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同《大学》一样，《中庸》原来也是《礼记》中的一篇，被列为“四书”之一以后成为儒家的核心经典。但与《大学》一直到宋代之前没有明确作者不同，《中庸》的作者似乎早有确论。《史记•孔子世家》中说：“子思作《中庸》。”子思名伋，是孔子的孙子，孔鲤（伯鱼）的儿子，受业于孔子的弟子曾参。一直到宋代之前，没有人对《中庸》的作者是子思提出过疑问。朱熹做《四书章句集注》依然沿用这一观点，说：“中庸何为而作也？子思子忧道学之失其传而作也。”并引用二程的话说：“此篇乃孔门传授心法，子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笔之于书，以授孟子。”然而，自宋代开始，在《中庸》地位逐渐上升的同时，对于《中庸》的作者问题，就屡屡有人提出疑问。根据现有的文献，首先对“子思作《中庸》”这一观点发难的，是北宋的欧阳修。他认为，“子思，圣人之后也，其所传宜得其真”，而根据《中庸》中有些观点是“无用之空言”,“其说有异乎圣人”，因此“疑其传之谬也”。（《问进士策》三）这一分析方法为清代的崔述等人所沿用，并得出“《中庸》必非子思所作”的结论。此外，还有人依据《中庸》中有些观点根本不属于子思生活的时代，推断其并非子思所作。比较典型的，有人根据“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一句，认定《中庸》应是秦汉大一统的封建国家形成之后的作品。

综合《中庸》的行文特点、语言风格、思想内容，我们认为，《中庸》的思想主旨是符合思孟学派的特征的，但其作者，并不是子思一人。根据已有的史料，子思可能作过《中庸》或者阐发过“中庸之道”的思想，但同《大学》一样，《中庸》不可能是出自一人之手。它的行文和语言风格的多变，思想观点的跨度，甚至要远远超过《大学》一书。从子思生活的战国时期一直到西汉《中庸》被收录入《礼记》之前，这部著作可能一直处于增删损益之中。即使我们承认子思作《中庸》，但子思所作的《中庸》的原貌我们已无法看到。今天所能看到的《中庸》可以说是记载和发挥了子思的思想，但不是出自一人之手，也不是一个时期写就的。这就能够解释为什么《史记》中说“子思作《中庸》”，而《中庸》中又出现了反映秦汉之后社会现实的“车同轨，书同文”等内容。

关于“中庸”二字的意思，朱熹的解释是：“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庸，平常也。”所谓的“中”，就是选择中道、不走极端。但是，这里的“中”，并不是两个极端之间的中间点，就如同一条一米长的绳子，“中”就是距离两端都是0.5米的位置，这样的“中”是永远固定不变的。《中庸》中说：“君子而时中。”之所以说“时中”，就是因为“中庸”之“中”并非一个死的、僵化的标准或教条，而是要根据不同的情境进行判断和选择。因此程颐说：“欲知中庸，无如权”（《河南程氏遗书》卷十五），将“权”看作理解中庸之道的切入点和前提。明代的高拱甚至将“中庸”与“权”直接等同起来，认为“中庸之即权也”（《问辨录》卷六）。“权”即权衡、权变，在儒家那里，就是依据“道”的要求，在具体情境中对道德准则的选择取舍。“时中”是一条非常重要的实践原则，它是“中”的标准与“时”的要求的统一。一方面，选择要符合“中”的标准，否则，如果只是考虑情境，就会像“小人”一样在行为上“无忌惮”，而失去任何自觉的约束；另一方面，实践中的“中”又是与“时”相联系的“中”，否则，就会成为死守教条。“时中”说明“中”在实践中是具体的，是原则性和具体情境的统一，而不是僵死的抽象的标准。《中庸》认为，这样的“中”是“天下之大本”，是万物正常生长、存在和运动的基本前提，也是指导人立身处世、治国理政的根本原则。如果世间的万事万物都遵循“中”的要求，也就达到“和”的状态，即万物协调、社会和谐。因此，在《中庸》的作者看来，古代的圣王之所以高明于常人，就在于他们时刻遵循着中道的要求。《中庸》中以舜为例说：“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

“庸，平常也。”所谓的“平常”，就是说明中庸之道是来源并立足于日常的生活世界的，而不是缥缈没有着落的空虚的大道理。《中庸》中说：“君子之道费而隐。夫妇之愚，可以与知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妇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能焉。……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也就是说，“中庸”这一君子之道，是来源于老百姓的日常生活而又高于一般人的日常生活的，是对生活经验和规律的高度提炼、概括和总结。因为它来源于我们的日常生活，所以即使再平凡的人，都是能够理解、可以践行的；因为它高于一般人的生活，是对现实生活本身的高度凝练升华，所以必须具有高超的智慧，经过深入地自觉思考，才有可能全面、细致而又系统地领会。当对这种“道”的理解和领悟达到了一定的高度之后，由无数普通、平常的事物和事件组成的现实世界便可以被洞察无疑了。人伦日用，人类的日常生活，一直是儒家思考的中心问题，也是儒家思想的来源和根基。中庸之道是具体精微和广大显著的统一，尽管宏大，但却发端于每个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如果要认识它，只要从生活本身去体会觉悟就可以了，正是反映了儒家思想的这一特征。因此《中庸》中说：“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

“中”和“庸”尽管思考问题的角度不同，但其内在的要求是一致的。“中”的要求是不偏不倚、不走极端，要根据情境的要求选择适当、适度的行为标准和行为方式；“庸”的要求是立足于人类的现实生活，不要脱离人类生活本身追求空洞的所谓“道”。“中”所要求的“时”，即现实生活的状态和需要；“庸”中所包含的最根本的“道”，正是适中、恰当的原则。因此《中庸》引用孔子的话说：“素隐行怪，后世有述焉，吾弗为之矣。”“素隐行怪”，即探求隐僻的道理，好做怪诞的行为，与遵循中庸之道的行为正是相反的。一方面，它违背了“中”的标准，像钻牛角尖一样追求极端的道理，做着极端的行为；另一方面，它又是违背“庸”的要求的，追求的道理远离普通人的生活，行为的方式与一般人相悖。只有将“中”和“庸”结合起来，才能够避免思想和行为的偏激、极端、怪诞。事实上，因为“中”和“庸”内在的含义是相通的，所以真正遵循了“中”的标准，也就符合了“庸”的要求；真正按照“庸”的标准指导认识和实践，最终也会符合“中”的要求。

因此可见，想要真正达到“中庸”的要求，就必须立足现实生活，从身边的事情出发去思考问题。“君子之道，辟如行远必自迩，辟如登高必自卑。”遵循“道”的要求的生活，就如同我们在道路上行走是一样的。我们如果想要到远方去，必须从离我们的脚最近的那一步开始；如果想要登到高处去，也必须从我们所处的最低的地方开始。君子的目标无论多高远，都必须首先做好自己，从自身做起，从自己身边的事情做起。这样，在儒家看来，君子的目标是治国、平天下，要实现天下国家安定、和谐的理想，首先就必须要处理好自身生活中的各种人伦关系。而在我们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中，最普遍也是最重要的五种关系，就是君臣、父子、夫妇、兄弟和朋友，《中庸》称这“五者天下之达道也”。这五种关系看似简单，但是，如果想要遵守中庸之道完全恰当地处理好，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中庸》引用孔子的话说：“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这些人伦关系是我们每天都在面对着的，所以是一般人都“能知”、“能行”的，但也是“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能”的。正因为它不是轻易就能做得好，所以需要人们不懈地追求和努力，不断地加强自身的德性修养，提升自身的境界。

要深刻地领悟和达到中庸之道，在《中庸》的作者看来，做到“诚乎身”是很重要的。《中庸》中的“诚”不是一个容易理解的概念。在《中庸》中，“诚”首先被视为是“天道”的本然状态。“道”是无所不在、贯穿于万事万物之中的，每一个事物中都包含着“道”，所以它虽然“视之而弗见，听之而弗闻”，但却像古人所认为的鬼神一样，“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同时，世间每一个存在着的事物，也不可能离开“道”而孤立地存在，“道”是任何事物都“不可须臾离”的。事物作为客观存在的实体与“道”完全合一、一致而没有任何虚假、偏离的状态，就是“诚”。所以《中庸》中说：“诚者，天之道也。”天地化育万物，总是使事物与“道”的要求相一致；任何一个正常的事物的存在状态，生长发育的过程，就是“道”的自然体现。对于行为具有主动性和能动性的人来说，如果完全符合了与“天道”的这种专一不贰的“诚”的状态，那自然就可以“从容中道”，不需要专门刻意地追求，自身的行为与“道”达到完全的天然契合，没有虚假、没有偏离，内外一致。这种状态是理想中的圣人才能够具有的。对于一般人来说，自身行为与“道”的要求的一致是要经过“勉”才能“中”，经过“思”才能“得”的，因此就必须要通过自己努力的追求，“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以洞悉“道”的要求，达到与“道”的要求完全一致，使自己的行为与“天道”达到合一，自己的主观行为与上天赋予我们的本性内外一致，真实无妄。这就是《中庸》中所说的“诚之者，人之道也”。无论是像圣人一样天生的“诚”，还是通过自身的努力而达到的“诚”，最终所呈现出来的结果和状态是一样的。而一旦达到了“至诚”的境界之后，不但人的本性能够得到充分展现，而且还可以“赞天地之化育”，从而体现人作为万物之灵的意义和价值。当然，如果达到了这种境界，人的行为自然都是“中节”的，也就是符合中庸的标准和要求的。

此外，《中庸》在天人关系、性命、治国的具体策略（“九经”）、道德修养的方法等方面，也有独到而深刻的见解，这里不再赘述，等待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去细心体会。

在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中，“中”、“和”等观念源远流长，深入人心。对于中国人来说，“中庸”不仅作为一种指导行为的原则和标准，同时也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中国人的人生态度和处世方法，如平和的心态，看待问题客观、综合，富有理想而又脚踏实地，对人对事讲求适度、不走极端等，都与我们对中庸之道的认同和遵循有着直接的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学习《中庸》，不仅是为了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对于指导我们的生活，增长我们的智慧，也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