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求雨仪式的演变
在农耕社会，雨水是农牧生产的命脉，影响到粮食的收成，直接关系到国库的收入与王朝的稳定，司雨之神自然地位很高。求雨受到了历代朝廷的重视，从皇帝到知县，每遇天旱，都要设坛祭祀。祭祀时，贵为一朝之君的天子也要下跪，其作为一种典章仪式，有专门的规范载于典籍。
草龙求雨
在上古时期，国家求雨仪式一般由专职祭师或帝王亲自主持。随着王朝疆域的拓展，地区旱涝差异的扩大，国家求雨祭祀活动的举办权也逐渐“下放”到了地方。
古代求雨的祭祀活动叫雩祭，所谓雩，雨亏为雩。因为雨少了，所以要举行求雨仪式。我国古代最为著名、影响最大的官方雩祭仪式，出现在汉武帝时代的江都国，就是今天的江苏省扬州市。主持这一求雨仪式的，是当时任江都相的大儒董仲舒。《史记》《汉书》等史书中，都记载了这次求雨仪式。
当年董仲舒为什么会在扬州举行雩祭求雨仪式呢？
西汉初期，定都广陵的吴国，就是当时的整个扬州地区，经过吴王刘濞“开山铸钱，煮海为盐”的苦心经营，国力强盛，富甲一方。但后来刘濞等人发动“七国之乱”失败后，汉景帝撤除了吴王国，另建辖地较小的江都国，封刘濞的儿子刘非为江都王。汉武帝即位后，为防止刘非步父亲刘濞后尘，也起来造反，于是就选派著名的大学问家董仲舒担任江都相，对刘非进行协助、辅导。当时，董仲舒已经是一位名满天下的大儒，曾向汉武帝建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担任江都相期间，提出了“正谊明道”的主张，用礼法制度来匡正刘非，使他有所约束、不敢胡来；加之倡导“兴礼乐、致教化”，使扬州百姓形成了好礼重教的民风，可以说是不辱使命。
影响我国古代近2000年的求雨仪式，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而“兴礼乐、致教化”，正是董仲舒式求雨活动的出发点。让我们来看看董仲舒当年到底是如何求雨的。
董仲舒任江都相的第一年，正好赶上江都国一带出现了百年不遇的大旱。董仲舒认为，这正是教育刘非的极好时机，于是他就对刘非说，这次久旱不雨，是上天的惩戒，必须举行祈天求雨的仪式，以求五谷丰登。而求雨的方法呢，董仲舒用的就是他创造的“天人感应说”，加上经他改造之后的“阴阳学”。
举行求雨仪式当天，董仲舒令江都国内所有的南门都关上，不准用火——这叫“闭诸阳”；所有的北门都打开——这是“纵诸阴”。按照云从龙、云多则雨至的原理，董仲舒不仅在祭坛前摆放清酒、猪肉、公鸡、盐巴等上供，还用干净的泥土在祭坛前的中央空旷地带，堆成一条长八丈的大苍龙、七条长四丈的小土龙；另外，还在祭坛之前挖了一个八尺见方、一尺深的水池，里面放上五只活蹦乱跳的癞蛤蟆。八个身穿青衣的男女儿童在祭坛前随乐起舞，巫祝卜师口中念念有词，不停地向上天祈祷，所有参加活动的人们都用水洒在身上。一时间，人们的神情极为专注，现场的气氛极为严肃，场面非常壮观。刘非、董仲舒等大小官员都长跪在设好的祭天坛下，求老天爷快快下雨。
事实上，在董仲舒设坛求雨后不久，天上果真下起了瓢泼大雨，而且连续下了好几天，江都国的旱情得到了彻底解除。
有学者研究指出，董仲舒求雨仪式的过程也并非随便之举，每次求雨绝非贸然行事。他懂阴阳五行、知天文地理、明日月气象，因此，他是在经过科学的计算，推测出近期内的雨水变化后，才开始“策划导演”求雨活动的。从这个意义上讲，董仲舒的求雨都是有科学根据的，其他人不过是没有这方面的知识或是水平不够，因而达不到他那种能够“呼风唤雨”的水平罢了。
董仲舒在他著名的《春秋繁露》中，有“大旱雩祭而请雨，大水鸣鼓而攻社”的说法，就是大旱的时候，要举行雩祭仪式求雨；发大水的时候，则要击鼓惩戒土地神。尤其突出的是，董仲舒还专门列出《求雨》一章，详细叙述他“董氏求雨法”的全过程，并按春夏秋冬四季的不同而仪式也随之有所变化，可谓别具匠心。
董仲舒求雨仪式的历史反响绝不只是一点点。后来，特别是到了宋代之后，因为程朱理学的盛行，董仲舒名声大涨，并进入文庙配祀孔子。因此，董仲舒开创的祭天求雨仪式也开始走俏，几乎成为后来历代求雨的标准格式。从皇帝到知县，每遇天旱设坛祭祀时，都要向董仲舒《春秋繁露》当中的《求雨》一章请教。在此基础上产生的民间求雨活动，逐步演化为官方支持的民间习俗。
在董仲舒的求雨之法中，特别强调了“龙”的作用，凡是求雨，必须制造大龙和小龙，颜色有苍、赤、黄、白、黑五色，“请龙求雨”也成为一种民间最常见的习俗而流传。在这过程中，龙的地位得到了不断的提升——从土龙升格为龙王，龙王庙遍布全国各地。为免受旱灾之苦，人们在旱季来临前，就开始对龙王爷进行“感情投资”，拉拉关系，套套近乎，想“走后门”，逐渐形成了在农历二月二“龙头节”、五月二十“分龙节”等祭祀龙王的节俗，请龙求雨的风俗也呈现出多样化、祭祀化、娱乐化的特点。1949年以后，董仲舒在2000多年之前开创的求雨仪式，仍然出现在相对闭塞的乡村。
正是由于董仲舒江都求雨仪式的影响，龙在历代求雨活动中的地位越来越突出，而作为雨师的上古神仙赤松子，影响逐渐式微，被人们遗忘，只是作为道教神仙而存在了。
从我们今天科学的角度来看，雨都不是求来的，古代的求雨仪式在今天看来，全部都是迷信活动。那么，对历史上的求雨活动，我们应该怎样看待呢？其实早在东汉时期，著名的唯物主义哲学家王充就对董仲舒“天人感应说”等唯心主义思想进行了全面批判，唯独对求雨的雩礼和他的土龙求雨赞不绝口。王充在《论衡·明雩篇》中阐明了自己对雩祭求雨的观点。
武汉归元禅寺举行的“祈雨供天法会”
一方面，他驳斥天人感应论，明确指出，“旸久自雨，雨久自旸”，水旱灾害是“天之运气，时当自然”，“虽雩请求，终无补益”。他认为，水旱灾害是自然现象，君主不祭祀、不祈求，“恬居安处，不求己过”，天也仍然会“沛然自雨，旷然自旸”。天晴下雨都是自然现象，人既不能用好操行感动天，天也不会因为人的坏操行而施以谴责。但另一方面，王充并不完全反对雩祭，说人君举行雩祭体现了对人民的关怀。他认为，不管灾害是如何发生的，如果久旱不雨，君主就必须举行雩祭，表示“惠愍恻隐之恩”，“慰民之望”或者“慰民之怨”，就是来展示自己仁慈爱民之心，抚慰百姓心灵、平息百姓怨气。雩祭者的用心，如同慈父孝子的用意一样。意料不到的自然灾害，老百姓不知道，必然怪罪于君主，执政的君主为了安抚民心，所以也必须举行雩祭。
举行求雨活动，在王充看来，是作为一种安抚百姓、稳定社会的方法而存在的。这一观点，即使在科学昌明的现代，特别是在一些有神论的国家，仍然还能得到不少人的支持。2007年，美国佐治亚州北部地区遭逢百年罕见大旱，由于没有获得联邦政府支援，州长桑尼·普度只好转向神灵。11月13日，他率领州议员及政府官员一起，邀集了宗教界领袖和政治人物约250人，聚集在州政府大厦外的广场举行祈雨祷告。结果，在第二天晚上，真的下了一场大雨。
中国古代求雨的传统，在台湾一直保留至今。在浏览台湾新闻时，大家经常可以看到台湾地区领导人和各地所谓的“县长”“市长”到庙宇上香跪拜，祈神保佑国泰民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