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论
苏格兰和爱尔兰事务作为外部因素在整个1640年内战的进程中都发挥着不可或缺的推动作用，它们促成了内战中一系列重要事件的发生。从内战的爆发和长老会派的形成，到议会夺取胜利，再到内战看似无比复杂的结局和查理一世的审判，不仅只有宏观因素引导着内战的进程，英、苏、爱三个王国之间的相互作用这种具体的因素同样不可忽视。在1640年代的动荡中，外部因素显示出了巨大的作用，它是促成事件发生的链条上的一个环节，而在链条上所有环节缺一不可，否则事件就难以发生。对“重要”和“决定性”两个概念的混淆也是本文的工作之一，事实上笔者认为对于英国内战这样一个宏大的事件，难以指出哪些因素是“决定性”的，而应该代之以更具体的划分。本文的目的并非贬低或抬高某些因素的作用，而是要回到事件本身，借助对苏格兰、爱尔兰事务的影响提出对英国内战的重新认识：它不具有哪种“性质”，而是一个具有相当自发性（偶然性）的、多种因素共同导致的历史“事件”。
【注释】
[1]姜守明：《查理一世的宗教革新与英国革命性质辨析——再论“英国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的宗教因素”》，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7月第4期。
[2]Peter Gaunt，The British Wars，1637-1651，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1.及其中的学术史回顾，这本书首次出版于1997年，作者试图用“新不列颠史”（New British History）的视角来分析英国内战，着重研究三个王国（相互之间）的关系史，其书名“The British Wars”（不列颠之战）直接对应的是“The English Civil War”（英格兰内战）。
[3]马修·黑尔：《英格兰普通法史》，史大晓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27-136页。
[4]基佐：《1640年英国革命史》，伍光建译，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72-73页。
[5]Ann Hughes，The Cause of the English Civil War，New York:St.Martin’s Press，Inc，1998，pp.35-36.Ann Hughes的论述同时解释了之后苏格兰内部的分裂。
[6]休谟提到英格兰的清教殖民者在爱尔兰居民中只占六分之一。见大卫·休谟：《英国史》卷5，刘仲敬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公司，2013年版，第274页。结合爱尔兰叛乱的状况可以推断爱尔兰的英格兰居民不会超过三分之一。
[7]Peter Gaunt和Ann Hughes都提到存在两种英格兰殖民者，一种是产生于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的“老英格兰人”（Old English），一种是产生于都铎—斯图亚特时期的新殖民者（New English）。这两者都认可英格兰政府在爱尔兰的统治，但前者主要信仰天主教，后者主要信仰新教。
[8]但Peter Gaunt提到有一部分苏格兰新教徒在叛乱中被杀，苏格兰同样在相当程度上插手了爱尔兰事务，见Peter Gaunt，The British Wars，1637-1651，pp.30，43.
[9]关于清教徒，休谟曾提到当时有三种清教徒，包括政治清教徒、教规清教徒、教义清教徒，他们“通常团结在一起，但观点和动机相去甚远”。见大卫·休谟：《英国史》卷5，刘仲敬译，第175页。这种区别造成了清教中的两个派别，即政治清教派和宗教清教派，这种状况对英格兰诸势力派别的形成有很大影响。
[10]温和派崛起于内战第一阶段后，是一个成分复杂且很难界定的派别，它大致按照长老会的规则行事，但倾向于保王，基佐认为所谓的长老会温和派不过是一个幌子，这个派别的实质是苏格兰保王党。
[11]大卫·休谟：《英国史》卷5，刘仲敬译，第413页。关于苏格兰议会的状况见Peter Gaunt，The British Wars，1637-1651，pp.10-11.苏格兰议会和宗教大会的区别在于前者更顺从于王权而后者具有更强的独立性，这种历史的区别也体现在内战期间的两个党派之中。
[12]根据勃里格斯的观点，这一原则可能起源于瓦当·泰勒起义时期，见阿萨·勃里格斯：《英国社会史》，陈叔平、刘城、刘幼勤、周俊文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02页。但同时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即这是议会为削弱王权而精心策划的举措。见大卫·休谟：《英国史》卷5，刘仲敬译，第134页。
[13]见大卫·休谟：《英国史》卷5，刘仲敬译，第205-206页。
[14]这里需要补充关于查理试图建立君主集权的说法，在讨论矛盾的形成和积累时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根源性问题。多年以来学界已经公认查理试图效仿大陆（主要是法国）来改善英格兰的政体，但从各种史料中都未能发现该时期发生过明确的诸如“查理一世政治改革”的事件，事实上这是一场根本就没有形成，也没有发生的“改革”。大陆体制的建立需要对全国通盘的改造，也需要改变这个国家尊奉的基本规则，两个因素阻遏了查理的行动，一是根深蒂固但解释权又相当分散的基本法，二是都铎体制，这两个因素的共同作用将中央政府（宫廷和枢密院）的活动限制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即使这个范围内仍然存在种种限制。换句话说，当时孱弱的英格兰王权根本无力对抗基本法和政治体制，将“君主集权”和“君权神授”视为内战爆发的主因是值得商榷的。
[15]和约规定英格兰每天要向苏格兰人支付850镑军费，见Ann Hughes，The Cause of the English Civil War，p.37.
[16]Peter Gaunt，The British Wars，1637-1651，p.22.
[17]大卫·休谟：《英国史》卷5，刘仲敬译，第219页。某些英军部队未经挫败就从苏格兰军队面前撤退，不过基佐提到，宣传其实从备战时期就开始了，盟约派入侵的是一个已经受到其宣传影响的英格兰。见基佐：《1640年英国革命史》，伍光建译，第78页。另见Peter Gaunt，The British Wars，1637-1651，pp.21-22.
[18]王觉非提到内战时期的英格兰长老会与都铎时期的长老会并无关系，而是引进于苏格兰。见王觉非主编：《近代英国史》，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4页。不过在这个问题上苏格兰的作用应当加以限制，显然清教主义为英格兰长老会的崛起提供了重要的基础，Samuel Rawson Gardiner甚至提到了这两者的融合，参见Samuel Rawson Gardiner，The First Two Stuarts and the Puritan Revolution，New York：Charles Scribner’s Sons，1895，p.113.
[19]Peter Gaunt，The British Wars，1637-1651，p.29.
[20]苏格兰叛乱期间，时任爱尔兰总督的斯特拉福德曾率军协助平叛，但考虑到当时斯特拉福德对爱尔兰的控制力，这似乎更应被视作斯特拉福德的个人行为。不过另一方面，如果没有爱尔兰方面的支持，查理很可能也不会在脱离议会的情况下贸然投入对苏格兰的战争，参见D.E.Kennedy，The English Revolution 1642-1649，London：Macmillan Press LTD，2000，p.10.
[21]大卫·休谟：《英国史》卷5，刘仲敬译，第281页。
[22]大卫·休谟：《英国史》卷5，刘仲敬译，第294页。鉴于讲道坛对谣言传播的参与和议会对谣言的积极反应并不能排除这种可能。议会的三个行为值得注意，他们建立了一支卫队，在会议大厅里准备武器，并下令嫌疑各郡备战。
[23]关于这一点休谟、基佐和Peter Gaunt的记载存在巨大的差异，前两者认为苏格兰在爱尔兰事件中基本是中立的，后者则指出了苏格兰人一系列有力的措施，苏格兰力图将1640年代的问题不列颠化，Peter Gaunt的说法很好地解释了当时爱尔兰几股势力的形成。但无论如何，上述作者都承认国王已经无法完全控制局势，议会是爱尔兰事件中的受益者。
[24]关于国王的举措基佐持不同的观点，他认为查理一世并不急于平叛，将处理权交给议会的目的则在于推脱责任，在总体上查理对爱尔兰人的态度是友好的。见基佐：《1640年英国革命史》，伍光建译，第124页。但基佐的说法无法解释之前斯特拉福德在爱尔兰的强硬手段和爱尔兰人对英国人的巨大仇恨。
[25]对于爱尔兰叛乱中国王的无辜，休谟还给出了一些证据，如叛军的声明缺乏权威，以及作为议会党重要证据之一的国王颁发给爱尔兰叛军的委任状纯系伪造。见大卫·休谟：《英国史》卷5，刘仲敬译，第284页。关于委任状的伪造同见Peter Gaunt，The British Wars，1637-1651，p.30.D.E.Kennedy同样谈到爱尔兰叛乱中的“阴谋”是清教徒的“幻想”，不过这个说法与休谟如出一辙，很有可能受到了休谟的影响，参见D.E.Kennedy，The English Revolution 1642-1649，p.10.
[26]在这个问题上罗伯茨、R.比松等人的说法略为夸张，他们提到爱尔兰叛乱使强迫国王服从法律的斗争转化为夺取国王权力的斗争。见克莱顿·罗伯茨、戴维·罗伯茨、道格拉斯·R.比松：《英国史》上册，潘兴明等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418页。
[27]休谟提到有一小股爱尔兰天主教徒加入了国王军。见大卫·休谟：《英国史》卷5，刘仲敬译，第343页。但另一说认为有“大批”爱尔兰人加入了英军，见伏尔泰：《风俗论》下册，谢茂申等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350页。基佐也提到在撤回的军队中爱尔兰人“为数可观”，见〔法〕基佐：《1640年英国革命史》，伍光建译，第229页。根据当时两军的关系及爱尔兰驻军取得的战果，笔者更倾向于休谟的说法。
[28]基佐：《1640年英国革命史》，伍光建译，第296-297页。
[29]Peter Gaunt，The British Wars，1637-1651，pp.24-25.
[30]议会曾否决苏格兰使团进入伦敦的请求。见大卫·休谟：《英国史》卷5，刘仲敬译，第339页。
[31]钱乘旦主编，姜守明、黄光耀、许洁明等著：《英国通史》卷3，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11页。
[32]基佐提到各地约两千名牧师遭到驱逐，在伦敦，拒绝在盟约上签名的人在市政会被剥夺选举权。见基佐：《1640年英国革命史》，伍光建译，第214页。
[33]大卫·休谟：《英国史》卷5，刘仲敬译，第342页。但基佐的说法截然相反，是国王截留了给养，基佐：《1640年英国革命史》，伍光建译，第227页。
[34]苏格兰盟约派同样干涉了新模范军的组建，这一事务最先遭到长老会的反对，但在阿盖尔的影响下，新模范军和克己法令最终得以建立。见基佐：《1640年英国革命史》，伍光建译，第269页。
[35]Gaunt所谓的Bretish goal。
[36]大卫·休谟：《英国史》卷5，刘仲敬译，第390页。在已承认的拨款之外，苏格兰人要求另付70万镑，见基佐：《1640年英国革命史》，伍光建译，第311页。Samuel Rawson Gardiner的说法与这两者略有出入，参见Samuel Rawson Gardiner，The First Two Stuarts and the Puritan Revolution，p.153.
[37]关于交付国王的谈判伴随着苏格兰内部的斗争，在苏格兰方面同意交出国王后，苏格兰议会立即投票决定应该保护国王，但苏格兰大会则以国王拒绝接受盟约为由迫使议会撤销了投票。见大卫·休谟：《英国史》卷5，刘仲敬译，第390页。在得知这一消息后，查理说道：“我是被卖出去和买进的。”见基佐：《1640年英国革命史》，伍光建译，第317页。
[38]内战末期，各派之所以就国王的人身展开争夺，是因为在英国内战中发生作用的不仅仅是暴力，秩序和法理仍是有效的，查理虽然成为孤家寡人，但他作为合法国王仍是政治斗争中的一件强力武器。如果与国王合作，长老会派有遣散军队并压制独立派的可能性。对自身的保障是独立派推动处决国王的重要原因。
[39]基佐：《1640年英国革命史》，伍光建译，第395页。奥蒙德于9月间在爱尔兰南部登陆并将上述的说法付诸实践，但他的措施未能挽救查理的性命，见Peter Gaunt，The British Wars，1637-1651，p.67，不过休谟对这次谈判中爱尔兰的影响只字未提。
[40]基佐：《1640年英国革命史》，伍光建译，第396-39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