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拉夫运河事件开创了一种社区环境运动的新模式。正如吉布斯所说：“拉夫运河居民为一个拥有极少权势的蓝领社区，是如何在民主体制中，利用人民的力量战胜地方权势（一个资产上亿的跨国公司以及一个不给予回应的政府）提供了一个范例。”[21]
首先，社区组织成为基层环境运动的核心。
在拉夫运河事件中，拉夫运河社区的居民与资产上亿的公司对比，处于明显的弱势地位。比起这些资产雄厚的大企业和地方政府部门，普通居民要想维护自己的利益困难重重。有时居民由于冲动，触犯了法律，反而达不到环境维权的目的。这个时候就需要一个组织，把受害人集聚在一起，将受伤害事件进行汇总，通过群体的力量，引起公众和社会的重视，从而争取公正的结果。
在拉夫运河事件中，“拉夫运河户主协会”就起到了这样的核心作用。1978年8月4日，拉夫运河户主协会成立，其范围从第93街到第103街和布法罗街道博格赫兹河，由500多个家庭组成，吉布斯被选为主席。[22]拉夫运河户主协会组织人们填写健康考察表，并将疾病信息进行分类，标记在地图上，为环境维权提供依据。同时，他们还对迁出运河社区的家庭进行追踪访问，比较其迁出前后家庭成员身体状况的变化，为争取公正的裁定提供有力的证据。
社区组织的建立还有利于增强基层民众环境斗争的目的性和科学性。在拉夫运河户主协会的第一次会议中，居民们就确立了四项目标：将拉夫运河地区所有想疏散的居民疏散并重新安顿，特别是在工程和运河修整期间；采取行动维持财产价值；恰当地修整运河；在整个地区进行空气取样和土壤及水的检测。[23]明确的目标使基层环境运动有的放矢，居民的诉求清晰，针对性强，易于为社会公众所接受并争取社会的支持。此外，作为户主协会主席的吉布斯，不仅把遭受环境污染危害的居民紧紧地聚集在拉夫运河户主协会这个组织之下，而且吸收了一些科学家、律师、医生、记者，为居民的环境维权运动提供专业帮助，从而形成了有影响力的社会力量。
其次，在合法的范围内采取多样斗争形式，争取舆论和媒体的支持。
走访、成立拉夫运河户主协会、自发地搜集居民健康数据、设置纠察、集会、游行示威、参与公开辩论、上电视节目、演讲、参加听证会等方式在拉夫运河事件中都有所运用。这些活动使拉夫运河的污染事件在更广泛的层面上为人所知，有越来越多的人站到了社区居民这边，向拉夫运河社区提供支持和帮助。
路易斯·吉布斯参加了很多电视讲话或者其他电视节目，以使全国其他地区的人们了解拉夫运河污染问题对拉夫运河社区居民造成的伤害，唤起人们的同情心，通过社会的力量给政府和污染企业施压，达到以“社会”制约权力的效果。与此同时，在吉布斯的维权运动中，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环境问题与自己的生命和健康密切相关，从而对环境保护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
在环境维权的斗争中还应充分重视新闻媒介的作用。在拉夫运河事件的最初，政府为了避免州财政的支出，对居民的诉求置若罔闻。当新闻媒体对事件进行揭露和报道后，政府推诿、懈怠，甚至恶意隐瞒，完全不顾及民众的健康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拉夫运河户主协会充分认识到了媒体的重要作用，利用一切可能来引发媒体的关注，如将棺材抬到议会门前，在母亲节发动集体游行等。路易斯·吉布斯也深深地认识到媒体是这场斗争中自己最好的朋友，她时刻关注媒体对事件的评价，与媒体保持密切的联系。[24]
媒体的积极参与，使社区组织与媒体联手，将个案事件演变为“社会化”事件。一方面，环境受害者有了一个传播信息、发表意见的公共空间，可以借助媒体平台争取社会公众的广泛支持；另一方面，他们主动利用媒体的力量来营造声势，吸引更多的人参与到环境维权运动中来，形成强大的社会舆论，迫使政府和企业采取措施来解决环境问题，满足居民的权利要求。拉夫运河事件表明，公众正是通过媒体这个平台汇集成一股不容忽视的社会力量，在环境领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再次，社区居民的环境维权要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
基层团体最有价值的资产是民众和常识。他们确实明白他们身边所见，他们知道什么不对头。他们可以看到死去的植物，闻到化学气味，尝到他们饮用水中的污秽，并且观察到疾病的增长。[25]但是，环境维权不能建立在直观认识的基础上，还需要科学的依据。
从吉布斯的走访开始，拉夫运河社区的居民就十分重视居民健康数据的收集和整理，为环境维权提供了大量的有说服力的一手资料。在同州政府和污染企业斗争的过程中，拉夫运河社区户主协会也邀请了许多环境问题专家、医生等专业人士帮助居民进行维权。
贝弗利·佩金是一名癌症研究医生，他受户主协会的委托，从1978年9月起展开针对拉夫运河社区居民健康状况的环境病理研究。作为非官方身份的“民间科学家”，他本人和他的研究面临着来自政府和企业的重重压力。纽约州卫生署一开始对他提交的调查结果不闻不问，还阻止他调阅一些基础数据和档案。他还遭到了反复的税务检查、财务审计等不公正的待遇，但他仍然秉承独立科学评议的态度进行工作，四年后提交了调查报告，以翔实的案例和资料说明了污染给社区居民身体造成的损害。[26]根据一些学者的统计，先后参与到拉夫运河事件调查研究的专业人士还有阿德琳·莱文（社会学家和布法罗分校中拉夫运河档案的创建人）、文森特·埃伯特（地理学家）、韦恩·哈德利（生物学家）、斯蒂芬·巴伦（营养学家）、泰德·斯蒂格曼（人类学家）等。[27]
最后，基层社区组织应将环境污染个案转化为公共健康危机和生态安全的社会问题。
拉夫运河事件成功地引起了社会公众的关注，并促使政府和企业最终采取措施满足了居民的权利诉求。但是，环境事件不应止步于此，它还应当借助对公共环境意识的启蒙来点燃公众的政治参与激情。路易斯·吉布斯和她的邻居们试图把这一个人问题变为社会问题，把每个家庭的问题变为集体性问题。在定义这个新的社会问题后，他们则试图用本地、区域、国家科学、政治和经济资源，来共同解决这一问题。[28]
吉布斯在《拉夫运河事件的反思》一文中写道：“对于经历过拉夫运河事件的家庭来说，这个世界完全不同了。如果你努力工作，按时付税，在选举时期按时投票，教你的孩子明辨是非，这样你就可以实现你自己的美国梦，这些以前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已经完全改变了。我们亲眼见到的民主的运作方式也已经不管用了。以前生活在这个蓝领社区的居民不得不意识到，团结的力量及其影响是支配拉夫运河行动的关键，而不是基于对市民的健康以及福利的考虑。”[29]因此，吉布斯呼吁要改变这个“重视工业利益远远超过重视公众的生存权、健康权的社会”[30]，唤醒社会公众对生态安全问题的重视，提高普通公民的环保意识，将其提高到政治斗争的高度，切实地将环境问题与生存和发展问题结合起来，推动政府层面的环境立法，从根本上保障公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