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中国对苏联的物质援助，增强了苏联的抗战实力，促使日本被迫暂时放弃“北进”计划。
众所周知，战争既是军事实力的较量，也是经济实力的较量。要赢得战争，不仅需要充足的武器供应，也需要充足的工业原料和生活必需品的贮备。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在物质上支持和援助了苏联的卫国战争。这种支持与援助，包括两个方面：
首先，中国的抗战，为英美与苏联保持了重要的战略通道。
1941年12月初，在没有卸下侵华战争的沉重负担的情况下，日本又冒险发动了太平洋战争。在战争初期，日本虽然取得了较大战果，但是由于中国人民的抗战，拖住了日本37个陆军师团的兵力。由于日本在太平洋战场仅能投入15个师团的兵力，致使其企图攻打澳大利亚，占领锡兰、印度，与德军在印度洋和中东会师的计划化为泡影。这种局面，就使从伊朗入黑海、直通苏联中心地带的交通要道保持了畅通。这条通道，对于苏联来说至为重要。当时，很多战略物资就是通过这条交通大动脉运抵苏联的。据统计，自太平洋战争爆发到1945年大战结束，英、美、加各国向苏联提供了1714万吨物资，而其中的1220万吨即是通过这条通道完成运输的。就是因为有了这条交通大动脉，英、美、苏等国才有可能在军事上相互呼应，在战略物资上对苏予以援助。
中国对苏卫国战争支持和援助的第二个方面，是向苏联提供直接的物质援助。
中国对苏联的物质援助，是根据1938年、1939年签订的三次中苏贷款协定的规定进行的，数额达2.5亿美元。虽然援助是还债性和被动式的，但从援助的品种、数量和意义上看，其作用不可低估。
当时，中国向苏联提供的矿产品和农牧产品共计14种，其中包括矿产品和农副产品，锑、锡、锌、镍、钨，茶叶、皮革、丝绸、棉花、树脂、红铜、药材和毛皮等均在其列。
我们知道，钨、锑、锡、镍等矿产品，均属于战略物资，是兵器工业不可缺少的原料。钨是最难熔的金属，硬度高，延性强，常温之下不受空气侵蚀，不和盐酸、硫酸发生化学反应，主要用于高速切削合金钢、光学仪器、电学仪器等器械或器具的制造。各国备战，争相购贮钨砂。中国钨砂储量、品位和产量均居世界首位。抗战开始后，中国同时向德、苏两国出口钨砂，以换取军火。1939年，中国停止向德出口，专门供应美、苏两国。据统计，1941—1945年，德国从西班牙、葡萄牙及南美进口的钨仅有5000余吨。同期，中国供应苏联的钨高达19300吨，是德国进口量的三倍多。
在争夺钨战中失利之后，由于钨的缺乏，德国就不得不在某些方面，如反坦克弹药中的碳化钨芯，以及除了用于军事工业以外的金属铁削刀具放弃钨的使用，也不得不在其他方面如碳素刀具的刀尖大量减少钨的使用。[26]与德国相反，苏联军火工业从中国获得了多种稀有矿产品，用以提高飞机、坦克、大炮等武器的产量与质量。据统计，在矿产品方面，从1937—1945年，中国向苏联提供钨砂31177吨，锑20592吨，锡13262吨，汞560吨，锌600吨，铋28吨。[27]
中国的上述矿产品的提供，有力地支持了苏联军火工业的发展。在卫国战争时期，苏联是世界第二大军火生产国，对战略原料的需求量极大。由于它能及时地得到中国的上述矿产品的供应，这就保证了其军火生产所需，而这对最终战胜德国意义重大。
从农副产品方面说，中国的及时供应，意义也非同一般。卫国战争初期的失利，使苏联丧失了大片领土和47％的耕地，其轻工原料和生活资料严重短缺。向危难中的苏联人民及时提供生活所需，也是对他们抗战的有力支持。据统计，仅1942年10月以前，中国向苏联即提供了572.8165万张各类毛皮、21649吨羊毛和驼毛；1935—1945年，中国向苏出口桐油8868吨、羊毛14300吨、生丝309吨、猪鬃885吨、茶叶30293吨、生皮革22324张，以及价值270万卢布的毛皮，360万卢布的毛皮原料。此外，中国还通过地方贸易，从新疆向苏联出口了350多万只羊、1039万张羊皮、29413吨羊毛和其他农副产品。[28]在那个战争年代，中国向苏联提供数量如此巨大、品种如此众多的生活资料，对苏联渡过难关，取得战争的胜利至关重要。[29]
综上所述，中国战场的抗日斗争，与苏联卫国战争和日本的“北进”战略有着多方面的关系。中国战场，为苏联提供了多方面的援助，增强了苏联的实力，为苏联加强其远东防御提供了有利条件。更为重要的是，牵制了日本“北进”的步伐，遏止了日本“北进”战略的实施，迫使日本最终废弃“北进”计划。
【注释】
[1]“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关东军司令官菱刈隆就在一次会议上说：“对满蒙问题作根本性的解决，实乃完成帝国崇高使命之第一步。”王斯德：《中国抗日战争与世界主要大国的战略演变》，载《社会科学战线》1985年第3期，第165页。
[2]极东军事裁判所言语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群众出版社，1986年版，第150页。
[3]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下册），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609-610页。
[4]拉金斯基罗森布立：《日本首要战犯的国际审判》，世界知识出版社，1955年版，第278页。
[5]卡比察：《1931—1945年的中苏关系》，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第26-28页。
[6]林三郎：《关东军和苏联远东军》，吉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9-60页。
[7]胡德坤：《中日战争史研究》，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144页。
[8]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中国抗日战争史》（上卷），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版，第160页。
[9]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中国抗日战争史》（上卷），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版，第458页。
[10]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中国抗日战争史》（上卷），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版，第480页。
[11]胡德坤：《中日战争史研究》，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144页。
[12]极东军事裁判所言语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群众出版社，1986年版，第108页。
[13]胡德坤：《中日战争史研究》，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145页。
[14]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大本營陸軍部》（第1册），朝云新闻社，1969年版，第520页。
[15]日本历史研究会编：《太平洋战争史》卷2，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12页。
[16]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中国抗日战争史》（中卷），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第407页。
[17]厉春鹏等：《诺门罕战争》（下册），吉林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第353、471页。
[18]崔可夫：《在华使命：一个军事顾问的笔记》，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第36页。
[19]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59页。
[20]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第1册），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53页。
[21]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第1册），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44页。
[22]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第2卷），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701页。
[23]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第2卷），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701-703页。
[24]刘发国：《中国抗战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贡献》，载《济宁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5年第4期，第6页。
[25]崔可夫：《在华使命：一个军事顾问的笔记》，新华通讯社，1980年版，第38页。
[26]阿诺德·托因比、维诺尼卡·M.托因比：《大战和中立国》，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版，第152页。
[27]政协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15辑），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31页。
[28]徐万民：《八年抗战时期的中苏贸易》，载《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6期，第200页。
[29]由于受盟国经济封锁，德军普遍缺乏御寒衣物。据统计，仅1941年冬季，在苏联作战的德国士兵即有十多万被冻死冻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