、《大方广佛华严经中卷卷大意略叙》一卷等。
《新华严经论》基本可以反映李通玄的全部学说。这部著作体例模仿《探玄记》。前七卷宏观论述了自己的华严学说，第八卷讲述经文的分段及注解形式，第九卷到最后，则是对每一品经文的注解和释义。《略释新华严经修行次第决疑论》（简称《决疑论》）是对《新华严经论》的补充解释和说明。在这部著作中，他把全部经文分成十部分，对应修行的十个阶段。《大方广佛华严经中卷卷大意略叙》（简称《华严经大意》）概括性地介绍了《华严经》每卷的大意、特点、内容。
李通玄和法藏一样，都是华严学家。但是身为居士，李通玄的思想“不走寻常路”。首先，他对《华严经》的结构表示质疑。我们都知道，《晋译华严》是“七处八会”共三十四品，《唐译华严》是“七处九会”共三十九品，但是李通玄却认为，完整的《华严经》应为“十处十会”共四十品。那么，《唐译华严》所缺的那一品经文去哪里找呢？李通玄的做法是，把《璎珞本业经》补入《唐译华严》，这样就凑足了四十品。在此基础上，李通玄又把“说法地点”（处）和“说法次数”（会）重新划分，这样就成了“十处十会”。具体是：菩提场会；普光明殿会；升须弥山顶会；升夜摩天会；升兜率天会；升他化自在天会；升三禅天会；给孤独园会；觉城东大塔庙处会；于一切国刹及尘中一切虚空法界会。
李通玄把《华严经》改造为“十处十会四十品”，对这一做法后世学者褒贬不一。有人认为其中有合理因素；也有人站在自己的宗派立场上认为，这种做法过于生搬硬套。
李通玄学说的最大特色，是借《周易》来诠释《华严》。这一尝试体现了中国哲学与佛教哲学的交汇。我们试举几个例子来说明。比如：《华严经》常用“十方”指代所有空间，李通玄则用“八卦”加“上下”来与之对应。李通玄认为，《华严经》中所有的形象和叙事，背后被隐含了一种义理。他把这种表达方式称为“取像以表法”、“托事以显像”。例如，鸠槃荼王的形象是“扛”着一只大口袋，李通玄认为，这就象征着“肩负”救度众生的责任。李通玄在其注解中，惯用一种手法：把“事、像”与“理、法”对应起来。他认为理解《华严经》的过程，就是通过“像”去参悟“理”的过程。这一思维方式，实际上是来自《周易》的“取象作八卦”的理论。李通玄认为，佛陀说法和圣人取象一样，所以，读经也好，注经也好，目的都是要领悟“像”背后的意义。这种理解当然是李通玄的一种创新，但是他在使用过程中，难免有望文生义、牵强附会之嫌，他也因此饱受后来者批评。
李通玄的另一个关注点是“华严三圣”的关系。“华严三圣”指的是：毗卢遮那佛、普贤菩萨、文殊菩萨。在造像排列上，毗卢遮那佛居中，代表“理、智”兼备；普贤菩萨居佛之右侧，代表“理”；文殊菩萨居佛之左侧，代表“智”。
在李通玄之前，从法顺到法藏，都是重普贤而轻文殊。李通玄则认为：“三圣一体”，三者都是具体的崇拜对象，同时也象征了《华严经》所要表达的义理。在李通玄看来，佛是“佛果”“修行目的”，文殊是“佛智”“佛之智慧”，普贤是“佛行”“修行实践”。三者一体，不可偏废，如果偏废了其中任意一个，修行都不可能获得成功。
和华严宗的前辈相比，李通玄试图把被贬低的文殊提高地位，使之与普贤平等。李通玄的“三圣一体”说试图表明：文殊与普贤地位平等，分工不同，他们和佛共同组成一个整体，这个整体代表了整个佛教。李通玄还从三个角度对“三圣一体”说进行了说明。
第一，从“三宝”的角度来说。“三宝”之佛宝、法宝、僧宝，分别对应于“三圣”之佛、文殊、普贤。即文殊为法宝，普贤为僧宝。三宝具足，是谓佛教。同理，佛教本身，即是“三圣一体”。
第二，从“因果”的角度来说。佛处于“果”位，不可言说。可以言说的，是处于“因”位的文殊和普贤，文殊是“慧”，普贤是“行”。文殊和普贤都处于“因”位，二者平等。
第三，从“三智”的角度来说。所谓“三智”指的是：根本智、法身智、差别智。根本智“无相无作”，既不可言说，也无法仿修，它由毗卢遮那佛来表示。根本智不可言说，可以言说的是法身智，它由文殊来代表。根本智无法仿修，可以仿修的是差别智，它由普贤来代表。李通玄还借用《周易》的理论，把文殊比喻为“小男”，普贤比喻为“长子”。普贤作为“长子”，依据“根本智”，使用“差别智”；文殊作为“小男”，依据“根本智”，使用“法身智”。
总之，李通玄和华严宗的法师并没有密切的师承关系。由于他的居士身份和学术背景，所以，他对《华严经》的解读显得与众不同。虽然他的观点引发了一些争议，但是他们在后世的华严宗和华严学发展中起了积极的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李通玄的学说，是华严学的一股“支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