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长”与“主体生成”的关系
“成长主题”之“成长”从根本上说，是人的自我意识的突破，是主体价值的自我发现。由于人不仅仅是物质的存在，还是精神的存在，精神的个体必然存在精神发展的可能，于是“成长”成为人类生存的一个重要的命题。於可训先生在为弟子梁晓娟《近三十年中国女性成长小说研究》一书所作的序言中这样写道：“成长小说，是从西方传进来的一种叙事模式。西方人讲进化，讲发展，用这个眼光来看社会，则历史是前进的，用这个眼光来看个人，则个人是成长的，是以有成长小说。”“个体的成长，关乎人对自身的认识。西人有一种说法，叫‘认识你自己’，据说是刻在古希腊神庙的门楣上的，可见其重要性。但数千年来，人类对自然的和社会的认识，虽然已达到了相当的深度，涵盖了无尽的领域，但对自身的认识，却因为受了种种局限而不能深入。”(1)我们认为於可训先生的这一评价是相当精辟的，尤其他对“个体的成长”的概括，实际上道出了“成长”的核心意涵。也就是说，“成长”一词不仅仅意味着性格的塑造和思想的成熟，还蕴含着自我追寻、主体建构、身份认同、价值表达等内容，这些内容是我们在谈论“成长”主题时不能不重视的。自西方人从中世纪的宗教神权中解放出来以后，对主体的探索更成为他们哲学思考的重要方面。在这一历史进程中，“成长”这一概念也逐渐被赋予极其重要的人文主义内涵。
伽达默尔的“教化”（Bildung，即文中的“成长”）观虽然是以其解释学哲学为背景做出诠释的，但他对“教化”本质性的理解是我们不得不重视的。他认为“教化”这一我们平常所认为的不言而喻的概念，其本身具有极其丰富的历史内涵：“在教化概念里最明显地使人感觉到的，乃是一种极其深刻的精神转变，这种转变一方面使我们把歌德时代始终看成是属于我们的世纪，另一方面把巴洛克时代视为好像远离我们的史前时期。可是，我们通常所使用的基本概念和语词却是在那时形成的，如果谁不想被语言所困惑，而是谋求一种有历史根据的自我理解，那么他就会看到自己必须面对整个一堆语词史和概念史的问题。”(2)他认为，“教化”一词不仅代表当下人们对其所理解的意义，还保存了历史上曾出现的种种解释，如何理解“教化”必须回到这一概念的流变历史中去。赫尔德首次将“教化”概念从宗教神学中解放出来，并将其从根本上规定为“达到人性的崇高教化”，在赫尔德的推动下，“教化后来与修养概念最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且首先意指人类发展自己的天赋和能力的特有方式。”(3)之后，威廉·冯·洪堡将“教化”提升到“能力或天赋的培养”，伽达默尔认为这一结果“实际上唤醒了古老的神秘主义传统，按照这种传统，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创造的。”(4)洪堡的这一表述实际上更接近英文的“Formation”，强调“构成”“塑造”。伽达默尔说：“与通常的从变异（Werden）到存在（Sein）的演变相适应的，教化这词[如同今天所使用的‘成形’（Formation）]与其说表示变异过程本身，不如说更多地表示这种变异过程的结果。这种演变在教化这里是特别明显的，因为教化的结果并不是在技术构造的方法里完成的，而是从塑形和教化的内在过程中产生的，因此教化的结果总是处于经常不断的继续和进一步教化之中。”(5)也就是说，教化就其本身而言只是人借以抵达某一目的的手段，然而其果却是人吸收了这一手段的内容并将其同化为自身的一部分。在所获得的教化里并没有什么东西丧失，而是一切东西都被保存了。为说明这一特点，伽达默尔举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一本语言教科书的教学内容乃是单纯的手段，而不是目的本身，掌握它只有借助于语言能力的提高。”(6)在该例子中，语言教科书的教学内容本是人们为提高语言能力这一教化的目的所借助的某种手段，但教化的结果并不直接在这一手段促进下得到完成，而是产生自其内化的过程之中。在这一过程中，语言能力的提高由目的转变为手段，它成为前者发生作用的内在前提，于是，人进一步处于这一教化的过程之中。伽达默尔总结道：“教化是一个真正的历史性的概念，并且正是因为这种‘保存’的历史性质，教化对于精神科学中的理解有了重要的意义。”(7)
伽达默尔谈到：“在异己的东西里认识自身、在异己的东西里感到是在自己的家，这就是精神的基本运动，这种精神的存在只是从他物出发向自己本身的返回。就此而言，一切理论性的教化，甚至包括对陌生语言和表象世界的领会，也只是很久以前开始的某个教化的单纯延续。”“所以，只要单个个体于其中生长的世界是一个在语言和习俗方面合乎人性地造就的世界，单个个体就始终处于教化的过程中，始终处于对其自然性的扬弃中。”“由此可见，构成教化本质的并不是单纯的异化，而是理所当然以异化为前提的返回自身（Heim kehr zu sich）。因此教化就不仅可以理解为那种使精神历史地向普遍性提升的实现过程，而且同时也是被教化的人得以活动的要素。”(8)可以这么理解，在伽达默尔的概念里，教化从根本上说是个体的存在的问题，个体通过教化向“他者”敞开自身，并在这种主体间的交互过程中提升自身。人与世界的这一交往过程其本质上是一种对话，而且必然是以“遗忘自身”为前提的自我发现，即在他物之中认识自身。由于人始终处于这种未完成的状态，因此教化于个体而言乃是一种持续和普遍的状态。
由此可见，“成长主题”之“成长”绝非简单的“长大、成年”之意，而是有着极为丰富的内涵。文学之“成长主题”必然不可脱离“成长”其本身所具有的深刻意义。
回到巴赫金的“成长小说”的定义（事实上，巴赫金正是从“主题”的角度来谈论“成长小说”的，因此某种意义上我们似乎更应该称之为“成长主题小说”）。为解释“成长”，巴赫金说：“主人公本身、他的性格，在这一小说的公式中成了变数。主人公本身的变化具有了情节意义；与此相关，小说的情节也从根本上得到了再认识、再建构。时间进入人的内部，进入人物形象本身，极大地改变了人物命运及生活中一切因素所具有的意义。”(9)如果结合伽达默尔的“教化”观来理解，那么主人公之所以在小说中成为变数，其实恰恰在于其自身的未完成性：他向这个世界敞开了自身，与这个世界处于一种交流与对话之中，并在这一对话之中丰富与改变了自身。正是这一动态发展与“个体塑造”的特征赋予了小说的主人公情节的意义。然而巴赫金在这一定义中并没有对此做过多的解释，而仅仅强调了这一变动特征，这是这一定义的不足之处。由此来看，上述伽达默尔的“教化”观倒是给出了“成长”的更为本质的规定。不过，巴赫金对“成长主题”的思考却是从更为具体的视角出发的，他所谈到的“时间进入人的内部”特别地强调了个体的历史性特征。巴赫金在谈到几种不同的成长小说类型时，对第五类成长小说（即与历史紧密联系的成长小说）给予了较高的评价。在这一类小说中，“人的成长是在真实的历史时间中实现的，与历史时间的必然性、圆满性、它的未来，它的深刻的时空体性质紧紧结合在一起。”(10)与其他四种成长小说类型不同的是，在这一类成长小说中，作为经验的、作为学校的世界并不是静止不动的。“他与世界一同成长，他自身反映着世界本身的历史成长。”(11)“成长中的人的形象开始克服自身的私人性质（当然是在一定的范围内），并进入完全另一种十分广阔的历史存在的领域。”(12)在这里，巴赫金强调的正是个体与他者交往的过程，个体在成长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介入到其所生存的环境之中，甚至于改变它。在某种意义上，人物的成长正是通过对他者的改变而获得的，他在改变对象的过程中实现了自身的成长。其所谓的主人公克服自身的私人性质，实际上正是黑格尔所谈到的由特殊性向普遍性的发展，也即伽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中所总结的“使自身成为一个普遍的精神存在”。简单地理解，“成长”意味着“自我发现”，而且是一种个体自身的普遍价值的自我发现。
巴赫金在他的另一部著作《审美活动中的作者与主人公》就“主人公的时间整体”这一概念作了深入的论述。在该书中，巴赫金写道：“我的确证总在未来之中，而且这一永远与我相对立的确证，消除了我眼中所见的自己的过去和现在，因为它们觊觎充作已成为现实的延续性，希图安于已有和自足，希图成为真正实有的存在，希图成为本质之我。整个之我，希图毫无遗漏地判定存在中知我……未来中我之实现，对我本人来说，并非过去和现在之我的有机延续和成长、过去和现在完美终结的桂冠，而是对过去和现在的否定和消解。”(13)巴赫金认为，个体的之所以存在，就在于个体自身的未完成性，因此自我的确证总在未来之中：“在我的每一行为中，包括外在和内在的行为，在我的感觉行为中，在认识行为中，这种未来都作为纯粹的重要含义而与我相对立，并推动着我的行为。但对我本人来说，这种未来从不在我的行为中实现自己，总是纯然作为对我的时间性、历史性、局限性提出的一种要求。”(14)“我要界定我自己，确定地……不能通过表示时间存在的范畴，而要通过尚未存在的范畴，通过目的和含义的范畴，要在与我过去和现在一切实有相对立的具有含义的未来之中。存在对自己而言，意味着自己尚待实现（已无可实现，此地一切全在，那就意味着精神上的死亡）。”(15)“我在最重要的方面尚未实现——只有这样一种意识，才是从我内部组织我的生活基础。我在内心深处怀着一种永恒的信念和希望：内心总有可能出现新生的奇迹。我不能在价值上把握的全部生活纳入时间之中，在时间中确证并全面地完成它。”(16)巴赫金在文中所揭示的个体的未完成特征与伽达默尔“教化”观有异曲同工之处。“未来中我之实现”实际上近似于伽达默尔所谈到的以遗忘为前提的返回自身，以否定为前提的自我完成。虽然巴赫金在该书中并未明确提到“成长”或“教化”，但实质上，巴赫金的这一存在观正是对这一概念所做的延伸与拓展。我们可以将成长理解为个体存在的一种基本方式。成长着的人，实际上就是那个正在完成却永远处于未完成状态的那个人，这是一个永远开放的，却又时刻在他者身上看到自身之完满的人。人的这一成长过程时刻被动态的周身世界不停地推动着前进，他否定着自身，又在这否定的过程中一次又一次地新生。
我们再次看到，“成长”这一概念事实上与人的主体性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换句话说，脱离人的主体性而谈成长是毫无意义的，不论是伽达默尔还是巴赫金，都强调了人的成长之于存在的意义。樊国宾教授在《主体的生成：50年成长小说研究》一书中写道：“所谓小说的‘成长’主题，也就是通过叙事来建立主人公在经历‘时间’之后终于形成了自足的人格精神结构——即‘主体’（生成）过程的话语设置。‘成长’意味着从‘自在之我’向‘自为之我’、‘本然之我’向‘应然之我’的‘进步’或‘升华’，它是一个具有历史目的论属性的词语。”(17)也就是说，成长的意义即在于人物自身的主体的生成，而成长的过程即在于人物主体性的生成过程。正如我们此前谈到的，“成长”成为一个文学主题有其必然性，它和西方“人文主义”或“人本主义”思想的兴起有很大的关联。这种思想发展到后来就表现在对人格独立和思想解放的强调。而这种对独立人格的强调实质上就是以人的主体性的确立为前提的。
黄汉平教授在《西方文论关键词》一书的“主体”词条下对该概念进行了梳理。“在存在论上，主体是指事物属性、状态、运动变化等的载体和承担者，它是一种独立存在的实体。万物皆在自在、自因的意义上是主体，万物皆有其主体性。人类作为万物的一种，自然也有其存在论意义上的主体性。希腊社会跨入文明的门槛之后，逐渐形成了以人为本的主体性哲学。”(18)而“在欧洲长达千年的中世纪，主体性不属于人而属于神。神权代替了人权，神学一统天下，哲学不过是神学的奴婢。”(19)在这一漫长的时期，绝大多数人的主体性处于被剥夺状态。文艺复兴以后，特别是在启蒙运动的推动下，人的主体性再次受到重视。启蒙运动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为世界祛除巫魅，即以人的理性取代宗教蒙昧，主体性几乎成为理性与现代性的代名词。加之人文主义的核心就是主张以人为本，强调个体的价值，强调人人平等和对个性的关怀，强调维护人性的尊严，主体性自然成为个体存在的最重要的条件。然而，“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和发展，启蒙思想家所期许的理性王国并没有实现，而主体性逐渐走向它的反面，即马克思所说的‘异化’。到了后现代和后工业化社会，人的主体性问题更加严重了。”(20)“主体的退隐”成为不争的事实。正如黄教授所说，“主体这个历史悠久的话题绝不只是一个纯粹的哲学范畴或文论话语，它也是一个具有现代性的社会、文化乃至政治问题，可以在不同层面上进行讨论。”(21)因此，在这样的背景下，强调主体性有其现实的意义。也正是因为在当前的社会环境下，“主体的凸显”陷入一种困境，如何为主体性去蔽再次成为一个重要的话题。我们认为，“成长”这一文学主题的形成和发展与“主体性”这一概念的历史发展脉络是一致的。换句话说，“成长”或“教化”其核心内涵正是受到了“主体性”概念的规定。这也是伽达默尔称“教化”为18世纪最伟大的概念，并将其列为“人文主义的几个主导概念”之首的重要原因。基于同样的理由，成长也绝不只是一个纯粹的哲学范畴或文论话语，成长也是一个“具有现代性的社会、文化乃至政治问题，可以在不同层面上进行讨论”。我们认为，只有将“成长”还原到其自身的历史语境之中并在这一基础上去理解其具体内涵，我们才能建立起对“成长主题”的更为本质的认识。
在艾布拉姆斯的定义中，成长小说“主题是主人公思想和性格的发展，叙述主人公从童年开始所经历的各种遭遇……然后长大成熟，认识到自己在世间的位置和作用。”(22)弗朗西斯·约斯特认为成长小说“这一类型可以解释为自我与世界之间相互作用的表现。”(23)巴赫金则强调人物在具体环境中的变动性。这几种定义应当说都比较准确地描述了“成长小说”某一个或几个方面的特征。然而“成长小说”这一概念所暗含的启蒙的性质、引导的性质、塑造人格的性质等对于当下“成长主题”来说却过于狭窄了。正如我们上文所谈到的，人的成长是无法脱离主体性这一重要因素的，如果脱离了这一要素，那么“成长”只能回归中世纪时期那种强调救赎与接受神恩的“塑造”观。也就是说，在当下的文化语境中，成长实际上指的是人在与世界或他者交互的过程中，其自身主体的生成、主体性的凸显。因此，成长主题应当是对处于主体生成的这一过程甚至某一阶段的种种状态的描述。例如即将成年的青少年由于其所处年龄段的特殊性，他的任何经历都有可能对其成长造成哪怕是微妙的影响，一些小说即便仅仅只是刻画青少年在这一特定阶段的某一个生活侧面，但由于故事中的情节对这位青少年的成长存在潜在的影响，我们认为这样的小说也属于成长主题小说。
从最初的作为宗教术语的“成长”到人文主义概念的“成长”再到今天的强调主体性的“成长”，我们可以看到“成长主题”意义的解释存在由外部向主体的转向的过程。宗教概念的“成长”强调皈依宗教，人文主义概念的“成长”强调融入社会，而当下的文化语境中的“成长”强调主体的生成，前两者皆强调个体与群体的关系，只有后者才是真正对人自身的意义的探索和发现。事实上，正是这一强调主体性的“成长”概念赋予了“成长主题”更为丰富的内涵，将其从原本僵化和狭窄的定义中解放出来。这对我们准确地认识“成长”和更为深入地研究“成长主题”皆有重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