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叙事下的伦理建构
布里奥妮有关伦理的思考并非仅仅停留在个体层面上，而是还涉及群体层面。她的道德反思中渗透着对人类和对当下时代的忧虑。《赎罪》在题材方面最突出的特征在于小说故事情节与历史事件的交织。作家伊恩·麦克尤恩本人在接受记者的采访时就曾承认《赎罪》是一部历史小说，“那是一段停留在一位作家一个女人思想中的历史”。(25)诚如斯言，《赎罪》一半以上的篇幅均与二战历史有关。而小说的结尾进一步向读者暗示，前文有关战争的叙述其实也是主人公布里奥妮创作的一部分。因而，小说中的战争场面一方面是作为其情节发生的背景而呈现的，另一方面，这些关于战争的叙述反映了布里奥妮对人类社会和这个时代的反思与忧虑。
诚然，小说《赎罪》结尾的元小说特征弱化了、并一定程度上悬置了“赎罪”的意义所在。小说中所呈现出的历史场景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主人公布里奥妮的重构，甚至我们还可以说，这些历史情节归根结底是作家麦克尤恩本人的重构。一味强调作品的写实性，“会妨碍我们体会小说对叙述本质的反思”。(26)但重构并不等同于消解，事实上，任何重构都不可能脱离某种真实。作家本人曾在一篇文章中公开表示：“尽管这些场景中填充着我虚构出来的人物，但对我来说，这些场景确实是真实发生过的。”(27)换句话说，作家所重构的历史在深层的意义上更代表了一种文学的真实。小说的叙述者布里奥妮所重构的历史同样是如此。并且，“重构”也不仅仅意味着单纯地重新建构某个场景和情节，而是编织富有况味的氛围、情节、象征……因此这一种“重构”中必然渗透着叙述者的反思。
小说《赎罪》主要描述了两场灾难：罗比·特纳个人的灾难与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一人类全体的灾难。前者属于个体层面，后者属于群体层面，而小说中所展现的个体层面的“罗比事件”和群体层面的“敦刻尔克大撤退”两者深层的逻辑是相通的。布里奥妮对“罗比事件”深刻的体认与反思，对光荣的英雄篇章“敦刻尔克大撤退”的普通士兵灵魂的细微洞察，反映了她对人类普遍灾难的关注与反省。这两场灾难的表象与真相的强烈反差构成了对人性深处罪恶本质的揭露。
在“罗比事件”中，年轻的布里奥妮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竟是这场悲剧中的最大反派。面对查案的警官时，布里奥妮心想：“这位警官无疑代表了正义。他奉正义之名随时出击，与一切邪恶作斗争。人类现存的一切力量和智慧都是他坚强的后盾。”(28)而当她看到罗比从晨雾中“以仁爱的拯救者形象”带着双胞胎兄弟归来时，她感到自己被骗了：“假如说指认出了一个彻头彻尾的大坏蛋是英雄壮举，那么，罗比就不该带着双胞胎如此这般地出现在众人面前”。(29)显然，这时的布里奥妮对人性的认识还仅仅停留在好与坏简单的二元对立的层面。然而实际上那些表面上宣称代表正义的人，内心也有最邪恶的一面。
对“敦刻尔克大撤退”的重构代表了布里奥妮在更高层次上的反思，即立足于人类全体的伦理反思。从历史的大背景来看，“敦刻尔克大撤退”确实是一次“军事决策英明、英法合作无间和撤退转移有序的英雄篇章”。(30)然而在麦克尤恩（布里奥妮）笔下，“大撤退”却呈现出另外一幅面貌：从死人手里抠出地图、树枝挂满死人肢体残骸、英法队伍互相埋怨充满敌意、为了抢水而大打出手的士兵、弹坑、碎片、尸体……光荣的“大撤退”的背后是无比惨烈的死亡景象，神圣的战役背后是普通人绝地求生时对人性的淡忘——邪恶与正义之间只有一步之遥，人性的残忍与善良只有一念之差，在那个严格有序的世界中二元对立的两项，其相互之间的界限被模糊了。
特别地，小说第三部分以罗比的视角记录了他一路上的所见所闻。比如，当他受到战友的冷嘲热讽，“他敌视身边的每个人。他只关心自己的生存”。(31)当他路过被轰炸过的城镇的废墟，他思索道：“有谁会在意呢？谁会深究这其中的区别，把村庄的名字和这个日子载入史册呢？谁又会持有说服力的论据去兴师问罪呢？没有人会知道这里原先的模样”。(32)当他亲眼看见一对母子被飞机炸弹炸死，“他看着它，觉得自己早就知道这是迟早的事儿。这就是他必须撇下他们的原因。他的任务是活下去，虽然他忘了是为什么”。(33)他反复回味曾经的美好记忆，想到“它们处在时光水分岭遥远的另一边，就像公元前和公元后那样泾渭分明。在入狱前，在战争前，在面对尸体无动于衷前”。(34)一切个体的情感在战争面前都变得渺小，求生的欲望压倒了一切。战争并不仅仅是摧毁生命与建筑物，更摧毁人的道德、信念、责任感、价值观，一切旧有的价值都被重估。撤离前的队伍中，一个牧师忙着焚烧圣经和其他书籍，“这年代什么叫有罪呢？这个问题已经没有意义了。每个人都是有罪的，每个人又都是无罪的。”(35)“人们整天都在目睹着彼此犯下的种种罪行。你今天没杀人？可是对多少人的死你采取了听之任之的态度？”(36)战争是人类犯下的最大的罪。在这场“罪”面前，一切救赎的努力都显得无望，一切宽恕的力量都显得渺小，一切信仰都显得无知。
不论是对“罗比事件”还是对“敦刻尔克大撤退”的重构，都凝聚着布里奥妮对人性的洞察。她通过个体与群体两个层面反省人性的复杂与微妙。虽然，历史无法还原，叙述也必然包含虚构的成分，但重构历史本身就代表着一种责任和道德上的反思。甚至可以说，叙述本身是构筑自我的最有效的工具。(37)“赎罪”在遗忘面前是脆弱的，人生体验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记忆的集合，失去记忆也就意味着失去一切。对于即将遗忘一切的布里奥妮来说，抗拒“遗忘”的方式只有叙述，通过叙述将这一记忆传递下去。在这一层意义上，真相也许真的是不重要的。在最终的文本呈现之前，“小说”几易其稿。我们可以推测，改动的并不仅仅是结局。我们在小说的最后一部分得知，布里奥妮在生日这一天最后一次参访皇家军事博物馆。可见在这“最后一次”之前，早已有多次参访。虽然读者没有被告知几个文本之间的具体差异，但差异本身就代表了一种认知的修正与发展，那么四个文本的存在实际上也反映了布里奥妮心理发展成熟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布里奥妮通过回忆、想象，从自我和他者的不同视角体悟人生，她完成了自我的认知，也完成了人性、道德意义上的蜕变。
(1) Richard Lacayo, “All Time 100 Novels,” Time, Oct.16th, 2005.
(2) 参见Peter Childs, The Fiction of Ian McEwan,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p.129.
(3) 陈榕：《历史小说的原罪和救赎——解析麦克尤恩〈赎罪〉的元小说结尾》，《外国文学》2008年第1期。
(4) Peter Childs, The Fiction of Ian McEwan,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p.143.
(5) 尹吉明：《小说〈赎罪〉的文学题材溯源——从互文性角度解读》，《江淮论坛》2013年第4期。
(6) 伊恩·麦克尤恩：《赎罪》，郭国良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版，第394页。
(7) 伊恩·麦克尤恩：《赎罪》，第3-4页。
(8) 伊恩·麦克尤恩：《赎罪》，第1页。
(9) 伊恩·麦克尤恩：《赎罪》，第389-391页。
(10) M.H.艾布拉姆斯、杰弗里·高尔特·哈珀姆：《文学术语词典》，第511页。
(11) 伊恩·麦克尤恩：《赎罪》，第1页。
(12)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基本理论与术语》，《外国文学研究》2010年第1期。
(13) 蔡晓燕：《在赎罪中成长——解读伊恩·麦克尤恩〈赎罪〉的成长主题》，《作家》2009年第2期。
(14) 胡秀玲：《孤独的成长——从空间批评角度分析〈赎罪〉的成长主题》，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13年。
(15) 伊恩·麦克尤恩：《赎罪》，第63页。
(16) 伊恩·麦克尤恩：《赎罪》，第4页。
(17) 伊恩·麦克尤恩：《赎罪》，第43页。
(18) 伊恩·麦克尤恩：《赎罪》，第6页。
(19) 伊恩·麦克尤恩：《赎罪》，第38-39页。
(20) 邹涛：《叙事认知中的暴力与救赎——评麦克尤恩的〈赎罪〉》，《当代外国文学》2011年第4期，第67-73页。
(21) Claudia Schemberg, Achieving‘At-one-ment’: Storytelling and the Concept of the Self in Ian McEwan's The Child in Time, Black Dogs, Enduring Love, and Atonement, Frankfurt: Peter Lang, 2004, p.8.
(22) 伊恩·麦克尤恩：《赎罪》，第332页。
(23) 蔡晓燕：《在赎罪中成长——解读伊恩·麦克尤恩〈赎罪〉的成长主题》，《作家》2009年第2期。
(24) 伊恩·麦克尤恩：《赎罪》，第394页。
(25) 黄昱宁：《第N次赎罪》，《书城》2008年第5期。
(26) 陈榕：《历史小说的原罪和救赎——解析麦克尤恩〈赎罪〉的元小说结尾》，《外国文学》2008年第1期。
(27) Ian McEwan, “An Inspiration, Yes. Did I Copy from Another Author? No.,” The Guardian, Nov.27th, 2006.
(28) 伊恩·麦克尤恩：《赎罪》，第187页。
(29) 伊恩·麦克尤恩：《赎罪》，第197页。
(30) 胡慧勇：《常论与悖论——小说〈赎罪〉中敦刻尔克奇迹的自我消解》，《海南大学学报》2013年2期。
(31) 伊恩·麦克尤恩：《赎罪》，第231页。
(32) 伊恩·麦克尤恩：《赎罪》，第242页。
(33) 伊恩·麦克尤恩：《赎罪》，第253页。
(34) 伊恩·麦克尤恩：《赎罪》，第241页。
(35) 伊恩·麦克尤恩：《赎罪》，第279页。
(36) 伊恩·麦克尤恩：《赎罪》，第280页。
(37) Heinz Antor: “Ethical Plurivocity, or: The Pleasures and Rewards of Reading.” sited in Claudia Schemberg, Achieving‘At-one-ment’: Storytelling and the Concept of the Self in Ian McEwan's The Child in Time, Black Dogs, Enduring Love, and Atonement, Frankfurt: Peter Lang, 2004, p.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