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政略是阶级、国家或集团在一定时期的政治总目标，以及为实现该目标所采取的政策方针和策略手段。战时的政治目标往往就是战争所追求的政治目的。战争是为政治服务的，政治对于战争来说是处于支配和指导的地位。这种支配和指导是通过政略来实现的。^[7]1945年3月，随着战争的结局日益明朗化，战争日益迅速地由军事方面为主转向以政治方面为主的阶段。反法西斯阵营内部的美、英、苏三国为使各自在战后的欧洲处于有利地位而进行最后竞争的时刻已经到来。在这重要关头，艾森豪威尔的决策既关系着对胜利果实的分享，也关系着未来欧洲政治地图的划分。美国的政治目标是以美国在战争中迅速膨胀起来的经济军事实力为基础，乘德日意被打败，英美苏战时建立联盟的机会，建立以美元为霸主，以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两大组织为纽带的国际货币体系，和以美国为主宰的联合国组织，确立美国在战后世界经济政治和国际关系中的主导地位。联合国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基石。而美国倡导成立联合国又是以坚持战时反法西斯联盟的合作并保持到战后为基础的。雅尔塔会议之后，罗斯福说：“英国、俄国、中国和合众国及盟国，代表了全世界四分之三以上的人口。只要这四个军事大国团结一致，决心维护和平，就不会出现一个侵略国再次发动世界大战的可能。”^[8]对于苏联，主要是争取与其合作，以赢得战争，缔造和平。这是美国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而采取的对苏政策方针。

英国追求的目标是维护英帝国衰落的霸权，保持在欧洲的强国地位。适应这一目标的外交方针是不让任何一个大国在战后的欧洲大陆起统治作用，以保证英国在欧洲事务中的主导地位。因此，丘吉尔极力拉拢美国共同限制苏联在欧洲的扩展。但美国要谋取自己的利益，需要顾及同苏联的合作。对于盟军是否攻占柏林的不同立场所引起的战略争论，实际就反映了英美两国在对苏政策上的差异。战时英美同苏联的关系既保持着团结和合作，又存在着矛盾与分歧。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总的说来，合作占主导地位。但就英美两国对苏政策的差异而言，在合作与矛盾共存中，英国注重于矛盾和分歧，美国侧重于团结与合作，特别是当战争进入结束阶段，面临战后和平安排的问题时，这种差异就更为明显。到1943年，随着苏军转入战略反攻，苏联的力量和地位日益提高。出于对战后世界和平的安排和美国本身利益的考虑，美国谋求同苏联充分合作的愿望日趋强烈。1943年8月第一次魁北克会议上，霍普金斯带着一份绝密的美国军事战略估计，其中写道：“俄国在欧洲的战后地位是一种占优势的地位。德国战败之后，欧洲将没有力量可与它的巨大军事力量相抗衡……上述的结论是显而易见的。因为俄国在这次战争中是决定性的因素，它必须取得一切援助，而且每一步努力都必须是为了同它搞好关系。同样，由于轴心国失败之后，它无疑将支配欧洲，这就有必要发展和保持同俄国的最友好关系。”^[9]这个估计“具有重大意义，它所表明的政策对德黑兰会议和稍后的雅尔塔会议所做出的决定都起着指导作用。”^[10]经考察可知，在德黑兰会议之前，罗斯福也曾考虑过由西方国家占领柏林的问题，并说过必须尽快地把美国军队开进柏林。德黑兰会议的进展，为美国同苏联保持“最友好的关系”展现了乐观的前景。以后，就笔者所接触到的资料，再没有看到罗斯福提出由盟军攻占柏林的问题。倒是罗斯福首先提到柏林应由苏军攻打。雅尔塔首脑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前，罗斯福告诉斯大林，他在横渡大西洋途中曾经打赌，“苏军将在美国人到达马尼拉之前到达柏林。斯大林回答说，他确信在苏军到达柏林之前，美国人就会到达马尼拉。因为奥得河战线还有艰苦的战斗”。^[11]由此可见，当时美苏首脑把苏军攻打柏林看作是自然而然的事，并不存在什么疑问。战后有人认为，罗斯福此举有点失之谨慎。其实，罗斯福在推尔塔正式讨论问题之前，首先向斯大林确认柏林由苏军攻打的目的，是为了避免斯大林产生怀疑，损害盟国之间业已达成的军事上和政治上的谅解。尤其是以此创造一个互相信任的开端和友好的气氛，以便在即将开始的正式讨论中取得新的谅解和合作。当然，关于美国对苏政策，罗斯福、军方和国务院的意见是不完全一致的。美国军方对苏联战后的地位和影响感到神经紧张者不乏其人。但总的来说，美国的军事领导人主要是希望避免同苏联的关系出现麻烦，以便顺利地完成战时的军事任务，以最快的速度和最小的牺牲结束战争。因此，一切战时的计划，必须建立在与苏联友好合作的基础上。至于美国的国务院，的确有一批外交官对苏联心存戒惧，他们对苏军向西推进的势头感到担忧，罗斯福本人的态度有时不尽相同，策略也时有变换。但就罗斯福政府的对苏政策而言，整个战争时期，合作方针一直占主导地位。所以，在德黑兰会议后，尽管美苏关系中这里有碰撞，那里有争吵，但美国军政当局仍然能从自己的最高利益出发，力图通过与苏联的合作来取得对纳粹迅速彻底的胜利，以便把军队调往太平洋对日作战，尽快打败日本军国主义，并争取斯大林支持美国安排战后世界新秩序的计划。这就要求美国在对苏关系中尽可能暂搁分歧，求同存异，保证军事配合和政治合作的实现。当然，美国的妥协与合作并非没有限度，它是想通过合作来约束苏联，把苏联限制在一系列双边和多边会谈所达成的军事政治谅解范围之内。总之，雅塔尔会议前后，盟国之间的军事政治合作达到高潮这一客观事实，艾森豪威尔在进行抉择时不能置之不顾。在“柏林问题”上，艾森豪威尔要使自己的决策符合国家的政略，同国家的政策保持一致。正如美国研究第二战场的战史专家福雷斯特·波格所说：要“避免同俄国人发生冲突”。^[12]这是艾森豪威尔进行战略抉择的政治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