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恩·麦克尤恩小说成长主题的特征及历史评价
西方小说成长主题经历了漫长的流变，它在新时期背景下价值表达日趋多元，形式也多种多样。伊恩·麦克尤恩小说的成长主题在某种程度上正是这种发展趋势的体现或印证。从作家早期的创作始，他的作品就清晰有力地描绘和说明了英国当代社会种种现象，引起广泛的关注。在当下的这个时代，虽然人类的科技水平、文明程度和生活水平都提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但社会公众生活与家庭生活所面临的问题与困扰仍层出不穷。成长主题是反映这些社会问题的一面镜子。从某种意义来说，描写这些人物的成长实际上就是在描写这个社会，个体的“病症”实际上也就是这个社会和这个时代的“病症”。因而尽管麦克尤恩早期的创作集中在表现未成年人的种种困境，读者仍然能够从作品中体会到强烈的时代感。
纵观伊恩·麦克尤恩小说的成长主题，可以看出它们自始至终都在强调个体与社会二者的关系。在小说中，这两者的关系主要体现为以下两个特点：一是个体表现为社会的一个侧面，小说通过对个体的生存困境的刻画而反映出当下所存在的社会问题；二是个体与社会呈对立的关系，社会挤压个体的生存空间，剥夺个体的独立性，使个体依附于社会。后者造成了作家在小说中所描绘的绝大多数成长悲剧。
麦克尤恩初期的创作主要为短篇小说。以短篇小说集《最初的爱情，最后的仪式》为例，集中所收录作品的主人公大多或是儿童或是即将步入成年的青少年。在成长主题上，它们主要描绘的是非常态的成长。英美文学专家瞿世镜教授认为：“在20世纪末的西方社会中，贫困与纵欲并存，人际关系扭曲，生态环境破坏，文化失去规范，艾滋病流行。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他描绘阴沉恐怖的场面，表现心灵与性爱的危机，具有揭示社会痛疾、探讨人类生存困境的严肃意义。”(1)换句话说，小说中的非常态的人物以及其生存状态是与整个社会大背景相关的，因此，不论是《家庭制造》中早早地背上道德重负的少年，《蝴蝶》里从小就与外人隔绝的自闭的畸形人，还是《化装》里失去双亲寄居姨妈篱下的小亨利，这些个体的成长问题都不能单独看成是一个个孤立的个案。在《家庭制造》中，我们可以看到青少年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的缺失；在《蝴蝶》中，我们可以看到生态环境的破坏和人际关系的扭曲；在《化装》中，我们则看到成人世界对儿童心理成长的漠视；在《夏日里的最后一天》中，我们看到人与人的疏离与孤立。成长主题的背后隐藏着作者对社会的深切忧虑。借用青少年与儿童成长的主题，短篇小说集《最初的爱情，最后的仪式》为我们展现了一幅道德沦丧、人性堕落、人类灵魂迷失的末世图景。
对青少年非常态的成长，作家在《水泥花园》这部小说中有进一步的探讨。《水泥花园》这部小说在主题、题材、风格、人物类型上与短篇小说集《最初的爱情，最后的仪式》形成了一种呼应。某种意义上，《水泥花园》是后者在主题上的发展和风格上的延续，比如《水泥花园》中姐弟乱伦的场景仿若《家庭制造》里场景的再现，《水泥花园》中的小弟弟汤姆的“异装”“行为退化”与《化装》里的小亨利的异装癖和《与橱中人的对话》中的“老婴儿”形成呼应。《水泥花园》是对这类非常态成长的更为集中的体现。作家将这些非常态的成长集中置于“家庭”这一空间，于是，在这个与世隔绝的孤岛上，一群未成年人脱离了成人世界的约束与关怀，异态纷呈。然而，我们在这群脱离了成人世界的孩子背后分明还可以看到社会的影子。在水泥花园的不远处，高层建筑正在吞噬残存的花园小房，留下建筑的碎片与瓦砾，城市化正在消灭个体差异，取而代之以整齐划一的批量复制品。《水泥花园》在旧秩序崩坏之后，形成了一种新秩序。这种秩序与外部的社会伦理秩序形成鲜明的对立与冲突，并由此引发了个体成长的悲剧。最后，在社会力量的介入下，这群孩子所建立的新秩序也随之分崩离析，个体沦为成为社会发展的牺牲品。
我们可以看到，早期麦克尤恩的作品“涉及谋杀、乱伦、变性癖、虐待狂、骚扰儿童、家庭崩溃等令人困扰的题材”，(2)作家的创作风格也偏向阴郁、惊悚、冷酷，但这一情况在小说《时间中的孩子》之后有了很大的改变。《时间中的孩子》鲜明地将作家的创作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后一时期的创作一改前期冷酷、阴郁的风格，开始更多地关注人性的温情。对创作的转型，麦克尤恩这样表示：“我感到我早年的写作已陷入困境。随着岁数的增长，早年轻率、悲观的创作风格日渐退去。”(3)《时间中的孩子》的成长主题不再仅仅局限于探讨未成年人的成长，而是将话题延伸到了生活于这个社会中的每一个个体身上。虽然作品所反映的成长问题没有前期作品中的那么集中，但其所刻画的人物成长比后者要更具有普遍性。譬如《时间中的孩子》的每一章节的开头所引用的“育儿指南”，这一套“育儿指南”在实质上就是社会利益集团借用国家的名义对未成年成长的介入，通过对“委员会”和对小说人物查尔斯生平的描述，小说着重突出了“育儿指南”独裁、专断的特点。个体与社会的关系由此凸显。自《时间中的孩子》开始，小说中的人物开始脱离早期小说中那种“幽闭”模式，开始迈向更为广阔的社会生活。
但这种“敞开”模式显然与19世纪全景式的成长小说不同，19世纪小说如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细致刻画了人物“在融入社会的过程中，其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乃至爱情观的形成过程”，但小说的叙述重心也始终落在人物的“成长经历”上，并透过主人公的成长描绘了整个社会现状和那个时代的精神风貌。而麦克尤恩小说中，人物始终是其核心所在，麦克尤恩的小说虽然也描绘时代，但麦克尤恩小说中的“时代”却是通过探索人物成长来慢慢展现出来的。简而言之，“时代构成个体成长的一部分”，而非传统意义上的“人物构成时代图景”。《时间中的孩子》的主人公通过挖掘自身的回忆来实现精神上的蜕变；《黑犬》的主人公通过探寻历史来构建崔曼夫妇的成长经历，并将这种经历内化为自身的精神支柱；再如《赎罪》的主人公罗比在敦刻尔克大撤退的行军中不停地思考人生的意义和人性的罪恶，这些例子均说明了在麦克尤恩的作品中，主体乃是比背景环境更为重要的对象。
《时间中的孩子》之后，麦克尤恩在小说中开始更加注重一种伦理价值观的建立。尤其是在20世纪90年代期间和新世纪，麦克尤恩的小说开始深入对历史话题的探索，这一时期作家写出了一系列历史题材的小说。其中，《黑犬》与《赎罪》对历史与个体成长关系的刻画尤为突出。小说《黑犬》借“黑犬”这一意象寓指横向的个体经历与纵向的二战历史。借着这样一个意象，小说深入探索战争和时代变迁之于普通人的影响和意义。此外，《黑犬》还涉及感性思维与理性思维的对立，这一对立对历史与个人的关系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即，是否能够为了一种历史的、集体的目的而牺牲个体的利益甚至生命。《赎罪》则将对战争和历史的认识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层次，从而实现更深层意义上的伦理建构。这两部小说中的成长主题，个体与集体表现为一种对立统一的关系。一方面，个体在面对社会和历史变革时是无力的、脆弱的，历史的进步甚至需要以牺牲个体为代价；另一方面，历史的变革促使个体从身体到心理的全方面成长。
《儿童法案》借三个有关儿童的家事案件反映了个体在不同年龄段所要面临的信仰选择的困境。小说中，个体——尤其是未成年人——在面临信仰的选择时其被动的个性尤为明显。虽然“瑞秋、诺拉姐妹的监护权争夺案”“马太、马克连体手术分离案”“亚当输血案”诸类纠纷的核心关乎当事人未来命运的选择，但实际上暗含世俗与宗教两大阵营的对抗，以及个体在面对自身利益的选择时，对社会集体力量的依附性。亚当的悲剧是宗教信仰所造成的悲剧，但更大程度上这个社会造成的悲剧。他的悲剧反映了社会对个体成长在价值引导和思想教育方面的缺失。这类缺失使得个体在面临价值观选择时自身自由意志的脆弱。
综上所述，麦克尤恩小说的成长主题对社会与个体及其二者关系的关注是一以贯之的。而这种关注与英国传统的成长小说譬如狄更斯《雾都孤儿》《大卫科波菲尔》等作品对人性的关注，对社会现实的关注是一致的。麦克尤恩通过个体的成长这一主题表达了对社会和历史等问题的深刻反思。其特征与20世纪小说成长主题总体特征变化趋势也是一致的。早期的短篇小说中，作家着重表现了成长个体在面对成人世界时的不安、困惑、迷惘等心理状态。虽然小说中描述的对象大多为非常态的、边缘的，但是作品中反映出的成长问题却是在所有普通个体中普遍存在的，只不过作家通过极端的例子将这种特征表现出来。后期作品中，成长主题其思想内涵、形式、题材、风格开始呈现出一种多元化的趋势。而这一时期的风格的转变和题材的拓展对作家本人来说是一次意义尤为重大的创作转型。瞿世镜曾在《当代英国小说史》中评价：“如果他只追求令人震撼的艺术效果而不拓展他的视野和题材，或许他在英国文学史上不过是位昙花一现的能工巧匠。然而他对社会政治问题日益关注。或许他还拥有发挥更大艺术潜力的空间。”(4)这一评价在今天看来是极为准确和中肯的。如今，伊恩·麦克尤恩已经成为当代英国文坛的领袖人物之一，而他的作品也正在日益成为当代英国文学的最重要的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