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立私人—国际金融机构争端解决机制，为公众问责提供有效路径

可以肯定的是，给予公众权利越来越多的关注，将是一个不可逆的趋势，很多具有影响力的非政府组织（如人权观察组织和大赦国际），经常代表权利遭受负面影响的公众发声，并且针对国际组织行动中的公众权利保护问题提出建议。当前，布雷顿森林机构作为国际金融体系的领导者，在公众问责机制的发展上仍有很大的改善空间。虽说，限制机构的豁免权和改善机构内部的问责机制，均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私人受害者状告无门的局面；但是，我们必须承认，国内司法程序与机构行政程序的救济效果是极其有限的。换言之，国内法院管辖权的局限性和机构职能豁免的必要性，决定了国内司法程序并不是公众向机构问责的适当路径。以世行监察组为代表的行政程序，也因其调查结果不具有强制执行力，导致受害公众很难获得相应赔偿。有鉴于此，本文以为，可以仿照国际投资领域中的投资者—东道国争端解决机制，构建国际金融领域中的私人—国际金融机构争端解决平台。在该机制下，公众可选择通过调解或仲裁的方式寻求救济。这不仅可以排除国家的介入，降低政治因素对程序的影响；也可通过裁决结果的强制力，保障公众权利的实现。此外，相比于国内法院的诉讼程序，该机制的仲裁或调解程序更加灵活便捷。而且因该机制独立于国际金融机构存在，与机构内部的问责机制相比具有更强的独立性，有助于公众与机构间权利平衡的实现。本文仅是对私人—国际金融机构争端解决机制提出了一个初步构想，至于该机制的可行性分析、理论支持，以及具体构建方式仍有待进一步研究，由于篇幅所限，在此不做赘述。(https://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