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长”的概念
从上文中，我们看到，“Bildungsroman”这一德语词实际上带有很鲜明的历史因素和时代的烙印，解释“成长小说”的概念很难脱离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等历史背景。但“Bildungsroman”这一德语词其含义本身就是变动的，囿于传统的定义反而有可能陷入对“成长小说”的僵化理解，造成视野的局限。正因如此，有国内学者提出：“如果按照西方评论家所给定的《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巨人传》《痴儿历险记》甚至《哈克贝里·费恩历险记》等标本来衡估这一类创作的话，成长的完整性和‘他与世界一同成长，他自身反映着世界本身的历史成长’亦即‘不得不成长为’‘新人’的概念就很容易束缚成长小说新的文学视界的拓展。”(15)当然，我们希望用超越历史的视角来理解这一概念，然而完全跳脱历史语境来定义“成长小说”又难免使其内涵空洞，流于形式。因此，正确理解这一概念必须同时兼顾这两方面的因素。事实上，“Bildungsroman”的含义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变动，其很大程度上是就源于“Bildung”（修养，教化，教育）这一词语本身的含义变动。
上海外国语大学的孙胜忠教授在《论成长小说中的bildung》一文中对“Bildung”一词进行了考辨，并对该词意义的流变作了较为完整地呈现。他写道：“德语中的‘Bildung’原先指‘外形’或‘一个人的外表’（Gestalt，拉丁语forma），也指‘成形的过程’（Gestaltung，拉丁语formatio）。‘Bildung’的另一个定义指一个复杂的建筑或实在物（conplex construction or entity），它由‘Bild’（图画或肖像）派生而来。这一建筑的比喻已经指向心灵的构建和人的内在修养。”“原先Bild是被那些经院哲学家、教堂里的神父和虔诚派教徒们用来指上帝形象的恢复。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Vorbild，God's image）创造的，但由于人的堕落，这一形象被扭曲了；为了赎罪，人不得不通过自我检讨和反省来重塑自己的形象。”“到了启蒙运动的后期，成长概念中的宗教色彩已经淡化，代之而起的是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同时强调人同社会的接触，在社会交往中不断发现自我，完善自我，使自己的各个方面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一句话，个人要在社会交往中受到教育，在于社会的交互作用中成长。”由此可见，“‘Bildung’经历了一个从宗教术语向世俗的人文主义概念演变的过程……在宗教的意义上来说，人的改变都是被动的，而当这个概念被世俗化后，它转而强调人的思想和内心世界的价值，个人的修养替代了救赎。”(16)古裕在其《德语修养小说研究》一书中对“Bildung”意义的流变描述得更为细致。他对“Bildung”这一词从词源到词汇的派生，从古希腊哲学到基督教神学，从古典思想到19世纪世俗精神都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考证，并指出：“‘Bildung’在18世纪经历了人文转换，逐渐获得了现代的‘塑造’‘教育’和‘发展’等含义。其原始的神学含义退至后台，人文思想凸现。但该词所隐含的思维模式却保留下来，也就是说，它仍然包含‘按某种形象塑造’的意思。”(17)德国哲学家赫尔德第首次将“Bildung”从宗教神学中解放出来。这一概念后经由摩西·门德尔松、威廉·洪堡等人的阐述而获得了“启蒙”和“文化教育”之意，接近汉语中的“修养”。然而赫尔德、门德尔松、洪堡等思想家无一例外地都将“Bildung”与民族、社会或国家等公共领域紧密联系起来，强调一种与生俱来的规定性。“Bildung”在“塑造人格”的意义上，仍有很大的被动性的成分，并其意义往往被上升到对一个社会集体精神的塑造的层面。在歌德与赫尔德的年代，知识分子对“Bildung”仍抱有一种集体性的理想，然而在当今多元化、强调个体意义的文化语境中，成长的目标、理想究竟意味着什么却是值得我们重新认真思考的。
“Bildung”（此处译为“教化”）在伽达默尔的解释学理论体系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并作为人文主义四概念之首出现在《真理与方法》中。伽达默尔称“Bildung”是“18世纪最伟大的概念”，“正是这一概念表现了19世纪精神科学赖以存在的要素。”(18)他在《真理与方法》中对赫尔德至洪堡再至黑格尔的“教化”观念进行了重新审视，尤其对黑格尔的“教化”观念进行了概括和补充。伽达默尔认为，精神科学是随着教化一起产生的，“因为精神的存在是与教化观念本质上联系在一起的。”(19)
伽达默尔谈到，在黑格尔的哲学思想中，“人之为人的显著特征就在于，他脱离了直接性和本能性的东西，而人之所以能脱离直接性和本能性的东西，就在于他的本质具有精神的理性的方面……人类教化的一般本质就是使自身成为一个普遍的精神存在……因此，教化作为向普遍性的提升，乃是人类的一项使命”。(20)黑格尔的实践性教化其历史性精神的基本规定，“即自己与自己本身和解，在他物中认识自己本身。”(21)在黑格尔的基础上，伽达默尔提出：“只要单个个体于其中生长的世界是一个在寓言和习俗方面合乎人性地造就的世界，单个个体就始终处于教化的过程中，始终处于对自然性的扬弃中”，“构成教化本质的不是单纯的异化，而是理所当然以异化为前提的返回自身”，(22)“记住、遗忘和再回忆属于人类的历史构成，而且本身就构成了人类的一段历史和一种教化”。(23)“只有通过遗忘，精神才获得全面更新的可能，获得那种用新眼光去看待一切事物的能力，以致过去所信的东西和新见到的东西融合成一个多层次的统一体”(24)伽达默尔的“以异化为前提的返回自身”与赫尔德时代的“塑造人格”的“教化”观念相比，是一个很大的超越。他认为，“教化”是一个既成存在的问题（Frage Des Gewordenen Seins）。质言之，“教化”（Bildung）涉及个体的根本存在和主体性的确立，个体通过教化向“他者”敞开自身，并在这种主体间的交互过程中提升自身。这也就意味着个体在超越自身的过程中不丧失自身，并以此为前提地返回自身。当一个人为某个对象敞开自身并在这一过程中把握了对象的差异性时，实际上在这一过程中由特殊达到普遍。或者更简单地解释，“教化”是主体与他者的平等对话，是以“遗忘自身”为前提地在他者中发现自己。黑格尔和伽达默尔这种“教化”观念暗含着对主体性的一种肯定。
虽然《真理与方法》是一部诠释学著作，但其关于教化的看法无疑是准确和深刻的。我们看到，当下我们所谈到的成长或教化（Bildung）与十八九世纪的成长或教化在概念上存在一定的差异。用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等时期的成长观念来考查成长小说（Bildungsroman）显然不妥。在今天的文化语境中，重视个体的主体性已经成为一种趋势。伽达默尔的“教化”观为“成长小说”与“成长主题”带来了一种新的理解视角。因此当下“成长”在西方文学中较之以往要具有更普遍的含义，即“成长”是个体在面对世界是所必然要经历的过程。从这个角度讲，这一概念与汉语译文“成长”有相通之处，但不可完全等同。这也意味着“成长”在文学作品中已经成为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旧有的“成长小说”已难以涵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