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后期创作
从小说《时间中的孩子》开始，麦克尤恩小说似乎逐渐回归传统，但这种回归，并不是回归到19世纪的那种现实主义，而是回归到一种更为复杂的综合体。在题材上，在风格上，麦克尤恩小说似乎变得更为保守了，但是在叙述手法上，却融合了更多的后现代的特征，比如魔幻现实主义的手法、元小说式的叙述、大量的戏仿等等，呈现出哈桑所认为的后现代文学的“不确定性”和“内在性”(9)的基本特征。
从《时间中的孩子》开始，麦克尤恩不再仅仅讲述边缘人的故事，而是更多地讲述平凡的普通人的故事。例如《时间中的孩子》讲述了一位男子丢失女儿后寻找女儿的故事，既不恐怖，也不惊世骇俗，但是该小说的字里行间却充满的各种复杂的隐喻和指涉，这使得这部表面看起来是现实主义的小说笼罩着一种超现实的氛围。特别地，例如在小说《时间中的孩子》的第三章的这一情节中，主人公史蒂芬意外地进入时间之流，看到了40年前的父母，这一情景为这部小说更是增添了不少魔幻现实主义的色彩：
“他的目光同那个女人的目光碰到了一起。四目相对。他知道她是谁。她无意中朝他这边看了过来。男人还在讲，阐述者自己坚持的观点，女人却继续凝视着……他举起手，笨拙地做了个介于挥手和敬礼之间的手势。然而这个他认识的、毫无疑问是他母亲的年轻女人却没有任何反应。她看不见他。她在听他父亲说话——父亲阐明观点时，总爱挥舞一只空着的手，他一眼就认出了这一熟悉的姿势——却看不见自己的儿子。他心里一沉，感到冷冷的、小孩子常有的心灰意冷，以及渴望与被排斥交织的痛苦。”(10)
然而令人意外的是，麦克尤恩却在小说中用了一种自然科学的理论来解释这一现象：“新的理论将涉及更高一级的现实，更高等的基础，是一切构成我们所理解的现实的基础，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其中物质、空间、时间甚至连意识本身，都将彼此错综复杂地联系着。”(11)于是，魔幻、科幻、现实在这部小说中丝毫不失协调地糅合在一起。此外，小说《时间中的孩子》里最引人注目的，是其中复杂纷繁的隐喻和指涉。孩子的丢失、孩子的出生、凯特的成长、查尔斯·达克令人意外的死亡、每一章前引用的“权威育儿手册”的段落、记忆和时间等等，小说中每一个意象都隐含着多重的意义。例如第三章描述史蒂芬从窗口离开退回现实的过程的描述，事实上就是对婴儿分娩之前生命体成型过程的模仿；再如查尔斯死亡的状态分明就是一个婴儿出生的形态。而除此以外小说全文上下更是充满了象征分娩的意象，乃至于连小说的章节都是对应了女性怀胎的九个月。而故事结尾孩子的出生则揭示了小说的标题“the child in time”(12)的另一层含义。从以上细节，我们看到，作为麦克尤恩的转型之作，尽管《时间中的孩子》在故事内容上似乎更偏向传统，但该小说在叙述手法和结构上其先锋性或后现代的特征比之此前的作品则更为明显。麦克尤恩对形式的探索相比而言莫如说是更加的深入了。这种后现代的特征不再是某一种单一的风格，而是一种在形式和内容上都更为多元的混合体。
此后的作品包括《无辜者》《黑犬》《爱无可忍》《阿姆斯特丹》在内，都无不是同时融合了后现代与传统的因素。例如《无辜者》以传统间谍小说和政治小说为外壳，讲述了一则后二战时代的道德寓言。在小说中，麦克尤恩用后现代的笔法再现了二战后的社会文化历史背景下的“个体化的道德危机”(13)。多维的叙述结构、丰富的指涉和互文、多重文体风格、多层次的主题构成了《无辜者》这一部充满后现代元素的间谍小说。其后的《黑犬》则更是在开场就向读者揭示，后文的“回忆录”是一则元小说性质的文本。在《黑犬》中，主人公杰里米一方面复述和记录崔曼夫妇人生经历，另一方面又在记录的同时参与其中，成为故事的主角之一。主人公杰里米将历史的记忆内化为他个人的经验，并对此做出揭露与评判，这使得小说《黑犬》呈现为一个充满了自我意识的后现代文本。特别地，在小说的第三部分，有一段超现实主义的描写：当主人公杰里米回到崔曼夫妇年轻时曾居住过的法国乡村小屋，竟意外地感受到了他们二人的显灵，听到了他们二人的争辩，两人的魂灵犹如一张意识之网笼罩着小屋，杰里米本人则在这一过程中成为两种思想的载体，传递着他们生前的记忆。而“黑犬”这一意象更是具备多重的现实的或非现实的象征和隐喻，它除了作为一条连接个体与历史的纽带，还通过事件将杰里米、琼、伯纳德三人的生命紧密地联系到一起。此外，《黑犬》以地点作为叙述的线索，将不同的历史事件以断片的形式串联起来，打破了传统线性的叙述策略，在结构上具有一种特殊的美感。此后，《爱无可忍》中叙述化的情节(14)及其鲜明的自指性均在文本之中营造了一种强烈的叙述张力。而在《阿姆斯特丹》里，麦克尤恩对多种反讽技巧的出色运用，消解了情节的严肃性，达到了一种“黑色幽默”的效果，并借此对现代英国社会道是德衰退的景象进行了入木三分的批判。如此种种，麦克尤恩在这一时期的创作尽管整体上现代的，但它们均在不同层面不同程度地具备后现代的因素。
传统与先锋地融合在《赎罪》这部小说中达到了一个高峰。表面上，《赎罪》是一部传统得不能再传统的小说，标题“赎罪”与传统的宗教题材遥相呼应，而开场所描绘的传统英国绅士阶层的庄园生活图景则更使我们想起简·奥斯汀笔下的19世纪乡间贵族，俨然一部既写实又古典的传统现实主义小说。然而，《赎罪》元小说式的结尾却一举推翻了前文的“写实”与“古典”，使整部小说上下充满后现代的自反特征。正是这种具有自反特征的元小说的叙述方式，使得小说的伦理和审美意义都为之一变。詹姆斯·费伦对此作如此的评价：“麦克尤万的元叙述层次的交流产生了很大的张力，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在2001年从事写作的一位有造诣的小说家沿着现代派的思路建构了作品，同时又对这样的建构提出了质疑，这意味着什么呢？作品出人意料的结尾带来了恰当的惊奇，同时又解决了这一张力：这位有造诣的小说家并非像布里奥妮那样在简单地创作一个现代派的小说，而是在创作一个具有更强的自我意识和自我反省性质的小说。”(15)麦克尤恩在采访中表示：“我们不可能退回到19世纪。现在，我们既不可能逃离叙述的自我意识，同时也不愿被这种自我意识所吞没。通过《赎罪》，我试图探讨我们目前所处在何种位置。”(16)综合以上的结论，对这句话我们亦可以作这样的理解，即麦克尤恩通过《赎罪》探索叙述之“传统”和“后现代”的边界，而这种探索另一方面又连接了“传统”与“后现代”。
叙述的自我意识造成的直接结果就是叙述的不可靠性，这种不可靠性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小说《赎罪》的主人公兼叙述者布里奥妮其叙述表现出的不可靠性，使小说的伦理意图呈现一种极其矛盾的状态，同时，这也使布里奥妮的叙述动机充满争议。另一方面，除了伦理意义以外，小说结尾主人公对“赎罪”的反思给读者提供了一种对“叙述”全新的认知可能。元小说的结尾打破了小说原有的理解模式，颠覆读者原有的阅读经验，使他们参与到文本的重新建构中来，这同时也加强了文本的多义性的特征。王悦从叙述分层中的阐释否定的角度对《赎罪》中的不可靠叙述做出了解读，她认为《赎罪》中的种种叙述策略，造成了一种叙述的反讽效果。她总结道：“对于《赎罪》来说，不可靠叙述不仅是一种叙述手段，在很大程度上，它就是主题本身。它的带有元小说结构的叙述层次，让‘真实’与‘想象’在其中找不到界限——一方面是努力揭示真相的元小说结尾，一方面是将真相无穷延后的叙述层次，各自展现着它们的不可靠形态。”(17)因此，从某种意义来说，麦克尤恩的《赎罪》所探讨的其实是虚构与真实的关系，或者叙述之本质所在。
与叙述之本质相关的，便是《赎罪》中的历史观，事实上，《赎罪》中的历史观直接的就是建立在叙述之真实的基础之上。在《赎罪》中，历史的真实性并不是某种单一的记载，而在于某种积极的建构。换句话说，历史的真实产生于叙述，由于人认识历史的唯一方式就是透过语言，因此当人透过语言认识历史时，实际上也是在用语言重构我们所认识的历史，而叙述的真实则直接决定了历史的真实。《赎罪》中的这一历史观与后现代新历史主义的观点不谋而合，《赎罪》中所强调的历史的互文性、历史的建构、主体对历史的介入和改写，无不是具有鲜明的新历史主义的特征。海登·怀特说：“如果真理是以陈述或者言语的形式呈现出来的，言语的形式就与内容具有同等的重要性。你无法将它们分节开来……真理赖以得到表现的语言，对于决定陈述在语言表层或明或暗地包涵着的真理所具有的力量，有着重要的意义。”(18)这也就是说，叙述即言语的形式本身就与历史的真实有重大的关联，而历史的真实只有在叙述之中才能得到认识。在《赎罪》中，虽然我们无从得知历史的真相，然而在小说主人公布里奥妮或者作者本人的叙述之中，却自有一种真实性存在，这种真实性与历史自身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诚然，布里奥妮的叙述消解了“赎罪”的意义所在，但她却在另一层面建构起了一种人性意义的真实和文学意义的真实。正如陈榕认为，《赎罪》“既不像传统的历史小说一样，排斥对文学再现的反思，也不像一般的元小说，强调历史的不可知性。《赎罪》的元小说结尾彰显了麦克尤恩西绪福斯式的建构历史的决心。虚构是本质，然而，建构却是责无旁贷的使命。唯有如此，曾能让我们拒绝遗忘，记住历史。”(19)麦克尤恩本人曾表示：“尽管这些场景中填充着我虚构出来的人物，但对我来说，这些场景确实是真实发生过的。”(20)也就是说，历史的真实与想象并不相悖，或者说，历史的想象在历史叙述中自有其合法性。
此外，《赎罪》之中随处可见的戏仿的痕迹也为整部小说增添了不少后现代的特征。例如《赎罪》中塔利斯庄园被改成的“蒂尔尼饭店”的“蒂尔尼”一名就是简·奥斯汀的小说《诺桑觉寺》男主人公的姓氏；《赎罪》里的晚餐情节，直接戏仿了伍尔夫的《到灯塔去》；孩子充当情人间的信使这一情节来自于哈特利的《中间人》；第一部分布里奥妮视角的叙述口气戏仿了亨利·詹姆斯的《梅西知道什么》；此外，劳伦斯，E.M.福斯特、伊夫林·沃、鲍德温、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等人也均在被戏仿的作家之列。(21)这些“似曾相识却又荒腔走板”的戏码使得小说的情节充满了荒诞的意味。种种戏仿和互文增加了文本的反讽的力度，进而悬置了“赎罪”自身的意义。正如黄昱宁所评价的，这些“密度惊人的戏仿与互文……服务于布里奥妮的叙述，将故事修饰得更像故事，更像奥斯丁、伍尔夫、詹姆斯们的故事……它们同样服务于站在布里奥妮身后的麦克尤恩，他将虚构艺术之林林总总信手排成八卦阵，这般华丽恰与真相的含混与流失形成反差——由此，所谓‘赎罪’，所谓‘叙述’，都被清算了，被刺痛了。”(22)另外，小说中的视角的转换、信息的虚构等叙述策略都为小说自身增加了后现代的成分。
《赎罪》之后，麦克尤恩的创作一如既往地贴近时代，严肃而深入地探讨了21世纪以后西方社会所面临的种种新的问题。在新时代，科技进步带来的社会变革进一步地改变着人们的生活，人类的文明程度和生活水平都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然而另一方面，高度现代化所带来新的社会问题层出不穷。例如《星期六》展示了911事件给西方社会带来的间接创伤以及城市生活的焦虑与不安；《追日》探讨了新时代背景下的“司法不公、学术腐败、环保业之派系纠纷、能源业之利益纷争、现代传播业之荒诞效应、性别政治之异化、童年教育、英美关系之微妙”(23)等种种问题；《儿童法案》关注儿童福祉、法律、宗教和家庭伦理，不一而足。同时，麦克尤恩对历史、对传统的关注也不可忽视。例如《甜牙》的题材延续了《无辜者》《黑犬》和《赎罪》的思路，选取冷战为背景，以传统的间谍小说为外壳深入地探讨了政治、文学、历史、爱情、真实与虚构等话题；而《在切瑟尔海滩上》则关注历史变革时期的两性关系，其主题与此前的《赎罪》等作品也是一脉相承。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不论在形式还是在内容上，麦克尤恩小说既有现代的一面，也有传统的一面。例如小说《甜牙》中虽然充满了种种历史元素，但它在形式上的后现代特征比之《赎罪》却有过之而无不及。《甜牙》集中地采用了前文所列举的种种后现代的手法和元素，其文本的自反性特征更加的鲜明，叙述的张力更加强烈，反讽的色彩更加浓厚，戏仿的桥段更加密集。在最新的小说《坚果壳》中，其弑兄的情节明显戏仿了哈姆雷特的情节，而叙述者作为一位未出生的胎儿，更是具有十足的超现实色彩。综上所述，在新的时期，麦克尤恩的创作不论是主题和题材还是文体和叙述风格都比他早期的要更为丰富和多元，而在其作品的例如形式和主题等不同方面，“后现代”显然已经成为其中不可忽视的特征。
(1) 瞿世镜：《当代英国青年小说家作品特色》，《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5年第1期。
(2) 瞿世镜：《当代英国青年小说家作品特色》，《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5年第1期。
(3) 余华：《麦克尤恩后遗症》，《作家》2008年第15期。
(4) [荷]汉斯·伯顿斯：《后现代世界观及其与现代主义的关系》，[荷]佛马克、伯顿斯编：《走向后现代主义》，王宁、顾栋华、黄桂友、赵白生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6-17页。
(5) [荷]汉斯·伯顿斯：《后现代世界观及其与现代主义的关系》，《走向后现代主义》，第17页。
(6) 余华：《麦克尤恩后遗症》，《作家》2008年第15期。
(7) [荷]汉斯·伯顿斯：《后现代世界观及其与现代主义的关系》，《走向后现代主义》，第18页。
(8) 伊恩·麦克尤恩：《两断片：199-年3月》，《床笫之间》，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年版，第61页。
(9) [美]伊哈布·哈桑：《后现代转向》，刘象愚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14页。
(10) 伊恩·麦克尤恩：《时间中的孩子》，第61页。
(11) 伊恩·麦克尤恩：《时间中的孩子》，第127页。
(12) 小说《时间中的孩子》标题原文“the child in time”有“及时到来的孩子”之意。
(13) 参见付昌玲：《麦克尤恩早期小说的个体化危机》，上海外国语大学，2017年。
(14) 王悦：《镣铐中的舞蹈：伊恩·麦克尤恩的小说与不可靠叙述》，第117页。
(15) 詹姆斯·费伦：《叙事判断与修辞性叙事理论——以伊恩·麦克尤万的〈赎罪〉》，申丹译，江西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
(16) Daniel Zalewski, “The Background Hum,” The New Yorker, Feb.23rd, 2009, pp.48-63.
(17) 王悦：《镣铐中的舞蹈：伊恩·麦克尤恩的小说与不可靠叙述》，第219页。
(18) [波兰]埃娃·多曼斯卡编：《邂逅：后现代主义之后的历史哲学》，彭刚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8页。
(19) 陈榕：《历史小说的原罪和救赎——解析麦克尤恩〈赎罪〉的元小说结尾》，《外国文学》2008年第1期。
(20) Ian McEwan, “An Inspiration, Yes. Did I Copy from Another Author? No.”, The Guardian, Nov.27th, 2006.
(21) 参见黄昱宁：《第N次赎罪》，《书城》2008年第5期。
(22) 黄昱宁：《第N次赎罪》，《书城》2008年第5期。
(23) 肖徐彧：《一部讽刺杰作》，《光明日报》2012年12月28日，第1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