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艾森豪威尔不攻占柏林的抉择，是在英美两国存在战略分歧的情况下做出的。英美关于盟军战略的分歧由来已久。诺曼底战役结束以来，一直进行着“宽大正面”和“一路突击”的争论。到了1945年1月底，英美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在马耳他会议上对今后盟军的战略做了大体规定，蒙哥马利在北路发动主攻，布雷德利在中路发动辅攻。但对盟军跨过莱茵河后，特别是鲁尔合围完成之后，是否仍然采用这一决定，没有明确说明。这就为后来的战略争论埋下了种子。英国认为盟军下一步的战略应该是马耳他会议所做决定的自然延续，让蒙哥马利在北德平原上担任主攻，想以此为名，行“一路突击”柏林之实。艾森豪威尔则认为他已按马耳他会议的决定，让蒙哥马利在莱茵河西岸担任主攻，并竭尽全力支援蒙哥马利渡过了莱茵河。如今事过境迁，在基本战略不变的情况下，可以把主攻转向中部。于是决定：由布雷德利指挥第12集团军群所辖3个集团军，在中路担任主攻，穿越德国中部，直抵易北河畔，同苏军会师；蒙哥马利指挥第21集团军群所辖2个集团军，掩护中央主攻部队的北翼，并向北推进，占领德国北部沿海港口，直抵丹麦边境；德弗斯指挥第6集团军群所辖2个集团军，保护中央主攻力量的南翼，向东南推进直抵奥地利。很明显，这种中央突击两翼保护的全面进攻，正是“宽大正面”战略的继续。艾森豪威尔还要在北起北海、南达多瑙河的广阔战线上，再发动一次“卷席式进军”来结束欧洲战争。不让蒙哥马利从北路发动主攻，就意味着柏林不是由盟军去攻打，而留给苏军去攻克。这是艾森豪威尔战略抉择的关键，也是战争末期英美双方战略争论的焦点。

当时，盟国的情报机构报告说，希特勒及纳粹政府可能将在阿尔卑斯山地区建立“民族堡垒”以便进行游击战而负隅顽抗。盟军在空中和地面的侦察也表明德国政府有南撤迹象。艾森豪威尔认为，建立“民族堡垒”和进行游击战是纳粹“拖延时间延长抵抗的唯一机会”，^[1]会推迟把美军从欧洲调往太平洋的时间。另外，盟军最高统帅部还担心，在挪威还驻着相当一部分德军，如果希特勒不将其撤回德国，反而命令荷兰和德国北部的德军撤到挪威，形成另一个堡垒，届时盟军再消灭挪威深山里的纳粹则非易事。所以，必须在南北“堡垒”建立之前占领整个德国领土，“根除和消灭每一支残存的军事力量，直到德国不存在有组织的部队进行抵抗为止”。^[2]基于上述考虑，需要按“宽大正面”战略，盟军主力向东穿过德国中部，将第三帝国分割为二，从而阻止德国军政首脑机关向南部转移。同时向东南进攻阿尔卑斯山，摧毁“民族堡垒”，向北推进封锁丹麦。这样一来，就将柏林置于无足轻重的地位了。艾森豪威尔说：“柏林这块地方只不过是一个地理上的概念，而这从来是不能引起我的兴趣的。我的目的是摧毁敌人的军事力量和它的抵抗能力。”^[3]丘吉尔的认识和主张与艾森豪威尔截然相反。他认为，柏林具有重要的政治军事价值，“是德国最有意义的一个地点”，^[4]一旦攻占了柏林，就会使德国残余的武装力量失去信心而瓦解投降，是德国战败的最高信号。

人们自然会问，西线盟军能否抢在苏军之前拿下柏林呢？从1945年3月的军事形势来看，东线苏军从1月22日至2月24日的6个星期内，大军所向披靡，以秋风扫落叶之势向前推进300英里，到达离柏林33英里的奥得河休整待命。苏军攻打柏林已非难事。而西线盟军重兵还在莱因河边，先头部队离柏林还有250英里，中间还隔着雄伟的哈尔茨山脉和滔滔的易北河，不利于机动作战。盟军在向柏林的赛跑中，已经落在后面了。这也是艾森豪威尔决定不去攻打柏林的原因之一。但是，落在后面并不等于根本没有先入柏林的可能。古往今来，在人们认为不可能取胜的时间空间里出奇制胜的战例是不胜枚举的。问题是艾森豪威尔不愿付出巨大代价创造奇迹。4月11日，美国辛普森第9集团军50万人马到达易北河，先头部队未经苦战就一跃跨到东岸。易北河距离柏林50英里，苏军还在奥得河，两河之间就是柏林，两地距离差不多。德国守军集中在东线抵御苏军的攻势，柏林西面几乎没有防御。辛普森说他率领的部队能在24小时内抵达柏林，恳请一试，并着手制订攻打柏林的计划。^[5]布雷德利说：“那个时候，假使我们认为攻取柏林所花的代价是值得的，则我们也许已经攻入柏林。朱可夫还没有渡过奥得河，而柏林现在就差不多在我们部队的中途上。”^[6]但艾森豪威尔几次严令辛普森不得向前推进。艾森豪威尔一直避开政治理由，坚持以“纯军事考虑”解释他的抉择。作为当时战略争论的一方和面对后来的种种责难，我们可以理解他的辩解理由。但在这种关头很难把政治因素和军事因素截然割裂开来。任何重大军事战略决策必须建立在政略考虑的基础之上，必然会产生政治后果。艾森豪威尔关于“柏林问题”的抉择，军事考虑的因素固然是重要的，但只有剖析军事背后的政治实质性问题，把战略和政略有机地联系起来考察，才能彻底解开这一问题的秘蕴，从而得出更为切合历史实际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