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的认同
在麦克尤恩的小说中，人物的身份认同（Identity）是主体生成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事实上，我们在前文对麦克尤恩的几篇短篇小说的论述中就已经初步揭示了这一关系。例如小说《家庭制造》中，主人公对成人世界的错误认识暗含着他们对于成人身份的想象，影响着他们的自我认知和身份认同。虽然，主人公希望通过“性”这一门径步入成年，排斥未成年的身份，但是同时，他们由于反感整个成人社会和其背后的工业文明，也不能完全地认同成人的身份。可以看到，身份认同即个人与特定社会文化的认同，相较于主体或自我是一个更加具体，但同时也是一个更为宏观概念。一方面，身份认同基本包含了自我认知和主体意识的塑造这两方面的含义；另一方面，由于身份认同必然地要与某一种特定文化联系到一起，这一概念也就必然地具备丰富的文化和社会内涵。
人的主体性（尤其是在当今的文化语境下）部分地就是建立在具有深刻的文化和社会内涵的身份认同的基础之上的。陶家俊在《身份认同导论》中概括了四种不同类型的身份认同：“第一，个体与特定文化的认同，就是个体身份认同。从文化角度讲，在个体认同过程中，文化机构的权力运作促使个体积极或消极地参与文化实践活动，以实现其身份认同；第二，集体身份认同，是指文化主体在两个不同文化群体或亚群体之间进行抉择。因为受到不同文化的影响，这个文化主体须将一种文化视为集体文化自我，而将另一种文化视为他者；第三，自我身份认同（self-identity），强调的是自我的心理和身体体验，以自我为核心，是启蒙哲学、现象学和存在主义哲学关注的对象；第四，社会身份认同（social identity），强调人的社会属性，是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等研究的对象。个体身份认同和集体身份认同都可归入社会身份认同，但个体身份认同和集体身份认同也不排斥自我身份认同的心理和身体体验。”(14)从这一概括中我们可以看到，这四种身份认同归根结底其实反映了个体与他者之间的动态关系。事实上，不论是集体身份认同还是自我身份认同，都强调了人与某一种文化或社会背景之间的联系。成长即主体生成的这一过程中，往往牵涉到文化、社会、政治、历史等多方面的因素，个体对自我的认知也往往受到这些因素的规定和影响，因此个体的成长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其在某一特定的背景下身份认同的过程。在麦克尤恩的小说中，主体的身份认同是一个较为突出的主题。
在《时间中的孩子》这部小说中，“成长”的核心在于主体如何发现内心那个早已被遗忘的孩童。主人公通过回到童年，发现童真，从而从中获得精神的滋养。换句话说，主人公通过“回到过去”，跳脱出了自身的局限，借此反观自身，反省自我，在世界之中寻找身份的归属和定位。因此史蒂芬的身份认同是一种自省式的自我发现。小说中最受评论家关注的情节中，即第三章主人公在前去看望妻子的途中偶然路过一个叫“洪钟酒吧”的场所，竟意外地穿越时空，回到了自己出生的那一年。在洪钟酒吧，主人公目睹了父母在其出生前的交谈情景，并随后经历了一次“逆生”的过程。也就是说，史蒂芬穿透了时空的阻隔，“回到”了过去，“看见”了自己的出生。通过这一超现实的方式，史蒂芬发现了深埋历史深处的那段关乎他自我存在的真相，寻找到了存在于其内心的“孩子”。由此来看，《时间中的孩子》事实上就是一部关于自我身份认同的小说，它通过“时间”“出生”“死亡”等诸多隐喻，对主体身份、人生目的、自我起源等关乎本体论意义的问题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质言之，《时间中的孩子》在表达身份认同这一话题时，注重的是个体在精神上的探索和发现，注重的是个体对自我存在的反思。与史蒂芬的探索形成鲜明的对比的是，他的好友达克由于仅看重形式上的探索，不仅失去了时间的维度，还因此走向了死亡。在这一小说中，达克这一角色拥有多个身份——出版商人、政客、育儿手册的起草者、孩子，并在代表不同的身份时表现出截然不同的性格倾向。虽然达克在他一生中始终在寻求身份认同，然而却未能跳脱出身份带给他的局限以获得精神层面的超越。史蒂芬通过精神上的探索完成了自我的精神上的统一，而达克则在形式的探索过程中走向精神上的分裂。
与《时间中的孩子》里的达克相类似，麦克尤恩在短篇小说《与橱中人的对话》中塑造的“橱中人”这一形象也反映了身份认同的失败。与前者不同的是，《与橱中人的对话》更多地表现的是家庭和社会对主体身份认知造成的影响，而非精神层面的关于存在的探索。例如我们在前文中提到，与社会隔绝的成长环境造成了主人公停滞的心理年龄及其倒错的自我认知。这一自我认知更进一步地塑造了其自我的身份认同。在该短篇小说中，由于家庭变故，年幼的主人公成为其母唯一的精神寄托，并被当成婴儿一直养到17岁。直到结交了新男友，母亲才突然害怕被男友看到家中还有一个17岁的“老婴儿”，于是强迫主人公在两个月之内完成此前停滞的17年的成长。母亲突如其来的转变使得主人公精神错乱，产生严重的应激反应。换句话说，家庭关系的急剧转变导致了主人公对于身份认同的危机。加之主人公所处的这个社会阴暗、冷漠，缺乏温情，处处充满暴力和欺诈，这进一步地加重了主人公身份认同的危机。质言之，家庭与社会两方面的合力导致了主人公身份认同的失败。人从某种意义来说正是凭借与他者的关系来确定自我的身份，正如拉康所认为，主体正是不断地通过认同于某一外在于我的形象获得自我的认知。(15)也即是说，人在复杂的社会关系中，通过与他者的互动，不断地建构和丰富自我的认知。在正常的情况下，主体是由多重的身份构成，譬如学生、老师、父母、孩子、同学、伙伴、公民、顾客，等等，在特定的社会关系中，主体的某一种身份凸显，而其他身份退隐，当社会关系发生变化，身份随之改变。然而在《与橱中人的对话》这一短篇小说中，母亲为主人公营造的生活环境却撇除了一切社会性因素，于是“母子”这一特殊的身份关系在主人公最初的成长阶段得到固化并进而塑造和决定了主人公其后的整个精神发展，这也最终导致了主人公在步入社会以后其心理自我与社会自我的严重分裂。在工业化背景下，由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日益单一、机械和冷漠，人的工具特性日益强化，人在这个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日益功能化，家庭与社会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主体的身份认同因而陷入一种困境之中。可以说，《与橱中人对话》这一短篇小说是对现代社会个体身份认同危机的极端化的演绎。此外，小说《儿童法案》则以一个完全不同的视角来审视个体身份认同之于意志、信仰的重要作用和意义。小说通过三场主要的判决表现信仰和价值观对于人的成长的影响。主人公亚当对选择的困惑对人生的迷茫某种意义上反映了其自我身份认同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