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长的历史隐喻
如果说《时间中的孩子》将焦点投向孩子，那么《黑犬》则是将焦点投向了父辈。《时间中的孩子》通过对“童年”的探寻，领悟生活的真谛。而《黑犬》则通过对父辈的独特经历的追溯，来理解微观层面的生活、婚姻、情感和宏观层面的价值冲突、社会阶层的分裂等等。在手法上，《黑犬》同《时间中的孩子》是一贯的：都是通过回到“过去”来获得精神上的启迪。只不过在《时间中的孩子》中，这一“过去”是一个抽象的“童年”，是形而上意义的；而《黑犬》中的“过去”则是具象的，是形而下意义的，代表主人公杰瑞米的“过去”、崔曼夫妇的“过去”以及一个时代的“过去”。《黑犬》将个体的成长与整个时代的进程紧密相连。历史的进程在个体的身上留下鲜明的印记，反之，个体的选择影响这个时代，在小说《黑犬》中，个体的成长与人类文明的历史进程有着某种共通性。因此，《黑犬》不仅是一部有关历史记忆的小说，更是一部关于个体探寻自我身份的小说，一部有关个体成长的小说。《黑犬》通过对父辈的独特经历的追溯，探索和构建个体层面的自我身份和隐藏于其间的宏观层面的历史真相。主人公杰瑞米精神父辈的缺失代表了一整代人信仰上的迷惘，也象征着整个时代的人们对20世纪残酷历史的遗忘。
小说《黑犬》以回忆录的形式呈现，讲述了崔曼夫妇年轻时的浪漫往事和激情岁月，以及二人后来因“黑犬”事件而分道扬镳的故事。叙述者杰瑞米作为崔曼夫妇的女婿，由于幼年失去双亲的经历，对其二人有一种独特的亲密感。为了探寻崔曼夫妇年轻时候时的那段特殊经历，他借与崔曼夫妇二人的访谈的机会为他们二人撰写回忆录。事实上，小说所关注的并不仅仅是崔曼夫妇二人的旷日持久的信仰之争，更是叙述者杰瑞米本人对价值理念、道德原则、理性法则的探索以及对自我身份的追寻与确认。
正如有评论家所指出的，“我们正是通过叙述我们自身的身份、地点、时空，以及在这种叙述中比较自我与他者的身份差异，从而构建或重构‘自我’”(1)换句话说，撰写“回忆录”正是杰瑞米对自身记忆的探索以及对自我整体性的构筑。特别地，作为小说的开场，在回忆录的“前言”部分有一段对叙述者杰瑞米早年个人经历的介绍。而这一开场实际上就是杰瑞米试图对自我身份的一种反思与探寻。这段“前言”一开场就写道：“8岁那年，在一场车祸中，我失去了双亲，从那以后，我就对别人的父母格外在意（原文：Ever since I lost mine in a road accident when I was eight, I have lost my eye on other people's parents.）。”小说开头的这句话显然太不起眼，以至于一般读者往往忽略了这句话的隐含意义。大卫·马尔科姆在专著《理解伊恩·麦克尤恩》中曾对此指出，这段看似清晰的表述中其实隐含着两种不同的解读，即这句话的前半句既可以表达“失去了父母”，也可以表达“迷失了方向”（原文为my eye，直译为我的眼睛）(2)按照情节的逻辑，当然应该理解成失去了“失去了我的父母”，然而在这句话的语法逻辑中，“我的”（mine）也可以指“我的方向”（my eye），于在是同一种表述下其实隐含着两层意思。小说开头的这一段文字游戏显然是作家麦克尤恩有意为之。表面上，叙述者所要表达的似乎是第一种意思，然而从小说整体来看，第二种解释却有更深的含义。事实上，“迷失方向”正是对杰瑞米在失去双亲之后精神状态的真实写照。叙述者杰瑞米在其青年时期狂热地迷恋他的朋友们的父母，热切地渴望与他们交谈。他意识到：“一个17岁的小伙子醉心于与上一辈人相处时的舒适与交谈，暴露出他那干瘪的灵魂。”(3)换言之，“杰里米的关注不是源自对空巢老人的关爱和同情，而是源自自己心灵的空洞。”(4)来回于老人之间并没有填补杰瑞米内心的空缺，却使他陷入了更深的迷惘。
杰瑞米尝试对过去的逃离与遗忘与整个欧洲社会整体上的信仰缺失具有某种相似性。说得更清楚些，杰瑞米的精神历程正是欧洲人二战后遭遇的缩影，或者反过来说，欧洲人之精神境况在整体上正如杰瑞米个人的人生处境，处于一种精神上的“丧亲”状态。具体地来说，例如杰瑞米与外甥女莎莉童年所遭遇的暴力与伤害某种意义上与整个欧洲在世界大战中所遭受的创伤存在相互对应的联系。
个体的创伤：杰瑞米18岁前的经历。“前言”中介绍，在成年以前，失去双亲的杰瑞米与姐姐一家住在一个大套间内。他那位声称正在攻读人类学校外学位的姐夫实际上却“天生就有暴力倾向”，姐姐与姐夫两人除了成天混在屋里屋外，就是“酗酒、打架、和好”。这对夫妇糟糕的婚姻状况给杰瑞米和外甥女莎莉留下了难以愈合的心灵创伤。在他18岁那年，杰瑞米决计要离开他童年的伤心之地：“不管是莎莉、琼、哈珀，还是兰利一家、纽金特一家或希尔维史密斯一家，他们在我后来的生活中再没有出现，我把他们都抛在身后了。我心中的歉疚和叛离感都不允许我回到诺丁山去看他们。”(5)“之后的许多年里，我一直处于逃离的状态……”幼年丧亲的经历造成了杰瑞米严重的精神空缺和信仰缺失，因此杰瑞米终其一生都在试图填补内心的空洞，试图“减轻自童年起即幽灵般缠绕心头、挥之不去的失落感”。(6)
正如笔者所谈到的，杰瑞米失去双亲这一事件不仅仅是现实意义上的“失去双亲”，更代表了一种精神父辈的缺失。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解释了为什么杰瑞米在接触自己的岳父岳母之后出现了如此剧烈的精神摇摆和信仰上的迷惘。杰瑞米童年的经历正意味着其精神引路人的缺失，也即其所谓的“失去方向”：“我发现，从8岁到37岁，在这段时间里一直困扰我的情感空缺，那种无家可归、无人可依的失落感，导致了我在知性上的一个严重缺陷：我没有信仰，我什么也不相信。”(7)而杰瑞米这种信仰的缺失及其心灵成长的困境与其说是个体层面的精神迷失的具体体现，莫如说是对整个欧洲社会在二战之后的社会现实的隐喻。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杰瑞米的这种‘不相信’反映出他在面对道德和理性准则缺失时的无助（这些准则不仅仅是对其本人人生经验的价值评判依据，更是对“二战”以后欧洲意识形态剧变的评价标准）。事实上，他之无法调节琼与伯纳德二人之间的信仰冲突正是他没有学会如何对待20世纪历史上的冲突与纷争的象征。”(8)
欧洲社会的创伤：二战历史。小说中，主人公杰瑞米所走过的每一个地方都呈现出一派与战前完全不同的和平景象。虽然战争的痕迹已经随着时间的流逝完全被掩埋在历史的尘埃之下，然而每个地方却又如此“明显地”隐藏着暴力因素。历史带给人民的教训随着历史遗迹的消逝，毫不留情地被遗忘。因此，宏观层面的文明历史与微观层面的个人经历在逻辑上是相通的，杰瑞米的个人经历某种程度上暗示了欧洲历史的走向。例如在“正文”的第三部分，叙述者杰瑞米回忆了与妻子詹妮初次见面的经历。在这场邂逅中，杰瑞米受政府邀请作为非政府组织文化代表团的成员来到波兰，并由此而结识了同一个代表团中的詹妮。来波兰的第三周，杰瑞米应詹妮的要求陪同其一起参观位于卢布林的马伊达内克集中营，这座二战期间臭名昭著的集中营如今已经成为供游客祭奠历史的场所。然而，他们二人在集中营里看到的并非是人民和政府对历史的铭记与反省，相反，却是对历史的遗忘与冷漠。集中营的大门标示牌上的文字向游客介绍死于此处的波兰人、立陶宛人、俄国人、法国人、英国人和美国人，而被这座集中营所吞噬的占全城人口四分之三的所有犹太人却只字未被提及——“即使这里已经没有犹太人了，人们仍然恨他们”。(9)在这座小城中，杰瑞米所指的那一“无法逃避的耻辱，共同承担的悲惨境遇”(10)轻而易举地被遗忘甚至被回避了。大屠杀仅仅只是强化了波兰人作为受害者的自我认知，却并没有消弭仇恨与歧视：
……即使不去考虑在修辞上的夸张，其中残存的真实对我而言，也足以把马伊达内克从一座纪念碑、从一种民众为了对抗遗忘而采取的令人肃然起敬的手段，在转瞬之间，变成一种空想的顽疾和现世的危机，一种令人几乎难以察觉的对邪恶的纵容默许。
主人公在这座集中营中的见闻正是整个欧洲社会对“二战”历史态度的缩影。“二战前”与“二战后”在当代欧洲人的心目中已然成为断裂的两个时代，形成记忆的断层。那“无法逃避的耻辱，共同承担的悲惨境遇”，正如同杰瑞米与外甥女莎莉所共同经历的创伤岁月那样被双方所刻意遗忘：杰瑞米头也不回地投入到他计划已久的大学生活中去，而莎莉则孤独地度过了她惨淡的童年。直到多年以后，莎莉才吐露心声：“苦难会将一个孩子置于多么孤立无援的境地。”(11)20年后，莎莉走上了同她母亲一样的道路，而丝毫没有从童年的经历中吸取教训。一言蔽之，历史从来没有被铭记，暴力仍时刻隐藏在当下的生活之中。回忆起自己与外甥女莎莉的共同经历，叙述者说：
这种令人伤感的愚蠢举动以我的婚姻而告终……我拥抱生活，永久地奔向生活，或者更确切地说，是生活主动拥抱了我。我本应从自己与莎莉在一起时的经历中领悟，想要重塑一个失去的父亲，最简单的办法就是让自己身为人父；而去抚慰自己心中那个被抛弃的孩子，最好的办法莫过于拥有自己的亲生骨肉，去疼爱他。(12)
在杰瑞米的这段叙述中，昔日因失落与迷惘而频频拜访长者这一举动成为令人伤感的“愚蠢举动”，与莎莉在一起时的经历成为一件亟待翻篇的往事，抚慰心灵的孩子就是尽快地投入新生活。然而，历史绝不可能不加反省而得到纠正，同样，拥抱美好的生活也绝不可能抹除过往的伤痛。这种方式与其说是一种疗救，莫如说是一种逃避，一种刻意的遗忘。相反，遗忘历史只能让历史重演，而不经反省的生活必然走向盲目，走向非理性。当主人公在法国南部圣莫丽斯的旅舍餐厅里见到那起“暴力”事件，他情不自禁地介入到这一场家庭的纷争之中：“不管受到了多少扭曲，它是我以前密切关注的思绪和童年时的孤独的体现，代表了一次净化灵魂、驱逐心魔的历程。这件事中，我是为了我的小外甥女莎莉、也是为了我自己而采取的报复行动。”(13)然而那位巴黎女士的那句平静的制止声音却立刻使“我”清醒地意识到“驱使我下手的那股激情和所谓报复、正义一点关系也没有。”(14)主人公始终以“受害者”自居，却忘记了，暴力同样存在于他自己身上。换句话说，暴力无所不在。
我们看到，小说中杰瑞米在“回忆录”中的叙述不仅是关于其自身身份的构建，更是对二战历史的重构。个体的成长与这个时代的进程息息相关，探寻个人的成长经历某种意义上是透视历史真相的一个重要途径。杰瑞米个人的成长经历不仅是对欧洲二战历史的提示，更是一种隐喻，一种揭露。因此，历史的真相并不是存在于书本当中，乃是隐藏在我们每一个体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