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层面的“主体生成”
尽管这种“主体性”概念观照下的“成长”强调自我发现，强调主体意识，强调身份认同，强调价值表达，但其始终是从形而上的层面探究人作为精神存在的自我完善的可能，也即将主体看成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并不考虑人先天的心理构造和人自身的发展阶段。尤其在今天的文化语境下，许多后现代主义者们认为主体性仅仅是一种思维的虚构，并不存在真正的主体性。因此，个体在心理层面的成长常常被忽视。人是一种精神的存在，这是“成长”概念的最根本的前提，但人同时也是物质的存在，人的肉身的成熟与发展对精神成长所起到的促进的作用也是不容否认的。
20世纪初弗洛伊德所创立的精神分析学说在后世的文化、文学、艺术、哲学等领域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精神分析理论开辟了一个人们前所未知的领域，向世人打开了通向潜意识世界的大门。精神分析学与形而上学不同之处在于，它将“精神”视为人体的机能。身体性是心理学的基础。弗洛伊德在他《释梦》(24)中系统地阐释了以人的本能为核心的无意识理论。其后，他在《自我与本我》(25)一书中又在此基础上提出三重人格结构学说：本我（id）、自我（ego）和超我（superego）。这三重结构中，“自我”指意识的结构部分，遵从现实原则，代表理性和常识；“本我”代表被压抑的潜意识结构部分，遵从快乐原则；而“超我”属于人格的最高层，是自我的升华，又称理想自我。这三种结构相互起作用，处于一种动态的平衡之中。也就是说，人的主观思想是一个有层次结构的多元体，各个结构的内在的冲突和斗争构成了人的精神生活。在具体的实践活动中，自我如何克服本我层面的无意识冲动向超我发展成为一个重要命题，这样一来，以往被人忽视的成长的内部因素即精神结构的动力过程成为成长主题研究的重要内容。在《性学三论》中，弗洛伊德在性本能发展的理论基础上提出力比多（或称“性力”）发展的几个阶段：口腔期、肛门期、性器期、潜伏期及生殖期。虽然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的“泛性化”倾向遭到了包括后来的精神分析流派在内的思想界人士的质疑和批评，但他的学说——包括无意识理论、人格结构理论和性本能发展理论——无疑对后世造成了深远的影响。而在此前，（不论是在文学作品中还是现实中人们所认为的）所谓人的发展阶段往往是与人不同时期的社会角色联系起来的，忽视了人内在的精神结构的发展和变化。张国龙在《成长小说概论》中写道：“成长蕴藉了心理学和社会学的意义。心理学指涉的成长，预示着成长者性意识的觉醒，理性思维能力的健全、成熟，以及对社会主流价值范型和审美认知标准等的认同。”(26)这一定义实质上就是强调了个体生理的成熟之于心理成长的促进作用，这与弗洛伊德性理论中所谓性本能对无意识的影响亦有关联。张国龙在书中归纳了几种主要展现青春期性生理剧变诱发的主体性意识蜕变的成长主题小说，我们认为，这一类成长主题小说的创作一定意义上也是受到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的影响。弗洛伊德还认为个体的童年经验，尤其是童年时期的情感经历对他的一生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人的个性、偏好，甚至人生观很大程度上都受到童年遭遇的影响。因此，原本被人忽视的儿童与幼儿的成长阶段成为重要的研究对象。
法国思想家拉康运用结构语言学和人类学理论改写了传统精神分析学的基本理论，他从哲学角度对弗洛伊德所提出的“自我”的概念做了修正和阐明。20世纪30年代，拉康在弗洛伊德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富有创建性的“镜像阶段论”。他从其所观察到的幼儿生长中的镜子阶段作为出发点，构筑“自我”的概念。他认为，镜子中的映像帮助幼儿形成“自我”的概念，并且这种虚幻的映像会影响人的一生：“他（孩子）要在玩耍中证明镜中形象的种种动作与反映的环境关系以及这复杂潜象与它重现的现实的关系，也就是说与他身体，与其他人，甚至与周围物件的关系。这一行为体现了一种人类世界的本体论结构。”(27)按照拉康的镜像理论，婴儿看到镜中形象所作出的反应可以理解为主体的认同过程。“在这个模式中，我突进成为一种首要的形式。以后，在与他人的认同过程的辩证关系中，我才客观化；以后，语言才给我重建起在普遍性中的主体功能。”(28)拉康认为镜像认同是所有次生认同过程的根源，但这一认同的结果是将自我的动因于社会规定之前就置于一条虚构的途径上，于是个体只能渐近而不能完全形成主体。镜像阶段建立起异化着的个体的强固框架，“这个框架以其僵硬的结构将影响整个精神发展。”(29)这就是说，人通过认同于某个形象而产生自我的认知，并在其此后的一生中持续这一认同的过程，而这一过程使人的“自我”得以形成并不断调整变化。在镜像阶段之后的发展阶段中，拉康提到语言对于构建主体的作用。他认为决定主体的是主体间的关系，而维系主体间的关系最主要的活动即主体之间的意义传递活动，也即语言的使用是主体间性的本质所在。事实上，镜像阶段也好，主体间的意义传递也好，都强调了自我认同之于主体的意义。然而由于人的自我认知的根源是一个幻想（镜子影像），人于是便产生一种对于幻象的偏执，那么人的主体的建构便只有逐渐完成的过程而没有完成的结果——人永远地处于成长之中。这一对成长的认知从另一个方面印证了伽达默尔与巴赫金的结论。但与他们二人不同的是，拉康所谓的主体建构的不可完成乃是一种根源上的不可能，因为主体的生成源起于自我的分裂，是在异化认同过程中建立起来的伪自我，而前二者则强调人作为精神存在的未完成性，二者有本质性的区别。
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原理关于个体的阶段性发展的理论与弗洛伊德和拉康的理论皆有相似之处，特别是他也认为认识的发生存在一定的结构和模式，但他却是从完全不同的角度来解释主体的形成过程。皮亚杰说：“主体只是在以后的阶段才通过自由地调节自己的活动来肯定其自身的存在，而客体则只是在它顺应或违抗主体在一个连贯的系统中的活动或位置的协调作用时才被建构成的。另一方面，只要每一活动仍然还是一个小小的孤立整体，那么它们之间唯一共同的和不变的参照就只能是身体本身，于是就产生了一种朝向身体本身的自动的中心化，虽然这种中心化既不是随意的，也不是有意识的。”(30)“儿童最早的活动既显示出在主体和客体之间完全没有分化，也显示出一种根本的自身中心化，可是这种自身中心化又由于同缺乏分化相联系，因而基本上是无意识的。”(31)皮亚杰关于主体的生成理论与拉康的镜像理论有本质的区别。拉康认为，镜像阶段体现了人类的一种本体论结构，镜子阶段的认识模式是人类的一种先天的认同模式。人类在婴儿阶段便表现出了对某一形象的认同倾向，这意味着人在与其他客体交往之前就首先通过一个虚构的幻象完成了自我认知，拥有了主体意识。而皮亚杰却主张，“认识既不能看作是在主体内部结构中预先决定了的——它们起因于有效的和不断的建构；也不能看作是在客体预先存在着的特性中预先决定了的，因为客体只是通过这些内部结构的中介作用才被认识的。”(32)这意味着只有当主体的行为施于客体并引起了客体的变化并收到了这一变化的反馈时，认识才得以发生。皮亚杰进一步解释：“如果从一开始就既不存在一个认识论意义上的主体，也不存在作为客体而存在的客体，又不存在固定不变的中介物，那么，关于认识的头一个问题就将是关于这些中介物的建构问题：这些中介物从作为身体本身和外界事物之间的接触点开始，循着由外部和内部所给予的两个互相补充的方向发展，对主客体的任何妥当的详细说明正是依赖于中介物的这种双重的逐步建构。”(33)在之后的阶段，主体的身体不再是活动的中心了，“主体的身体开始被看作是处于一个空间中的诸多客体中的一个；由于主体开始意识到自身是活动的来源、从而也是认识的来源，于是主体的活动也得到协调而彼此关联起来。”(34)皮亚杰以运演作为儿童思维发展的标志将儿童的认识水平分为感知运动阶段、前运演阶段、具体运演阶段、形式运演阶段等四个主要阶段，并表示：“发生认识论的特有问题是认识的成长问题：从一种不充分的、比较贫乏的认识向深度、广度上都较为丰富的认识的过渡。”(35)虽然皮亚杰基本上就是从儿童运演思维发展的角度来研究认识的发生和发展，但其关于主体的结论却与诸后现代理论不谋而合，即主体是在与客体的交互过程中生成的。他的关于思维发展的阶段理论某种意义上可视为对弗洛伊德性意识阶段论的反拨。并且另一方面，皮亚杰的理论补充了“成长”概念里与个体思维发展相关内容的空缺。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专门论述了儿童这一特殊阶段的思维成长特点，而这一问题恰恰是以往我们成长主题研究和成长主题创作所忽视的。这对我们成长主题的研究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正如我们上文谈到的，成长最本质地就在于人的主体的生成，即主体性的凸显和主体意识的发展。成长主题就是对人在主体生成的过程或这一过程的某一阶段某一表现的描述，因此成长主题小说所涉及内容便远比成长小说要丰富得多。由于个体的成长直接地与主体性相关，而主体具有社会、文化乃至政治等不同层面的意义，个体的成长就必然地要涉及社会、文化、政治等多方面的问题。20世纪心理学理论丰富了主体概念的内涵，不论是精神分析各流派的理论观点还是现代心理学理论，尽管它们的具体主张各有特点，但它们不约而同地注意到人的精神结构，思维发展、认识的发生对于成长的重大意义。这些结论是我们在研究成长主题是不能不重视的。在形而上和宏观的层面，成长主题主要地就是关于人与社会，与集体之间的复杂关系，而在更为具体的和微观的层面，成长主题关注人的内在精神结构的冲突，认知模式的发展，幼年成长经历对成年的影响等。在20世纪众多哲学、文化、心理学等理论的影响下，个体的成长成为反映主体问题的重要方面，相比宗教观、启蒙观，在今天的文化语境下成长具有比以往更为普遍的意义。
(1) 於可训：“序”，梁晓娟：《近三十年中国女性成长小说研究》，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
(2) [德]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第19页。
(3) [德]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第20页。
(4) [德]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第21页。
(5) [德]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第21-22页。
(6) [德]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第22页。
(7) [德]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第22页。
(8) [德]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第26页。
(9) [苏]巴赫金：《小说理论》，《巴赫金全集》（第三卷），第230页。
(10) [苏]巴赫金：《小说理论》，《巴赫金全集》（第三卷），第232页。
(11) [苏]巴赫金：《小说理论》，《巴赫金全集》（第三卷），第232页。
(12) [苏]巴赫金：《小说理论》，《巴赫金全集》（第三卷），第233页。
(13) [苏]巴赫金：《审美活动中的作者与主人公》，《巴赫金全集》（第一卷），晓河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20页。
(14) [苏]巴赫金：《审美活动中的作者与主人公》，《巴赫金全集》（第一卷），第221页。
(15) [苏]巴赫金：《审美活动中的作者与主人公》，《巴赫金全集》（第一卷），第221-222页。
(16) [苏]巴赫金：《审美活动中的作者与主人公》，《巴赫金全集》（第一卷），第225页。
(17) 樊国宾：《主体的生成：50年成长小说研究》，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3年版，第2页。
(18) 黄汉平：《主体》，赵一凡编：《西方文论关键词》，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年版，第867页。
(19) 黄汉平：《主体》，赵一凡编：《西方文论关键词》，第868页。
(20) 黄汉平：《主体》，赵一凡编：《西方文论关键词》，第868页。
(21) 黄汉平：《主体》，赵一凡编：《西方文论关键词》，第868页。
(22) [美]M.H.艾布拉姆斯、杰弗里·高尔特·哈珀姆：《文学术语词典》，第511页。
(23) [瑞士]弗朗西斯·约斯特：《比较文学导论》，廖洪军等译，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178页。
(24) [奥]西格蒙德·弗洛伊德：《释梦（上）》，车文博主编：《弗洛伊德文集》（第三卷），北京：九州出版社2014年版。
(25) [奥]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自我与本我》，车文博主编：《弗洛伊德文集》（第九卷），北京：九州出版社2014年版。
(26) 张国龙：《成长小说概论》，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4页。
(27) [法]拉康：《拉康选集》，褚孝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90页。
(28) [法]拉康：《拉康选集》，第90页。
(29) [法]拉康：《拉康选集》，第93页。
(30) [瑞士]皮亚杰：《发生认识论原理》，王宪钿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23-24页。
(31) [瑞士]皮亚杰：《发生认识论原理》，第23页。
(32) [瑞士]皮亚杰：《发生认识论原理》，第16页。
(33) [瑞士]皮亚杰：《发生认识论原理》，第22页。
(34) [瑞士]皮亚杰：《发生认识论原理》，第24页。
(35) [瑞士]皮亚杰：《发生认识论原理》，第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