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那么，怎样避免同苏联发生冲突？首先要谨慎有序地解决好随着胜利而来的同苏军会师的问题，防止两军之间发生误会和冲突。早在2月初，艾森豪威尔就和属下，时任第12集团军群司令的布雷德利讨论了这个问题。两人一致认为，盟军同苏军应该有一条明确的军事分界线。盟军最高统帅部参谋长比德尔·史密斯回忆说：“为了便于两军识别和有利于合作，我们希望沿着一个容易识别、有地理特征的地方实现会师，易北河幸运地满足了这个目的。”[13]从那时起，艾森豪威尔就计划以易北河为军事分界线，将其作为西线盟军东进的最佳终点。这里距离柏林还有50英里。
其次是按照雅尔塔会议的安排处理好军事分界线和占领区的关系。盟国对德国的占领，已由雅尔塔首脑会议做了具体安排。胜利之后，被占领的德国将分为四个占领区。每个占领区分别由美、苏、英、法四国实施行政管理。苏占区将包括直到易北河以西90英里范围的德国东部。柏林在苏占区，亦将划分四个区，分别由四国实施行政管理。艾森豪威尔说：“我早已知道盟国有关战后对德占领区的政治协议。协议给英美规定的南北线，是从丹麦半岛东面底部的卢贝克附近开始，大致往南到埃森纳赫，再往南到奥地利边境。”[14]盟军进抵易北河，即已进入苏占区90英里。但占领区的划分“并不影响我们最后战胜这个国家的军事计划”，艾森豪威尔主张盟军和苏军都可以不受占领区分界线的限制继续前进，直到会合为止，然后按雅尔塔的政治协议，“各个国家的部队可以集中在他们本国的占领区内”。[15]这样既有利于迅速消灭故人，又严格遵守了雅尔塔协议，在军事和政治方面确有两全其美之功效。
第三，柏林由苏军去攻打为宜。德黑兰会议之后，赋予艾森豪威尔的使命是集中力量进攻德国，与苏联军队一起向德国心脏地区进攻。雅尔塔会议之后，联合参谋长委员会授权艾森豪威尔就“纯粹有关军事方面的事件”可以与苏军最高统帅部直接接触，以期获得战术上的协调，尤其是当两方面将要会师的时候。雅尔塔会议之后，东西方盟国的政治合作与军事配合正在达到高潮，艾森豪威尔理由充分地相信，盟国之间的合作和欧洲战场的配合仍在继续，甚至还在加强。史密斯参谋长回忆说：“当时在东西方的参战国存在着友好气氛。违反已达成的协议，就会被我们的人民，也被俄国人看作是严重的失信。”[16]如果要信守雅尔塔会议的安排，即西方盟军攻占了柏林，最后还要撤出苏占区，共管柏林。如果西方盟军试图夺取柏林而不让苏军进入，或者未征得苏联同意而把军队留在那里，就是违背雅尔塔的政治协议，它不符合美国的对苏政策。布雷德利还对艾森豪威尔说：攻占柏林要伤亡10万人，这是“以高昂的代价去沽名钓誉。尤其是我们必须退出而让别人去接管”。[17]如此算来，盟军攻占柏林既无必要，也不合算。可以说，艾森豪威尔关于不去攻打柏林的抉择，是军事因素和政治因素相结合的产物。
有比较才能有鉴别。丘吉尔在“柏林问题”上的立场，同艾森豪威尔相比的确是南辕北辙，大相径庭。此时英国的对苏政策应该说合作还占主要地位，但矛盾分歧的方面却在迅速加强，由恐惧提防向敌视对抗迅猛发展。虽然苏联暂时还是英国的盟国，但丘吉尔对苏联囊括东欧，虎视中欧，成为欧洲大陆无与匹敌的军事强国十分担忧，对苏军向西推进视如“洪水猛兽”。[18]他认为，德国行将战败，结成联盟关系的唯一基础马上就要消失，苏联同西方盟国的关系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双方都竭力争取在对自己有利的地方把战争停下来。所以，战争越是临近结束，就越要考虑政治因素。为此，丘吉尔总结出了几个“在战略和政策上有决定意义的问题”：第一，苏联已变成自由世界的一个致命的危险；第二，西方应立即为阻止苏联向前推进建立一条新阵线；第三，欧洲这条新阵线应该尽可能深入到东方，和俄国人握手的地方越深入东方越好；第四，柏林应该是英美盟军首要的目标；第五，美军进入布拉格将有很大意义；第六，西方大国在奥地利的权益至少应处于同苏联平等的地位；第七，在美军从欧洲撤退以及西方世界收起他们的作战机器以前，就同苏联摊牌谈判，以便在波兰问题、德国占领区问题、奥地利问题、捷克斯洛伐克和巴尔干国家问题上使西方国家取得满意的结果。[19]显而易见，丘吉尔“把维护英国在欧洲的地位放在和平之上”，[20]把雅尔塔会议的安排置之脑后了。为了使英国能执欧洲之牛耳，必须限制苏联势力的扩展，拒苏联于中欧之外。抢先占领柏林，并占领一部分苏占区作为同苏联讨价还价的筹码，迫使苏联让步，就欧洲问题达成有利于英国的解决办法。丘吉尔为此费尽了心机，但艾森豪威尔的抉择同罗斯福政府的对苏政策并行不悖，所以得到了罗斯福和马歇尔的赞同与支持。从欧洲战场东西两线围歼德国法西斯的整体战略态势来看，艾森豪威尔的抉择有利于盟军和苏军的军事合作，是德黑兰会议以来盟国军事合作的继续和发展，也是这一合作达到高潮的重要体现。它对美英苏三国联合作战，早日结束欧洲战争起了积极作用。3月28日，艾森豪威尔向斯大林写信通报自己的决定并征求意见，希望在攻击的方向及具体安排方面与苏军尽可能地协调一致。斯大林立即做出积极反应，指出双方的计划完全一致，并通报了苏军的作战计划。[21]于是苏军和西方盟军在德国境内出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为密切直接的协调行动，双方在德国东西部既分兵作战，又互相配合。经过40天时间就取得了对德战争的最后胜利。如史密斯所说：“这第六个也是最高统帅最后的一个重大决策确保了西线希特勒军队的覆灭。”[22]打败法西斯，建立世界和平，是反法西斯盟国乃至世界人民的共同愿望。德国法西斯的灭亡已成定局，但和平能否建立，如何建立，并不一定随着胜利的到来迎刃而解。在当时，和平的缔造无疑主要取决于强国之间的协调合作。没有苏联的合作，很难设想能安排战后新秩序，建立起世界和平。如果按英国的企图，在中欧不惜代价相互抢占势力范围，“在俄国人之前，占领欧洲的某些政治中心，尤其是维也纳、布拉格和柏林”，[23]势必恶化盟国之间的合作关系，制造相互敌视或不信任的气氛，那将促使战争末期的柏林问题成为大联盟的结束和“冷战”的开始。相反，艾森豪威尔的抉择表现了同苏联继续合作的诚意。1945年4月25日，出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过程中富有象征意义的事件，在反希特勒德国的战争获得最后胜利的排炮齐鸣声中，美军与苏军在易北河会师，联合国制宪大会在旧金山开幕。这两个偶然巧合的历史事件充分反映了经过一场残酷的世界战争之后，人类创造一个和平与合作新时代的正当要求。艾森豪威尔的抉择符合人们对未来和平的理想愿景和国际社会的普遍要求，是值得肯定的。
综上所述，艾森豪威尔关于“柏林问题”的抉择是考虑军事因素的产物，是“宽大正面”战略的继续，也是权衡政治后果的产物，是美国战时政略在欧洲战场的一种具体反映，是战略和政略相结合的决策。这一决策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它无疑释放出了同苏联共同对敌继续合作的信号和诚意，有利于争取苏联在其他问题上同美国合作，从而争取把苏联尽量纳入美国的全球战略轨道，为实现美国的长远军事政治利益创造有利条件；它使丘吉尔力图遏制苏联，把苏联拒之中欧门外的希望落空。当然，它在客观上确认了苏联势力范围的扩大，苏联的军事政治势力扩及易北河成了不容置疑的事实；它还对中欧和北欧被解放国家的政治去向起了重大影响。总之，它关系到战胜国如何结束战争，如何分享胜利果实；关系到如何缔造战后和平，如何构建战后国际秩序；特别是它给战后欧洲的政治格局打上了深刻的烙印。这正是战后“冷战”年代西方一些人指责艾森豪威尔的原因，这可能是艾森豪威尔始料不及的。如果我们从反法西斯战争的共同利益出发，从世界反法西斯联盟战时团结战后继续合作的愿望出发，不难看出，艾森豪威尔的抉择在军事和政治方面均具有积极意义。尽管它是美国战略与政略的产物，但它同当时世界人民赢得战争、坚持合作、缔造和平的进步事业并无冲突，不失为明智之举。
【注释】
[1]Dwight D.Eisenhower，Eisenhower’s Owe Story of the War，the Complete Report by the Supreme Commander，General Dwight D.Eisenhower on the War in Europe from the Day of Invasion to the Day of Victory，New York:Atlantic Litchfield Publishing Company，1946，p.103.
[2]Walter Bedell Smith，Eisenhower’s Six Great Decisions，Europe 1944-1945，New York，London，Toronto:Longmans，Green and Co.，p.182.
[3]约翰·托兰：《最后一百天》，诸葛仓麟译，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448页。
[4]温斯顿·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卷6，吴万沈等译，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第681页。
[5]Stephen E.Ambrose，Eisenhower and Berlin 1945，the Decision to Halt at the Elbe，New York：Norton＆Company，Inc.，p.92.
[6]Omar N.Bradley，A soldier’s Story，New York：Henry Holt and Company；Inc.1st edition，1951，p.537.
[7]1975年，世界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会召开了政略与战略学术研讨会，与会代表分别来自苏、美、英、德等国研究二战史及有关问题的学者和专家，第一次将政略和战略问题在国际会上展开讨论。从这次讨论会发表的论文来看，他们都以各个国家作为研究对象，明确提出战略为政略服务。这次会议的讨论，为二战史的研究开拓了新途径、新领域。（详见张继平：《历史的反思——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政略与战略》，时事出版社，1990年版，第196-199页。）
[8]关在汉编：《罗斯福选集》，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454页。
[9]R.E.舍伍德：《罗斯福与霍普金斯》（下），福建师范大学外语系编译室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388页。
[10]R.E.舍伍德：《罗斯福与霍普金斯》（下），福建师范大学外语系编译室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388页。
[11]Charles Bohlen，Witness to History 1929-1969，New York：Norton＆Company，Inc.，p.180.
[12]Forrest·C.Pogue，United States Army in World War II，The European Theater of Operations，The Supreme Command，Washington，D.C.：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54，p.461.
[13]Walter Bedell Smith，Eisenhower’s Six Great Decisions，Europe 1944-1945，New York，London，Toronto：Longmans，Green and Co.，p.185.
[14]德怀特·艾森豪威尔：《远征陆欧》，樊迪译，三联书店，1975年版，第436页。
[15]德怀特·艾森豪威尔：《远征陆欧》，樊迪译，三联书店，1975年版，第437页。
[16]Walter Bedell Smith，Eisenhower’s Six Great Decisions，Europe 1944-1945，New York，London，Toronto：Longmans，Green and Co.，p.222.
[17]Omar N.Bradley，A soldier’s Story，New York：Henry Holt and Company；Inc.1st edition，1951，p.535.
[18]按丘吉尔的私人医生莫兰勋爵的说法，丘吉尔的心态当时处“在斯大林的幻影之下”，考虑问题时，对苏军的胜利战果忧心忡忡。1944年8月4日，当莫兰医生用美英盟军在法国战场的胜利捷报安慰从病中康复的丘吉尔时，岂料丘吉尔却惊呼：“天哪！你看不见俄国人正像洪水般席卷欧洲吗？他们已经侵入波兰，现在无法阻止他们向土耳其、希腊进军了。”（见Charles Wilson，Churchill：Take from the Diaries of Lord Moran，The Struggle for Survived 1940-1965，Boston：Houghton Mifflin Company，1966，pp.171，173.）
[19]温斯顿·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卷6，吴万沈等译，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第636-686页。
[20]威廉·哈代·麦克尼亚：《美国英国和俄国——它们的合作和冲突》（下），叶佐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版，第896页。
[21]约翰·托兰：《最后一百天》，诸葛仓麟译，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424、453页。
[22]Walter Bedell Smith，Eisenhower’s Six Great Decisions，Europe 1944-1945，New York，London，Toronto：Longmans，Green and Co.，p.184.
[23]伯纳德·劳·蒙哥马利：《蒙哥马利元帅回忆录》，郑北渭、刘同舜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版，第33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