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的建构
在促进人的主体生成的各种因素中，叙述（本节主要论述文本叙述这一特殊叙述方式）作为构建自我的手段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在某些存在元小说叙述结构的小说中，主人公的叙述行为而不是叙述内容构成了小说的主体，即叙述行为本身成为叙述对象。具体地，例如在麦克尤恩《黑犬》和《赎罪》两部小说中，叙述行为整个地被包含在故事之中，《黑犬》的主人公杰里米讲述了他为岳父米撰写回忆录的经历，而这一段经历本身就包含在其所撰写的回忆录之中；《赎罪》的整个故事则是由小说主人公之一布里奥妮一手创作。在这样一种叙述结构中，叙述行为本身对叙述者的主体建构有着重要的意义。在《黑犬》中，叙述者通过撰写岳父母的回忆录而完成对历史和价值的继承，实现了身份的认同和自我的重构；而《赎罪》的主人公布里奥妮通过对过往的回忆和想象，对历史的反思，完善了自我的认知和伦理价值的建构。从这两个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到，叙述对于个体成长的促进即对自我的建构所起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文本叙述对自我的建构作用与镜子影像有着异曲同工的效果。根据拉康的理论，幼儿从镜子影像中获得自我的幻象，并在这一幻象的帮助下修正自我，主体于是在这一过程中不断调整变化。而在镜子阶段之后的发展阶段，自我通过主体间的意义传递活动即语言和对话而不断地得到认知和调整，这也就是说主体间的对话活动决定了主体的生成。而文本叙述，从某种意义来说，就是主体与自我之间的对话。在这一叙述活动中，由于叙述行为缺少了一般意义的对话活动中在场的他者，意义的传递对象被自我取代。虽然叙述文本可能存在某一个或一群隐含读者，但叙述行为首先是向内的，而不是向外的，这就是说叙述的接收者首先只能是叙述的发出者本人即自我。因此，在“文本叙述”这一对话活动中，发出者与接收者是同一个主体。然而，这一对话活动的发出者的意图与最终形成的文本意义并不是同一的，也就是说叙述者作为接收者所接收的意义与其作为发出者所发出的意义并不是同一的。造成这种意义的不一致主要在两个方面。首先，对意义的发出者来说，意义转化成文本必然地会与叙述者本人所意图传递的内容发生偏差；其次，对意义的接收者来说，符号文本转化成意义又必然地会产生内容的增补和缺省。因此，叙述者叙述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借助文本而调整自我、修正自我的过程。这一过程正如在镜子阶段，婴儿根据镜子中的形象不断地做出动作从而调整自我的自我认同过程。在此意义上，叙述对于主体建构与镜子阶段镜子对自我形成所起的作用是相似的。这就是说，个体通过叙述行为而达成了建构自我的结果。
在《黑犬》中，叙述者杰瑞米执笔崔曼夫妇的回忆录这一行为原本就抱有“寻找自我”的目的，那么，叙述的主体建构功能在该小说中就更加显而易见。小说中的回忆录的前言部分，叙述者讲述了一段自己在双亲去世以后出于空虚和孤独而疯狂痴迷于与朋友父母交谈的经历。在回忆这一段经历时，他意识到：“一个17岁的小伙子醉心于与上一辈人相处时的舒适与交谈，则暴露出他那干瘪的灵魂。”(29)之后，在离开出生地的许多年里，杰里米一直处于逃离的状态，“有时，我与某人的父母交朋友，以减轻自童年起即幽灵般缠绕心头、挥之不去的失落感。”(30)结婚以后，杰里米便从自己的岳父母身上寻找“双亲的影子”。就这样，在杰里米与岳父母崔曼夫妇数年的交流中，发现“从8岁到37岁，在这段时间里一直困扰我的情感空缺，那种无家可归、无人可依的失落感，导致了我在知性上的一个严重缺陷：我没有信仰，我什么也不信。”(31)从这段自述中，我们可以得知，正是叙述者丧亲的童年经历导致了他自始至终的情感和精神的空缺，以至于他需要不断地从上一辈人那里寻求寄托。从根本上说正是出于这一原因，杰里米决定为崔曼夫妇撰写回忆录。那么回忆录对于杰里米来说便有一种“完成自我”的意义。
杰里米作为“回忆录”的记录者，开始只是负责记录崔曼夫妇的人生经历，但随着故事的发展，杰里米自己也成为了事件的参与者。于是，杰瑞米所记录的琼与伯纳德的故事对于杰里米而言便不能仅仅看作是对过去的回忆，而更应看成是对当下的反思。回忆录的正文部分，叙述者以地名为标题记录了四段不同时期的个人经历，在这四部分中，只有最后一部分是讲述琼和伯纳德年轻时的遭遇，其他三部分则以他自身的人生轨迹为线索，夹叙夹议地介绍了崔曼夫妇的婚姻和自己的情感经历。在某种意义上，“回忆录”并不仅仅是对崔曼夫妇的经历的记录，而更是叙述者杰里米自身对价值和历史的探索和发现。一方面，出于撰写回忆录的需要，叙述者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接近历史，感知历史，反思历史，这进一步弥合了其自身的信仰和记忆的裂痕。例如“回忆录”的第三部分叙述者与岳父伯纳德一同在柏林的见闻唤醒了他参观马伊达内克集中营的回忆：“这是我们无法逃避的耻辱，我们共同承担的悲惨境遇。”(32)在叙述者所经历的事件中，历史与现实遥相呼应，人性的阴暗与冷漠正通过另一种形式展现，叙述者在一连串的经历中刷新了其对自我和人性的认知。另一方面由于叙述者在与伯纳德和琼二人沟通的过程中不停地充当他们二人的调停人和传声筒，在叙述和反思他们二人的争论时，也潜移默化地受到了他们二人的价值和理念的影响。例如，在列－萨勒赛琼生前住过的房屋内，叙述者陷入一种虚幻，听到了琼与伯纳德的争吵，这一人格分裂的现象表明琼与伯纳德的思想和理念已经深深内化为杰里米的两种意识。叙述者说：“我不愿被动成为我的两位传主的受害者，而是来此追寻他们，重新塑造伯纳德和琼坐在这里切开粗红肠、弄碎干面包、越过峡谷向北凝望、远眺未来的场景：我来这里是为了感受理解他们那一代人的乐观情绪，是为了仔细分析并滤出琼在经历那次遭遇的前夜所产生的第一丝怀疑。”(33)然而重塑某种情境必然意味着一种主观意识的介入，而这一种介入又必然对主体自身产生反作用，塑造着叙述者的自我。这就等于说，叙述者通过反思他人的经历而实现了自身的成长。
在《赎罪》中，主人公布里奥妮同样借助于叙述，重构了她自身曾经历的和未曾经历的事件。事实上，在《赎罪》中“救赎”的意义并不重要，“自我超越”亦不是其成长主题的核心所在。因为在某种意义上，元小说式的结尾削弱和悬置了“赎罪”的意义。年少的布里奥妮因“虚构”犯下了不可弥补的错误，而她自我救赎的方式却仍然是“虚构”，因此在赎罪的意义上，后者实际上是加深了她自身的对于叙述的错误认知。然而叙述虽然无法弥补所犯的错误，对于自我的建构来说，它却是最有力的工具。因为，虽然布里奥妮虚构了她未曾见闻的场景，但这种虚构必然凝聚着一种反思。例如在小说第二部分，布里奥妮透过罗比的见闻，重新审视了这场原本被称为是光荣的篇章的“敦刻尔克大撤退”，刻画了“光荣”背后的惨烈与黑暗。于是在小说中，布里奥妮对人类全体的苦难的同情便与她对罗比事件中对个体罪恶的反省遥相呼应，她将原本只是对孤立的悲剧事件的悔过上升到对于普遍人性的反思，这一反思的意义要远远超越其赎罪本身的意义。我们无法否认历史无法通过叙述而得以还原，因为叙述必然包含虚构的成分，但叙述本身就有一种意义建构的力量，其本身就代表着一种对于历史的责任。小说中，人物对于人性的洞察，对人类苦难的体悟，都无不是反映了叙述者布里奥妮在伦理层面的反思和蜕变。布里奥妮最终通过叙述而实现了伦理的建构，从一个单一的人，成为伦理的人和社会的人。
我们看到，在《黑犬》和《赎罪》两部作品中，叙述无不是与历史问题、政治问题、社会问题、伦理问题相结合，即有关个人经历与人生体悟的个体叙述与历史叙述、政治叙述、社会叙述、伦理叙述融为一体。由是，个体通过叙述行为而赋予自身以历史、政治、社会和伦理等多层次的意义和价值，也正是通过这种方式，人的主体性得以建立。在刚出生时，人对于自身和外部世界只有模糊的概念，在人与外界的接触过程中，人对于自我和他者的认识才慢慢建立，于是有了主体的意识。在主体建构的过程中，不论是镜子阶段、还是主体间的对话，其所强调都是主体的意识对外界的感知，因此主体认识的发生归根结底在于主体与他者的交互运动。叙述这一特殊的对话方式对于主体的意义也是如此，并且，相对于一般意义的对话活动，叙述对于人的自我的建构作用所起到的作用要更强，更稳定。
综上所述，在麦克尤恩的小说中，成长即主体生成的问题以多种方式多种形态呈现出来，如个体与社会的矛盾关系、身份认同、性别问题、叙述对主体的建构等等。但更多的时候，这些问题往往相互关联、彼此不分，区分只是为了论述之便，混杂、融合才是常态。同时，由于人的自我塑造、自我认知的过程必然地要与情感、历史、文化、政治冲突与矛盾交织在一起，身份、性别、叙述等因素就必然地带有鲜明的历史和文化的印记。成长不单纯地意味着长大，而是有着深刻而丰富的历史、文化、政治内涵，它意味着个体在与世界的交流、碰撞的过程中的自我发现和精神升华。麦克尤恩的小说所展示的“成长”正是如此，也正因为如此，麦克尤恩小说的成长主题才会给人以如此强烈的时代感和历史感。
(1) [苏]巴赫金：《小说理论》，《巴赫金全集》（第三卷），白春仁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32页。
(2) [瑞士]弗朗西斯·约斯特：《比较文学导论》，廖洪军等译，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178页。
(3) 伊恩·麦克尤恩：《家庭制造》，《最初的爱情，最后的仪式》，第38页。
(4) 张国龙：《成长小说概论》，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4页。
(5) 伊恩·麦克尤恩：《家庭制造》，《最初的爱情，最后的仪式》，第39-40页。
(6) [法]拉康：《拉康选集》，褚孝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90页。
(7) 伊恩·麦克尤恩：《家庭制造》，《最初的爱情，最后的仪式》，第41页。
(8) 伊恩·麦克尤恩：《家庭制造》，《最初的爱情，最后的仪式》，第50页。
(9) 伊恩·麦克尤恩：《水泥花园》，第18页。
(10) 伊恩·麦克尤恩：《水泥花园》，第50页。
(11) 伊恩·麦克尤恩：《水泥花园》，第18页。
(12) [美]戴维·哈维：《后现代状况：对文化变迁之缘起的探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19页。
(13) [美]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第67页。
(14) 陶家俊：“身份认同导论”，《外国文学》2004年第2期。
(15) [法]拉康：《拉康选集》，褚孝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93页。
(16) [法]西蒙娜·德·波伏瓦：《第二性》（第2部），郑克鲁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版，第9页。
(17) 王晓路：《性属／社会性别》，赵一凡编：《西方文论关键词》，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年版，第724页。
(18) 伊恩·麦克尤恩：《家庭制造》，《最初的爱情，最后的仪式》，第35页。
(19) 邱枫：《男性气质与性别政治——解读伊恩．麦克尤恩的〈家庭制造〉》，《外国文学》2007年第1期，第15-20页。
(20) 伊恩·麦克尤恩：《家庭制造》，《最初的爱情，最后的仪式》，第56页。
(21) 伊恩·麦克尤恩：《家庭制造》，《最初的爱情，最后的仪式》，第49-50页。
(22) 伊恩·麦克尤恩：《家庭制造》，《最初的爱情，最后的仪式》，第51页。
(23) 伊恩·麦克尤恩：《化装》，《最初的爱情，最后的仪式》，第176-177页。
(24) 伊恩·麦克尤恩：《化装》，《最初的爱情，最后的仪式》，第177-178页。
(25) 伊恩·麦克尤恩：《化装》，《最初的爱情，最后的仪式》，第178页。
(26) 伊恩·麦克尤恩：《化装》，《最初的爱情，最后的仪式》，第179页。
(27) 伊恩·麦克尤恩：《化装》，《最初的爱情，最后的仪式》，第180页。
(28) 伊恩·麦克尤恩：《水泥花园》，第45页。
(29) 伊恩·麦克尤恩：《黑犬》，第11页。
(30) 伊恩·麦克尤恩：《黑犬》，第16页。
(31) 伊恩·麦克尤恩：《黑犬》，第17页。
(32) 伊恩·麦克尤恩：《黑犬》，第132页。
(33) 伊恩·麦克尤恩：《黑犬》，第15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