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古代军事思想
军事思想作为独立的意识形态出现，始于奴隶社会。随着社会的进步，战争成为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与此同时，人类的思维能力达到了新的水平。日渐丰富的军事经验与逐步提高的认识能力相结合，使人类对战争问题的认识向客观实际越来越靠近，逐渐形成了一些对战争和军事问题的观点和看法。古代军事思想的产生、发展主要集中在两个相对独立的区域，即作为古代文明的发祥地的中国和地中海沿岸国家，包括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两个时期的军事思想。
（一）中国古代军事思想
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发端于夏、商、周三代以前，而产生于三代之时。由于当时没有著书之风和受到诸种条件的限制，并没有多少军事理论著作。但商代的甲骨文、商周的金文中已经有大量的关于军事活动的记载。现存最古老的文献《尚书》《易》《周礼》中也有关于军事原则的记述。西周时期已经有了专门的军事著作《军志》和《军政》，但已经失传。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社会由奴隶制向封建制急剧转变时期，这一时期战争多、规模越来越大，战争理论也有了长足的进步，中国古代军事思想步入了发展成熟时期。秦朝统一中国后，建立了封建制王朝，但由于暴政苛民，短命而亡。刘邦建立了汉朝，“汉承秦制”，中国封建社会进入发展时期。汉后，经过魏晋南北朝长期分裂割据，隋、唐经过战争实现国家统一。秦汉隋唐时期，吸取了先秦军事思想理论，结合丰富的战争实践而丰富了军事思想内容，是中国古代军事思想丰富提高时期。宋元明清时期，中国社会步入封建社会后期，中国古代军事思想步入总结深化时期，军事思想呈现出综合性、总体性、丰富性等特点。
中国古代军事思想是中国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一般意义上的军事思想有着共同的本质属性，其内容已经涉及到战争观、战争指导思想和建军思想等一些带有根本性的问题。在世界古代军事思想中，中国古代兵书最多，军事思想内容最丰富，成就最高，影响最深远，而西方古代军事思想主要以战史和军事历史著作为代表，总体上缺乏系统性，没有多少理论上的总结。因而学习和继承古代军事思想的精髓，应当以学习中国古代军事思想为主。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博大精深，内容繁多，可以从战争论、战备论、治军论、用兵论、将帅论等方面进行概括。
1．战争论。中国古人认识战争现象，以当时战争本质暴露的程度为基础，从各自的立场出发，对战争的起源、起因、性质、作用，对待战争的态度，战争与政治、经济等条件因素的关系中，从总体上提出和形成了初步的看法，这就是古代朴素的战争观。关于战争的本质问题的观点主要有：兵者，凶器也，战者危事；兵者，国之大事也；兵者，诡道也；兵者，文武也；兵者，权也；兵者，刑也；兵者，拨乱之神物也；兵者，礼义忠信也。关于战争起源的观点主要有：与民皆生论，这种观点认为战争是同人类与生俱来的，有了人类时就有了战争，战争的根源在于人的本性，起源于“生存竞争”，起源于人类的本能；太古无兵论，这种观点认为，战争并不是自有人类以来就有的，战争是人类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关于战争起因的观点主要有：“天命论”，认为战争是“皇天降灾”“天讨有罪”，发动战争是为了“奉行天之罚”；“本性论”，认为“人生而有欲”，如果欲望不能满足，则必然引起战争；“人口论”，认为古时候人少、财物多，所以没有争斗和战争，后来人口不断增多，社会财富相对减少，人们为了争夺生存条件就发生了战争。关于战争和平的观点主要有：安不忘战，忘战必危；兵凶战危，好战必亡。关于战争性质的认识主要有：“武有七德”，即“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如果战争是为了这些目的而进行的，那么它就是正义的，否则就不是正义战争；《文子》一书认为战争有五种情况，一是诛暴救弱谓之“义兵”；二是敌人来犯，不得不起来反抗，谓之“应兵”；三是为小利而大动干戈，谓之“忿兵”；四是掠夺国土财物，谓之“贪兵”；五是凭借自己国大人众，恃强凌弱，谓之“骄兵”。只有“义兵”和“应兵”才是正义的战争。关于对待战争的态度主要有：“偃兵废武”论、“穷兵黩武”论、“义兵慎战”论，强调要支持正义战争，反对非正义战争。关于战争与经济的关系的观点主要有：战争依赖经济；经济是基础；“富国”是“强兵之急”；重视经济斗争，强调“以战养战，战胜而益强”。关于战争与政治的观点主要有：“兵之胜败，本在于政”；“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民勇者，战胜；民不勇者，战败”“争天下者，必先争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强调通过因民之心，重士爱民来达到“合民壹众”。
2．战备论。中国古代军事思想中关于战备论的观点，既唯物、又辩证，其主要内容包括两个方面：战备的主要内容和战备的基本原则。关于战备的内容的观点主要有：一是政治上备战，二是经济上备战，三是思想上备战，四是军事上备战，五是外交上备战。关于战备的基本原则主要有七个方面：一是超前性原则，二是超盖性原则，三是相称性原则，四是求己性原则，五是隐蔽性原则，六是平战结合原则，七是整体性原则。
3．治军论。治军论是中国古代军事家和军事论著者对军队建设问题的理性认识，是我国古代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是强调国以军为辅，即政权的建立和巩固，都要依靠军队，军之辅国，辅强则国安，辅弱则国衰；二是强调军以民为本，即军队来自民众，民众是军队的力量源泉和靠山；三是强调凡兵，制必先定，即治理军队靠的是组织编制；四是凡胜，备必先具，即强调武器的生产及改进提高；五是兵不在众，以治为胜，即战争胜负不完全取决于军队数量多少，还取决于质量。
4．用兵论。用兵理论是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古人通称为“用兵之法”“兵道”等等。主要观点有：一是用兵之道，先谋为本，即强调用兵注重先定谋略、战略和策略；二是先胜而后求战，即强调在了解彼此双方的情况的基础之上，做好充分准备工作，有胜利的把握才去和敌人交战，从而把胜利的可能变成现实；三是兵之情主速，即进攻速胜是兵家用兵的共同法则；四是致人而不致于人，即在战争指导上，争取主动权极为重要；五是因机立胜，即用兵要根据战争多变的客观实际，正确使用兵力和灵活地变换战法；六是攻是守之机，守是攻之策，即用兵打仗不外乎进攻和防御两种基本类型，强调攻防结合和灵活转换；七是激人之心，励士之气，即战争胜负，既取决于物质因素，同时也取决于精神因素，在战争中要激发军心士气，充分发扬战斗意志，牺牲精神和胜利信心的作用。
5．将帅论。将帅对于战争的胜负有着重要的作用。将帅论思想主要包括：一是关于将帅的地位作用。古人认为“将者，国家安危之主也”“将者，心也”“将者，成败之所系也”“知兵之将，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夫总文武者，军之将也。兼刚柔者，兵之事也。得之国强，去之国亡，是谓良将”，充分肯定了将帅在战争中的重要作用。二是关于将帅应具备的条件。主要有“五德”论，“将者，智、信、仁、勇、严也”；“五慎”论，“理、备、果、戒、约”；“四德”论，“威、德、仁、勇”。三是关于将帅选拔任用的原则。主要有全面性原则、实践性原则、优化性原则、专任性原则、开放性原则、辩证性原则等。
（二）《孙子兵法》简介
韩非子在《五蠹》篇中说：“境内皆言兵，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太史公曰：“世俗所称师旅，皆道《孙子》十三篇。”可见《孙子兵法》一书在中国古代已经广泛流传。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了《孙子》竹简，1978年7月青海大通县上孙家寨西出土了汉木简《孙子》，进一步肯定了春秋末期的孙武著有兵法。《孙子兵法》是目前世界公认的最早的“兵学圣典”，共计13篇，6 000余字，篇次有序，立论有体，是一部独立完整的兵书，标志着独立的军事理论著作从此诞生，在世界军事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孙子兵法》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中国历代兵家无不重视对其进行研究和应用。明代茅元仪曾经说过：“前孙子者，孙子不遗；后孙子者，不能遗孙子。”中国近代革命的先驱孙中山先生对《孙子兵法》评价极高：“就中国历史来考究，二千多年的兵书有十三篇，那十三篇兵书，便成立中国的军事哲学。”《孙子兵法》对当代信息化战争和各个领域的竞争，仍然有科学的指导意义和借鉴价值。
《孙子兵法》13篇为《计篇》《作战篇》《谋攻篇》《形篇》《势篇》《虚实篇》《军争篇》《九变篇》《行军篇》《地形篇》《九地篇》《火攻篇》《用间篇》，其全书在结构上是以计划为起点，以情报为终点，全书前后连贯，有头有尾，形成了完整的军事思想体系。《孙子兵法》的军事思想体系，有不同的概括，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战争论。主要包括重战、慎战、备战思想，以及对战争与诸因素的关系的论述。
二是治军论。主要包括将帅的选用和军队管理两方面的问题。关于将帅的选用方面，孙子把将作为“五事”和“七计”的内容之一，强调将帅的作用。把选拔将帅的标准定为“智、信、仁、勇、严”。强调将帅要有不计名利、不避责任的道德品质，有足智多谋的智慧头脑，有冷静和严谨的作风，有唯“道”而不唯“上”的精神品格，以及将帅应该克服“五危”加强自身品格修养，等等。关于军队管理方面，孙子强调政治建军（“令民与上同意”）。强调“令之以文，齐之以武”，宽严相济，以法治军。重视“分数”“形名”，强调军队的组织编制和作战指挥。
三是用兵论。孙子的用兵思想主要包括战略思想和战术思想两部分。孙子的战略思想主要包括：重视和强调知彼知己，先计先算，全局筹划。强调充分准备，未战先胜。强调以“全”争胜，不战而屈人之兵。强调进攻速胜，反对持久作战。强调因粮于敌，战胜而益强。孙子的战术理论主要包括：致人而不致于人，争取战争主动权。因敌制胜，灵活用兵。出奇制胜，击敌之虚，以利动敌。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攻其必救，以众击寡，诡道制敌。避其锐气，击其惰归。半济而击，以火佐攻。齐勇若一，首尾相顾，等等。
四是军事哲学思想。孙子的军事哲学思想主要包括朴素的唯物论思想和原始的辩证法思想。孙子的唯物论思想主要体现在：反对天命，注重人事，提出“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必取于人”。在认识外界“知”的基础上，谋划战争和预测胜负。把战争胜负建立在“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即双方力量强弱对比的物质基础上。孙子的辩证法思想主要体现在：孙子认识到战争制胜因素是普遍联系的，“道、天、地、将、法”相互依存相互补充。战争有规律可循，一切都应按“战道”行事。战争是彼已、胜负、众寡、分合、奇正、虚实等诸多矛盾的对立统一，强调要分清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抓住主要矛盾解决战争问题，强调“杂于利害”，即全面看问题，兼顾矛盾的各个方面，认识到战争矛盾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强调要做到“战胜不复，而应形于无穷”，认识到事物的发展是迂回曲折的运动，强调指导战争要善于“知迂直之计”“以迂为直，以患为利”，认识到战争矛盾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强调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等等。
当然，《孙子兵法》作为2 500多年前诞生的兵书，虽然具有博大精深的军事思想体系，但也难免有其局限性。如战争观方面未能区分战争的性质；治军方面有愚兵政策；军队补给方面的抢掠政策；作战指导方面片面强调一些作战原则等。但不能否认《孙子兵法》具有穿越时空和国界的独特魅力及科学价值，它是我国乃至世界军事理论宝库中最宝贵的军事文化遗产，我们应当很好地挖掘《孙子兵法》的思想精华与智慧启迪，指导人类科学地驾驭信息化战争，为构建和谐世界服务。
（三）西方古代军事思想
与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相比，西方古代军事思想起步晚，缺乏系统的论述。主要包括公元前8世纪至公元5世纪古希腊的军事思想和古罗马的军事思想，以及中世纪的军事思想。
古希腊时期军事思想的代表性观点概括起来主要有：战争是由根本利害矛盾引起的；战争的目的是为了征服，谋求城邦的霸主地位；战争的胜负取决于政治、经济、军事、精神等条件；作战双方必须对双方的军力、财力、人力等方面的长处和短处进行认真的分析对比；注意激励军队的士气，立足于以优势力量建立己方胜利的信心；采取出乎敌人意料的行动，使之惊慌失措等等。古罗马时期的军事思想源于此又有所发展，主要表现在：战争有正义与非正义之分；把军事作为实现政治目的的工具，而政治又是配合军事行动达到军事目的的手段；通过外交广泛建立联盟，孤立对手，恩威并举，实现目的；主张以进攻为主，防御为辅；在被迫处于防御地位时，总是通过向敌后等薄弱处进攻，力求改变攻防态势，变防御为进攻；主张建立一支忠于自己的部队，以金钱、土地、建筑、妇女等物质利益保证部队的忠诚，以精神鼓励、严格的纪律保持部队的战斗力。古希腊与古罗马具有代表性的军事理论家及军事著作，主要有史学家希罗多德、修昔底德斯和色诺芬等，分别著有《希腊波斯战史》《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希腊史》和《希腊远征波斯记》，记录了古希腊奴隶主所进行的多次战争史实，色诺芬还探讨了军队的补充、组织、装备和训练等军事原则。古希腊的哲学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也曾试图解释战争的起源问题。
而在随后的中世纪，欧洲军事思想发展缓慢，军事著作很少。主要有拜占廷帝国佚名作者著的《战略》，主要论述战术问题，稍后还有里欧的《战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马基雅维利的《战争艺术》等著作，在欧洲军事学术史上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后来，法国的沃邦、萨克斯，奥地利的蒙特库科利等军事理论家的著作，都为资产阶级军事思想的形成创造了条件。
中国古代和西方古代军事思想，奠定了近代军事科学的基础，但同时，古代人类对军事的思考由于受科技发展水平、阶级认识、统治阶级愚民政策的限制，东西方的古代军事思想都缺乏全局性、系统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