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不大的畸零者
如果说小说《家庭制造》表现了伊恩·麦克尤恩短篇小说中的“成长失败”或者“成长未果”的主题，那么《与橱中人的对话》和《蝴蝶》这两篇短篇小说则表现了“停滞的成长”。两部作品中的主人公，其二人虽然都具备成年人的外形，但心理年龄却始终停留在儿童或者更早的阶段。人物的心理并没有跟随生理一同成长，甚至还有倒退的迹象。
《与橱中人的对话》以独白的形式讲述了一位20多岁的成年男子非常态的成长历史，叙述者也即故事中的主人公一开场就介绍：
我没见过我父亲，他在我出生前就死了。我想问题就出在这——是我妈妈一个人把我带大的，再没有别人。我们住在司登思附近的一所大房子里。她精神有点问题，你知道，这是我问题的来由。她就想要孩子，可又不愿意考虑再婚，所以只有我一个；我必须充当她憧憬过的所有孩子。她努力阻止我长大，很长一段时间里她做到了。你知道吗，我到十八岁才学会正常说话。(13)
我们可以看到，小说所要讲述的其实是一个出身单亲家庭的孩子的成长悲剧。由于家庭变故，年幼的主人公成为其母唯一精神寄托，并被母亲当成婴儿一直养到17岁。直到她结交了新男友，她才突然害怕被男友看到家中还有一个17岁的“老婴儿”。于是她强迫主人公要在两个月之内完成此前停滞的17年的成长。高强度的训练和母亲强烈的性格反转使得主人公精神错乱，并产生一系列的不良反应：
这种高强度的训练真的把我撂倒了……我开始犯头痛病。然后就是那一次次抽风，特别是她准备好要出门的那些夜晚。我的腿和胳膊完全不听使唤，舌头也自作主张，像是长在别人身上。真是一场噩梦。一切都变得像地狱一样黑暗。醒来时，妈妈已经走了，我一身屎尿躺在黑屋子里。(14)
后来，一次最严重的病发使母亲对他彻底失去耐心。主人公因此被当成智障儿童送进了福利院。幸运的是，他在福利院里遇见了待人亲切又有爱心的史密斯先生。在史密斯先生的帮助下，他不仅学会了认字写字，还学会了画画、跳舞，在福利院里，主人公度过了他最快乐的两年。但由于福利院规定每个被收留者年满21岁必须离开，于是主人公不得不独自面对社会。因缺乏生存的技能，他只能从事技术要求很低的工作，便在一家酒店当了一名清洗工。然而在新的工作场所他再一次遭到了不公正的对待。这位坏心肠的“脓包”大厨处处为难、捉弄甚至侮辱这位“智障”的清洁工，以此为乐，并在有一天将主人公关进密封铸铁烤炉中。高温和恶臭几乎要把主人公熏死过去。作为报复，他在事发第二天下午瞅准时机将一锅烧热的油倒在了“脓包”大厨身上，将他烫成重伤送进了医院。从那以后，这位“橱中人”“病得没法工作”：“我开始回想过去和妈妈在一起的日子。我希望自己能回到那时。以前被宠惯的生活，什么事都有人为我安顿好，温暖又安全。这听上去很傻，但我的确开始这么想。”(15)他企图逃回自己从前的家，却发现房屋易主，于是又只好重新回来找工作。由于无以谋生，主人公开始了在商店偷窃，并一再被抓进监狱，后来还因此在监狱里遇见一位“又聋又哑”的狱友，度过了“离家以来最美好的”三个月。他说：“这不是受挫后的那种痛并快乐，而是一种安全感带来的深层愉悦。事实上我现在还记得我希望有时不要那么多自由。我很享受一天中关在号子里的那几个小时。”(16)
最后，“不得已”出狱的主人公因无法适应社会而选择躲进一个衣橱，并时时幻想回到母亲的怀抱：“我不想要自由。这就是为什么我会嫉妒那些我在街上看到的被妈妈裹着抱着的婴儿。我想成为其中一员。”(17)
有人将《与橱中人的对话》看作“女性控制欲造成的男性成长悲剧”(18)，也有人认为这是“家庭权力的极端演绎”(19)，这两种观点其实都是将小说中的成长悲剧归结为权力欲望的结果。不论是性别控制、还是家庭权力的演绎，它们都合理阐释了小说中非常态成长的动因。但在这种性别控制和家庭权力的极端演绎的逻辑背后的更深一层原因却是常为人们所忽视的，即主人公父亲角色的缺失。小说《与橱中人的对话》主人公的成长悲剧的制造者与其说是这位对他爱到发癫的母亲，倒更不如说是那位缺场的父亲。“幼年丧父”是小说里最重要的故事背景，任何解读都不能脱离这一重要前提。主人公在开场就介绍：“我没见过我父亲，他在我出生前就死了……是妈妈一个人把我带大的，再没有别人”。(20)由此可见，这个家庭最初是一个两口之家：妻子怀有身孕，丈夫几乎凭一人之力撑起了整个家。但随之而来的丈夫的突然离世让妻子失去了唯一的精神依靠，于是这位女子只能独自承担起抚养家庭的重任。所以，主人公的母亲对他所做的一系列近乎变态的行径与其说是一种权力的极端演绎，不如说是女子丧偶之痛的极端表现。对这位失去丈夫的女人来说，曾经唯一的依靠已经离世，那么襁褓中的婴儿便成了她与死去的爱人之间的唯一纽带，因此这种母与子的关系便成了她长年以来唯一的精神寄托。然而，孩子的成长即意味着他的独立以及随之而来的与母体的分离，因而长久地维持这种母子关系只有一个办法，即阻止他成长，于是就有了后来的主人公的成长悲剧。针对这一段经历，叙述者写道：
就如此一直到她遇上那个男人，然后一切都改变了，就那样。一夜之间，她就心思全变，以前被她完全抛在脑后的性事如今又赶上了她。她为那家伙疯狂，好像她疯得还不够似的。她想带他回家，但又怕他万一看到我，这个17岁的“老婴儿”。因此我必须在两个月里完成一生的成长。(21)
当主人公的母亲有了新欢之后，她仿佛突然在一夜之间从她那非正常的疯狂状态下苏醒。但这并不是因为这位新欢取代了她家中的“老婴儿”，而是她内心因丧夫而产生缺失感终于被新爱所填补。于是原先象征她与前夫之间的纽带的儿子也变得可有可无了。现在，这位女人的身份急需从“母亲”转变为一位“情人”，所以“儿子”的存在成为她幸福生活的阻碍。他需要尽快地成长，脱离母体，然后独立。当主人公由于思念母亲而偷偷跑回家时，发现房子已经易主，此时的自己已经彻底被母亲抛弃了。这座房子不仅仅代表主人公逝去的童年，同时也象征一个破碎家庭逝去的过往。但对这个失去丈夫的女人来说，抛弃旧生活，意味着拥有新生活。总而言之，小说《与橱中人的对话》中讲述了主人公的成长悲剧，但其背后则是一个破碎家庭难以弥合的伤痛。主人公恰恰是这一场家庭悲剧的最大受害者。这种“成长的中断”或“成长的停滞”正是缘于一个家庭中父亲角色的缺失。从某种意义来说，父亲是成人社会的代表，父亲角色的空缺实际上意味着一个家庭社会性因素的缺失，父亲的离世斩断了这个家庭与外部的联系。母亲虽然也有工作，但在这篇小说中，她仅仅只是扮演了家庭内部的角色。通过这个故事，小说为我们揭示了传统家庭结构的不合理以及男女社会地位的不平等对家庭的恶劣影响。从外部来看，这场悲剧反映了整个社会对单亲家庭的冷漠与忽视，也控诉了成人社会的虚伪与冷酷。
同是有关畸零人的小说《蝴蝶》中的主人公其成长经历则是另一种模式。《蝴蝶》的主人公是一位相貌怪异的畸零人，天生没有下巴。由于先天外貌怪异，他从小就交不到朋友，性格孤僻，以致他成年以后也一直过着独居的生活。独特的成长经历造成了主人公内心的封闭与扭曲，并因此导致了故事结尾的悲剧的发生。对主人公的外貌，小说中这样描述：
我的下巴和我的脖子互为一体，它们不分彼此，滋生怀疑。我母亲也长成这样，直到我离家之后才发觉她形容怪异。去年她死了。女人不喜欢我的下巴，她们从不靠近我。我母亲也一个样，她从未有过朋友，无论去哪儿都是一个人，哪怕是节日。每一年她前往里特尔汉普顿的时候，都是独自坐在甲板的椅子上，面朝大海。到生命的最后阶段，她尖瘦而乖戾，活像一条小灵犬。(22)
从人物成长的角度来看，《与橱中人的对话》与《蝴蝶》两部作品中的主人公具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两人都是社会的零余者，都经历过孤独的童年和少年阶段，都曾因为外表的怪异而受人冷落、嘲讽，两人内心孤僻、与外界格格不入，但两个主人公面对孤独的态度却是截然不同的。在《与橱中人的对话》中，主人公渴望孤独，他通过将自己封锁在狭小的空间中来获得安全感。而《蝴蝶》中的主人公则渴望与人交流，渴望被人接纳。当主人公准备去见女孩简的父母时特意精心打扮，并自问：“为什么我那么渴望获得他们的认可？”(23)当路过玩球的孩子时，他心想：“刹那间的飘飘然几乎让我以为转过身就能和他们一起玩。”(24)《与橱中人的对话》和《蝴蝶》两部作品中虽然都反映了“停滞”的成长，但两者的具体表现和成因则是不同的。如果说《与橱中人的对话》中所展示的成长悲剧源于家庭内部，那么《蝴蝶》的悲剧更大程度上是源自家庭的外部。
与《与橱中人的对话》类似，《蝴蝶》的主人公虽然具备成年人的外形，但其心理成长却仍然停留在童年阶段。比如当主人公坐在图书馆台阶上打发时间时，幻想白天碰到的孩子能够接纳他，邀请他参加他们的足球比赛；再如他幻想等孩子们长大一点他们就一块去喝酒等。这些想象既反映了主人公内心稚嫩和脆弱的一面，也反映了他的孤独与渴望交流的一面。与《与橱中人的对话》不同，小说《蝴蝶》没有正面描述主人公的成长的段落。即便如此，我们仍能够借助他对母亲的介绍来寻找有关他成长经历的蛛丝马迹。譬如在我们前述的引文中，主人公在形容自己的相貌时说：“我母亲也长成这样，直到我离家之后才发觉她形容怪异”。(25)这和《与橱中人的对话》里的“橱中人”有着某种共通之处：“我不知道生活还有其他样子，我不知道自己与众不同”。(26)当他谈论自己的外貌时说：“女人们不喜欢我的下巴，她们从不靠近我”，紧接着又将话头转到“母亲也一样，她从未有过朋友，无论去哪儿都是一个人”。(27)主人公谈论母亲时所表现出的克制、冷漠的态度背后恰是在表达自己内心的不满，谈母亲其实就是谈自己。主人公直到离家才发觉母亲形容怪异，这实际上已经暗示了他童年封闭、孤独的生活经历。“没有朋友”正是其现实生活的写照。而在他猥亵了小女孩以后，他说：“所有那些我独自消磨的时间，所有那些我一个人走过的路，所有那些我曾经有过的想法，全都喷泻在我的手上。”(28)主人公对小女孩所作所为毫无疑问是我们所要强烈谴责的，他的行为是被排除在我们日常的公序良俗之外的，然而在这过于沉重的代价背后，我们应该看到这个社会本身的残酷与恶毒，以及主人公受到社会对他的孤立与排斥时其内心的孤寂与不平。
怪异的容貌特征天然地将主人公隔绝于正常的社会群体之外，从而造成了主人公与众不同的成长环境。有论者认为主人公存在反成长的意图：主人公对待女童的方式，实际上表明其拒绝正常通往成长的道路；主人公被警察传讯时为自己的精心准备感到恶心，表明其反抗成人世界的文明规范；主人公对象征文明的图书馆过其门而不入，表明其对成人确立的规则与文明的抗拒。(29)简而言之，是主人公自愿隔绝于正常的社会群体。然而深究其前后的因果关系，我们可以发现其实并不是主人公拒绝通向成长，相反，恰恰是正常人的世界拒绝了他的加入。主人公自始至终都渴望像正常人一样成长，渴望得到承认和接纳，却由于外貌的怪异而被排斥在群体之外。他的冷漠、无情更多的只是出于保护自己。反观遇害的女孩，她贪心、任性、不懂感恩，她将他人的善意视为理所当然却并不珍惜，她跟着主人公仅仅是因好奇心驱使，实际上始终对主人公抱持着不信任的态度。例如在主人公给小女孩买了礼物之后，“我”用最友善的语气问她，“别人买东西给你你从不说谢谢吗？”小女孩轻蔑地望着“我”说“不”。(30)而在主人公前往女孩家的路上，玩球的陌生男孩无缘无故想要拿石头打“我”；在废弃的工厂附近，他看到桥下的少年团伙将杀戮视为狂欢（他们正准备活烤一只猫）。那个拒绝主人公加入其中的所谓的正常的成长，实则虚伪、狡诈、恶意满满。唯一能够容纳他的只有废弃的工厂区。正是因这个世界弃绝了他，他才走上了犯罪的道路。这也正是他“停滞的成长”的根本原因。因而，在小说《蝴蝶》中，表面上所反映的个体成长的悲剧，实际上却更像是对整个成人社会罪恶的控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