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的认知
性别身份认知是身份认同中尤其引人注目的一类。众所周知，男女生理的差异构成了男女性别分化的基础，但这还不至于造成两种性别的截然对立，男女性别的对立更大程度上是文化塑造的而不是天然形成的。性别身份的认同其背后更是暗含着历史、文化、政治等多方面的因素。西蒙娜·波伏瓦在《第二性》第二部分开篇即说：“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形成的。任何生理的、心理的、经济的命运都界定不了女人在社会内部具有的形象，是整个文明设计出这种介于男性和被去势者之间的、被称为女性的中介产物。”(16)这一句话直接指明了文明对女性身份的加工的问题，即整个文明的合力将女性加工成为性别符号中的异项即标出项。波伏瓦对女性的界定方式同样适合于男性。事实上，男性身份和女性身份是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不论是男性身份还是女性身份，其存在都必须依赖于其自身社会性别的对立面。王晓路说：“由于文学作品中的男女性别并非自然性别特征，而是社会文化系统的观念作用，那么，男女角色所反映的就不是纯自然的东西，而是和历史、社会、经济、文化等密切相关的东西，即性属／社会性别是作为特定的、重要的文化观念与阶级、种族、民族、心理以及宗教等范畴联系在一起的。”(17)王这句话进一步道出了文化对于性别的塑造作用，在文学作品中，性别身份认同实际上暗含了人物对于整个文明的历史、社会、经济、文化的认同或反思。质而言之，性别身份认同就其社会文化方面的内涵而言，构成了人的主体生成的基础，对人的主体性的认知有着深远的意义。
麦克尤恩的早期作品中，性别身份认同是人物成长过程的非常关键的一个环节。在《家庭制造》《化装》《水泥花园》这三部作品中，作家从不同的角度探究人物的性别身份认同的问题。例如在《家庭制造》中，主人公成长紧密地和男性身份的认同联系在一起。作家在小说中用较大篇幅讲述了叙述者如何在伙伴雷蒙德的带领下一步步确立男性的身份认知。叙述者说：“到14岁时，在雷蒙德的引领下，我已经熟知了一系列我恰当地归之为成人世界的享乐。我一天抽十支烟，有威士忌酒喝，对暴力和淫秽颇有鉴赏力。”(18)从这段文字，我们可以看到，叙述者对于成人的认识很大程度上就是建立在对社会底层男性的刻板印象上，对叙述者而言，成人即拥有男子汉气概。文中所提到这些“享乐”的项目实则包含了长期以来人们对于男性身份的认知：喝酒——自由和癫狂、抽烟——洒脱、暴力——崇尚力量、淫秽——旺盛的性欲。因此在叙述者眼中，抽烟是男子汉气概的象征，喝酒是男子汉气概的象征，崇尚暴力也是男子汉气概的象征，此处叙述者对粗俗、暴力、黄色的崇尚实际上反映了他对于自身男性身份的认同。
但是，正如在当下的社会文化中，女性的身份认知只有处于男女两性的关系之中才得以确认，男性身份亦是如此。小说中，主人公的男性身份的确认最根本地在于对于女性对象的霸权统治。正如有论者所分析的：“在这部小说中，作者以男性少年的成长故事的形式，描绘了他对霸权性男性气质从认同到抵制的故事，大胆挑战传统的男性气质和逻各斯中心主义”。(19)故事中，叙述者最初所希望借以建立自己成年身份的方式恰正是通过占有女性的身体来完成的，在此意义上，主人公寻求的成长也即霸权男性气质的建立。例如在小说的结尾，叙述者终于自己完成了“家庭制造”，他在十岁的妹妹身上破除了自己的童贞，“制造”了自身的成人身份，他说：“我感觉到的是自豪，自豪自己操过了，就算只是和康妮，我十岁的妹妹，哪怕只是和一只跛脚的山羊，我也会自豪自己以这样男人的姿势躺在这里，自豪能提前说‘我操过了’，自豪我现在业已无可逆转地加入到人类社会的高级人群当中，他们深谙性事，并借此传宗接代。”(20)在这一段落中，主人公对于男性身份的认同强化到了无以复加。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叙述者对妹妹的描写。当提到玩“过家家”的游戏时，康妮“顿时焕发光彩，变了个人似的，欣喜若狂，满怀热忱，一阵风似的从自己的房间搬来了童车、布娃娃、炉子、冰箱、小摇床、茶杯、洗衣机和狗窝，把它们摆在我周围”。而叙述者对“过家家”游戏的态度则是：“我的少年时代经常被她这样的请求骚扰，而我总是以断然的拒绝将她赶走。总而言之，我宁可被绑在柱子上烧死，也不愿意被朋友们看见在玩那种游戏”(21)两人的截然不同的态度反映出他们对性别认知的根本差异。在传统的社会习俗中，男性通常外出工作，参加社会活动，而女性则从小被教育要坚守家庭，家庭是女子最好的归属。叙述者本能地对这场“迷你生活秀”感到乏味和沉闷，而妹妹康妮却对此兴奋和狂喜：“她在炉子上做饭，在水池里洗刷，洗啊，喂啊，哄她的十六个娃娃睡觉，又把它们叫醒，加一点茶——她很开心。”(22)可以看到，两性的社会分工深刻地影响着两个孩子对自我的性别身份的认知，社会历史文化对两性特征的塑造在这一情景中得到很生动的呈现。
在《化装》中，性别认同的问题以另一种方式呈现，即男女着装的差异。着装即人体外部的装饰反映和影响着这个人对于自我性别的认知。主人公亨利对男性身份的认同以及对女性身份的强烈抵制发生在一次换装游戏中。小说里，失去双亲的亨利沦为姨妈敏娜的傀儡，在姨妈的控制下，进行各种换装游戏。这位带点神经质的过气话剧演员姨妈终日地沉浸于昔日的演艺事业，以至于她将自己的生活编排成为一场话剧，以此为乐，并强迫亨利扮演各种角色。起初，亨利对此还感到很新奇并逐渐“接受了这种生活规律，喜欢上了漫长的茶点仪式和固定的私密时段，放学路上他就想今天她准备了什么给他穿，希望在床上发现新的东西”。(23)直到有一天下午茶点后，亨利在床上发现一套女装，才感到了厌烦与恐惧：“要他穿成士兵，罗马人，小仆役，这些都可以，但女孩不对劲。就像学校里他的那些好朋友一样，亨利一点也不喜欢女孩，他躲着她们。她们喜欢扎堆，耍小把戏，一会儿咬耳朵一会儿傻乐，手拉手还传纸条，总说我喜欢我喜欢，他们看到这些就咧嘴表示厌烦。”(24)“不想，即便假装穿成一个女孩也不行。”(25)最后，亨利在姨妈敏娜的强迫下“失去了抵抗”(26)，穿上了姨妈为他准备的裙衣，“他在镜子里看见了她，一个令人作呕的漂亮小姑娘，他移开视线，凄惨地跟着敏娜下楼，在裙衣里发出怏怏的簌动，双腿还不住地颤抖”。(27)在亨利眼里，原本有趣、新奇的换装游戏由于扮演角色的性别的变更而变得令人厌恶，女性性别的身份受到亨利内心的强烈抵抗。然而在这一情景中，决定角色性别之关键却只是系于一件女孩的裙衣，换句话说，是身体外部的即社会性的而非生理性的因素决定了人对于自身性别的认知。这种外部因素譬如女性服饰，由于其长期以来的为女性所穿戴，女性服饰于是成为一种性别符号，对女性身份产生一种转喻的修辞效果。而服饰因其本身所具有的强烈的文化特征，反之对性别又起到了更进一步的塑造作用。小说中的换装情节是正对这一现实的生动反映。
特别地，在小说《化装》中，镜子这一尤其关键的意象进一步强化了主人公亨利内心对于性别身份的认知和反抗。根据拉康的理论，在镜子阶段，当婴儿看到镜子中的影像时，他的身体第一次像陌生人一样被自我所注视，身体与自我之间产生裂痕，接着自我根据镜中影像而做出调整，主体的意识就是产生于这一自我调整的过程之中。然而在小说中，主体已经生成的自我意识再一次被镜中影像打破，自我认识与镜中影像即主人公亨利自我的男性的性别身份认知与镜中的女性形象发生冲突。例如当亨利看到镜子里的自己以后，反复以“和我没关系”来自我安慰，这反映了亨利内心对于性别身份的挣扎。而在亨利结识了女孩琳达之后，他又将自己想象成隐藏在女孩身体里的男孩。此处，是男孩，还是女孩，成为亨利心理上无法解决的矛盾。由此我们看到，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装束）的反差引起了他对于自我认知的矛盾。此外，易装的情节同样还出现在《水泥花园》这部小说中。《水泥花园》的主人公之一弟弟汤姆由于受到同龄孩子的欺负而想做一个女孩：“我要穿条裙子，而且把头发弄成你那样，而且上女厕所。”(28)以上几段情节皆反映了性别认知之于成长的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