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化”的成长
在麦克尤恩的短篇小说中，这种主体与社会之间的矛盾关系表现得尤为集中。这种矛盾一方面地表现为社会对主体的塑造，另一方面表现为主体对社会的嘲讽和反抗。特别地，在《家庭制造》这一短篇小说中，主人公的成长直接地就与社会紧密联系在一起。叙述者所讲述的这个荒诞、滑稽同时又触目惊心的故事实际上正是对这个冷漠的成人社会的嘲讽和批判。这一场“家庭制造”的闹剧直接指向的便是这个文明失落和道德失范的社会。换句话说，正是社会的扭曲与病态才造成了主人公对成人世界荒谬的理解。这个混迹于社会底层的少年从工人们那里道听途说种种关于性事的无聊段子，惊异于其前所未知的禁忌话题，于是急于成长的他便“立志”要摆脱童贞，步入成年。在雷蒙德的启发下，“我意识到了自己的童贞，这令我憎恶。我知道这是大宅中的最后一间密室，我知道它肯定是最奢华的一间，陈设比任何一间都更精巧，而诱惑也更致命，而我从来没尝试、干过和搞定的这一事实简直是一种诅咒，是信天翁一样臭的糗事。”(3)我们很能够理解性对于个体成长的重大意义；正如张国龙在《成长小说概论》中所概括的：“无论是生理学还是心理学、社会学所指涉的成长，性的成长无疑是核心，是成长之旅中最大的事件，具有里程碑意义。”(4)然而这一事实却很容易导向我们对某种因果的倒错的认识。生理的剧变对主体心灵的冲击无疑是巨大的，它造成了个体对于自身情感、精神和认识上的全方位的更新，是一种自我否定式的蜕变，同时，其过程之中又蕴含着个体对于未知世界的恐惧与迷惘。但性是这一自我更新过程的导火索，是其所隐含的一个内在前提，而并非是认知改变的结果；并且，这种改变本应是作为先天的生理反应而发生的，而非刻意而为。
在《家庭制造》的这个事例中，叙述者和雷蒙德所整日交往的工人群体们使他们对于成年产生一种错误的认知。他们认为，所谓成年便是了解和掌握大量关于性事的知识——越新奇越好，性是通向成年的大门；他们所道听途说的“性学宝典”在他们眼里俨然成了名副其实的“成年大典”。于是，与他们朝夕相处的处于社会底层的工人们便自然而然地成了他们学习的榜样。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工人们交谈的语言塑造了主人公二人对于成人世界的认知，即主体间的对话活动促成了个体的自我认知和主体意识的形成。例如在小说中，叙述者用整整一页纸的篇幅列举他们与工人们的谈话内容：“摸呀、打呀、操呀、吸呀……乱七八糟的大杂烩、双关语、含沙射影、套话、口号、道听途说和夸大其辞。”(5)这些充满暴力和色情的语言深刻影响着主人公的成年想象。而这一点恰好印证了拉康对于主体形成的观点。拉康认为自我形象的客观化得益于“与他人的认同过程的辩证关系”，语言为自我“重建起在普遍性中的主体功能”；(6)语言的使用即意义的传达是主体间相互作用的最重要最本质的活动。拉康还在对镜子阶段的解释中提到，人正是不断地通过认同于某个形象而获得自我的认知。《家庭制造》中的这一事例正是对这一结论的印证和呈现。自我的认同与他者之间的关系在《蝴蝶》和《与橱中人的对话》两篇短篇小说中亦得到很生动的展示。例如《蝴蝶》中的畸零人直到离开家才发觉自己的与众不同，《与橱中人的对话》的“橱中人”在17岁以前从未发觉自己的不正常。某种意义上，正是这种与社会隔绝的成长环境造成了主人公们停滞的心理年龄及他们倒错的自我认知。这两个例子也间接印证了主体的确立依赖于自我与他者的互动这一论断。
相比《与橱中人的对话》，在《家庭制造》这一短篇小说中，主体与社会的关系有着更为复杂的一面，因为小说的主人公对于自我的错误的认知恰恰来自于这个社会。一方面他们在与工人们的交流中希望获得认同，确立自己的成人身份；另一方面，虽然二人口称向往成人生活，渴望成为成人世界的一员，但实际上他们内心却对于工业时代的成人生活充满了嘲讽与轻蔑。主人公这种矛盾的心态正是与当下的社会发展现状是息息相关的。譬如叙述者说：“想到爸爸在面粉厂做着12小时轮班的工作，晚上到家时筋疲力尽，脸色发白，脾气暴躁的样子，我经常会放声大笑。再想到还有成千上万的人像我家的这些人一样，我会笑得更响……每晚回家时都变得更老，更累，却没有更富。我和雷蒙德喝茶时经常笑话这种对生活的消极背叛。他们砍呀挖呀推呀包啊查啊，为别人的利润呻吟和流汗；笑话他们为了肯定自己，把一生的低眉折腰看成是美德；笑话他们为没错过地狱中的每一天而奖励自己。”(7)此处，作家借用叙述者的声音对工业化带来的主体异化的这一现状进行了尖锐的讽刺。现代社会的工业化和机器大生产，使个体成为维持经济运转的一个零部件，这一现实决定了个体的自由将被挤压到极限，意味着工业化社会对家庭私人生活的入侵。正如小说叙述者在文中不无精辟的点评：“我被抛入这迷你生活秀，这乏味的、日复一日的、沉闷庸碌的生活，我父母和他们的朋友们的可怕而琐碎的生活。”(8)在小说中，我们看到家庭生活成为社会生活的延伸，并且在社会大生产的侵蚀下变得日益碎片化、程式化。表面上，这几篇短篇小说是对个体的异态成长的书写，事实上在更深的层面这正是对当代社会阴暗现实的揭露与批判。此外，工业化和机器大生产对个体的异化这一现状在《蝴蝶》与《与橱中人的对话》中亦有暗示，例如《蝴蝶》中故事的发生地运河畔的工厂区，废弃的工厂、又黑又臭的水道、垃圾堆、废品站触目可见，孩子们在这里火烤一只活猫取乐；在不远处象征文明的图书馆与前者形成鲜明的对比。这一切在《蝴蝶》这一短篇小说中组成了一幅怪异的生态图景。
《家庭制造》中所呈现的个体与社会的这种冲突在其后麦克尤恩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水泥花园》中表现得更为明显。《水泥花园》几乎是作家早期几篇短篇小说的综合体，相比于这几篇短篇小说而言，它无疑更具表现力，它所引起的惊骇远超后者，使读者在震惊之余陷入对社会和自我及其二者关系的深刻反思。在《水泥花园》中，个体与社会的关系直接呈现为一种对抗的状态，小说中的这个家庭与其所处的环境时刻处于一种张力之中。譬如在小说的开头，建造“水泥花园”的最初的目的就是为了将家庭与外部世界隔离；“水泥花园”隔绝了几乎一切人际往来——这一家庭没有朋友与亲戚的来访，家中没有电话、电视、收音机等一切外界沟通的工具；“水泥花园”的形状“像个城堡，厚墙、矮窗，前门还有锯齿形的垛口”(9)，与房屋外围的高层建筑处于对峙之中。并且，作家借叙述者母亲之口写道：“朱莉和你将不得不肩负起一家之主的责任”，否则“这个家就空了，消息传出去后，要不了多久就会有外人闯进来，把家里的东西搬空，把所有的一切都破坏掉。”(10)这也就是说，《水泥花园》中这几个孩子惊世骇俗的举动其最终的目的在于保存这个家庭的独立性与自主性，或者更为准确地说，是为了争取主体的自主性，是对社会的现代化剥夺主体自由这一（不可逆转的）现实的抵制。同时，这一段话也暗示了，一旦家庭遭到破坏，公共部门就将接管家庭中的所有未成年个体。
小说中所展示的现代社会工业化图景更是令人触目惊心：“房屋孤零零坐落在一片空地上，荨麻围着皱瘪的罐头盒蹿出来，推倒别的房子是为了建一条高速公路。”(11)在主人公所目睹的一座座废弃的房屋内，设施被烧毁，房间被毁坏，窗门被砸烂，天花板行将倒坍。于是，我们在这部小说中看到“破坏”与“维持”两种力量的对抗。这一幅幅杂乱无序的画面同时也向我们展示了现代化城市的建立其破坏性的一面，即，现代化都市及其文化的产生必然建立在对旧有秩序的摧毁之上。正如戴维·哈维在《后现代状况》一书中所描述的：“首先，现代性可能毫不在意它自身的过去，更不用说任何前现代的社会秩序。事物的昙花一现使得难以保持对于历史连续性的任何感受。……现代性不仅需要无情地打破任何或所有在前的历史状况，而且也使它本身具有了一种内在断裂和分裂的绝无止境的过程的特征。”(12)《水泥花园》中，高层建筑代表现代，被毁坏的房屋代表前现代。然而，现代取代前现代不仅仅是一种形式的更替，更暗含着一系列的事物其自身的意义的转换，在这一过程中原本鲜活的建筑、艺术、生活方式乃至于人自身在空前的文化改造中都被符号化、概念化、抽象化。我们也可以说，现代性实际上也意味着集体对于个体的吞噬和异化。因而主体的生成和主体性的凸显与社会的现代化两者必然处于一种矛盾之中。正如马尔库塞在《爱欲与文明》中所说：“家庭在调节个体与社会的关系中越来越无足轻重……独立的家庭企业，以及后来的独立的个人企业，都不再是社会制度的细胞了，他们正被纳入大规模的、非个体的集合体和联合体之中。与此同时，衡量个体的社会价值所根据的，主要是标准化的适应技术和适应性质，而不是自觉的判断和个人的责任。”(13)当然，马尔库塞是从精神分析的角度即弗洛伊德提出的人的爱欲与死欲的角度出发来论述的，但这一段话却无疑是对《水泥花园》中的这一现实的精辟论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