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严类”经典的传播（东汉—东晋）与“地论师”的研究（南北朝—唐初）
我们在第一章对《华严经》作了简介。整部《华严经》不是一天形成的，而是经历了很长的过程。首先出现的是“文殊类”经典：《兜沙经》《本业经》等，然后出现的是“普贤类”经典：《等目菩萨所问三昧经》《兴显经》《度世品经》等，最后在“文殊类”“普贤类”经典的基础上，形成了《入法界品》。经过这三个阶段才有了集成本的《华严经》，并且被译介到了中原。在这一节，我们拟对这些“华严类”经典在中原的早期传播情况做一个简单的梳理。
我们所要谈的“华严类”经典，主要是指《晋译华严》和散本的“华严支品”（“支品”，指独立流行的小篇幅经典，如《兜沙经》等）。另外，我们还会谈到阐发“华严学说”的相关论著。而我们所要涉及的时段，是从佛教传入中原开始，直到初祖法顺生活的时代。
据经典记载，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大月氏王使伊存向汉“博士弟子景庐”口授了《浮屠经》。这一事件，被认为标志着佛教初传中原。
东汉时期，支谶译出了《兜沙经》。这是“华严类”经典传入中原之始。
三国时期，吴国的支谦译出了《本业经》（全称《佛说菩萨本业经》）。这是现存三国时期唯一一部“华严类”译典。翻译者支谦是支亮的学生，而支亮是支谶的学生，三人都学识渊博，世称“天下博知，不出三支”。
西晋时期，最著名的译师是竺法护。他翻译的“华严类”经典，可以认为就是西晋华严译籍的全部。他翻译的“华严类”经典共有六部。有两部是重译的“文殊类”经典，有三部是新译的“普贤类”经典。另有一部《渐备一切智德经》（简称《渐备经》），相当于晋译华严中的《十地品》。
东晋时期，关于“华严类”经典的传播，最重要的事件就是，佛陀跋陀罗（359—429）开始翻译《六十华严》。具体的翻译情况，我们在第一章已经作过介绍。这里就不再重复了。
北魏永平元年到四年（508—511），菩提流支、勒那摩提、伏陀扇多等在洛阳译出了《十地经论》（简称《地论》），共十二卷。《十地经论》是古印度世亲的作品，是对《华严经·十地品》的论释。关于《地论》的翻译，佛教经典有多种记载。比较通行的看法是：《地论》分别由菩提流支、勒那摩提译出，之后合为一本。由于译本并非出自一人之手，所以其中难免存在着若干分歧，这给“地论师”的分裂埋下了伏笔。
《地论》译出之后不久，就形成了“地论学派”（也叫“地论宗”）。“地论学派”为华严宗的创立提供了组织基础和思想资料，对华严宗的诞生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地论学派”的学者被称为“地论师”。
不过，地论学派几乎从一开始，就是分为两个支派的。《地论》译者之一的菩提流支，有弟子道宠，这一系的传承，史称“北道”或者“北派”；《地论》译者之一的勒那摩提，有弟子慧光，这一系的传承，史称“南道”或者“南派”。
关于南道、北道形成的历史渊源，有两种说法：一种认为，“道”指的是“御道”。菩提流支住永宁寺，在御道之北，所以他的传承叫作北道；勒那摩提住白马寺，在御道之南，所以他的传承叫作南道。另一种说法认为，“南、北道”指的是从相州（邺都）到洛阳的两条道路。道宠一系散居于北道，所以叫“相州北道”；慧光一系散居于南道，所以叫“相州南道”。
南道、北道所争论的焦点问题，是关于“佛性”的“当、现两说”。
北派主张“当常”。所谓“常”，意思是不变的东西，这里指的就是“佛性”。“当常”，就是说，“必当成就佛果”。换言之，“佛性”不是“现在已有”，而是“将来会有”。北派认为，世界的最高本体是具有“杂染”性质的“阿梨耶识”。众生皆有佛性，如果后天努力，最后“必当成佛”。佛性是“始有”的。
南派主张“现常”。意思是，“佛性显现而成就佛果”。南派认为，世界的最高本体是“清净阿梨耶识”，或者叫“如来藏”“无垢识”。众生佛性“本有”，如果通过修行除去对“清净心性”的障碍、遮蔽，使其显现出来，那么就可以成佛。
总之，南、北两派的根本分歧在于对“阿梨耶识”的理解不同。
南北两道之中，道宠一系的著作多已不存，所以，他们对华严宗与华严学的贡献，难以考察。慧光一系的传承和思想相对清晰。慧光治学驳杂，在其弟子之中，专门研究《地论》和《华严》的有：僧范、法上、僧达、安廪、道凭、昙遵、昙衍，等等。其中，僧达、安廪把北朝的华严学思想传播到了南朝；法上在佛教管理方面功绩卓著，声名显赫。法上有弟子净影慧远；道凭有弟子灵裕。这两个人对后来的华严学发展有很大贡献。在地论学派中，很多人都担任了僧官，所以它成为北朝影响最大的学派。
如果说，北朝最重要的事件是地论学派的兴起，那么南朝最重要事件就是《大乘起信论》的问世。
《大乘起信论》传说为古印度马鸣所著，这部论著有两个译本，一个为南朝真谛所译，一个为唐朝实叉难陀所译。真谛的译本比较流行。
真谛（499—569）是“西天竺优禅尼国”人，后至扶南（今柬埔寨）。他应南朝梁武帝的邀请，于公元546年，到达南海（今广东广州），两年后又到了建康（今江苏南京）。不久，由于“侯景之乱”，他四处辗转，最后又返回广州，专心从事译经。宣帝太建元年（569）去世。
历经梁、陈二朝，真谛的翻译作品主要有：《金光明经》《仁王般若经》《唯识论》《阿毗达摩俱舍释论》《摄大乘论》，等等。真谛在华二十三年，主要向中国译介了大乘瑜伽行派无著、世亲的学说。他的译著中，对中国影响最大的是《摄大乘论》和《阿毗达摩俱舍释论》。其中，无著所作的《摄大乘论》是系统论证“阿梨耶识”的唯识学著作。《摄大乘论》译出之后，形成了“摄论学派”。由于“摄论学派”和“地论北道”的观点主张有相似之处，所以，二者逐渐合流。
《大乘起信论》虽然署名为真谛翻译，不过，根据现代学者的分析，这部书很可能不是马鸣的著作，而是出自中国教徒的手笔。从思想上来看，它和印度佛学的确有所不同，其中夹杂了一些新的创见。对于这个问题，学界看法不一。有人认为这体现了中国学者的智慧，值得褒奖；但也有人认为这是对佛教本义的歪曲，必须纠正。本书姑且采纳这样的观点：《大乘起信论》是中国学者托名马鸣的论著，在其写作过程中，夹杂进了自己对佛教的理解；至于这种理解的是非对错，本书不予置评，读者可以见仁见智。另据现代学者考证，《大乘起信论》面世的可能时间段，大约是公元548年—公元588年。
《大乘起信论》
《大乘起信论》的要点，是讨论“如来藏”（真如）与“世间万有”的关系。它认为：世间万有都是“真如”的显现；心性本“静”，不生不灭，因为无明风“动”，所以产生了分别，然后生出了万法。《大乘起信论》虽然不是华严宗的根本经典，但是它对华严宗的理论有很大的影响。很多华严宗学者的思想，都是立足于此部著作之上的。
公元581年，杨坚（隋文帝）建立了隋朝，定都长安（今西安）。公元589年，隋朝统一全国，结束了南北分裂的局面。随着政权的统一，南北佛教的交流更加通畅。这为佛学研究的发展提供了保障。
隋文帝杨坚是一位信仰佛教的帝王，为了振兴佛教，他在首都兴建了大兴善寺。该寺是隋文帝时期的国家大寺，也是隋初的佛教中心。寺中云集了净影慧远、僧猛、昙迁、灵裕等众多高僧大德。同时，全国各地优秀的“地论师”也都汇集到长安一带。
从隋代初年到唐代初年，弘扬《地论》和《华严》的主力，是净影慧远及其门下弟子。
慧远（523—592）。为了与东晋的“庐山慧远”相区别，他通常被称为“净影慧远”。慧远是隋初的僧界领袖之一，也是“地论学派”的集大成者。他在“地论学派”中的师承是：勒那摩提—慧光—法上—净影慧远。开皇七年（587），慧远接受了隋文帝的邀请，从洛阳来到长安。他一开始住在大兴善寺，后来迁居到了净影寺。从开皇七年开始，此后的十余年间，慧远及其弟子活动频繁。由于他们获得了国家授予的佛教管理权，所以，地论学说、华严学说均得以广泛传播。慧远的主要弟子有：宝安、慧迁、辨相、宝儒，等等。
其中，宝安是慧远建立净影寺的主要助手，善于讲经和僧团管理。慧迁是慧远的弟子中，宣讲《地论》的杰出代表。唐武德末年，慧迁逝世，世寿79岁。他的去世被认为是《十地》流行的终结。唐代的道宣法师评论：“慧迁去世之后，《十地》从此绝响。”（自迁之殁后，《十地》一部，绝闻关壤。）
总之，从隋朝初年开始，慧远及其弟子在长安地区大力弘传《十地》。由于政府的支持，和他们自身的努力，《十地》《华严》的影响遍及社会各个阶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