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体经历的历史关联

事实上，《黑犬》中有关历史的叙述占据了小说整体的大半篇幅，其中既有个人的历史，也有国家、民族的历史。个体与历史本就是无法分割的，个人经历中夹杂着历史的叙述，而历史的进程中又缠绕着个人的行动。作家伊恩·麦克尤恩本人在采访中就曾表示：“对《黑犬》这部小说的解读……政治学与心理学是非常可取的角度”⁽¹⁵⁾。“政治学与心理学”这两个概念其实本身暗含了两个表达的维度，政治学对应的是宏观的人类文明的历史，而心理学则对应微观层面的个体的活动。这两个维度相互交织，在小说中形成独特的景观。

在小说中，“黑犬”是唯一贯穿始终的意象，也是小说中最重要的意象。而这一意象其本身就代表了历史与个人这两个层面的含义。根据小说人物伯纳德的解释，“黑犬”是丘吉尔对困扰自己多年的抑郁症的一个譬喻，“琼的观点是：如果一条狗代表了个人的抑郁，那么两条狗就是一种文化的抑郁，对文明而言，这是最为可怕的心态。”⁽¹⁶⁾麦克尤恩研究学者拜恩斯在专著中对“狗”的象征意义有更为详细的解释：“‘黑犬’是从普遍性潜意识中得来的有力象征。黑色代表死亡或邪恶，而狗和其他凶猛的动物则代表人的动物特征、人的本能和未开化的冲动。在相当长的历史……狗无一不是以凶恶的形象出现：撕咬、撕扯或分尸。它们是恐怖的象征，并指向死亡和诅咒。”⁽¹⁷⁾此处，麦克尤恩显然沿用了这一传统象征意义，即黑犬是负面的、邪恶的、暴力的。在这部小说中，“黑犬”的所指更为明确，它的意义在两个层面凸显。

在宏观的历史层面，“黑犬”象征着二战的残酷历史和当今社会中的暴力因素。当詹妮与杰瑞米身处马伊达内克集中营旧址时，有感于眼前的情景，她情不自禁地低语道：“黑犬。”詹妮随后做出解释，这个“黑犬”是她家族的一个典故。显然，在她看来，“黑犬”这个家族典故已经暗含了这个二战集中营所潜藏的一切因素：暴力和对暴力的遗忘——“黑犬”几乎可以是“暴力”的代名词。此外，在现实的层面，这一家族典故中的两条黑狗更是直接与二战期间的德国盖世太保相关。据文中法国村庄的村长介绍：战时盖世太保曾带领一些面目狰狞的巨犬进驻村庄以追捕隐匿在山中的游击队，同时还将它们当作蹂躏村中妇女的工具。战后，这些巨犬因无人看管而游荡于山区郊野，直到战后许多年，村民仍受其困扰。琼所遭遇的这两条黑狗正是这些盖世太保巨犬的后代。因此，“黑犬”实际上是“二战”的遗留产物，是“二战”的暴力因素在现实中的延续。“黑犬”在琼的神秘主义象征体系中直接指向过去那段被人遗忘的残酷历史，而那段历史所留下的暴力因素至今仍然潜藏在社会之中。某种意义上，杰瑞米在柏林墙废墟旁所见所闻就是这一暴力因素的体现。在众人欢呼东西德的统一时，新纳粹主义悄然潜伏，新的种族主义正在抬头，历史的暴力以另一种形式出现在现实之中，“黑犬”在改头换脸之后再次出现。正如小说结尾所描述的，它们像两只游荡的黑犬“从山里回来，缠绕着我们，在欧洲的某处，在另一个时代”。⁽¹⁸⁾

在微观的个体层面，“黑犬”不仅仅是两人旷日持久争论的导火索，更是一个象征符号，它象征个体之理性与感性的争论。这一“黑犬事件”的发生直接引发了崔曼夫妇二人其后一生的情感纠葛，而在他们一次又一次的争论中，这一意象又一再出现，其所指涉的对象更是不断被修正，且愈发明晰。某种意义上，“黑犬”不仅指代崔曼夫妇年轻时独特的成长经历，同时也暗含着对他们二人信仰和人格差异的指涉。小说中，“黑犬”的第一次出现是在崔曼夫妇婚后旅行的途中。琼和伯纳德新婚不久便来到意大利海滨小镇勒里希，被“战后欧洲混乱局势和被蹂躏的惨状”⁽¹⁹⁾深深震撼，于是他们主动请缨留在当地的“红十字会”从事六周的志愿服务。离开意大利后，他们一路乘坐汽车和火车旅行，途中碰到的一位法国政府官员承诺若前者在一周内到达他所在的宾馆，便可送其二人前往波尔多。于是琼和伯纳德欣喜地开始了一段短途徒步旅行，他们穿过旷野，沿着峡谷的边缘步行。起初两人欣喜若狂，然而随着旅行时间的推移，“随着暮色渐浓，琼的忧虑随之加重”。⁽²⁰⁾“她感到一种无缘无故的恐惧，它太微弱了，以至于无法大声说出来”。⁽²¹⁾“她感到一阵强烈的恶性。一千英尺下面就是威斯河，被隐蔽在了树丛中。在这布满阳光的空旷大气里，似乎隐藏着一种视觉无法触及的黑暗”。⁽²²⁾就在这时，琼在一个“U形”路口遭遇了这两只体型巨大的黑犬：“这一切让她想到了幽灵……它们是她所预感到的威胁的象征，是早上她那种无可名状、无法说清、无从提起的不安感受的具体体现。”⁽²³⁾在琼的这段经历中，观念性的“黑犬”代替了现实的黑犬。琼的个人经历和成长环境赋予了这两只动物具体的“寓意”“威胁的象征”“幽灵”“圣谕”等种种含义。她内心的恐惧与不安使黑犬蒙上了宗教和神秘主义色彩。而当个体在面对历史变革时的无力感愈明显，那种恐惧与不安就愈强烈。但是，这一颇具神秘色彩的象征背后是更具有现实主义色彩的内容：欧洲的混乱局势、复杂的国际政治、阶级斗争、马列主义……而推动历史前进的那股“神秘力量”就是个体自身。“黑犬”让她心中恍然间有了一种彻悟，她相信，“如果内心世界不掀起一场革命……我们一切重大规划都将毫无价值。”⁽²⁴⁾但在伯纳德看来，“黑犬”就是现实意义的黑犬，琼所谓的“与邪恶相遇”只不过是些“胡说八道的宗教套话”，而且即使“黑犬”说明某种意义，那也仅仅只是代表了某种现实的偶然性。对伯纳德而言，“理性”是引导生活的唯一正确的理念，也是评价历史的唯一标准。世界的发展需要一套合适的理念和秉持这一理念的组织，因而对“黑犬”的迷信意味着对人类理性法则的反驳。而所谓“与邪恶相遇”只是一种没有意义的譬喻，“个人的悲恸哀伤，在重大会议、新闻标题和浩瀚历史中都不会占有一席之地”⁽²⁵⁾，一个宏伟的理想是需要许多“芸芸众生”为之付出代价的。因此，对“黑犬”的理解差异决定了两人此生旷日持久的争论。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争论早已不再是局限于对一段真实历史的论辩，而是代之以两种精神和信仰的冲突和对抗。

杰瑞米在“回忆录”中记录道：“那是一段家族传奇，一个经过不断重复而更新的故事，与其说是记住它，倒不如说就像祈祷词那样被铭记在心。”⁽²⁶⁾既然是一个家族故事，同时又是一个不断更新的故事，那么，小说第四部分对整个事件的复述实际上并不能完整地还其原貌，而只能是一次重构，于是这一过程本身也因之而带有强烈主观的色彩。因此，在这一层面，“黑犬”不再只是指个体的自我意识的投射，也不再是特指邪恶与暴力，而更多的对是崔曼夫妇情感纠葛与信仰冲突的象征，这也是他们二人之共同成长经历的重要标志。如果将宏观的“历史”作为纵轴，将微观“个体成长”作为横轴，那么“黑犬”就处于这两条横轴与纵轴的交汇点。宏观的历史与微观的个体经历因“黑犬”而得以连接。此外，琼与伯纳德二人的经历其实本身就与时代紧密相连，从入党，到担任政府职务、担任国际红十字会志愿者，再到退党，两个人一起见证了时代的变革，反过来，时代的变革又深深影响着两人的精神和道德的成长。

表面上，他们所经历的时代与过去那一残暴的历史似乎有着分明的界限。虽然欧洲刚刚经历战事，混乱的局势和被蹂躏的惨状随处可见，但明朗的社会前景、和平的现状让他们二人对未来充满信心，而且作为共产党员，他们坚信自己从事的事业有朝一日会解放全人类。然而“黑犬”却破除了这一迷信的魅影：历史没有成为过去，历史仍然以某种方式存在于当下的现实之中。虽然战争已经结束，但历史残存的邪恶却仍以另一种更为隐秘却同样暴力、残酷的方式吞噬和平的现实。“黑犬”使这些原本不为人知的残酷和暴力浮出表面，打破了阻隔现实与历史的边界，也激发了当事者对历史的记忆。正如同麦克尤恩在“回忆录前言”部分借用叙述者的声音所描述的：“一种邪恶的天性，一股在人类事务中涌动的暗流会周期性地浮现，强势主宰和摧毁破坏个人或国家的正常生活，然后再度潜伏下来，等待着下一次时机；而就在咫尺以外，是另一种善良仁慈、无所不能的光明力量，存在于每个人的内心，与邪恶抗衡斗争。”⁽²⁷⁾“黑犬”不仅代表历史中的黑暗与暴力，还象征着个体对邪恶势力的警醒与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