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权与中国海洋意识
观察人类生存与发展的轨迹，海权不但对国家的发展具有重大影响，而且是制约国家安全的重要因素。因此，维护中国海洋安全，必须了解海权、树立科学的海洋意识。
（一）什么是海权
海权，最早是由美国海军学院教官马汉在其海权理论中提出的概念，其代表作是《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海权英文是“Sea Power”，它的字面本义是“海上力量”“海上实力”“海上强国”。而将“Power”赋予“权力”的涵义，是马汉的本意，这样比“力量”更具政治性和战略性。海权，是指国家为自身经济、政治利益的实现而运用海上力量（主要是海军，也包括商船）控制海洋的权力。马汉强调，这是从历史得出的结论。马汉的海权理论，强调了控制和利用海洋对国家兴衰所产生的巨大作用，同时阐明了利用包括海军在内的海上力量实现国家利益的方式、手段和途径。马汉的理论对美国、法国以及前苏联等国的海军发展和国家的强盛产生了重大影响，在某种意义上也推动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历史也证明了，当人类由开发陆地转向开发海洋的时候，对海权的认识及其运用，是不能忽视的一个决定因素。
中国的海权，并不是马汉海权论意义上的海权，而是从国家主权引申出来的“海洋权利”和维护这种权利的“海上力量”的综合。海上力量是海洋权利自我实现的工具，是主权国家捍卫海洋安全和海洋权益的必然需求。由此，中国提倡的海权概念是，国家在海洋空间行动的自由权，是海洋国家的合法权利。中国海权具有“和合”“和谐”的和平、防御的基本特征，与马汉的具有进攻和霸权性质的海权是完全不同的概念。中国不会简单照搬马汉的海权理论，但中国需要反思历史上中国国家安全战略、海洋观和兵学传统中的保守、消极的一面。在一定意义上说，海权理论也是一个文明成果，中国需要借鉴它的“合理内核”。它揭示了一个基本规律——以商品经济为特征的海洋经济活动，对生产力发展和国家兴衰的影响；它揭示了一个哲学方法——当海洋不再成为阻隔而将世界联成一体的时候，国家需要有放眼全球的战略思维；它揭示了一个重要事实——海洋安全与国家经济、政治之间的必然联系，以及海军在其中的重要作用。
（二）中国的海洋意识
中华民族自古就不是缺乏海洋意识的国家，但又是海洋意识非常淡薄的国家。中国近代以前海洋安全几乎不存在什么问题，但是当今的中国，海洋安全问题却越来越突出。如果不确立科学的海洋意识，就难以维护我国的海洋安全，难以开发和利用海洋，难以让海洋成为中华民族强盛与辉煌的依托。
所谓海洋意识，是关于海洋客观规律及其价值的认识和开发利用海洋的心理与行为表现。中国海洋意识的演变与中国所处的自然地理条件、生产实践、文明类型和国际社会的联系与发展密切相关。
1．古代中国海洋意识(https://www.daowen.com)
古代中国海洋意识，可以概括为“渔盐之利，舟楫之便”。中国位于欧亚大陆的东部，太平洋西岸，其最重要的地缘特征是，西部连绵的天山、昆仑山、喜马拉雅山等山脉与分布其间的沙漠戈壁成为中国与西方的天然屏障；东部海上的自然岛弧形成一个半闭海，成为中国东部的天然阻隔。这造就了一个相对独立的发展空间。由于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气候温暖湿润，雨量充沛，非常适合农耕，中华文明最终形成了以中原地区的农耕文明为核心、海洋文明从属陆地文明的基本类型。
中国东部沿海地区是中华民族海洋文明的发祥地，龙山文化和百越文化就是上古中国海洋文明的遗迹。现代考古学家们从遗迹中发掘出来的贝壳、鱼钩网坠证明，早在6 000多年前，我国祖先已在沿海拾贝、捕鱼以果腹谋生。4 000多年前，海水煮盐业也已经出现了。春秋时代，地处山东的齐国因重视开发渔业、盐业资源而富强起来。当时的齐国国君齐桓公问管子何以富国？管子曰：“唯官山海为可耳。”就是说由国家组织开发海洋资源，国家就能富强。战国时期韩非子在总结治国经验时说：“历心于山海而国家富。”秦汉时，人们不但驾船出海捕鱼，还在南海里采捞珍珠、珊瑚。那时已可以制造大型楼船和快速的舸，从长江口北上山东，南下东南沿海。三国时吴国开辟了到台湾、朝鲜、日本的航线。明代有郑和七下西洋的航海壮举，但在册封朝贡体系下因无视海洋贸易利润的补充而难以为继，被视为劳民伤财的海洋秕政而废止。为杜绝后人经略海洋的念头，朝廷重臣儒学大家竟烧掉了郑和的航海档案。[1]明中叶之后，统治者厉行海禁、闭关锁国长达400多年。民间的海上贸易被中断了，中华民族的海洋意识也停留在初始阶段。
2．近代中国海洋意识
近代中国海洋意识，可以概括为“海权意识觉醒”。清朝中后期，虽然许多有识之士海洋意识开始觉醒，但清朝迟迟没能形成海权意识，直至19世纪中叶鸦片战争爆发，面对西方列强用武力叩关破门，清朝才开始萌发了近代海防观念。鸦片战争后期，林则徐、魏源相继提出了较为长远的海防大计。同治七年，江苏巡抚丁日昌草拟了一份《海洋水师章程》，首次规划了建立中国近代海军海防的方案。同治十三年，清廷进行了中国近代第一次海防大讨论，左宗棠的“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的观点为清政府所采纳。此后由李鸿章、沈葆桢分别主持北洋与南洋防务，开始成规模地筹建近代海军。光绪十一年，清廷进行了第二次海防大讨论，得出了“目前自以精炼海军为第一要务”的结论，决定成立“总理海军事务衙门”。光绪十五年，美国的一份报告中称中国的海军实力列世界第9位。光绪二十年，在李鸿章“保船制敌”“避战保船”的战略思想下，甲午海战以北洋舰队的惨败而告终。近代中国的民主革命家、政治家、理论家孙中山，是较早深刻认识到海权之重要性的代表性人物。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的当天，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就发布命令：“以红旗另角镶青天白日，日有十二芒为海军军旗。”临时政府只有九个部，其中就有一个是海军部。孙中山明确指出，没有海军，不仅海权会丧失，还可能导致亡国灭种的悲惨结局。孙中山强调：“海军实为富强之基，彼美英人常谓，制海者，可制世界贸易；制世界贸易者，可制世界富源，制世界富源者，可制世界即此故也。”而且孙中山还预言：“今后太平洋问题，实则关乎我中华民族之生存，中华国家之命运也。”孙中山的海权思想，既是对中华民族传统的“重陆轻海”观念的深沉反思，又是中华民族海权意识觉醒的重要标志。
3．现代中国海洋意识
现代中国海洋意识，可以概括为“维护海权、经略海洋”。新中国成立之前，毛泽东就做出了一个历史性的决定，组建一支保卫沿海沿江的海军。1949年4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海军（即新中国海军）成立。新中国成立之时，毛泽东强调：“海军一定要搞，没有海军不行。”他为海军题词：“我们一定要建设一支海军，这支海军要能保卫我们的海防，有效地防御帝国主义的可能的侵略。”在上世纪50年代后期，毛泽东进一步强调，除了继续加强海军和空军的建设外，必须大搞造船工业，建立“海上铁路”，以便在今后几十年内建设一支强大的海上战斗力量。综观毛泽东对海军建设的论述，用当今的语言来表述毛泽东的海权思想，就是既要保障“国家海洋安全”，又要建立“海上铁路”保障“国家海洋发展”。20世纪70年代末，邓小平高度关注沿海地区开放的同时，多次强调要“进军海洋，造福人民”。进入80年代中后期，邓小平又适时提出了“经略海洋”的战略构想。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江泽民强调：“开发和利用海洋，对于我国的长远发展将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我们一定要从战略的高度认识海洋，增强全民族的海洋观念。”进入新世纪以来，胡锦涛特别强调发展海洋经济，发展海军履行多样化军事任务能力，并提出了构建“和谐海洋”理念，在党的十八大上作出了建设海洋强国的重大部署。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海洋强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要进一步关心海洋、认识海洋、经略海洋，推动我国海洋强国建设不断取得新成就；我国既是陆地大国，也是海洋大国，拥有广泛的海洋战略利益。我们要着眼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全局，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坚持陆海统筹，坚持走依海富国、以海强国、人海和谐、合作共赢的发展道路，通过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方式，扎实推进海洋强国建设。习近平还进一步提出了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纵观新中国历代领导人的海权思想，可以说中国的海权思想符合现今世界潮流。中国现代海洋意识，既体现在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要论述之中，也体现在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及其基线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毗连区、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法》等法律之中。我们中华民族“维护海权、经略海洋”的海权意识，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是在海洋邻国不断争夺我国岛屿主权、侵害我国海洋权益事件的刺激下才觉醒和清晰起来的，但必将为指导中华民族保卫海洋资源、拓展第二生存空间、维护海洋贸易通道、捍卫海洋权益、建设海洋强国发挥应有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