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雨母山之战
王玉福（时任第46军新编第19师连长、营长）
1944年6月，长沙失守，日军进军衡阳。守衡阳部队为第十军，军长为方先觉。
当时我在桂系军队第十六集团46军新编第19师任连长，在桂林修筑防御工事，后奉命开赴衡阳外围，准备攻打雨母山。从桂林开赴衡阳之前，我在桂林因同国民党军石敬亭上将所带领的中央军风纪视察团的宪兵打架，被石敬亭打电话给白崇禧，白崇禧把我抓了起来，以军法论处定我死罪。为了解救衡阳之围，石敬亭再打电话给白崇禧，要我去参加衡阳战役立功赎罪。
次日上午，我们的军列停在离衡阳三十里外的三塘车站，上车前团长叫我坐车头监督司机，其时我也在两名挎驳壳枪的士兵监视之下。下车后那两名士兵把我押送到临时团部，一直软禁到第二天拂晓，我才被带到前沿阵地，兵力已在头夜里布置完毕。好像这场战争已经稳操胜券似的，一些中外记者在阵地上忙忙碌碌，军长和师长都亲临观察督战。师长拍着我的肩头说：“王玉福连长，这回就看你的了。本来白总长是定你死刑的，但念你英勇善战，带兵有方，给你一次立功赎罪的机会。今天有第一○○军的老第十九师和我们新编第十九师夹攻雨母山之敌，哪个师先攻占山头，哪个师就抢得了头功。我师把攻占主峰的任务交给你们连，限你在黄昏之前攻下山头，今天，美国陈纳德飞虎大队和第五军有个坦克连也前来助战。现在给你几条白布，以便跟飞机联系，按临时规定单日摆‘人’字，双日摆‘工’字。今天是双日，摆‘工’字。另外给你一面青天白日旗，攻上山头就把它竖起来。王连长，全师的光荣都寄托于你身上了，我们全体将士祝你成功！”军长也拍着我的肩膀讲了一番大致相同的勉励的话。
这时，敌人在山上向我阵地打了两炮，师长大声叫喊：“王连长，快展开队伍吧！”我说：“师长，你把攻占山头的任务交给我，却不告诉我山头守敌的兵力、兵种以及我方作战方案，叫我如何行动？”师长不耐烦地朝山上一挥手，说：“那、那……山上有几个碉堡你不是都看见了吗？多少兵力？什么兵种？你上去不就全清楚了吗？”
我气愤地说：“自古兵家哪有这样盲目作战的！”彼此不知，事到如今，我们只好用血去铺路了。我唯一的要求就是炮火一定要延伸到我们前面，压住敌人火力。我们占领山头后，部队增援一定要及时。师长甩甩手道：“你放心好了，今天坦克、飞机、大炮都有。一切都不成问题，你赶快上去吧！”
我接过赵振卿递来的手枪和图囊披挂好后，对全连讲话：“弟兄们，我自从桂林被押，直至临战之前才得与大家见面。刚才的话你们都听见了，我是来将功折罪的，但我绝不是为了免去一死才上战场的。自从卢沟桥事变以来，这是我军第一次主动攻击日军，我就是攻山头被敌人打死了也毫无怨言。如果我平时对大家有什么克扣和不好的地方，上了战场你们可以放冷枪打死我，我上，你们上，不准后退！”士兵们都备受感动，中尉排长钟勇坚说：“请连长放心，我们誓死攻下雨母山！”正说着，日军向我方发了几炮。师长求功心切，躲在隐蔽部里连声大喊：“王连长，你们还在那啰唆什么？快展开队伍，等下山头就是人家的了！”
我镇静地下命令：“各排长注意了，现在我们的火力够不着敌人，不要乱放枪，带足爆破武器和手榴弹，其他全部轻装，以班为单位，相错掩护，梯形跃进。”我特地挑选了几个没有作战经验的新兵跟着我，专门为我背手榴弹。
全线攻击展开后，我率主攻连迅速越过开阔地接近山脚。刚开始敌人火力封锁不严，当我们从侧面攻到半山腰时，敌人的暗堡交叉火力网突然开火，把我们罩住，后续部队也被远远隔开。我匍匐在凹地里，掏出未婚妻的照片，心里默默想：“现在还来得及看你一眼，等我上去后恐怕就难见你了。”这时候，来了六架美国飞机，绕着雨母山来回盘旋，加上我们的地面炮火开始猛烈射击，敌人一时乱了阵脚，我们趁机跃进，猛冲猛打。
突然，一排机枪子弹扫来，一直跟在我身旁的钟勇坚排长不幸中弹身亡。钟勇坚，南宁市人，毕业于黄埔军校，我调到四连后他一直与我相处得很好，开赴衡阳前夕，他的未婚妻还从南宁来柳州探望。本来探亲的家属都是临时安排住的，我特地照顾了一间单房给他俩，并交代钟勇坚：“你跟她好好谈吧！我们就要上前线了，回得来是个人，回不来便是个鬼。”果然不幸言中，这次他竟一去永远不回来了。
枪炮声骤，喊杀声急，我忍痛挥泪告别了钟勇坚的遗体，继续率部向山顶冲去。全连官兵满腔悲愤，愈战愈勇，很快攻克了山头阵地。我命士兵将青天白日旗竖在枪刺刀上摇晃，以告全军。当我们在硝烟弥漫中把白布条摆成“工”字时，刚好飞来九架美国飞机，他们根本不相信我们能提前攻取山头，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向我部一阵狂扫滥炸，活活夺去了我四十多名弟兄的性命。我的心似刀绞，气得肺都炸了，万想不到我这四十多名壮士没有战死在敌人面前，却误丧于盟军飞机下。
敌人见我们被误炸之后，马上组织反攻，拼死夺回这一控制衡阳外围的制高点。不知敌人从哪里冒出这么多部队，由三面向我夺取的阵地反扑。我心里好生奇怪，我方攻占山头后所溃退的残敌并不多，亦未发现外围有增援之敌，怎么一下涌上这么多敌人呢？我一时顾不得多想，命令士兵狠狠地打，务必坚守到天黑。我们接连打退了敌人的数次进攻，战士之骁勇，战况之惨烈，都是我前所未见的。九挺机枪直打到剩下了三挺，我夺过一个班长手中的机枪，哪里危急就打到哪里。激战三个多小时，天已全黑，周围几个小山头的战斗逐渐平息了，敌人从三方面向我主峰围攻。我便当机立断掩护连队撤离。敌人突破了阵地，我还在发疯地打，赵振卿和两个勤务兵死拖硬拖才将我拉下阵地。当我们摸黑退到山脚，天已将半夜，大部队连踪影也不见了。我按例清理队伍，竟发现加上不参战的炊事员和伤病员在内剩下也不过二十来人。当我听到士兵报告说某某阵亡了，某某负伤了没救下来，我心里就像刀绞一样的痛。未能将负伤的兄弟和烈士的遗体抢救下来，这是我抱恨终生的憾事，每当想起，都痛悔难过。
直到天亮，我们才在茅塘山附近找到大部队。他们见到我们一个个疲惫不堪地归来，既惊讶又高兴，因为都以为我们连经过恶战全体以身殉国了。我找到团长，不由将一肚子怒火朝他喷去：“你们当官的是怎么指挥打仗的！这么多部队都摆布到哪里去了？叫我们连孤军奋战，由胜为败！我们攻占了山头，美国飞机不分黑白，把我们瞎炸一通；敌人逆袭，你们连一个兵也不增援，打的什么窝囊仗？简直是把战场当赌场，拿士兵做赌具，要不是天黑得快，我的连队早就完了！”团长说：“我们增援了，上不去！”我一听怒气更大：“上不去？我们的部队比敌人多，装备也不差，怎么上不去？这一仗本来可以打得很漂亮的，却打成这个‘熊’样，你们自己说吧！归过于谁？”团长哑口，不与我争辩，只是叫我休息一下再写个战斗要报来。
后来我听当地的老乡说，雨母山背后有个雨母庙（编者按：即帝喾祠）和几个大小山洞，这些地方林茂荫浓，极易隐蔽。敌人的预备队事先潜藏于此，趁我主攻连孤军深入，援军未到之时，一举反攻复得阵地。而我方战前对这一地方情况不做好仔细侦察，作战时又遣调失算，以致贻误战机。
雨母山之战后，部队在三塘休整了两天。这期间，师部专门开了个全师大会，着重总结雨母山战斗经验和表彰四连英勇奋战之功绩。师长说：“这一仗，二营伤亡很大，现将原来四个连（包括一个重机枪连）整编为三个连，任命王玉福为二营营长！”
当时我想推掉不当，原因有三：“一、我是戴罪立功的，不可以功受禄；二、二营老连长和黄埔生较多，我一个大老粗难以胜任；三、我对上级的作战方案有意见，本来应先攻打茅塘山然后再集中兵力围攻雨母山。因为茅塘山靠衡阳而且山小易攻，它是附属于雨母山的一个山头阵地，攻打它时雨母山之敌不会轻易增援，而先攻雨母山，我们便要付出很大力量来牵制茅塘山之敌，以致前功尽弃。”师长说：“危难之任，义不容辞。你好好干吧！干好了还可继续荣升，谁敢不服从指挥，可就地被正法。至于茅塘山，明天就打，你马上整编好部队，原地待命。”我心里嘀咕：“还嫌我不死呀！打这种仗白送命。”
骂归骂，军人是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的。我还是奉命立即整编了二营。整编时矛盾很多，有个排长被裁编为班长，很不服气，用钢盔打伤了他的连长，还当众煽动士兵抗拒命令。我把情况上报师部，师长批示：“临战动摇军心，就地正法！”枪毙了排长，我心里好不难过。
茅塘山战斗打响后，我营奉命正面攻击，我命令各连利用地形，机动跃进。但这次战斗还是跟打雨母山一样，敌情不清，指挥失调。加之敌人炮火猛烈，我方屡攻不利，伤亡惨重。雨母山之战后，部队士气一落千丈，本来解衡阳之围是不难的，但国民党军队内部各派钩心斗角，中央欺凌地方，地方不满中央，有时置民族大义而不顾。我看这种情形，思来想去，越想越气。这时一颗子弹飞来，正好擦伤了我的左前额，我心里一惊，如果再偏一点我就完了。我对赵振卿说：“这种玩命仗不能再打了，你跟我走吧！”赵振卿也认为是这样，我便叫团部医官开了一张伤票，叫赵振卿陪送我从阵地上撤了下来。
（本文摘自《湖南会战》，原标题为“衡阳外围雨母山之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