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史领域的新探索及其反思——读徐家玲教授的近作《拜占庭文明》
李家莉
【作者简介】李家莉，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
自20世纪以来，文明或文化的探讨在西方学术界蔚然成风，并对中国学人的研究趋向逐渐产生影响。中外学者的研究无外乎两种范式，一是从宏观的角度探讨某个文明圈的文明史或文化史[1]，这类著作不以民族国家作为历史研究的单元，而是对人类文明的总体演进过程做宏观的勾勒与描述，展示的是人类社会整体的或全面的文明景观。另一类则是聚焦在某个地区、某个国家的文明史或文化史[2]，这类研究大多集中在那些与现在的文明有着直接的一脉相承的亲缘关系的地区和国家，而对一些曾经兴盛、辉煌过却在现代失去了文化“血脉”的文明很少予以关注。然而，在历史上，尽管有些文明的外在形态已不存在，但其生命却转移为他类文明的组成部分，构成了新文明的主要内容和稳定形式。国内著名的拜占庭史专家徐家玲教授积数年之辛劳，在借鉴国外诸多学术成果并扒梳和考量大量史料、史实的基础上，撰著出《拜占庭文明》这一学术专著[3]。作为地域文明史领域的新探索，作者将文明发展纵向的历时性和横向的共时性相结合，不仅为我们展示拜占庭厚重的历史和文化，更为我们揭示了人类文明在互动、交融中得以丰富、延伸和更新的演进规律。
此专著最大的特点在于作者以全球史观的广阔视野，从整个欧亚非大陆历史发展的大环境中俯瞰拜占庭文明，凸现了拜占庭文明在世界文明史上的独特地位。该书共分上、中、下三篇，上篇：“帝国兴衰记”，作者宏观概述了拜占庭这个千年帝国的历史兴衰轨迹及其文明发展脉络；中篇：“国家、领土、人民”，是作者对拜占庭自然环境、人文地理、民族构成、城乡经济生活等的专题研究；下篇：“宗教、法治和社会文化”，作者从意识形态、法律制度等方面阐释了拜占庭文明对世界文明的影响。通览全书，作者将宏观的史实脉络和微观的专题研究相结合，以一种全新的结构诠释了拜占庭文明的衍生、演进、传承和特色。在资料及文献方面，作者吸收了近年来西方历史学者、文化学者、考古学者关于拜占庭文明研究的最新信息，所引外文文献达120部之多。在丰厚翔实的史料基础上，作者重新审视了国内外拜占庭问题的研究成果，既对许多权威之说做了客观的评价，又在对历史实际抽象和凝练的基础上，提出了创建性的新观点。因此，《拜占庭文明》一著无疑是一部具有相当深度和广度的学术论著，它的问世，将促进国内学术界对拜占庭历史、文化的探讨，深化对有关文明史研究之理论与方法的认识。
具体而言，这部专著的学术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全景式地展示了拜占庭文明的发展进程和特色。在该书中，作者旁征博引，以翔实的史料为基础，将拜占庭帝国的人文历史、自然环境、生产方式、法律制度等多种要素有机结合，全景式、多层面地解析了拜占庭文明。在“帝国兴衰记”篇中，作者以拜占庭历史上的兴亡嬗变为主线，将拜占庭文明衍生、演进的脉络纵向勾勒而出。以罗马皇帝迁都君士坦丁堡为时序的起点，作者将这个拜占庭帝国的千年历史划分为：从古典到中世纪帝国时代（324—565年）、中世纪希腊帝国（565—1081年）、冲突着的地中海世界（1081—1453年）三个大的历史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拜占庭文明的萌发时期，作为直接承袭古罗马传统的专制帝国，拜占庭保持了拉丁文明的优势，到查士丁尼时代基本确立了希腊化的道路。中世纪希腊帝国时期是拜占庭文明的鼎盛时期。在这期间，拜占庭在军事征服、东正教的传播方面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辉煌，农业和工商业繁荣发达，文化艺术也进入了一个黄金时代，成为“地中海世界的帝国”。第三阶段，拜占庭历经了十字军东侵的劫难后，国势如江河日下，最终奥斯曼土耳其人埋葬了这个千年帝国。在“国家、领土、人民”篇中，作者对拜占庭的自然地理、政治制度、经济生活等专题做了深度的开掘。首先，作者通过对拜占庭帝国的国土与交通、民族与人民、生产和自然资源的研究，深入分析了拜占庭帝国各地区的地理环境、交通状况、自然资源等诸要素对人们的政治经济活动和拜占庭帝国对各地区的控制能力的影响。作者认为帝国周围的地区的各种物质资源存在的情况决定了不同时期皇帝的对外政策的要点，也决定了帝国政府对付其邻国的能力以及拜占庭帝国政府组织其统治机构和养兵的基本方式。接下来，作者在“国家机器”“从行省到军区制”“城乡经济生活”三章中详细考察了拜占庭的皇权体制、官僚制度、军事战略、经济模式、内外贸易等的特色和演变，分析了以上诸要素对拜占庭长期稳定发展历史的影响。以“国控经济模式”为例，作者认为该模式保障了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中央集权官僚机构的运转和社会的等级秩序，从而也保证了帝国在长时期内的繁荣。在“宗教、法制和社会文化”篇中，作者主要从宗教、法律制度、文化教育方面阐释了拜占庭文明对西欧、斯拉夫、阿拉伯文明的深远影响，并探究了其文明衰落的深层原因。作者提出保守和传统思维模式窒息了拜占庭创造力的萌生和发展，是它长期不得发展渐趋走向衰落的一个重要原因，并得出警示后人、关照当今的历史启示。透过这些篇目章节的编排，作者颇具匠心地将史实脉络和专题研究结合在一起，整部书既浑然一体、错落有致，又独立成篇、重点突出，使读者能全景观地去认识和了解拜占庭文明。
其次，多层面、多角度地解析了拜占庭文明与古典文明和周边文明的传承、互动关系。发生于亚、欧、非三块大陆间的拜占庭文明不仅是古典与中世纪文明传承的纽带，也是东西方文明交往的桥梁，在人类文明史上具有独特的地位。作者首先通过对君士坦丁堡的城市建筑、早期拜占庭的官方语言、制度传统、宗教信仰等方面论述了拜占庭文明与古典文明间的传承关系，追述了其文明的源流。“所谓的拜占庭文明，是古典希腊罗马文明与近东文明及1世纪产生的基督教观念和罗马法制传统相结合的产物。”[4]从萌发开始，拜占庭文明就体现出旧传统和新因素、多神崇拜和基督教信仰、拉丁文化和希腊文化共存的复合文明特色。由于特殊的地缘环境，古老的拜占庭帝国一直扮演着世界上文明冲突与融合的历史角色。以拜占庭文明的发生、发展为主线，作者为我们展示了拜占庭与各民族、各种样态的文明间错综复杂的联系。蛮族入侵导致了西罗马帝国的瓦解，也促动了拜占庭帝国的兴起和希腊文化的复兴；拜占庭文明的弥散和传播，将广阔的斯拉夫地区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形成了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的东正教文化意识形态圈。正是由于各种形式联系，拜占庭受到了其他文明的冲击或渗透，直接或间接地获得了新鲜血液和营养的补充。拜占庭的皇权虽受古罗马“君权取之于民”观念的影响，但也具有东方专制皇权的特征。拜占庭常见的教堂建筑、装饰风格多来自于叙利亚、阿拉伯的影响。拜占庭的民间叙事诗《狄吉尼斯》与阿拉伯的传统故事也有渊源关系。另一方面，作者从诸多方面探究了拜占庭文明对人类文明的深远影响。《查士丁尼法典》作为罗马法的集大成者和罗马法的当然代表，它的巨大历史影响及其生命力为其他法系所不及，是罗马—拜占庭世界留给现代社会最宝贵的遗产。马其顿王朝、巴列奥洛格王朝的立法也对东欧斯拉夫民族各国、当代希腊国家的立法和司法活动产生了相当深刻的影响。拜占庭在对古典语言和文字方面的指导、古典哲学精神的阐述和古典名著的翻译等方面对西欧的文艺复兴运动做出了特殊贡献。我们由此看到拜占庭帝国虽已逝去，但拜占庭文明的许多元素，依然在新文明框架中得以“存活”和延续，成为西欧、斯拉夫、土耳其各族历史文化的重要渊源。作者始终将拜占庭置于广阔的地中海文明区域内，从整体的角度去审视、探索拜占庭文明与其他各文明之间的关系，进而在相互交错的文明系统中探究该文明与他类文明在碰撞、交融中得以延伸和更新的演进路径，这样的研究视野和方法是很值得借鉴的。
再次，对西方学者观点、理念的考辨和审视。作者在广泛关注学术前沿的基础上，对于西方研究拜占庭的中世纪学者在20—21世纪之交所提出的新观点和新理念做了客观的考辨和审视，在许多问题上都提出了颇有新意的独到见解。例如，对于“破坏圣像运动”的残酷性问题：作者提出破坏圣像运动并非是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一些西方学者之所以强调其运动规模的巨大和残酷性，是因为9世纪那些主张崇拜圣像的教会人士为夸大自身斗争的艰苦和最后的胜利，对破坏圣像运动的记载有偏见所致。关于拜占庭的罗马法传统：大多西方学者将查士丁尼的《民法大全》等五部鸿篇巨制作为罗马法的集大成者和罗马法的代表，他们认为罗马法经过6世纪的系统编纂后，就开始处于停滞、倒退状态、缺乏研究的价值。作者则认为，9—10世纪，拜占庭伊苏里亚王朝时期的立法影响极其深远广泛。《法律选编》所提出的原则，作为民法的基本原则被近代民族国家所接受。《海洋法》《士兵法》《农业法》更在欧洲中世纪生活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海洋法》的一些原则，如海上经商的保险制度、船货抵押贷款制度以及海难分摊损失的有关规定都被经营地中海和远东贸易的基督教国家的商人所接受，成为中世纪基督教国家中通行的第一部航海法典，其中许多原则都是查士丁尼时代所不具备的。因此，罗马法传统并没有随着查士丁尼时代的结束而逝去，在帝国存在的整个时期，拜占庭都在继承、发展罗马法的辉煌成果。此外，就所谓的“漫长的后古典时期”的本质和东西方教会正式分裂年代的断限，作者也提出了创见性的见解。对于史料不足的拜占庭“共治传统”和东方因素的关系、军屯制的起源等问题，作者没有给出结论，只做了启发性的点拨和理性的推断。可见，作者对每一观点的判定都非常审慎，均有翔实的资料来佐证，因此是令人信服的。
当然，任何一部出色的史学学术论著，都不可能尽善尽美地展示出多维的、动态的历史全貌，该书也概莫能外。《拜占庭文明》虽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尚有需要改进之处：作者主要从意识形态、制度文明、文化艺术方面来展示拜占庭文明，对生产技术层面的探讨显得不足。以唯物史观看来，不论任何时代、任何国家，物质文明都是整个社会文明的最根本的基础或第一基石。生产技术的指标和水平，同样也都是衡量一个时代、一个国家社会文明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准，生产技术的发展，更是历史上任何社会文明演进不可或缺的必要条件。与拜占庭的制度、文化等相比，该著作中生产技术所占比重过少。如果作者对此也能做深度的专题探讨，将使该书的内容更加厚重，其相关的诠释也会更具说服力。
《拜占庭文明》当然也引发了我们对世界文明史研究趋向的思考。长期以来，西方学者在这一领域的探讨过多地褒扬拉丁—日耳曼文明，带有明显的“西方文明中心论”或“西方文明优越论”的色彩，不重视非西方地区文明的发展与价值，甚至对同属于欧洲文明之源的拜占庭文明也多于以轻视乃至贬低。19世纪的历史学家吉本曾断言，拜占庭文明“不过是一个充满着懦弱和不幸的冗长而千篇一律的传说”。[5]进入20世纪以来，这样的文化偏见并未减弱。随着研究的逐渐拓展与深入，西方学者不得不承认中世纪时期拜占庭文明一度领先于西欧文明，并对西欧文明的发展影响巨大而深远的事实。有学者就指出，中世纪的西欧多受拜占庭文明的影响，“当日耳曼和斯拉夫等蛮族致使欧洲大部走入混乱之境时，是拜占庭人擎起不熄的文明火炬直至西欧逐渐兴起，从而保存了曾经高度发展的人类文明，因此将欧洲文明的存续归功于拜占庭帝国是毫不扩大的”。[6]拜占庭延续下来的古典文明推动了秀罗马法的复兴，特别是西欧的文艺复兴，“它最大的贡献就是保存了古典希腊文化的遗产，而这些文明正是西方人文主义的基础”。[7]然而遗憾的是，由于文化的偏见，拜占庭文明与拉丁—日耳曼文明处于极其不对称的位置，前者往往被看成后者的一个配角乃至点缀。在D.卡干等人的西方文明遗产和M.E.威斯勒等人的《西方历史的发现》[8]这样的著作中，我们甚至看不到拜占庭文明影响的印记。
为了科学地展开文明史的研究，必须克服西方学者的文化偏见。人类文明史的发展演进从来都体现了多样性与统一性的特征。人类文明多样性是世界文明史的一个基本特质，从古到今从来就没有出现过，也不可能出现一个大一统的文明类型。不同的国家和民族因所处的地域环境和所经历的历史过程的差异性，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文明单元，每一种文明都在展示自己的独特性，都在不同的路径上演进与发展。每个地域文明都因其典型性、代表性和独特性，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它们共同荟萃了人类文明史上色彩斑斓的图景。斯宾格勒曾用诗一般的语言对文明的多样性做了如下论述：“我看到的是一群伟大文化组成的戏剧，其中每一种文化都以原始的力量从它的土生土壤中勃兴起来，都在它的整个生活中坚实地和它土生土壤联系着；每一种文化都把自己的影像印在它的材料，即它的人类身上；每一种文化各有自己的观念、自己的情欲、自己的生活、愿望和感情，自己的死亡……世上不只有一种雕刻、一种绘画、一种数学、一种物理，而是有很多种，在其本质的最深处，它们是各不相同，各有生存期限、各自独立的，正和每一种植物各有不同的花、果，不同的生长与衰落方式是一样的。”[9]文明的多样性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动力与基础，正是人类多样性文明成果的不断积累丰富了人类文明的总量与内涵，为人类文明由低级到高级的不断发展输送了各种积极的文化因素和内在张力。正如有学者分析的那样，“各种文明既有自己的特点，又有许多人类共同的东西。经过长期的交流，这类共同的成分会越来越多，从而成为人类文明共同和基本的财富。世界文明的总体内容和价值，正是这种不同文明普遍性和多样性的统一”。[10]
人类文明史的总体发展都必然要在物质、精神方面经历一个从低级向高级之层次的演进过程。这是一个交相“接力”、互为传递的过程。每一个地区的文明都为这一过程做出了特有的贡献，也理应享有其特定的历史地位。这就要求我们在文明史研究的过程中，既要看到地域文明发展的独特性和多样性，也应当看到不同地域文明之间的互动性和融合性，以求实的精神、思辨的方式对各地域文明做具体而深入的“个案”考察，进而从整体的角度去审视、探索各地域文明之间的关系及其对人类文明史的影响。这些正是《拜占庭文明》一书带给我们的重要学术启示。
【注释】
[1]这类著作很多，比较著名的有阿诺德·汤因比：《历史研究》，刘北成，郭小凌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威尔·杜兰：《世界文明史》，台湾幼狮文化公司译，东方出版社，1999年版；等等。Dennis Sherman，edited，World Civilizations:Sources，Images，and Interpretations，Vols 2，Boston，Mass:Mc Graw-Hill，2006；Peter N.Stearns，Michael Adas et al.，World Civilizations：The Global Experience，New York：Harper Collins College Publishers，1996.
[2]这类著作也不少，如姚介厚：《西欧文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刘建：《印度文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等等。Jefferson Murphy，History of African civilization，New York：Crowell，1972；S.M.Ghazanfar，Islamic civilization，Lanham，Md，Scarecrow Press，2006.
[3]徐家玲：《拜占庭文明》，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4]徐家玲：《拜占庭文明》，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页。
[5]罗伯特·E.勒内：《西方文明史》，王觉非等译，中国青年出版社，2003年版，第238页。
[6]Geoffrey Barraclough，ed，Byzantium and Europe：History of European Civilization，London：Harcourt Brace＆World，1967，p.192.
[7]Geoffrey Barraclough，ed，Byzantium and Europe：History of European Civilization，p.192.
[8]Donald Kagan et al.，The Western Heritage，Vols 2，New York：Macmillan Publishing Company，1987；Merry·E.Wiesner et.al，Discovering the Western Past，Boston：Houghton Mifflin Company，1989.
[9]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上册），齐世荣等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39页。
[10]廖家福：《全球化与民族文化的多样性》，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7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